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党校（河源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广东河源517000）



试论龙川盐道在中央苏区贸易史中的地位
——以龙川小参村盐道为例

杨党校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广东河源517000）

摘要：小参村是粤北一个客家古村落，同时又是极具红色底蕴的革命老区村。土地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针对中央苏区颁布了严酷的贸易封锁，导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小参村盐道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民党的经贸封锁，对当时的中央苏区起到了经济生命线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小参村；盐道；运盐队；中央苏区；龙川

食盐作为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物质之一，是贸易中常见的商品。本文所指的盐道，并不是古代的运盐官道，而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龙川苏区运盐队群众（以小参村运盐队为代表）通过巧妙手段，把食盐运到中央苏区的盐道，是龙川苏区人民对革命重要贡献的历史见证。

一、小参村概况

小参村，位于广东龙川之北，地处粤赣交界，四面高山峻岭环绕，坐落在火星嶂、野猪嶂、金石嶂、崎山嶂、湖坑嶂五山山脉归落之处，一块形似“五马归槽”的盆地中央。小参村现隶属于细坳镇（1961年前隶属于贝岭镇），因小参村毗邻江西（定南），故有“入粤第一村”之称。

小参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宋初，小参村曾是一条连接粤赣的驿道，历代官府均在此设有驿站。据《小参简史》记载，小参村始建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距今近800年。当时，北方战事频仍，日渐式微的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风雨飘摇。为躲避战乱，在赣州通往粤北的古栈道上，挤满了南迁的中原人（客家先民）。这些客家先民拖家带口，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小参村地界，见此地五峰环绕，山清水秀，令人心旷神怡，一些人遂决定停下脚步，在此发展与传承。

起初，小参村名为小山村，定居的人主要是白姓，其余还有缪、陈、徐等姓。后来，白氏经商有道致富迁往惠州、广州等地。明万历年间，李文兴长子李维韬从龙川细坳半径中村迁至小参村，是为小参村李氏开基先祖。李维韬为县童试秀才，崇文重教，兴办私塾，供村内外小孩免费入学。令人赞叹的是，这个私塾一直延续到民国。由于崇文重教、和睦乡里，李氏人丁兴旺发达，逐渐成为小参村的主要姓氏。如今，小参村均为李姓。而小参村之所以得今名，亦同李姓相关。明崇祯年间（1636年前后），村人李世相在朝任兵部参将。清入关之时，李世相受命率兵抗击清军。最终，李世相所部在龙泉县（今江西遂川县境内）与清军激战时，因孤立无援，兵败沙场，马革裹尸。村民为纪念李世相，遂将村名改为“小参村”。李世相故居也被称为“参将祠”［1］。新中国建立后，小参村在“文革”时期曾被改名为“小三村”，2010年，民政部门又将小三村复名为小参村。

明末至民国时期，小参村一直是粤赣边境的商贸中心，与当时商贸重镇老隆、贝岭齐名，素有“头老隆，二贝岭，三小参”之称。每逢农历一、四、七日，周边几十里地的村民到小参村赶集，车水马龙，热闹繁华。那个时期，随着农贸经济的交易，南北商品的交流，自然形成了南来北往商客的落脚点、产品的集散地。小参村最繁盛的时候，有60多间商铺，盐站、客栈、烟铺、米铺、铁匠铺、缝纫店、理发店、药店、水果杂货店以及猪、牛肉行等一应俱全，每晚留宿村里的客商逾百人。

小参村虽小，但曾经也是藏龙卧虎之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小参村人坚持了20多年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不足500人的小参村，有120多人报名参加战争。不仅每家每户都有人参军，更有父子、兄弟、叔侄齐上战场的英勇壮举。村里入伍的120多人全部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湘粤赣边纵队东二支二团三营九连（后人称之为“小参连”），这在中国解放军军史上也是鲜有的现象。

总之，小参村是一个古老而极具红色革命历史的客家小山村。2014年2月21日，经河源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确认小参村为革命老区村。

二、小参村盐道的形成

中央苏区，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核心地带，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在时间和区域范畴上，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具体是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于赣南和闽西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辖有江西、福建、赣南、闽赣、粤赣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是当时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

