APP下载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初步定位(1978—1987)

2016-04-16王艳芝刘德军

关键词:传统建设文化

王艳芝,刘德军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初步定位(1978—1987)

王艳芝,刘德军*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978-1987年,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认知和初步定位,使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由破到立”的历史性转变。重新审视与考察这一历史过程,一方面可以系统梳理该时期党对传统文化的政策演变;另一方面,从这一认识过程中发现党对传统文化批判中继承的内在逻辑。而 1978至1987年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政策,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政策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4.17

1978-1987 年,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换,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认知和初步定位,使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由破到立”的历史性转变。重新审视与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梳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政策、归纳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政策的表现特点、总结其宝贵历史经验与启示,对于我们党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历程

(一)走出“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1],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2 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强调:“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2]17-19这次讲话解放了全国人民被十年“文革”禁锢的思想,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认知传统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9年3 月26日,中央发出总政治部的《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请示》中指出:“《纪要》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建国以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篡改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纪要》在‘破除迷信’和‘彻底革命’的旗号下,排斥一切中外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文艺的重大成就,从而彻底践踏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贬黜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推行反动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2]131-133

1979年5 月,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的《请示》,同意撤销《纪要》。此举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重生与复兴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十年“文革”倍受摧毁的中国传统文化,冲破了黑暗,正期待着黎明的到来。

(二)曙光初现:“应该把学习马列和学习文化遗产结合起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给予了新的认知,至此传统文化步入了曙光初现的春天。

1979年10 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2]228-235

这段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三层内容:一是肯定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应该学习;二是重申党对传统文化的方针;三是文艺工作者应该创造具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色的文艺。这对新时期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可以说,邓小平的“祝词”基本上确立了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基调。

1980年2 月12至13日,胡耀邦参加剧本创作座谈会,并发表了《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强调:“我国的古代文化,有非常宝贵而又值得继承的部分”,“我国幅员广阔,人口又那么多,民族有几十个,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是这么丰富多彩,历史是这么辉煌灿烂”, “我们有几千年古老的历史,有多少劳动人民斗争的故事、传说,有多少历史上的大变化、大变革,有多少英雄人物,有多少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这些人物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我们都应给予他们一定的历史评价,用来启发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历史经验”[2]325-328。胡耀邦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与宝贵,同时又号召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要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这次《讲话》,反映了党中央在新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地位、优秀性内容及其作用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重视。

1981年2 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讲究文明礼貌不仅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来有‘礼仪之邦’的称誉。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65-68《通知》的颁布 ,不仅有利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团结,更是让人们看到了新时期党中央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普及态度。

这一时期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二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三是重申了党对传统文化的“双百方针”;四是明确指出学马列要与学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学习传统文化提升到与学习马列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看来,党在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主要内容以后也基本成为党对传统文化的主要政策。

(三)艰难前行:“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十年“文革”对待传统文化荒唐可笑、愚昧至极的态度以及无法无天的个人崇拜,无论从客观现实还是从人们的主观意识上来看,在当时的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批判和清理封建传统文化的“余毒”,在“文革”后一段时间一度成了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再加之改革开放外国思潮的涌入,“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两股主流。但对二者关系的把握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1981年6 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讲到了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3]170,同时强调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化方针:“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3]170

1981年8 月8日,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讲话》主要围绕白桦发表在1979 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三期上的一个剧本《苦恋》(1980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太阳和人》)而展开讨论,由此引发了党中央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反对精神污染”,“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3]226-266。

1982年9 月1日,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次会议重点强调“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为此,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11-21。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会议虽然提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几乎没有谈及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政策,究其原因就是发扬传统文化与批判封建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度”的问题。正是对这种“度”的不好把握导致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就没有提到对传统文化的政策和态度问题。

这一时期,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比较矛盾,也影响到党对传统文化政策的发展。一方面,我党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肯定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受到传统思维习惯和认识的影响,我们又在这一时期多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污染,这种污染的来源有二,一是封建文化,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党在这一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未能形成为比较成熟的政策,还会经常出现看似相悖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相悖性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中共十二大上没有出现关于传统文化的明确政策。

(四)涅 槃新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

1985 年前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又一度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

1986年4 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计划》指出:“文物、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事业到 1990年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到700处左右。对全国重点和省级主要文物保护单位,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修缮,提高其抗灾能力。重点建设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4]461此次会议秉承了新时期党对传统文化一贯的保护和继承的政策。

1986年9 月28日,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决议》中党中央表明了新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决议》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125

这是中国共产党就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第一次使用“文明的复兴”,较之前的“古为今用”,更是彰显了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而且这一时期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成熟,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在批判历史和体现时代精神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党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至此,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政策基本就形成了。其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中国有着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二是我们应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三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党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内在逻辑及表现

1978-1987 年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便着手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其中较为突出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表现,便是党在新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弘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涌进中国的西方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冲击和“稍作停留”,使得我党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纵观这一阶段党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可知其内在逻辑就是批判与继承,在批判、继承中发扬。这一内在逻辑具体又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内容与作用的认识。

(一)党对传统文化地位的认识日益增强

与十年“文革”中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知相比较,1978-1987年期间,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认知更加趋于理性,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性作用。

