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开

(湖南工业大学　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 湖南　株洲　412008)



邵阳地名源流考

(湖南工业大学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 湖南株洲412008)

摘要：邵阳历为今湖南西南要津。作为政区，历有昭陵、昭阳、邵阳、建州、南梁州、邵州、敏州、敏县、宝庆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民国置宝庆县，后复改邵阳县。县治、州府治，多治于今邵阳市区。共和国后，移邵阳县治塘渡口，终属邵阳市。

关键词：邵阳； 宝庆； 地名； 源流考释

《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属荆州。”辖十三县：有临湘(今长沙)、罗(今汩罗、湘阴)、昭陵(今邵阳)等[1](P1309)。自此后，昭陵之名记于国史、地志。

昭陵，古称昭，古水名，亦称为昭水。《汉书》：“使黄河如带，秦山如历。”《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可以拒操(曹操)者，长江也。”至《水经注》时，河流单名多改称双名。由此可推知昭水，得名于两汉时期，具体何年，当考。然而，“昭”为河流古名，得名更早。

昭，何以得名？据今邵阳市有关文史资料，相传“有西周时的召伯布政甘棠渡”[2](P280)，但终为传说。不过，历史传说，有时实有历史片断或历史影子。今邵阳地方志专家尹敬中，有考，亦为一说[3]。其实，得名“昭”与春秋战国之交，楚公子“白公胜之乱”密切相关。白公胜之乱，《左传·哀公 十六年》《国语·楚语上》《史记·楚世家》均有载，尤以《左传》甚详。

白公胜，楚废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太子建被郑人所杀，白公胜奔吴。《史记·楚世家》记：楚惠王二年(前487)，令尹子西召胜回国“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其时，巢被吴占，白公邑不在巢。《左传·十六年》记：“使处吴境为白公。”根据杜注，此为白县邑(在今河南息县)，临吴国边境(楚、吴两国交界处)。

白公胜回国后，在白县邑内，仿效中原诸侯新兴势力之举，大斗斛出，轻斤两入，争取民众，准备夺权。《淮南子·人间训》记：白公胜在白公邑“居三年”，“果为乱”。

楚惠王十年(前429年)六月，吴攻楚邑慎(今安徽颖上北)，被白公胜打败。胜以献捷为由，领兵入郢，“遂作乱”为王。旋被叶公子高(沈诸梁)打败，“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4](P1325-1334)。“其徒”，当指白公胜族人；“微之”，杜注：“微，匿也。”郭璞曰：“微，谓逃藏也。《左传》曰：‘其徒微之’。是也。”这表明白公胜自缢而死后，其族人逃藏于外。逃藏何处？国史无明载。

不过，按其时局势分析，白公胜一支族人，逃藏于今湖南慈利境内；另一支最有可能逃藏于今邵阳境内。分析如下：

其一，白公胜作乱前，约在楚惠王五年(前485年)，已秘派家臣石乞，于零水(今湖南慈利澧水)之旁，建有白公城，三年而成。[5]今白公城遗址，仍存于慈利县城东约1.5公里处，可考。共和国《慈利县志·文物胜迹》：“这城(指白公城)应筑于春秋末。”且有详载。明万历《慈利县志》，清康熙《慈利县志》皆有明载。明弘治《岳州府志·慈利县》：“白公城，在县东五里，四面有门，白胜所筑。”《大清一统志》：“慈利之白公城，周时白公胜所筑。”这恰与白公胜作乱时间相合。

白公胜族人，逃藏于今慈利白公城后，白公王室宗支，便在白公城内建祖庙。据《白氏宗源》《烈女·楚白贞姬》等文献记载：贞姬原为白公胜妃，白公胜死，族党逃入白公城，建白公王坟，至唐、宋前，历有祭祀之俗。白公胜作乱，未被楚王室追杀，是因为白公作乱时，未杀楚惠王。另外，楚昭王昭夫人(惠王母)仍在，平乱后白公族人受到昭夫人荫庇。

