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洲，宋倩

（石家庄学院a.历史文化学院曰b.党政办公室袁河北石家庄050035）

五官中郎将探微

赵九洲a，宋倩b

（石家庄学院a.历史文化学院曰b.党政办公室袁河北石家庄050035）

五官中郎将在汉代是重要的郎官首脑，掌握较大职权。东汉末年五官中郎将发展到巅峰状态，成为仅次于丞相的行政首脑。曹魏以后该官职走上下坡路，汉晋间政局的若干变化对其演变有深刻的影响，最终五官中郎将被彻底废除。

五官中郎将；郎官；职掌；演变

两汉时期五官中郎将地位颇为重要，至汉末成为最显赫的官职之一，此后逐渐没落。正史对该官职的记载极为简略，而后世学者也殊少留意，笔者尚未见到专门研究的论著。研究秦汉中央官制与郎官制度的论著间或会提及五官中郎将，但挖掘深度都非常有限。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史料，对该官职进行全面考证，深入探讨该官职的基本状况、职掌、发展演变及盛衰原因等。

一、设置源起

（一）释名及其在两汉的发展

春秋时期即有关于五官的记载，《左传·昭公二九年》蔡墨答魏献子问即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1]昭公二九年可见五官是将官职设定与五行观念揉合而形成的概念。西汉时期五行观念愈发盛行，史料中“五官”的相关记载更加丰富，或笼统指代百官，或指较尊贵的某官职。

秦时郎官已分为中郎、郎中、外郎三种，而中郎地位最尊。汉武帝以后虽有变化，中郎地位仍比较高。统领中郎的首脑即为中郎将，入东汉而三署定型，五官、左、右三中郎将各统一署郎吏。[2]285-288三中郎将以五官中郎将居中，地位最高，其他两中郎将分居左右。

综上所述，地位最尊贵的中郎首脑应该就是五官中郎将初创时的含义。

《太平御览》引《汉官仪》：“五官中郎将，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属焉。”[3]卷二百四十一《北堂书钞》引《汉官仪》亦称：“五官、左、右中郎将，秦官也，秩比二千石。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4]均认定五官中郎将为秦官，但秦代史料无闻。有学者认为：“汉武帝在汉初‘三郎'的基础上，把中郎一分为三，遂又派生出议郎、侍郎两种，并相应地设置了三中郎将，即以五官中郎将统中郎，左中郎将统谒者,以右中郎将总议郎。”[5]25则五官中郎将似成熟于武帝时期。

西汉关于五官中郎将的记载并不多见，《汉书》中只有寥寥四五条，多在西汉之末及新莽时期。相关记载则大都集中在东汉以后，可见两汉之交似是五官中郎将崛起的关键时期。至迟在新莽时期，五官中郎将已成为皇帝至为倚重之官职，地位稳步上升。东汉建立后，并没有斩断这一发展脉络，而是沿着其原发展轨迹继续前进。

学者在论述两汉时期的郎官制度时，一致认为郎官有由亲近到疏远和由内朝向外朝转移的变化，[2]293-299，[5]26，[6]36-37五官中郎将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步入东汉，五官中郎将逐渐由“亲近而疏远”，但“东汉三署颇类行政人员训练所或储养所，光禄勋中郎将亦非内宫禁卫之职，惟以管理郎署为主要职务”[2]299，五官中郎将逐渐执掌了人事大权，而且常加侍中，与皇帝关系依旧极为密切。此后，权力反较西汉大大膨胀。至曹丕时，五官中郎将发展到了其巅峰状态。

（二）特点

关于五官中郎将的史料，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对其进行全面介绍的是《汉书》与《后汉书》中的三条记载。

《汉书·百官公卿表》称：“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7]卷十九上

《后汉书·百官志二》光禄勋条则又称：“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丞一人，比千石。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无员。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8]志第二十五

《后汉书·和帝纪》注引《汉官仪》：“三署谓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8]卷四

分析上面所引几条史料，可知汉代五官中郎将有以下若干特点：

其一，为光禄勋（郎中令）下辖的属官，官秩比二千石，地位高于左、右中郎将，仅次于光禄勋。史载：“（张奋）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将，转五官中郎将，迁长水校尉。”[8]卷三五严耕望也有“五官中郎将地位较尊，前汉已然”[2]291之语。

