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维君　王素华

(邵阳学院　中文系， 湖南　邵阳　422000)



蒋廷黻对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业改革之贡献

(邵阳学院中文系， 湖南邵阳422000)

摘要：蒋廷黻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对该校历史系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史学教研方向与方法以及育人理念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史学研究和教学风格，为清华历史专业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许多改革理念和做法对当今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蒋廷黻； 清华大学； 历史系； 改革； 贡献

1929年5月，在南开任教六年的蒋廷黻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约到清华担任历史系主任，直至1935年冬受蒋介石之聘往南京国民政府任职。蒋廷黻任职清华的六年时间里，“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1](P67)，为清华师资的发展、学生的成才和新课程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蒋廷黻来清华之时，“清华历史学系此时都尚未成熟定型，还处在建设发展的初期”[2](P23), 如他发现该校在师资队伍和课程安排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批年轻的清华职员，他们满脑袋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势必使清华没有自己的特色；还有一些被清华资助留学的教师，“他们学成回国后可以在大学开课，像美国学者在大学中一样教授英国、法国、德国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能够教授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大学中没有这门课……有一段时间，清华有三位教授都能教政治思想，他们能够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都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其结果会使“清华所教育的学生是要他们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而不是要他们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才”。“历史系也遭遇到类似的问题。留美学生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即使他们想学也无从学起。”这些学成归国任教的人，“他只能成为某一特殊时代或某一本书的专家。每个人或多或少要重复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工作”，“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正是考虑到“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3] (P127-130)，故蒋氏首先决定对历史专业的师资建设和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在师资建设方面，蒋廷黻一方面希望“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如何才有这样的“一批新人”呢？蒋氏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并“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他希冀通过此举实现“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独一无二的历史系”[3] (P130)。为此，他“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先生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奠基课程……雷先生的中国通史引起多数学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1](P68),雷的引进“不仅为清华史学系增添了一位学术中坚，更是储备了未来的行政砥柱。蒋廷黻离开清华之后，雷海宗承接了他的治系方针，继续依照‘三个并重’的思路引导史学系的近代化。”[4](P235)此外，还引进了原毕业于清华、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张荫麟等人，他们来清华时都只有30岁左右，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史学大家。二是“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教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1](P69)。蒋廷黻特别重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注重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他从历史系学生中选拔了“少数优秀青年”去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绩好，我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3](P137)。邵循正就是通过蒋廷黻力荐而成为这一计划的重要人选，他从清华毕业后被资助出国留学研究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以备将来从事蒙古史的研究和教学。邵循正加上“王信忠、张德昌皆分别资送至巴黎、东京及伦敦深造，学成后返校任教”[1](P69)，后两人分别担任中日关系、中西关系以及经济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此外，还有研究苏联史的朱谦云等人也被资助出国留学。经过蒋廷黻这种精挑细选，清华历史系储备、产生了一批从事各方面专史教学和研究的优秀教师。据曾在清华读书、任教的陈之迈回忆，到1935年蒋廷黻离开清华时，“清华历史系的主要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伯伦(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北大教授兼任)，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永贵，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噶邦福。……这个历史系的阵容堪称当时海内第一，我想是没有多少疑问的”[5](P23)。

关于课程设置，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许多大学盲目学习欧美，“不但学生所读之书，大半仍为外国课本，即使用以说明原理之例证以及教师指导学生研究之题目，亦多采自西洋”[6](P182)，同时包括清华在内的许多大学课程设置存在重理轻文、历史教学存在“西强东弱”等脱离中国实际的状况，蒋廷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他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断不能把外国的那一套模仿过来，要依据自己的民族与国家的需要而定课程，才能培养出中国栋梁之才”[7](P47)。同时，他提出：“大学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既然现代文化是复杂的，那么大学的课程也必然是繁杂的，大学应该包括各门科目，提倡各种学问，这既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只有将文法科与理工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高等教育改革才能成功，中国的现代化也才能实现。”[8](P85)为此，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不久，他一方面“提议任何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二三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史等课程了”。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教师，他答应给他们提供“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你愿意教甚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二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中西兼通的课程设置理念，准备对清华历史系的课程做重大调整。经过努力和争取，“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作法。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3](P129—130)“清华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三七年最大的异同是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7](P47)，具体表现在：一是针对过去中国史课程开设较少的情况，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中国史新课程，如《中国社会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学术史》、《中国上古史》、《晋南北朝隋史》、《宋史》、《明史》、《明代社会史》、《清史》等等，并且这些课程“都有专门学者教授和研究”[5](P22)，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二是继续重视并加强外国史、特别是中国近邻俄国和日本史的教学，开设了《西洋通史》《西洋现代史》《西洋史学史》《欧洲十九世纪史》《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欧洲海外发展史》《希腊史》《罗马史》《日本通史》《俄国通史》《俄国近代史》《英国通史》等外国史课程，使得历史系每年平均开设的约22门课程中，“中外史各占一半”，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外历史并重、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关于课程设置的改革，蒋廷黻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3](P130)陈之迈也如是评价：“这是他远大的理想，而竟能在几年中实现了大部分，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5](P23)

二

蒋廷黻到清华任职后，还发现历史系的教授及中国传统的史学家在治史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仅是工具学”[9](P336)，“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他对这种“考据式”治史方法进行了批评：“中国史学家往往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以致一个人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精力，对于版本训诂也许有所发明，但到头来对于史实本身反而没有多少知识，这根本不是学历史的正常途径。”[5](P23)他以当时在清华任教的“最伟大的汉史权威”杨树达先生为例，说“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的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对此，蒋氏认为：“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得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3](P129-130)他又以研究外交史为例，强调治史的目的：“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做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二者绝不可混合为一。你如果拿历史来做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宣传品也有其价值，或者很大的价值，但仍不能与历史同道。”[10](P118)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蒋廷黻除了在历史系的师资储备上培养、引进了“一批新人”分别研究各方面专史，在课程设置上讲究“中外并重”，尤其强调外国史和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之外，他还在以下两方面做了改革和努力：

