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兵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宫廷文学及价值的再审视

张朋兵*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在中国古代，宫廷是一个特殊的权力场域与文化生存空间，这也直接导致了宫廷文学具有仪式化、政治性、偏重形式美、题材狭窄等特点。先秦时期的《雅》《颂》宗庙乐歌、西汉宫廷辞赋、南朝“宫体诗”与骈文、初唐“上官体”及晚唐“艳词”、宋代“西昆体”、明代“台阁体”等皆属于宫廷文学的范畴。然而，在历史上，宫廷文学一度被批评、否定，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今天，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它在促进新文体的形成与完善、推动文学革新与描写女性及边缘人物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宫廷；宫廷文学；回顾与反思；价值；再审视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4.11

中国古代的宫廷是伴随着特权阶层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它不只在地理区位上占据着城市的中心，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保持着绝对的统摄与核心地位。宫廷不仅是帝王及皇室成员生活起居之处，亦是国家政事决策、礼仪祭典、宴享与外交事务的发生地。在传统社会中，宫廷是一个特殊的权力场域与文化生存空间。

伴随着宫廷活动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宫廷文学，它是宫廷制度及其附属文化的反映。所谓宫廷文学，主要是由帝王本人及文学侍从、乐师及朝堂大臣创制的，用以歌功颂德、酬唱应答与间接蕴含讽谏的文学作品，它集中展示了统治阶层的政治理想、审美情趣和生活感受。宫廷文学作为宫廷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又有社会世俗化的一面。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宫廷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得不到中肯的评价。对于宫廷文学的认知，也是经常一刀切地视为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文学，与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等范畴严重对立。将政治、社会形态领域的概念强加到文学上的做法，造成了对宫廷文学“形式主义”的片面、过度解读，忽视了它本身的艺术功能与文化价值，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必然性。

今天，对于研习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而言，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宫廷文学产生的实际意义与价值，除去偏见，重新认知。因此，当前对于这一学术问题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文学特征的界定、意义与价值的再认识而言，就显得格外迫切与重要。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分而论之，如有欠妥之处，还请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一、历代宫廷文学的回顾与反思

宫廷文学常与帝王的台阁苑囿相关联，表达统治阶层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趣，时有润色鸿业之语，亦夹杂言语讽谏之意，其成员主要是皇帝宠臣与帮闲文人、文学侍从等。这一概念的界定，基本上是符合宫廷文学与文化范畴的。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先秦时期的雅、颂宗庙乐歌，西汉宫廷辞赋，南朝“宫体诗”与骈文，初唐“上官体”及晚唐艳词，宋代“西昆体”，明代“台阁体”等皆属于宫廷文学的范围。

中国古代的宫廷文学可追溯至先秦宗庙祭祀，《诗经》中的“大雅”“颂”是在宗庙仪典上演唱的，它的作者大多出自王公贵族。从演出场所和功能来看，已经和宫廷文学非常接近了。《毛诗序》说“颂”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21。而“雅”诗的内容则多关乎朝政与贵族公卿生活。前者娱乐神灵，后者歌颂朝臣贵胄，这都和宫廷文学所描述的上层生活十分相似，可以看做宫廷文学的源头。

有汉一代，大赋是最典型的宫廷文学样式。茅盾先生说：“汉赋主要是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们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2］9这种界定虽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但毕竟也表明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特殊性。汉赋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乐歌传统，一变行人之“赋”为文体之“赋”，加之汉代统一帝国的舆论需求，从而导致了作为宫廷文学的汉大赋的兴盛。然则抛开赋体本身而论，汉代中央集权意识与礼乐制度的兴废，可能才是打开汉赋为何作为典型宫廷文学大门的真正钥匙。汉初百废待兴，加之诸侯与中央矛盾激烈，甚而爆发了“七国之乱”，削藩和维稳就摆在了汉帝国面前。武帝任用郎官出身的赋家为中央集权的合理性辩护，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所反映的即是贬抑地方诸侯而维护中央朝廷。汉赋所反映的帝王宫廷苑囿之雄伟、礼仪场景之宏大、奇方异物之繁盛等等，其实都是武帝朝设封禅、行郊祀、祠太一、兴礼乐种种制度的展示，这种“粉饰太平”“润色鸿业”式的歌功颂德，也引发了汉赋结构上“欲讽反劝”的双重矛盾。而前辈后学对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肯定，也多限于体物写志、夸张排比、铺采摛文等形式技巧方面，对汉赋规范和引领一代文学的实际作用却未予以足够的发掘。