其二，白公胜作乱失败后，另一支族人因白公城容纳有限，只好逃藏更为偏远之地，即今湖南邵阳市邵水流域。一是白公胜“使处吴境为白公”时，于此拒吴，又击败了入楚慎之吴军，“其徒”逃藏吴境已无可能。[6](P164)二是楚昭王昭夫人为越女，而“白公之乱”刚好是针对昭夫人之子楚惠王夺权斗争，故逃藏于越国几乎不可能。三是其时楚之西北方，有巴国虎视，楚惠王已派将率兵，于两国交界关口，守关卫境，白公胜族人，不可能自投罗网。四是其时楚以大国，立于江汉、江淮间，东逐吴，北抑晋，正北灭陈为县(楚惠王十一年)驻重兵防守。[6](P166)“其徒”逃藏于北方诸侯之路被阻。五是楚惠王十二年(前477年)，巴人攻楚鄾(今湖北襄樊东北)，楚大败巴军，《左传·哀公十八年》：“故封子国(公孙宁)于析。”(今河南淅川西北)，开楚封国之先例。楚、巴春秋一代，多有争战，逃藏楚之西北向，亦不可能。于是，这一支白公族人，只得逃藏今邵水流域。

其时，今邵水流域，多为古越人及“五溪蛮”据有。“五溪蛮”多指苗、瑶及古越人后裔及土著等。春秋中期以后，楚庄王(前613—前591)大败晋国后，渐向东南开疆拓土，经略南方。今湖南境内，据文物考古发掘证实，商周至春秋中期，广泛分布越族，春秋中期后，楚墓才逐渐取代越文化墓葬。春秋中晚期，楚、越文化墓葬，有共存现象。今益阳、湘乡等地出现了楚、越器物交混随葬现象。[7]春秋晚期，楚人政治势力，大举入今湖南资水中下游。这与资水流域中下游战国早期，极少见到越墓相符。[8](P414)今湖南株洲市地下文物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9](P135)

今邵阳市所辖各县与周边县、市出土文物证实，夏商时期，与中原王朝，有商业往来。春秋时期，楚国兵器仅见铜銊，出土文物多生产、生活器具，不见楚墓。战国出土文物多兵器，共8件，兵器占6件。这说明楚国与越族，苗、瑶等土著，争战频繁。[10]这表明楚国政治军事势力，已深入今邵阳市，但未能完全掌控这一地区。这就为春秋战国之交，白公胜族人逃藏今邵阳市邵水流域，提供了条件。

白公胜族人，逃藏于今邵水流域后，何以“昭”为名？昭，古文中多指光明、明亮之意。《尔雅·释诂下》：“昭，光也。”《说文·日部》：“昭，日明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明之称。”然而，“昭”当与西周宗法制度、宗庙次序有关。据古文献载：宗庙次序，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朝南向阳，故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朝北背阳，故称穆。由此别宗族内部长幼、亲疏、远近。春秋中末之交，楚灵王围(前540—前529)，篡位自立后，对外频繁用兵，对内滥杀无辜，自己又“汰侈已甚”[11]P(248)，导致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公子弃疾立，为楚平王(前528—前516)。楚平王卒，子珍立，为楚王二世，故名楚昭王(前515—前489)。

楚昭王年幼继位，在位27年，楚国改革政治，发展生产，与民生息，东逐吴，北抑晋，以大国立于江汉、江淮之间，为楚争“战国七雄”奠定了坚实基础。[6](P162)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孔子评价：“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自此后，楚昭王得到楚国历代君臣共祭。白公胜为楚昭王之侄，其亦以此为荣。白公胜作乱后，白公族人一支，迫于生存，逃藏于今邵水流域，以楚昭王嫡亲为荣，聚族而居， 便极有可能将养育他们族裔的河流，取名“昭”，含有纪念先祖殊功之意。得名约在春秋战国之交(约前479—前480)。

约在这一时期，白公胜族人后裔，聚落成邑，成为楚国在今湖南境内邵水流域之旺族。同时，楚国政治势力，亦强力向这一地区推进，并建立军事据点。1991年《邵东县志·文物》：“战国寨(庙宇)址。灵山寺严家石山北坡距顶峰10米处，发现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予、戈等兵器20余件。严家石山为战国时期立寨为营的兵防之地。”约在战国初，白公胜族人后裔，择居在今昭水与资水(古名益水)交汇处山陵之上，聚落为城邑，故得名昭陵。陵，《诗·小雅·天保》：“如冈如陵。”《说文》：“陵，大阜也。”亦指坟墓。《广雅·释邱》：“陵，冢也。”但其本义指高大的土丘为陵。昭陵得名后，实现了由“昭”自然地名，向地域地名的转变。