其二，常态下，下辖官职有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与五官郎中，这三种官职的人数没有明确的规定。传记中可见者，任五官中郎者只有三国吴之滕牧[9]卷五十，任五官郎中的有东汉灵帝熹平四年之冯光[8]卷九二与吴孙权时之朱据、谢承[9]卷五七，卷五十，五官侍郎无闻。特殊情形下，属官会极度膨胀，下文再详细剖析，此处不赘。

其三，五官中郎将主要管辖五官郎。五官郎在东汉是三署郎中最尊贵的一种，孝廉年五十以上才为五官郎。

其四，据《汉书》记载来看，五官中郎将可简称为五官将。有其他史料佐证，如光禄勋下辖官署分为若干部分，史称“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8]卷一一五。又汉初皇叔刘良遭人弹劾，原因是“与五官将车相逢”[8]卷二九时态度恶劣，再如正月旦朝会时“左右中郎将位东南，羽林、虎贲将位东北，五官将位中央”[8]卷九五。而《三国志》中把担任五官中郎将的曹丕称为五官将的史料非常多，不再一一列举。

二、职掌

五官中郎将的具体职掌，上文所引史料都语焉不详，这里只能结合传记史料勾勒一下其大致情况：

（一）掌人事安排之权力

身为光禄勋下属的五官中郎将起初即具有典选、调补、管理、培训郎官之职能，此职能在东汉中后期大大强化。有学者指出：“东汉郎署几乎完全成为后备官员储备、培训的处所，故东汉的三署郎官主要用来补吏，既可以补中央系统的官吏，又可以补地方郡国官员。”[5]27亦可看出五官中郎将在选官过程中的重要性。东汉前期马严任五官中郎将，“数荐达贤能，申解）结，多见纳用”[8]卷二四。汉末黄琬任五官中郎将时与光禄勋陈蕃“共典选举，不偏权富”，“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丞王畅、侍御史刁韪。韪、畅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畅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8]卷六六，卷六一围绕人事问题竟发生了一场如此大的风波，亦足见五官中郎将在人事选举方面地位之重要。建安年间，大批文人聚集在曹丕周围，除与曹家威势有关外，恐亦与曹丕直接操纵人事权不无关系。

（二）主持重要礼仪活动

1.行册封之礼

册封重大官职时，为表示隆重由五官中郎将参与或主持。史载：“拜御史大夫为丞相，左右前后将军赞，五官中郎将授印；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赞，左右郎将授印。”[10]卷二四又如邓骘出军平叛立下大功曾受到高规格的册封，史载：“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冬，征骘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8]卷一六而晋武帝欲以郑袤为司空，“遣五官中郎将国坦就第拜授”[11]卷四四，以示隆重。

册封后宫嫔妃时特定级别需由五官中郎将主持。晋人魏舒认为：“今选六宫，聘以玉帛，而旧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礼，贽重使轻。以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嫔使五官中郎将，美人、良人使谒者，于典制为弘。”[11]卷四一虽终未施行，但其所言似是两汉旧制。

2.行吊丧与追策之礼

东汉东平王刘苍去世后，朝廷派人吊问，史载：“明年正月薨……遣大鸿胪持节，五官中郎将副监丧，及将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诣东平奔丧，赐钱前一亿，布九万匹。”[8]卷四二又汉末胡广死后，葬礼也很隆重，“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8]卷四四另外可考见之五官中郎将参与的相关活动有耿恭母亲死后的夺情[8]卷一九，马援去世多年后的追策[8]卷二四，阴兴夫人、袁逢与孙程死后的追谥。[8]卷三二，卷四五，卷七八

（三）参与礼仪、外交和典章制度等方面重大国事的讨论和决策

东汉初年，祭祀仪式未确立，“至十九年，盗贼讨除，戎事差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8]卷九九，光武帝召集公卿等官商议，虽最终未采纳，但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讨论和决策过程中，五官中郎将有时能力挽狂澜发挥至为重要的作用,如匈奴南北分裂时，朝臣对于如何应对众说纷纭，时任五官中郎将的耿国力排众议，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8]卷一九光武帝采纳其建议，册封南单于，为北方边境赢得了长久安宁。而蔡邕主张正定六经文字时，一同上奏灵帝的朝臣中，有五官中郎将堂谿典。[8]卷六十