南北朝时期，特别是齐梁时代，是宫廷文学的鼎盛期。这时的宫廷文人多出于豪门贵胄或掾属侍臣。偏安一隅的政治心态和奢侈豪华的优越生活决定了宫体诗的价值取向：主要描写宫廷富贵和女性生活，多儿女情而少英雄气。继之而起的“徐庾体”进一步对宫体诗的技巧和题材进行了巩固与深化，这种趋势也一并发展到了骈文领域。由于宫廷诗对女性声色的描写，学术界向来对此持否定态度，尽管这种批评多是政治与道德伦理上的。倘若除去单纯对女性声色的描绘，多数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主要有二：一是宫廷女性生活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形态开始出现，这种描写一般是“雅”化了的审美；二是艺术技巧的革新，尤其是在声律、音韵、辞藻、对仗、用典等方面的成就，以及文学思想上的变革主张，都直接推动了唐代律体诗的定型和发展。

隋及初唐延续了齐梁宫廷诗的余波而进一步演变，隋炀帝对宫廷诗醉心不已，唐太宗更是大力提倡。上官仪创造的“上官体”是这一时期宫廷文学的代表，它“以绮错婉媚为本”［3］2743，将对仗技巧加以规范化，提出更为严格的“六对”“八对”程式，士大夫效而仿之。此外，武后时代的“文章四友”和沈、宋均承袭了齐梁遗风，在诗歌艺术上更进了一步，为唐诗的繁荣做好了形式准备。到了晚唐五代，词人李煜及侍臣纵情于宫廷安逸富贵的生活，在词中描写艳情，可以说是宫体文学的流变。历史上对六朝宫廷文学的评价一直以来都有失偏颇，今天我们在评价齐梁及唐代宫廷诗歌时，应该看到它们对近体诗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不是以偏概全，揪住婉媚绮靡的“小辫子”不放势必导致评价态度的不中肯和论述结果的不切实际。

到了宋代，宫体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西昆体”产生于宋代和平的政治环境当中，杨亿编纂的《西昆酬唱集》即是君臣唱和、相韵成歌的部分写照。其内容有宫廷故事、男女姻情与贵族生活等；艺术上崇尚辞章典故和文化素养；风格上偏重文雅绮丽，“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4］1951。其实，西昆体已经预示着宋代文学内部转化倾向的到来，它所涉及的题材也不完全是宫廷苑囿式的，其中也多有士大夫情感的伤情悲离和气质人品等，甚而还有身处盛世情怀中的规讽之意，这种复杂性和多元化正预示着上层文学的渐变与分化。

继宋代“西昆体”之后的是明代“台阁体”的兴起。由于它孕育于政治平和的现实环境，以及要符合程朱理学的文化理念，故诗文多有粉饰太平的应制、唱和之作，在表达一己之情时还要展现忠君爱国之念，抒发符合道德伦理的承平之志。其作家群体身居馆阁要位，悠游自足，没有切肤实痛之感，脱离了社会生活而缺乏实际内容，故显得呆板和乏味。清代虽然没有形成大的宫廷文学流派，但也有几位颇负盛名的台阁诗人出现，如乾隆之世的沈德潜主“格调”说，其实质是对上层文学的重新调试与进一步总结，这与汉代所谓“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念并无二致。

由以上可知，宫廷文学有时并不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流派和特定的风格，但凡有宫廷之处，几乎都有宫廷作家、作品产生，并持续发挥影响力。在我国长河漫漫的文学史当中，宫廷文学始终引领着上层文学的发展方向，并主导着整个时代的文学演进趋势，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当然不可轻觑。

二、宫廷文学的特征及表现机制

由于宫廷文学的创作主体是皇室和王公贵族，又受限于特定的存在场域——宫廷，因此是内在心理与外在环境双重因素的结果。它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宫廷文学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范式，因此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及表现机制。

首先，浓重的仪式化倾向。中国虽然没有形成与西方那样宫廷与教堂二元对应的权力生存空间，但古代的宗庙、祠堂等往往也是宫廷文化场域的部分延伸。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特别是在早期，但凡出征、盟会、射猎等活动之前都要举行占验和祭祷，以期得到祖先、神灵的庇佑，降幅于后代。在此种场合下进行的吟诵歌谣以及宴享情形下的诗文唱和等，均具有仪式示范性质。如《诗经》中的《颂》诗，多是周王朝的祭祀乐章；汉乐府中的郊庙歌辞《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它们通常由乐师谱曲，在国家祭祀仪典中配乐演唱，通常具有繁琐的程序和仪节，一般起到愉悦神灵或怡情助兴的作用。

