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龙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论回族文化对张承志文学创作的影响

马金龙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文坛享有盛誉的一位知青作家，他又以其独特的民族身份及为底层回民代言的写作姿态而独树一帜。纵观张承志的人生历程，幼年丧父——青年“失父”——回族先天“失语”的惨痛体验，对其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不但激发了张承志的创作激情，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潜质，还为张承志皈依“以牺牲为美”的穷人宗教——哲合忍耶教派作了铺垫。在贫瘠的土地——西海固，张承志获得了高贵的信仰，完成了其精神孤旅的“心灵史”，从此其文学创作走向巅峰。不言而喻，回族文化对张承志的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张承志；回族文化；宗教精神；民族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一片伏倒的弱草和淤泥中蠕动的软体动物，当你望着冬日里黄昏那奄奄一息的太阳而禁不住叹息时，蓦然发现一棵挺立的树，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动？可以说不管坚守的是什么，只要它挺立在那里，就已经令人肃然起敬。”［1］1张承志无疑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代表，他以其鲜明的创作个性及对人文精神的执着坚守为自己赢得了文坛声誉。从其文学创作历程中可以看出，张承志的精神信仰从缺失到复归，对回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乃至皈依母族伊斯兰，回族文化对张承志文学创作的影响经历了一个从遮蔽到显露、由浅薄入深刻的过程。

一、蛰伏的精神信仰

纵观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历程，从他的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成名作《黑骏马》《北方的河》，再到后期的代表作《西省暗杀考》《残月》以及《心灵史》等，张承志由最初对自己回族身份的淡漠，到自觉地寻找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乃至皈依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这一系列的变化与其早年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从幼年丧父，少年“失父”，到母族伊斯兰教的回民先天的“文化失语”，张承志一直在找寻自身精神信仰的依托。

（一）幼年丧父与特殊的生活环境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秋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回民家庭，自幼丧父。在中国这个深受孔孟文化影响的国家里，父权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父性的缺席如同置身于失顶的茅屋，没有了父亲的庇护和支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捉襟见肘。在张承志一些自传性强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早年丧父的情感创痛耿耿于怀。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童年的创伤性记忆与一个人的未来人生尤其是文学活动密切相关。在《黑骏马》中，主人公白音宝力格自小被父亲送到蒙古额吉家里抚养，在整个文本当中父亲这个角色的设置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在白音宝力格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并没有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这使得作为家庭中唯一男性的白音宝力格，渴望尽快成长，得到社会的认可，独立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种情感的投射无疑是作家早年时期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的外露。

幼年时期，因为父亲的离世，张承志更多体验到的是长者的怜悯和同龄者的欺辱，这种感受势必会影响其个性的发展。童年时期遭遇同伴们无意识中肆意的欺辱，成为培养张承志怯懦而叛逆、自卑却自尊等性格的温床，在其幼年时期的生活中突出地表现为一种陷入重围无法脱身而被无情淹没的恐怖。可以说，羞涩与怯弱构成了其性格的底色，而凶蛮与自尊则是他直面现实社会时的外壳，而在没有得到社会认可之前，作家只好将自己不幸的家庭遭遇和回民身份所引起的愤怒与敌意深埋于心底，退缩到坚硬的自我保护壳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一直这样下去。

（二）青少年“失父”

张承志在中学阶段是北京清华附中的高材生，作为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像新中国每一个充满建设热情的年轻人一样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革”开始以后，他同当时众多知识青年一起，满怀狂热的政治激情参加社会批斗活动，并且成为“红卫兵”的命名人。