（四）充当外交使节，尤以三国吴为典型

司马昭死后，吴派人吊问：“宝鼎元年正月，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晋文帝。”[9]卷四八史书又载“孙皓与晋平，使者丁忠自北还”[9]卷六一，不称五官中郎将而称使者，则充当使者似当为五官中郎将之固定职掌。又吴主孙休时有五官中郎将薛珝，“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9]卷五三而通鉴卷七十九泰始元年条又称：“春，三月，吴主使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与徐绍、孙彧偕来报聘。”[12]卷七十九

此外，五官中郎将为光禄勋的下属，则还有“宿卫宫殿门户”，应当握有一定的兵权，但因史料非常缺乏，就不过多阐述了。

三、极盛时期的五官中郎将

（一）曹丕与五官中郎将

曹丕在曹操死后九个月即一举篡汉，进身的官阶就是五官中郎将，“魏太子为五官中郎将，天下向慕，宾客如云”[9]卷一一。曹丕据五官中郎将数年而未调任其他官职，始任职在建安十六年（211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9]卷一，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时仍任此职，“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9]卷一，其任此职至少六年之久。查阅《三国志》《后汉书》和《资治通鉴》，从建安二十二年起至篡位时止，没发现他担任过其他官职，足见这一官职到汉末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官职。

曹丕任职时期该官职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总结如下：

其一，地位急剧上升。此前五官中郎将只是光禄勋的属官，地位比诸卿低一级。可曹丕任职时，汉献帝允许“置官属，为丞相副”[9]卷一，显然已经超越诸卿，仅次于丞相而凌驾于百官之上，实际上拥有了驾驭整个中央政府的权力。

其二，出现了新的属官。汉献帝任命曹丕时特意提及“置官属”，可具体有那些官职却语焉不详。详查史传，可考见者有以下几种：

（1）长史。如“文帝为五官将，（凉）茂以选为长史，迁左军师”；又邴原“代凉茂为五官将长史，闭门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吴，原从行，卒”[9]卷一一。

（2）五官将文学，无定员。任该职者有夏侯尚、徐干、应瑒、刘廙、苏林等人。[9]293，599，601，614，621

（3）门下贼曹。如“文帝为五官将，召（卢）毓署门下贼曹”[9]卷二二；又“文帝为五官将，召（郭）淮署为门下贼曹，转为丞相兵曹议令史，从征汉中”[9]卷二六。

（4）功曹。常林曾任此职，史称：“文帝为五官将，林为功曹。”[9]卷二三

（5）司马。可考者有赵戬，史载：“曹公平荆州，执戬手曰：‘何相见之晚也。'遂辟为掾。后为五官将司马，相国钟繇长史，年六十余卒。”[9]卷三二

未见于史书记载的官职可能更多，笔者发现这些官职一如公府的官属，也分曹办事，可见五官中郎将掌握了行政大权。

其三，不再是郎官首脑。史书留下了“魏无三署郎，犹置其职”[13]卷四十的记载而没有变化过程的详细记载。剖析其发展脉络，当是在汉末曹丕任职时五官中郎将已经升格为行政首脑而丢掉了郎官首脑的身份。这一点对其日后的衰亡也有重要影响。

（二）河西张氏与五官中郎将

仅曹丕一例似还不足以充分说明五官中郎将地位之重要，不过无独有偶，笔者又在史书中找到了表明五官中郎将位高权重的另一例证：“永和元年，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11]卷八六永和为东晋穆帝年号，元年时当公元345年。早在晋武帝时已经废除五官中郎将，此时张骏特意把该官职再抬出来装点门面，似乎世子和凉州刺史的官职都不够显赫，必待加上五官中郎将一衔才够威风，才能明白无误地表明张重华的继承人身份，个中深意亦颇值得玩味。