其次，社会政治功用性。在古代，文化的传承主要依靠诗、书、礼、乐及文献典籍。通常情况下，统治阶层才是各种典章常识、礼仪制度等知识、经验的占有者，对诸种知识、经验的占有意味着拥有某种话语特权，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5］184。宫廷集团的政治身份、价值观念、文化品味、生活方式等决定了整个国家政治、文化决策的实施，同时也关系到文学艺术的兴废存亡问题。以汉代为例，由于汉初统治者多来自楚地，对故楚风物的喜好与偏爱影响了汉初文学的审美，汉武帝《大风歌》《秋风辞》，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等，有意模拟楚辞作品，在形式、内容上均与楚风接近，这种文化品味和文学风尚直接导致了汉初骚体文学的大盛。另外，宫廷赋家作品中所描述的帝国图式、宗教祀典、校猎场景等，是对现实社会中武帝定礼乐、行封禅、祠太一等繁缛礼仪的模仿和再现，这些制度和文化决策决定了汉大赋所表现的内容和题材。而这些典章仪制、礼乐活动、射猎出行，也往往应统治集团的需要而设，可以说统治阶层的好恶与兴趣，实际上才是宫廷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再次，形式上的审美性与功能上的娱乐化。上层统治者由于对国家物质文化的先天占有，故而为文学的修饰和润色提供了诸多方便。具体来说，适当的辞藻粉饰可以增加文学样式的形式美，但上层贵族对文学技巧的过度追求，诸如声律、对偶、用典等，则导致了文学形式的呆板与僵化，甚至使文学本身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有些宫廷文人过度注重诗文的形式美和音乐感，一味堆砌辞藻，讲究文采，把文学变成了装点门面和附庸风雅的娱乐工具，文学彻底沦为了文字游戏，这在历朝历代的社会文化中极为显见。以南朝骈文为例，宫廷文人间流行用典比赛，如陆澄与王俭、王摛与何宪、沈约与刘显等，他们把夸耀辞采作为展现家族优越性的重要手段，这样的例子在南朝是不胜枚举的。

对于宫廷文学本身而言，当它每每发展至朝代后期，伴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帝王宫室生活的骄奢淫逸……宫廷文学通常会走向形式的极端化，这时需要从民间文学中重新吸收养分，以打破内容与形式上的壁垒，此种矛盾与纠葛一直伴随着宫廷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最后，视野空间的封闭性和表现内容的狭窄性。由于统治者经常以宫廷苑囿为活动范围，他们的特殊身份、经历决定了视野的相对狭仄，把这种情感、经验诉诸于文学呈现，则为表现题材的狭窄和境界的狭隘。当然，这些与广阔的社会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不能映照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此类文学从根本上说缺乏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这在齐梁、南唐宫廷诗和宋明台阁体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譬如众所周知的南唐李煜词，前期多吟风弄月的抒写，视野狭小，境界纤弱，直到后期才一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境界、气格都有了显著提升。

事实上，宫廷文学的特征远不止以上几条，例如还有相对稳定性、说教化等色彩，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但从宫廷文学的产生机制与表现手法来说，主要还是受限于宫廷这个特殊的文化场域，文学内容有被形式化的倾向。究其原因，是传统皇权过于强势，政治权力依然左右着文学的发展风尚和表现视域，这种倾向充斥于宫廷文学的诸多方面。历代文人墨客从文学自身角度出发对宫廷文学做出的批评，其实就是对政治驾驭文学弊端的间接发声。

三、宫廷文学受批评的原因

历史上对宫廷文学存在非议、否定等负面评价，从唯物辩证法角度讲，它的特性正是它受到排斥与批评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认地，宫廷文学具有某些缺陷，我们提出相应的批评与反思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人们总是用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或管中窥豹的理论方法，将历史简单化处理，非此即彼，并没有看到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宫廷文学在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主要即来源于此，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获得：

第一、宫廷文学热衷于浮靡华丽的文风，过分追求形式美造成了词汇藻彩的堆积，在审美视觉上产生了疲劳，因此常受到人们的诟病。如汉大赋对辞藻极度偏爱，到了东汉，王充就曾针对它所呈现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提出批评；南朝裴子野面对当时朝野上下“身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6］576的颓废诗风进行指责，主张质朴无华的艺术作品。过度偏重形式上的音律精美、对仗工整，限制和束缚了内在情感的宣泄与抒发，不免使诗文走向了枯燥与呆滞。伴随形式美而来的是表现题材上的吟风露月，诗歌内容不免重复、单调，逐渐呈现出狭窄化的倾向，诗人的焦点集中于对女性外貌和声色的描摹上，这些偏重和喜好无疑是导致后人在评价宫廷诗文时普遍给予否定的原因。