土地革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达到消灭中共政权的目的，不但在军事上对苏区进行了五次大“围剿”，还对苏区颁布贸易禁令，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食盐、洋油等实行政府专卖，并严令凡查获私运者，以“通匪”罪论，处以极刑。1931年5 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进一步加强了对食盐的管制，严令禁止运输和私自买卖。1931 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正式成立。国民党当局旋即变本加厉，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1974）在南昌设“食盐火油管理局”，同时在赣南各县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明令对超量购买食盐、举报不力者以“资匪通敌”、“甘心赤化”论罪，妄图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公然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中共。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导致中央苏区食盐供应奇缺。加之苏区不产盐，而境内430多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要7.5万公斤以上。因此，一时间造成食盐供应奇缺，盐价奇涨，并常常有价无市。据当时苏区资料记载，一块银元在国统区可购买七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其自身重量的七钱三分。当时，苏区流行的“盐顶七钱三”，便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杀一头猪不算请客，送一把盐就算厚礼”、“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等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食盐被蒋介石集团利用来作为对付苏区共产党的“杀手锏”。

食盐维系民生、关乎国计。由于中央苏区很多群众当时长期缺盐，导致头发变白，身体浮肿，四肢无力，患上了各种疑难杂症，如缺盐症、黄肿病等，有些还失去了生命。更为严峻的是，红军指战员也因食盐得不到足够的补充，体质下降，导致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还有一些伤员因缺乏盐水代替消毒药水，伤口受到感染而过早地牺牲了性命。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盐事”俨然成了中央苏区的头等大事。盐的用量、用法和分配也迅速提升为影响苏区稳定大局的重大事务。为此，苏维埃政府因事制宜，开源节流。在节流方面，苏区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力倡食盐节约，如干群“有盐同咸，无盐同淡”、“食盐面前人人平等”等。当时，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降至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现在的重量为0.25斤。然而实际情况是，往往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据黄克诚（1902-1986）后来回忆：在苏区食盐困难时，连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当时红一军团可是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是中央苏区的重要保障。按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8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2］。在开源方面，中央苏区积极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找一些食盐的替代品。1933年11月，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调查中提到：长冈乡的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3］。也有些人以辣椒代替食盐。最主要的措施，是苏区人民大力推广土法熬盐技术，他们硬是拆掉老房子、扒掉旧窝灶，更有甚者是挖厕所、掘坟墓，以取硝土、卤水做原料来熬制提炼食用硝盐。当时，闽浙赣苏区创办的硝盐厂数量最多，达到1 335家。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赞扬了闽浙赣苏区熬盐所取得的成绩，肯定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匮乏，而进行硝盐的制造［4］。然而，硝盐并不是真正的食用盐，其主要成分是硝酸钠和亚硝酸钠，是致癌物质。长期食用硝盐，严重损害了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不少人因吃硝盐导致中毒而死。

因此，解决食盐问题，实实在在“是苏区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5］。1933年2月，为保障中央苏区军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华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应时而立，同时又相继设立了6个直属对外贸易分局和10个采办处，高度重视发展公、私营商业和群众性合作社经济，鼓励苏区民众私下交易谋生。后来，中央苏区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经过多方努力，建造了300余艘货船，并疏浚架桥，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有组织、有计划、多渠道地从白区购进食盐。是年10月16日，中央苏区利用广东军阀、素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1890-1954）与蒋介石的派系矛盾，由国家外贸总局与陈济棠签订了一份以钨砂换取食盐等紧缺物资的秘密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央苏区的食盐供给。同时，大力支持粤北、闽西等地人民群众组成的“运盐敢死队”，小参村盐道应运而生。

三、小参村盐道在中央苏区贸易史中的重要作用

在土地革命时期，小参村有100多户，五六百人口。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组成“运盐敢死队”（即地下送盐队），千方百计地把食盐偷运到赣南苏区，从而保障了中央苏区的发展。

作为龙川盐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参村盐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重要地理交通位置和独特的历史人文风貌是密切相关的。据乾隆《安远县志》记载，江西省南部各县自康熙年间改食惠盐，官盐自龙川沿东江运至贝岭，由于东江上游定南河自贝岭以上河段水流湍急，通航能力差，便由挑夫肩挑至定南县。民间有“车到小参过午天，挑盐古路尚依然”的说法。当时，从贝岭挑盐到小参村刚好需一天行程，在小参休息一晚，再继续赶路，第二天便可到江西定南。那一时期有专门从事官盐贩运的肩挑客，成群结队地将一担担食盐挑过崇山峻岭运达江西，换回当地的粮食、大豆、烟丝等土产，再一担担运回龙川。他们穿梭于赣南粤北之间，在赚取生活所需的同时，也完善了龙川的交通网络。