遗憾的是只有这么一条过于简单的记载，详细情况无从查考。但张氏父子的举措模仿曹氏父子的色彩比较浓厚，料当与汉末情形相差不远。

（三）对走向极盛原因的探讨

原先只为光禄勋属官的五官中郎将，何故能在汉末突然就凌驾于百官之上而成为第二实权官职呢？其实履霜而坚冰至，这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其日趋重要的变化轨迹当然与其自身的若干特点分不开。

首先，三郎署历来为清望之官署，而五官中郎将又比左右中郎将尊贵。得据此职者往往为举孝廉或社会上极有声望之人。如《后汉书·耿弇传附国传》：“国字叔虑，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为黄门侍郎，应对左右，帝以为能，迁射声校尉。七年，射声官罢，拜驸马都尉。父况卒，国于次当嗣，上疏以先侯爱少子霸，固自陈让，有诏许焉。后历顿丘、阳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称之。征为五官中郎将。”[8]卷十九又如《后汉书·周章传》：“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举孝廉，六迁为五官中郎将。”[8]卷三十三再如《后汉书·江革传》：“建初初，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肃宗甚崇礼之，迁五官中郎将。”[8]三十九类似史料很多，不再一一列举。官因人而贵，此种因素在五官中郎将演变中的影响恐不能忽视。

其次，五官中郎将多兼侍中，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侍中南朝宋后常为实际宰相，北魏曾称为小宰相，而隋唐为真宰相。汉代虽职权不重，但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实际地位还是很重要的。五官中郎将本身的特有职权与侍中的特殊地位相结合，无疑会成为和皇帝极为亲近的官员，这对五官中郎将崛起的作用亦不容低估。

来看一些史料中的例子。通鉴卷五十四汉桓帝延熹二年条：“帝从容问侍中陈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与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拜五官中郎将，累迁大鸿胪。”[12]卷五十四是以侍中而拜五官中郎将。《汉书·房凤传》：“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7]卷七十五是五官中郎将而兼侍中。《汉书·王莽传》：“伊休侯者，歆长子也，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莽素爱之。”[7]卷九十九又《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亦称孔永“以侍中五官中郎将与平晏同功侯”[7]卷十八。此处则直接两职并举。相关史料《后汉书》中还很多，此处不赘。

再其次，东汉后期五官中郎将掌握了较大的人事权力，对其地位的上升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五官中郎将本身地位颇高，却又不及公卿显赫，曹丕担任此职不至于过分引人注目，曹氏父子可以暗渡陈仓，最终达到控制朝政的目的。

四、五官中郎将的衰亡

汉末五官中郎将走向极盛，但事物都会盛极而衰，五官中郎将自也不能例外。一到曹丕篡汉，五官中郎将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曹丕虽没有马上废除五官中郎将，却大大削弱了其职权，使其由汉末之变态向此前之常态回归。但三署郎已经不复存在，五官中郎将在丢掉行政权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人事权与清望的地位，从此开始衰亡。

到曹魏后期，五官中郎将完全形同虚设。《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苛吏传》：“旧俗，民谤官长者有三不肯，谓迁、免与死也。类在弘农，吏民患之，乃题其门曰：‘刘府君有三不肯。'类虽闻之，犹不能自改。其后，安东将军司马文王西征，路经弘农，弘农人告类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为五官中郎将。”[9]卷十五不堪郡宰之人而得任此职，则其地位可想而知。

三国吴、蜀两国均设此官，吴国之五官中郎将多见于外事活动中，已见前文。蜀之五官中郎将相关史料只找到一条：“五梁者，字德山，犍为南安人也，以儒学节操称。从议郎迁谏议大夫、五官中郎将。”[9]卷四二其职掌情况不详，料当与汉代同，职权一般。

入晋，还有关于五官中郎将的零星记载。如晋武帝太康年间魏舒建言册封三夫人、九嫔应分别由诸卿、五官中郎将主持仪式，则此时五官中郎将复归于九卿之下；又晋武帝欲以郑袤为司空，派五官中郎将国坦到其府第宣诏，此时职掌复归于册封礼仪方面之事务；前凉时期亦曾有此官职。相关史料前文均已引用，此处不赘。