第二、传统的儒学审美观以道德伦理为先，重道而轻文。宫廷文学倾向形式美的做法，违背了以德为先的文学传统，因此常受到儒学知识分子的攻击。在中国古代形成的传统审美观中，认为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就是美的，强行将“审美”与“审善”配套起来，这种观念其实完全不符合文艺审美规律。在正统文人眼里，宫廷诗文追求形式美，甚至带来了文以害意的严重弊端，如韩愈、柳宗元对骈文的否定和抨击，他们认为在文道关系上，过分追求形式美妨害了文以载道的意蕴表达，使文学的政治功用大打折扣，故而贬低齐梁文风。

第三、特殊的历史原因引发了对宫廷文学评价的不客观、不公允。近现代以来，由于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消化与解决，部分专家、学者站在阶级立场上，将政治上的要求转嫁到文学，简单粗暴地处理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并把反映社会内容的多寡作为衡量文学优劣的标准矢的，文学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和表现工具。事实上，这是一种扭曲、变形的文学理论观，追求形式美的宫廷文学被单另搁置，甚至排除在文学史的范畴之外，长期备受误解和否定。

其实，宫廷文学之所以备受批评，不仅有文与道、华与实的不平衡发展，也指向它背后所属的政治身份与社会阶层。宫廷文学的作者多为宫廷贵族或文学侍从，在审美标准和意趣追求上自与中下层社会有所不同，因此一般民众并不感兴趣。后世学者或评论家对此有所批评，甚至抱有成见，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常带着先入为主的传统思维来品评一种文学体式，这样会阻碍深化认识一种文学类型的可能，我们应当将宫廷文学这种类型纳入到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正确定位，透过纷烦的历史迷雾解开其文学演进的本质。

四、宫廷文学价值的再审视

尽管宫廷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时候都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决定着文坛的走向，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予其充分的认识。即使对其有肯定之处，也是概述风格特点、列举作家作品、评价得失等传统文学史的模式，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文学、文化与学术史上的价值等方面没有深入探讨。

从宫廷文学重视形式美的特征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体的形成与完备。具体而言，汉大赋和骈文的产生都与宫廷环境密不可分。汉大赋主客问答的体式可能模仿了言语侍从与外朝官员的闳辞论辩，汉赋铺采摛文、润色鸿业的特点来源于赋家为汉帝国合理性的张目与夸饰渲染［7］。宫廷侍从主观上表现统治阶层的富贵豪奢与皇室声威的举措，客观上助长了对文学辞藻、叙事等修辞技艺的追求，同时也促进了汉大赋文体的不断完备。再以南朝骈文为例，骈文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追求整饬工巧的形式美，这在句式、音韵上皆有呈现。而正是对形式美的重视，促进了骈文修辞技巧的渐次完善：一方面，南朝声韵规律的发现开拓了文学艺术的审美广度与深度，急缓低昂，上抗下坠的节奏感不仅使文学富于音乐美，而且使它脱离了文学本身而逐渐成为艺术欣赏品；另一方面，骈文重视典故、对仗的艺术性，也成为贵族文人显露才学，表现学识修养的重要途径，而这些学识修养和文艺都由门阀贵族所把持，因此宫廷文学富于贵族化倾向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中国传统的文质观念来看，宫廷文学的兴盛通常与针对它的文学革新思潮交替出现。宫廷文学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风尚往往造成物极必反的效果，这引发了文质之争、华实之辩，甚至是文学内部的此消彼长。中国传统文学审美以儒家伦理道德和纲常为要，重道轻文，对单纯倾向形式美的文学艺术比较排斥。而宫廷文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形式美的重视，尤其是在声律、辞藻、音韵等方面。宫廷文学每每发展至极端，其内部就蕴含着文学革新的种子，因此它具有启发文学变革的价值，这对于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与演进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历史上，汉赋由于过分讲求铺采摛文，挚虞认为“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8］1018。南朝宫体诗一度达到鼎盛，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9］908，从而肯定了“踵事增华”与“新变”的合理性。初唐齐梁遗风依旧盛行，陈子昂大力提倡诗歌有所兴寄，标榜风骨，对诗文领域进行了变革，拉开了唐宋诗文革新的序幕。其实这些认识和主张，都是对文发展至僵化适时做出调整的呼声，因此才以道来掣文的。中唐白居易等人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为君、为民、为情、为事而作。继之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将诗文革新推向了高潮。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批判六朝以来过度重视骈文的做法，倡导骈散自由的散文，在文道关系上提倡“文以载道”，发挥文的社会实际作用。宋代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针对的是晚唐艳词和宋初“西昆体”形式浮华的诗文弊病，强调“事信言文”和内容的现实需要。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实质上也是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因为他们反对的正是内容空虚、缺乏社会表现力的台阁诗人群体。清代公安派独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0］187，反对呆板地服从儒家诗教，对沈德潜的“神韵”说曾提出批评，其实是对文质关系的重新探讨和进一步调试。由此来看，宫廷文学在历史上不断受到抨击，焦点即在于过分注重形式需要而忽视内容表达。在文学史上两者的斗争始终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这也是文学史上聚讼难辨之处，它直接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变革，是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这一层面讲，宫廷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重大的。