党中央和邓小平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中国不同时期的国情,及时英明地调整党对传统文化的政策。“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5]邓小平借助改革的方式将传统文化融入到迎合时代潮流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大潮中,使传统文化的发展有了归宿和依靠,不断地增强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不断地增强对传统文化地位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党中央越发重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在党的文献中,党中央不断增强和强化传统文化的地位,例如,“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来有‘礼仪之邦’的称誉。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实现经济调整和社会安定而努力奋斗!”[3]65-68

党和国家领导人极为重视传统文化的建设,积极实践并不断增强对传统文化地位的认识。例如1980年7月6日,邓小平游览四川的万年寺、古功德林等,他强调“峨眉山是一个文化型的风景区,是一座宝库,要好好保护”[6]652。1983年2月9日上午,邓小平游览苏州名胜虎丘、留园等处,在游览过程中要求当地: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面貌[6]887。陈云也曾号召:“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整理古籍不仅要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要有今译;需要有一个几十年连续不断的领导班子,组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规划;对现有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7]

从官方到民间,都自主并自觉批判、保护、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不断增强对传统文化地位的认识。

(二)党对传统文化优秀性内容的认识与日俱增

列宁指出:“只有正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8]这句话实际上指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正确思路,即是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批判和改造,吸取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因素。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十年浩劫之后,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不断强化对传统文化优秀性内容的认识,丰富了党对传统文化的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9]209“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2]562“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比较少。”[9]332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上强调,必须重视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批判。而以此同时,党中央更加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优秀性内容,邓小平强调“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糟粕的界限”[9]333,这就指出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加强了对传统文化优秀性内容的认识,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内容,指出:“我们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9]90至此,党中央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性内容。“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2]231“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2]231“我国的古代文化,有非常宝贵而又值得继承的部分。近代文化也很丰富,也有很值得继承的部分。”[2]325-328党中央在新时期也肯定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艰苦奋斗”“爱国主义”等传统美德,邓小平曾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10]306“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0]3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也积极地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性内容,党中央强调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指出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要:“讲究文明礼貌不仅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3]65-68

(三)党对传统文化作用的认识逐步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逐步提高了对传统文化作用的认识,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党中央把传统文化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积极倡导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并逐步提高对传统文化作用的时代性认识。例如,党中央号召“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要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宣传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宣传党群团结、军民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思想;宣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在任何岗位上都要用科学态度紧张地进行一切工作,反对害怕困难和贪生怕死;要时刻警惕战争危险,以参加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为无上光荣。要宣传密切联系群众、同甘共苦、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教育干部关心群众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3]31-32,“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2]562。

其次,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经验。党中央指出:“我们有几千年古老的历史,有多少劳动人民斗争的故事、传说,有多少历史上的大变化、大变革,有多少英雄人物,有多少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这些人物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我们都应给予他们一定的历史评价,用来启发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历史经验。”[2]325-328“搞四化需要丰富多彩的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因此我主张报刊多介绍一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历史知识、地理知识、文学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等等。”[4]114-115“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在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落后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带来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化。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3]125

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提高对传统文化作用的理解,这符合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律,并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特征,不断地补充新生的力量,不断地增添现代的文化因子,不断地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 几点启示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强国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顺应国际形势和时代发展,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和初步定位了传统文化,及时理性地调整了对传统文化的政策,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充分发展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把传统文化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不断凸显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意蕴,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引领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对立统一。毛泽东是把继承传统文化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相结合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向全党宣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3]7邓小平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了新阶段。习近平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了更高的层次,“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科学命题的提出,更好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着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

总之,历史和现实证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两者不能偏颇。不能固化马克思主义,盲目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夜郎自大”般地固守中国文化本位论,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则非“左”即“右”,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

(三)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在批判中求发扬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立足中国现实,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恪守中国文化本位论。1978-1987年间,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形势、时代特点以及我国的国情,及时调整党对传统文化的政策,或重点批判继承,或重在传承发扬,不断地调整批判和继承之间的结合点,并不断地寻找批判和继承之间的均衡点,保证着传统文化沿着螺旋式的轨迹上升。1978-1987年,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从“破”到“立”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从而保证着传统文化沿着螺旋式的上升轨迹健康地昂扬向上发展。

1978-1987 年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形势和我国国情的不断变化,及时地调整党对传统文化的政策,并逐步提升传统文化在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战略地位,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发展和整合功能,体现了党中央对传统文化健康发展的自主性与自信心。回顾1978-1987年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和初步定位,重新审视与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政策、归纳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政策的表现特点、总结其宝贵历史经验与启示,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价值与作用的科学认识和理性评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推进了我国全面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进程。

[1]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光明日报.1978-05-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邓小平副主席文集:序[M].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199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7]陈云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9-191.

[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09.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G120

A

1004-4310(2016)04-0074-06

2016-04-0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S022);安徽省高等教育提升计划人文社科研究项目(TSSK2016B10);安徽工程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2015xd034)。

王艳芝(1979- ),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刘德军(1976-),男,安徽寿县人,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猜你喜欢

传统建设文化
以文化人 自然生成
年味里的“虎文化”
饭后“老传统”该改了
同样的新年,不同的传统
自贸区建设再出发
老传统当传承
谁远谁近?
基于IUV的4G承载网的模拟建设
《人大建设》伴我成长
口耳相传的直苴赛装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