昭陵，得名后，何时成为行政区划地名。按《汉书·地理志》载，汉高祖五年(前202)始置昭陵县，置县为史实。但“始置”值得商榷。

昭陵，是楚国经略两广、云贵战略要地。处沅、湘首尾，控临湘粤，资、邵(水)相汇，雪峰山峙其北，南岭雄其南，自古为湘西南边要之区。《舆地纪胜·卷五十九》记：宝庆府“东南据衡山，南接苍梧，东距洞庭，西南五岭”，“郡为湖领要冲”。清光绪《宝庆府志》亦云：“自东南通云贵之道，出于宝庆，故宝庆有资阳驿。”如此要津，春秋战国之交，可能于此建有军事城邑。约在楚悼王“吴起(？—前381)变法”时，已置县。

《后汉书·南蛮列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过去学界认为，文中“洞庭”“苍梧”非郡名。但江陵张家山《汉简》记载《狱簿》中有“苍梧”郡守；里耶秦简中，已将洞庭、苍梧、内史、巴及南并列为郡，当属秦郡无疑。由此推断，楚国“吴起变法”时(前382—前381)，已置苍梧郡、洞庭郡。其时楚郡多辖县，昭陵县可能设置，属楚苍梧郡，亦或先属楚洞庭郡后楚撤洞庭郡，改属黔中郡，县治今邵阳市区古城一带。清光绪《邵阳县志》载：秦置昭陵县，属长沙郡。这只是沿袭楚制而已。

《汉书·地理志》记，西汉初长沙国置十三县；又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第三号墓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经学者考订有八个县邑，八十余个城邑。可见西汉初，长沙国至少有21个县。长沙国设置时，郡县沿袭秦置。秦置昭陵县，极有可能。后因《史记》《汉书》及其他国史、地志无载，终被弃用。当然，楚、秦是否置昭陵县，有待出土文物证实。

以上情况，在秦汉之交是存在的。例如，今湖南攸县，张家山《奏谳书》中有《狱簿》篇，载有秦代攸县审判案例。秦置攸县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12]再如，2015年1月21日红网报道，今湘乡三眼井(市区内)发掘战国楚竹简700枚，经专家认定，三眼井遗址为楚国晚期(前250)湘乡城邑所在。还有《包山楚简》中有酃昜(阳)地名，据考位于衡阳市以东。这表明楚在战国时，已置酃昜县，治今衡阳市古城一带，秦并六国后于此城置酃县。由此可知，楚、秦于今湖南境内置县，应多于史载的数量。由于种种原因，大都湮没无记。

昭阳。《汉书·王子候表第三下》载：“昭阳侯赏，长沙刺王子。五年闰月丁酉封，四年(注：新莽天凤四年，即公元13年)免。”这表明平帝元始五年(5)，封长沙刺王子刘赏为昭阳侯。侯城位于今邵东县(1952年2月前，历属邵阳县)黄陂桥乡同意村城墙围。《嘉庆一统志》载：东汉(实为西汉末)初析昭陵县置昭阳侯国，属零陵郡。

今“西汉昭阳侯城址”，仍存大部分城址，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P482)辖境相当于今邵东及邵阳县的一部分。《尔雅》：“山南曰阳。”《玉篇·阜部》：“阳，山南水北也。”因侯城位于“昭”水之北，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故得名昭阳。王莽篡汉，侯国除，仅存9年。东汉初，以原昭阳侯国地置昭阳县，治原侯国城。昭陵县、昭阳县，为蜀昭陵郡，郡治昭陵县城(今邵阳市区古城一带)。初属蜀，后属吴。

邵陵。《晋书·地理下·荆州》：“孙晧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阳立始兴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长沙立安成郡。”《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宝鼎元年(266)正月，孙皓“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实际上是升昭陵县为郡，又置附廓邵陵县，郡、县同治邵陵县城(今邵阳市古城区)。

吴主孙晧改昭陵为邵陵，为郡为县，当与魏晋、吴局势相关。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洛阳典农中郎将马司昭(211―264)，奉帝命为征蜀将军，魏元帝甘露二年(257)又奉帝命东征吴，皆立殊功，甘露三年(258)被封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焉”[14](P22-24)。这一时期，魏国连年征战，帅老兵疲，国库空虚。为缓和国内矛盾，积蓄力量，一统天下，晋王决定与东吴讲和。于是，派东吴降将徐绍和孙彧为使节，持晋王信赴东吴交给吴主孙晧。

吴元兴元年(263)“晧既得志，粗暴骄淫，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15]P(859)，国内局势日蹇。吴甘露元年(264)三月，晧修书一封，遣使求和，称司马昭“ 以高之才，处宰相之任。”很理解司马昭之“嘉意”[15](P860)。魏咸熙元年(264)五月，司马昭病殁，其子司马炎继位相国为晋王。十二月魏主曹奂让位，司马炎即位为晋武帝，追尊其父为晋文帝。