从宫廷文学的表现空间来看，它的目光侧重于日常器物和宫廷女性，视野不免狭仄，但对宫廷女性以及边缘人物的重视，则是宫廷文学的特殊贡献之处。中国古代的宫廷女性处于男权社会的包围之中，社会地位不高。宫廷女性虽身披朱紫罗绮，一时受到帝王宠幸，但自身没有人生自由和选择权，是王权制度的依附，而且她们比普通女性有时面临更多的窘境和危机。首先，宫廷女性长期幽居深宫，得不到宠幸是常有之事，汉魏时代的“宫怨”类诗赋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陈皇后的宫闱幽怨之情；班婕妤的《自悼赋》叙被疏远的嫔妃黯然独伤，更有一系列吟咏婕妤的诗歌产生，后妃幽怨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题材［11］。其次，宫廷女性的命运多与政治事件紧密相连，宫廷权力争斗、两国征战交兵，宫廷女性时常沦为政治涡旋的牺牲品。汉武帝时的《戚夫人歌》《华容夫人歌》等无不是宫廷争宠内斗惨剧的写照，更有如《明君词》等“和亲”类诗歌所描写的公主远嫁异邦、美人迟暮之感的表达，说明宫廷女性逐渐被世人理解和同情，同时也引发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再次，虽然南朝宫廷乐府和宫体诗中多有对女性作为狎玩对象和女性声色的描绘，但并非全为纯粹的情欲表达，而是将视线焦点转移到了从未有过的嫔妃媵女身上并有所扩大化，宫廷女性作为一种雅化的审美对象开始得到重视。综合以上来看，对幽居宫廷永巷的女性的关注和审视，是宫廷文学的一大进步之处。同时，它也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题材，提高了描摹状物上的细腻化程度，为不长于叙事的诗歌拓宽了表现空间。

要之，宫廷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类别，它在古代文学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影响。然以往对宫廷文学的评价由于经常从内容与形式、文与道等二元维度出发，将历史简单化处理，又受到阶级立场的干扰和时代的局限，因此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其实，一种文学门类的产生，远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它既要符合历史的现实需求，又要表达上层社会的审美意趣，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我们应该深入了解宫廷文学产生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多视角、纵深度、诸层次客观辨析，深入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这样或许才是审视一种文学门类乃至整个文学艺术是非得失比较适宜的态度。

［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茅盾.夜读偶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

［3］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欧阳修.六一诗话［M］//欧阳修全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蔡丹君.西汉赋家的郎官身份对其赋作的影响［J］.文学遗产，2013（5）.

［8］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9］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0］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郭建勋.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New Examination of the Court Literature and Value in Ancient China

ZHANG Peng-b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Court was a special f ield of power and living space about culture in early China， which immediately brings court literature som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itu alization， political nature， formal beauty and narrow theme. The category of the court literature includes ancestral temple songs Ya and Song in pre-Qin periods， the court Ci Fu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Gong-Ti poetry and parallel pros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eary Shang-Guan style and the late erotic Ci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Xi-Kun poems in th e Song dynasty and the official style of th e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c ourt literature was criticized and denied in history， and has not been properly evaluated. Today we should take an objective attitude to the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new style， improvement of the literary innovation， description of the female and frontier figures.

Court； court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flection； value； re-survey

I109

A

1004-4310（2016）04-0044-06

2016-05-18

张朋兵（1989-），男，甘肃天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