“红卫兵运动”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张承志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命运竟能和祖国的江山社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歧视与被排斥将不复存在，社会舞台的中心将属于自己，这种无形的激情被一种神圣而崇高的光环笼罩着。毋庸置疑，红卫兵的反叛精神与张承志一直以来想证明自己、急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心理不谋而合。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张承志挥别了早年因父亲的离世而遭受不幸与侮辱的黯淡经历，早年的自卑、茫然与愤怒渐渐地从心头散去，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理想主义的召唤使张承志更加有信心向曾经怀疑、否定自己价值的人证明自己，集体的认同和接纳让他不再感到孤单。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革命的激情熊熊燃烧、理想信念高度澎湃之时，历史却狠狠地给了张承志一记耳光，“红卫兵运动”被证明是错误的、失败的。红卫兵从美好的天端瞬间坠落到无奈的深渊，这种强烈的反差认知是当时众多知识青年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从精神上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而此后的知青运动，更带给无数青年人一生都难以抹去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伤害，使得这一代青年人彻底醒悟，因而对精神之父毛泽东的信仰与膜拜在一夕之际彻底垮塌。失去了精神信仰的支撑，“寻父”就成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遍的社会主题。因为张承志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所以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北方的河》中的年轻人在几近痛苦的精神追逐历程中，所要寻找的正是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自己的血脉。而“寻父”目的的完成，自我价值的重新认定也就实现了，精神上的拯救也就完成了。

（三）回族先天“失语”的惨痛体验

作为一个回民，张承志一出生就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包围，在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中，一直伴随着别人异样的眼光，甚至常常遭受歧视和冷遇。在胡同深处、学校操场上，因为蜻蜓、弹弓或者一张香烟盒三角的斗争而招致的“小回回，奸又奸，拿着猪尾巴往家颠”的恶毒歌谣，对于被苦难磨砺得异常敏感的心灵而言，无疑是不堪承受的屈辱。［2］209这些早年的屈辱成为张承志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回到家中，“小时候常见外祖母独自跪在墙前，微低着头，神情坚忍，口中默诵着什么，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嘴脚颤抖着，‘主啊’，她唤到，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般的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了我一种痛苦的刺激”［3］155-156。

如果说张承志对回族母体文化最初的认识是负面的，那么在草原文化这一诱因的触动下，他完成了对伊斯兰文化的正确认知。1968年张承志高中毕业后自愿到内蒙古插队，自此，他走向了他生命中的第一块安生立命的大陆——内蒙乌珠穆沁草原，四年的草原生活使张承志完成了他精神世界的质变。“草原的神秘力量唤醒了作家的敬畏感，催生了主题的服从和约束意识，并把外在的约束转化成内在的自觉皈依，将机械的规范变成自我的生命形式。这片宗教的沃土激发了张承志的宗教潜质。”［1］18草原民族面对苦难时迸发的负重前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刺激到了张承志，在“异族”草原文化的刺激下，作家张承志潜在的民族身份与民族意识逐渐显现出来。

回族在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她是唯一一个具有异族血统的民族，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外来民族。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母语是阿拉伯语。可是在中国上千年的繁衍中，回族一直接受的是汉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母语，成为仅凭宗教信仰维系起来的民族，可以说，回族是一个处于先天“失语”“失根”的文化背景中的民族。但正如张承志所说：“孤独者放弃了，融入了本地人。成群者坚忍着，今天被叫做回族。”［4］47正是通过对“伊玛尼”（宗教信仰）以及伊斯兰生活方式逾越千年的执着坚守，回族才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回族文化才得以保持和流传。回族不同于蒙古族、满族，他们从未以血腥的屠杀、疯狂的掠夺去争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身处底层的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与传统却不惜流血牺牲，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伊斯兰精神而存活着的一个民族。尽管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回族也和其他民族有过融合，回族的出现本身就是不同民族通婚的结果，但时至今日，回族在很多方面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习惯，许多地方的回民，尤其是西北的回民还是坚持不和汉族通婚。猪肉对回民绝对是大忌，这不只是他们的风俗习惯，更是对精神信仰的坚守，是每一个回族人在娘胎里就打上的民族烙印。当代英国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家杰·米切尔（G.D.Mitchell）就民族精神或者说是民族性格，曾下过这样的定义：民族性格是“相对持久的个性特征，文化品质或制度结构”［5］218。回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呈大散小聚的分布特点，因为历史上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加之伊斯兰教极大的凝聚作用，回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而回族作家张承志的这种民族精神，在其此前的人生经历中，犹如冬眠一样一直蛰伏着，但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复活，而内蒙古大草原四年的生活经历，对草原文化近距离的观察与体认，就成为他走向自己的母族——伊斯兰的回民文化的切入点。