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孙晧于吴宝鼎元年(266)，逐改昭陵为邵陵，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15](P861)。升郡置县，皆名邵陵，郡、县同治。[16](P37)

邵阳。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孙晧于吴宝鼎元年(266)，改昭阳县为邵阳县，治原址。邵阳之名，始载于国史、地方志、地名志。《水经注·资水》载：云泉水经邵阳南，县故昭阳也。清光绪《湖南通志·建置志》载：晋邵阳故城在邵陵县治东五十里，桐江北县塘，即今邵东县黄陂桥乡同意村城墙围。南朝陈废邵陵，隋迁邵阳县治于昭陵故址。[13](P38)

南朝陈并高平(今隆回、新化部分地域)、邵陵两县入邵阳，属邵陵郡。隋开皇十年(590)，废邵陵郡，并夫夷(今邵阳市区夫夷水之西)、武冈(今武冈市)、都梁(今武冈市东北)三县于邵阳县，县治迁于邵陵古址(今邵阳市区东)，属长沙郡。《元和郡县志》载：邵阳县“在邵水之阳，故名”。其时境域约相当于今邵阳市所辖诸县及新化县域。

隋初，《旧唐书·地理志》载：“隋平陈，废郡，以邵阳属潭州，寻又于邵阳置建州。武德四年，改置南梁州，贞观十年，改为邵州，皆理邵阳县。”清代《读史方舆纪要》，清光绪《湖南通志·地理四·沿革考》，皆从此说。

隋唐导致今邵阳市郡、州易名，亦有深因可寻。其主要是：隋初，诸雄并起，争夺政权。萧铣(583—621)为后梁宣帝曾孙，隋末曾任罗县(一名罗川，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617年)，巴陵(今湖南岳阳市)校尉董景珍、雷世猛起兵，推萧铣为主。萧铣五日内得兵数万，自称梁王，年号鸣凤(一作凤鸣)。次年称帝，迁都江陵，割据长江中游，有兵40万。

《新唐书·列传第十二·萧铣》记：“武德三年(620)，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为将军，欲作乱，事泄被诛。萧铣因部将张绣攻杀景珍，恃功骄蹇，又杀之。”于是大臣旧将皆疑惧，多叛梁，萧铣由此衰败。唐武德四年，唐高祖诏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顺长江南下，庐江王瑗由出襄阳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合兵图铣。宜昌、当阳、枝江、松滋等地守将，皆先献城而降，其余梁地将领，亦先后献地而降。为挽回败亡之势，萧铣于今邵阳置建州。

建，《说文》：“建，立朝律也”。徐灏注笺：“凡言建者皆朝廷之事……律法度也。”古今文中有十几种释义，本义当指“立朝律也。”因萧铣部下多不战而降，萧铣改邵陵郡为建州，当有此意。随后旋改建州为南梁州，因萧铣起兵湖湘为梁王，在时局日蹇时，想东山再起，故再有改名之举，反映了萧铣频改州县之动因。

唐武德四年(621)，萧铣降唐，被唐高祖李渊“诏斩”。贞观十年(636)，改南梁州为邵州。实为邵陵郡复置，辖邵阳县，治邵阳县城(今邵阳市城区)。天宝初改邵州为邵阳郡，乾元初又复为邵州。

敏政。五代晋天福中(936—944)，为避庙讳，改邵州为敏州，邵阳县为敏政县，治原址。

敏州、敏政县之改名，与晋天福四年楚王马希范同溪州洞蛮彭士愁争战后，立“溪州铜柱”相关。《旧五代史·世袭列传·希范》：“希范，晋天福中，授江南诸道都统，又加天策上将军。谿州洞蛮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范讨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铭于铜柱。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援后，故铸铜柱以继之。”《湘西文化大辞典》对彭士愁有详载，并云：“后晋天福四年(939)，士愁引奖州(治今芷江县西)、锦州(治今麻阳县西南)‘蛮’万余人，攻辰州、澧州，九月，楚王马希范讨伐，士愁兵败退保山寨。五年正月，士愁率部逃入奖、锦州深山，派其子交纳奖、锦、溪三州印投降。马希范命奖、溪州内迁，任士愁为溪州刺史，并铸《复溪州铜柱记》，立于溪州，以示对马氏政权恭顺，希范允许士愁本州赋租自为供赡，不抽差。”士愁于其辖境立20州，各州置刺史，各统县域，以二子分管州事，彭氏后裔世为土官，《宋史》称北江(酉水以北)彭氏。其地元至清初为保靖、永顺二宣慰司。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统，纳入全国版图。