此外，笔者并未发现关于晋代五官中郎将的其他史料。《宋书·百官志下》称：“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秦官，汉因之。与五官中郎将领三署郎。魏无三署郎，犹置其职。晋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13]志第三十据前引《晋书·魏舒传》知至少太康年间还有五官中郎将，其废除当在西晋统一后。惜乎《晋书·职官志》不载，具体哪一年废除已不可考。五官中郎将复置于大明六年，据《宋书·孝武帝纪》载，是年正月乙未“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官”[13]本纪第六。其后五官中郎将的发展脉络只在《通典·职官十一》中找到了语焉不详的记载：“魏无三署郎，犹置左右中郎将。晋武帝省左右中郎将官。宋孝武大明中，复置，银章青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齐左右中郎将属西省。梁代并分司丹禁。”[14]卷二十九翻检《南齐书》没有找到五官中郎将的相关记载，其时似已无此官。《隋书·百官志》载梁代官制：“又左右前后四将军，左右中郎将，屯骑、步骑、越骑、长水、射声等五营校尉，武贲、冗从、羽林三将军，积射、强弩二军，殿中将军，武骑之职，皆以分司丹禁，侍卫左右。”[15]志第二十一提及左右中郎将而无五官中郎将，则梁代可确证无此官。从此以后，历代的官职中再也找不到五官中郎将的身影了。左、右中郎将则在后世得以延续，但已然沦落为地位并不十分高的中级武官，与汉代迥不向侔。

五、结语

五官中郎将在汉魏之际极度绚烂后即急转直下，至晋武帝废除，到宋孝武帝时短暂设置后即再遭永久废除。初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官职的兴衰演变而已，其背后的奥妙还是颇值得我们细细玩味的。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整部中国政治史极重要的一条主线，相权其实不能狭隘地限定为宰相之权，而应推广为高级官僚或事实上的高级官僚之权。皇帝不仅防范宰相，也防范其他任何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实权官僚。此外，帝王创立帝业过程中凭依的关键官职往往成为忌讳而被废除，如相国，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相继为魏相国而建立晋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分别以相国代晋、宋、齐、梁，而杨坚、李（也均以相国取代前朝，他们都是在立国后旋即废除相国。至唐末朱温以相国篡唐后，这一历史上此起彼伏的篡位闹剧中的独特道具才最终销声匿迹。再如尚书令，本为尚书省的长官，职权颇大，隋代已不常设，至唐，太宗籍此得以在权力角逐中胜出，登基后遂空其位，此后即名存实亡。又如殿前都点检，为后周侍卫军殿前军的长官，赵匡胤籍此篡周为宋，即位后虽保留都点检的名号，实际亦不复置，不久即被废除。

五官中郎将的最终废除也当与此种防范心理有关，曹丕以此职位而身登九五，难免要防范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丕上台后虽未立即予以废除，但不遗余力地削减职权当在情理之中。至曹魏末年，五官中郎将已然无足轻重，但其潜在危险还在，晋武帝时果断地将其废除。至刘宋孝武帝时虽然又予以恢复，但也仅是昙花一现，不久即再遭废除，此后历代再未设置。

职官制度是了解政治史的重要钥匙之一，通过把握职官可以洞彻纷纭变换的世事与诡谲复杂的政局。本文深入探讨了五官中郎将的发展流变情形，若能以小见大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郎官制度和把握汉魏之间政局演变脉络，笔者将深感荣幸。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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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

（责任编辑程铁标）

A Probe into Wuguan Zhonglang Jiang in Han Dynasty

ZHAO Jiu-zhou1，SONG Qian2
（1.School of History&Culture；2.President's Office，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Wuguan Zhonglang Jiang was an important head of Langguans in the Han Dynasty.It had a great authority，developing to the peak in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became a chief executive，which was second to the prime minister.It began to declin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aowei reign. The political changes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hange of Wuguan Zhonglang Jiang.At last，it was abolished.

Wuguan Zhonglang Jiang；languan；duty；change

K207

A

1673-1972（2016）02-0040-05

2016-01-12

赵九洲（1980-），男，河北武安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