作为中央苏区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参村盐道还是龙川苏区及周边地区通往赣南中央苏区的重要通道之一。小参村距离定南县城约30公里，距安远县城约70公里，距寻乌县城约100公里。从1931年至1933年间，小参村运盐队一般是先与龙川贝岭盐站的李献深（小参村人，进步人士，时任国民党胡汉民师部军需处处长）取得联系，尔后到东江边的三溪口接盐，不定期购买食盐并将其存放在本村龙井屋，待时机成熟后将食盐送往赣南中央苏区。他们所走的路线（即小参村盐道路线）：贝岭——细坳——安远——信丰，然后再由信丰民众把食盐运往瑞金。其中贝岭镇（细坳镇原属贝岭镇辖区，1961年分设细坳镇）是中央苏区战略紧缺物资的重要转运地，小参村则是重要转运点。

为把食盐顺利运往赣南苏区，小参村群众把农民式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有的人把棉衣、棉裤浸泡盐水，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再晾晒成盐；有的将大毛竹的竹关节打通，灌进食盐密封好再做成竹筏，撑进苏区；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把盐放在底层，挑粪到苏区；有的化装成乞丐，在讨米袋子里装盐带到苏区；有的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把盐放在底层，装作送葬运往苏区……一句话，就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把食盐运进苏区。对此，国民党当局无奈地叹息说：“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而且他们都是地道的老百姓，还顺便做着耕作、渔牧、小贩一类事情，怎能容易识破？”［6］

在历史作用上，小参村盐道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一方面，小参村盐道彰显了群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中央苏区食盐匮乏之时，小参村民李云山、李绍文、李伟民、李炳文、李坤林、李帮文、李祥文等十几人冒着生命危险，组成“运盐敢死队”，为赣州安远红军运送食盐。后来，李炳文、李昆林被国民党围剿抓捕。他们在监牢中，虽屡受酷刑，但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拒不承认为红军运送食盐，也从未供出其它送盐人员。国民党龙川县当局在无计可施之下，便把目标转移到他们的居家龙井屋上，派人查封了村里的龙井屋，将储藏屋内的3 000多斤食盐抄缴。更为残酷的是，当局对居住在龙井屋的六七十口人进行封锁，画地为牢，断粮断水，导致屋里老人、小孩苦不堪言。围困时间长达一周，活活饿死了屋内4个小孩，令人发指。这一事件在小参村的革命斗争史上影响深远，至今还保留了龙井屋旧址。

另一方面，小参村盐道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壮大。在中央苏区遭受严酷经济封锁的年代，小参村盐道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经济生命线的保障作用。据统计，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龙川贝岭几乎天天有超过一百担的食盐从细坳（含小参村）、和平等地方，设法避开国民党关卡重重盘查运往赣南中央苏区，总共运盐达3 000吨以上。赣州市党史办原主任、党史专家凌步机认为：赣南苏区吃的食盐多数是从广东运过来的，龙川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但是却在反围剿斗争中做了重大贡献，赣南老区人民不会忘记龙川的支援，不会忘记小参村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纵深130公里的封锁网，将食盐等生活必需物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赣南苏区。

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列宁有一句名言：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于小参村而言，任岁月荏苒，祖辈们的红色革命历史尤其是以盐道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印迹，须臾不可以忘记。事实上，革命先辈们留下的革命精神与革命历史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新时代人们的一笔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完全可以成为当下实现“中国梦”共有精神家园的一种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1］凌丽.小三村——岭南客家发展史的缩影［N］.河源日报，2012-09-04（5）.

［2］黄克诚.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6.

［3］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5.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2.

［5］舒龙，谢一彪.中央苏区贸易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2.

［6］贾永，李大伟，徐壮志.封锁线上的贸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赤色贸易［EB/OL］.［2001-11-06］.http://news.xinhuanet.com/mil/con tent_102073.

（责任编辑：刘带）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Salt Road Longchua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the History of Trade: A Case Study of the Salt Road in the Village of Longchuan

YANG Dang-xiao
（Re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Heyuan Polytechnic，Heyuan 517000，Guangdong，China）

Abstract:Xiaocan village is a Hakka ancient village in Northern Guangdong，which is also a red background of the old revolutionary village.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 harsh trade embargoes to Central Soviet Area，resulting in the salt trade unprecedented tens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aocan village of Salt Road partly broke through KMT economic and trade blockade and protected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some sense.

Key words:Xiaocan village；salt road；salt transport team；Central Soviet area；Longchuan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6）03-0024-04

［收稿日期］2015-11-28

［基金项目］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项目“龙川盐道与中央苏区贸易研究”（HYSK15P12）

［作者简介］杨党校（1982-），男，江西乐平人，河源职业技术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