一是注重治史方法的改革，强调“考据与综合并重”，并大力引进西方的史学观念。据早年求学清华的何炳棣回忆：“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1](P68)他既沿袭了清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的治史路数，在面对具体的史学问题时十分重视史料的鉴别考证，同时对于通史综合的热爱更显执着，“喜欢从大处着眼，旷论中外古今的兴亡得失”[4](P234)。他不仅本人带头以西方的史学理论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而且借鉴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创制了一套为研究亚洲主要地区做参考的课程，其中包括举办研究生培训班专题讲座，安排几位年轻教授从不同侧面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从而为中国史研究在范式和方法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8](P86)为了考证史料，他还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认为历史研究的规律之一就是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为此，他曾多次“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还为清华图书馆“成吨购买”一些“老衙门”弃置的“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3](P132-133)，“当时清华图书馆的书籍及史料大都是经他之手购买的。”[7](P48)他还“自费冒险赴东北考察研究”[11](P123)，利用学校假期专门到苏联和欧洲各国搜求档案材料，这既体现了他“探求真理”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为清华历史系的师生们起了一个良好的教研示范作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正是他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现代史学方法编纂出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

二是注重跨学科研究和学习，提倡“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1](P68)，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12](P265)，所以要多学外国语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等。在他看来，学生“多识一种文字就多识一个世界”，掌握多门学科知识及其方法“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做综合功夫”。[13](P23)为此，清华历史系规定，学生本科阶段的第二、第三学年，必须修满8学分的第二外国语课程，此举使许多学生毕业后都能使用3—4门外语，其学术视野远超一般水平。同时，学生必须从其他系选修部分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如国文系的中国文学史，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政治系的中国宪法史等等”[5](P23)。如1929—1930年的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等外系课程，学生须选修其中二门，学分8—12；本科第三年，上述外系课程须选修其中一门，学分4—8；本科第四年，仍可在上述课程中选修一至二门，学分0—8。又如1934—1935年的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总修学分30—38，其中他系课程须选修8—12；本科第三年总修学分30—36，其中他系课程须选修4—8；本科第四年总修学分28—32，其中他系课程须选修4—8。因为清华本科第一年的课程是不分院系共上的，也就意味着历史专业的学生在本科四年中始终与外系课程没有隔断。[14](P118-119)

上述课程的设置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蒋廷黻“从整体上培养人”的通才教育思想。另外，针对当时包括清华在内的中国许多大学普遍存在学生“听讲太多，应考太多；自修太少，与教员接触太少”，老师“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忽略帮助学生预备他们将来在社会的生活”的现象，蒋氏还明确提出要“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连”[12](P264，265)；大学生要“预备做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知识，现代人的意志，现代人的体格”[15](P404)，“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16](P305)。那么怎样才能使学生成为“现代人”，将来能够担负起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使命？蒋氏认为首先“就应在学校里面做起，……中古的意态、习惯、空气都不应有丝毫存在于学校之内”[15](P407)。他提出：“大学之大，在乎新辟知识疆域之大小；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大学生，在乎有无开辟知识疆域的能力。”[17](P157)为此，他对学生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选习功课不求多，只求有心得”，“第二、学问必须有次第”，“第三、求学切不可自欺”[15](P407)。如据何炳棣回忆，他在大二开学之前准备选修蒋廷黻主讲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重课”，但去向蒋请教时，却遭到蒋的反对，建议他大二“继续集中攻读刘先生欧洲19世纪史”这门课程，到大三再选修中国近代外交史和“大战前欧洲外交史”，并“极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这令何“感佩欣幸不已”[1](P64)。又如1932年来中国，后被蒋廷黻安排“在清华讲课”并在清华研究院学习的费正清，因为得到了蒋廷黻的各种帮助和支持，“经过一番努力挣扎之后，我成为一名教师……开始扬帆起航，驶向那学术研究的海洋”[18](P103，118)，后来成为一名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1972年，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当他又回到当年在蒋廷黻主持下发表他首次学术演讲的地方再次演讲时，他说：“首先必须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19](P216)蒋廷黻用他的育人方法，至少在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培养了不少杰出学者，“在北平仅任教六年，但建树极丰，在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尤大……其突出的弟子有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费正清、吴相湘等。这些弟子大都在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开始起步，并迅速成长”[19](P208)。

正是因为蒋廷黻的上述一系列改革，使得“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形成了清华历史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教学风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其“课程、人才、教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1](P68，72)。正如现在清华任教的蔡乐苏教授所言：“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蒋廷黻新锐颖悟的史学理念，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史学课程体系是不可能快速而又稳健地建立起来的。”[14](P120)这就是蒋廷黻对清华历史系的改革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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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Tingfu’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Major Reform of Tsinghua University

ZENG Wei-jun, WANG Su-hua

(Chinese Dept.,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While teaching in Tsinghua University, Jiang Tingfu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major by conducting a series of adjustment and reform in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setting, the direction and methods of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ideas and methods. He formed a unique style of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accord with China’s reality,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reform theories and practice which would provide important guiding value for the present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Key words：Jiang Tingfu; Tsinghua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reform; contributions

中图分类号：K8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6)01—0011—05

作者简介：曾维君(1960—)，男，湖南武冈人，邵阳学院历史学副教授。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蒋廷黻研究”(08YBA047)

收稿日期：201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