其后，至晋天福八年(943)，楚王马希范管辖区域，南至今广西、广东全州、柳州、梧州、连州，西北至今贵州、贵阳遵义市。[17](P93)全盛时有28州、1监，直隶楚王，其中13州(含彭士愁之溪州)在今湖南境内，辖46县；桂阳掌铸铜钱，与州平级，为监。士愁归附马希范后，其时邵州地处沅湘首尾，控临黔、粤。楚王马希范，以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管辖大致相当于今湖南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县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士愁于溪州又自立20州，与马氏政权，分土守责。邵州作为大湘西南战略要地，无疑是敏感多事之地。

敏，其甲骨文字形繁复，有象飞鸟啄人眼，呈躲闪之状。至孟鼎、师整簋，其文无释。《说文》：“敏，捷也。”《诗经·小雅·甫田》：“曾也不怒，农夫克敏。”毛传：“敏，疾也。”《国语·晋语四》：“且晋公子敏而有文。”韦昭注：“敏，达也。”在中今文中有十几种释义，其本义指迅疾、灵敏之意。州，古文中州通州。《说文》：“州，水中可居曰州。”后多指地方行政区划名。《禹贡》：列有九州之名，可视为大的地域之名。后引申为行政区划名。

隋唐时改郡为州，多指高于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唐末五代时，一般州辖一县或数县。[18](P1359)敏州，可释为“敏感的行政区划地”。故马氏政权改邵州为敏州，改邵阳县为敏政县，意在提醒马氏政权主政者，应时刻提防彭氏政权攘扰，反映了马氏政权为政之忧。但事实上自马氏政权与土愁立“溪州铜柱”后，大湘西土司并无攘扰之事，使彭氏政权一统大湘西800余年，无疑对大湘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

宝庆。《宋史·理宗本纪一》记：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曾任过邵州防御使的赵昀继承皇位后，为纪念郡州曾是自己的潜藩之地，登位后“诏邵州潜藩可升为宝庆府”[19](P529)，以年号名。

宝庆，何以为名？宝，原指玉器。《广韵·晧韵》：“宝，珍宝。”《诗·大雅·崧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毛传：“宝，瑞也。”这在《公羊传·庆公六年》《山海经·叙录》《国语·鲁语上》《淮南子·说山》中，皆有记载。在甲骨文中，其字形象柜中贮贝及珏，会意为宝。古今文中有10几种释义，其本义为珍宝。隋唐后亦引申为敬词：敬称与帝王有关的事物，多指皇帝登位。韩愈《皇帝即位贺诸道状》：“伏见敕命，皇帝以闰正月三日嗣临宝位。”庆，《说文》：“庆，行贺人也。”《广雅·释言》：“庆，贺也。”《国语·鲁语下》：“固庆其喜而吊其忧。”韦昭注：“庆，犹贺也。”古文中有10余种释义，其本义指庆贺。宝庆，为喜庆之词，意为宋理宗赵昀登上帝位，举国庆贺，故谓之宝庆。

宝庆府代邵州而得名，直辖邵阳、武冈两县，历经元、明、清，邵阳县名不改，宝庆府名彰显，直至民国2年(1913)，废府，置宝庆县，属湘江道。民国十一年，直属湖南省府，民国17年(1928年)，复置邵阳县。自此后，有邵阳县、邵阳公署之谓，其区划多变，政区略改，县治一迁，归属频更。至共和国1986年1月，始撤邵阳地区置邵阳市，邵阳县终属邵阳市。[16](P37-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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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lace Name of Shaoyang

PENG Xue-kai

(Xiangdong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8, China)

Abstract：Shaoyang holds a key post in southwest Hunan. As a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t was once named Zhaoling, Zhaoyang, Shaoyang, Jianzhou, Nanliangzhou, Shaozhou, Minzhou, Minxian, Baoqing, bo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which can be traced. It was established as Baoqing Coun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was later changed back as Shaoyang County. Government of counties or prefectures we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city proper of Shaoyang today.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C, the county government was transferred to Tangdukou, subordinate to Shaoyang City.

Key words：Shaoyang; Baoqing; place nam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s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6)01—0016—06

作者简介：彭雪开(1953—)，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