当张承志再次处于思想分裂的痛苦时，民族意识促使其自觉地注视彼岸世界，从而走向了宗教圣域，追求单纯的人生和安宁的心境。

二、精神信仰的认同与复归

由于精神信仰的缺失，沉浸在苦闷中的张承志迫切需要寻找新的信仰替代与精神寄托。值得庆幸的是，当张承志踏上“回民的黄土高原”——宁夏西海固时，哲合忍耶这个穷人宗教所蕴含的深沉与坚忍深深吸引着他，他那久已枯涸的内心被乡亲们身处的恶劣生存境遇所震撼，被他们所牢记的那一段段民族血泪史所洗礼，被母族人民“宁愿落伍时代千年百年，也要坚守心中的伊玛尼（信仰）”［6］79“宁无文化，也不能无伊玛尼”［6］78的宗教精神所征服！

至此，张承志身上的民族精神、宗教意识从蛰伏中被唤醒，他自觉地从母族人民敢于揭竿而起的叛逆的民族性格，穷且益坚、忠于信仰的宗教意识，以“牺牲为美”的殉教精神中获得了精神的支点，这种民族精神成为他后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一）勇于反抗的民族性格

《宁肯堙灭》是解读张承志回民题材的小说创作的一把钥匙，它为我们提供了张承志此类小说创作共同的背景：穆勒什德马明心——中国哲合忍耶教派的创始人，他在中国传播哲合忍耶的苏菲主义教理，因此导致其他教派的不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政府的不当处理激变了哲合忍耶。马明心被清政府捕杀，激起了乾隆四十六年回、撒拉、东乡等族大规模的暴力反抗，从此揭开了中国哲合忍耶反抗的历史。

张承志在哲合忍耶教派中被唤醒的反叛性格，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突出表现为对过去的情感认同和对现在的潜在拒绝。

在张承志的作品中，永远具有一个“过去的空间”。这个空间由各色人事构成：草原、老额吉、黄泥小屋、传说中的金牧场、醉醺醺的知青、长途跋涉的红卫兵……过去是美好的，那里充满了光荣、憧憬和梦想；过去是圣洁的，那里有温情、友谊和博大的母爱；过去又是飘飘渺渺的，充满着梦一般的情怀，常常撩拨起人的怅然和遐思。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下半年张承志把30万字的《金牧场》改写成16万字的《金草地》，其中仍然保留了红卫兵长征的故事和日本“全共斗”①“全共斗”指的是1968年（昭和43年）-1969年（昭和44年）发生在日本的左翼学生运动。的历史叙述。毫无疑问，当年的浪漫青春、理想追求和革命精神在张承志心中并没有因岁月的冲刷而褪色，而是沉淀得愈见真醇。

张承志对现在具有一种潜在的拒绝心理，并以一种哲理化的文字表达了出来。《金牧场》的主要线索有两条，一条是用M作标号的主人公的蒙古草原生活，其中插入对红卫兵时代长征的回忆和思索；一条是以J为标号的主人公在日本东京的访学过程和异国感受，其中插入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以及对中国西北大陆的向往心情。从思想情感的设置来解读这部作品，文本中实际上有这样一组鲜明的对比。作品第三章的黑体字中写道：“我走遍了这片大陆的北方。我今天和今后仍要在这片大陆的北方奔走。我的双眼已被它的风沙尘土打得浑浊，但我的双眼也已经能锐利地看见本质。辽阔又壮丽的景画使我目不暇接，此伏彼起的各种歌声源源的流来，滋润着我的心底。我总是感动不已，我又感到难言。一股巨大的无形的亲近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一天天和同样巨大但有形的环境分离。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前方的贫瘠中闪烁着高贵，枯焦的黄土中埋葬着瑰宝。”［7］71而文中主人公在日本东京则感受到另外一种情景：“地铁列车轰响着穿过隧道，像在一条幽深的沟壑里穿行。明灭的灯火倏然飘来，有在锐厉的啸音中被卷持着远去。厢里的日本人默默地坐着站着，拉着扶手在晃去中深思。他们服装华丽，发型精致，每个人都带着一副适当的‘派’。车厢里横挂着几排彩色绚丽的新出周刊广告，正随着列车的摆去轻轻摩擦。有一个几乎全裸的金皮肤美女扭曲着腰肢‘盘’在一张广告，倚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标题；‘独占！密技分开的鲜花吉原！’”［7］78-79东京繁花似锦、流光溢彩，却人欲横流、精神空虚。主人公流寓闹市，但与喧嚣的环境格格不入，他神驰“贫瘠中闪烁着高贵”的黄土地。张承志把荒芜的黄土高原和繁华的都市并置对照，体现出作者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蔑视，对道德滑坡的激烈批判。

从《金牧场》的创作中不难看出，张承志正在走向一条背离世俗功利之径，回归超脱信仰之道的宗教道路，这也正是他所秉承的宗教精神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二）穷人宗教的穷且益坚

哲合忍耶是伊斯兰教里的一个特殊教派，教众多为底层贫困的民众，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人宗教，但它所蕴含的“穷且益坚”的宗教精神，却成为挽救陷于精神危机中的张承志的一盏明灯，将他由此岸世俗带向了彼岸圣域。

哲合忍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政治上的困境、生存环境的艰难，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以及对精神信仰持之以恒的坚守，无不深深地“烙印”在他的精神内核当中，这些独特的生命体验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毫发毕现。

《黄泥小屋》是张承志回民题材的力作，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再现了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的哲合忍耶信徒。作品一开始就给我们呈现了西北残酷的自然环境，“在茫茫荡荡的黄土山地，在密密的沟壑梁峁之间，在纷扬的大雪和疯魔的狂风中，在暴烤的夏日酷暑和冻硬的阴沉长冬”［8］48，主人公苏尕三被官府逼得背井离乡，来到荒凉贫瘠的三里庄，他没有太多的人生奢望，只想找到一个可以让身心栖居的黄泥小屋。面对官府的迫害，东家对其生活和信仰的欺辱，苏尕三忍无可忍，被迫再次带着自己的妻子开始流浪。在茫茫的大山里，“官府远了，恶世道远了，不怕饥苦就能找上一片干净的黄土”［8］111。在赤贫的极地，穷且益坚的信仰与严酷的自然进行抗衡，支撑着贫民的精神世界。

在干旱、贫瘠的回民的黄土高原，宗教精神成了人们“惟一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9］162。这一簇簇跳荡在生命最深处的精神的火苗，和这片土地上惟一能生长的庄稼——洋芋的叶子一样，成了这片土地上最为顽强的生命力。短篇小说《残月》描述了西海固人异常艰苦、异常强悍和异常宁静的人生。作品中杨三老汉在走向屋顶插着铜月牙的清真寺的路途上，断断续续地追忆30年前惨烈的抗争，这就把“奔走晚祷”的路途与抽象的朝圣之路融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带的穷山里，人活得不像人样。日子是亡人舍下的一半，心是碎了一半的心。连寺上的弯月也缺着一块”［10］119的地方，作为劫难的幸存者，杨三老汉能够度过逃难、饥荒和伤残的岁月，正是凭着一种念想——人活着还是得有个珍珍贵贵的念想。而用生命的代价从枪口下救出杨三老汉的马五爷也使死里逃生的他常怀感激和愧恨，把坚守和延续信仰的薪火作为报答亡人的最好形式。

张承志在自然与母族人民的关系上看见了苦难和坚忍，体验到信仰的高贵从而获得了神启。

（三）牺牲为美的殉教精神

哲合忍耶最能打动张承志的一点是，“提着血衣进天堂”的以牺牲为美的舍命保教的殉教精神。

《西省暗杀考》对前赴后继的殉道精神进行了艺术的阐释与开掘，对“亡人”的纪念与“复仇念想”“血衣的口唤”成为环环相扣的群体心理积淀，正如师傅临去世时对众人说的话：“坟，连着金积这条川。埋以前不许洗。血是殉教人的记号。不用裹尸布，只穿血衣。这都是前辈都定了的，记住。师傅说罢，就不再言喘。”［10］11

《西省暗杀考》的故事情节，就是从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幸存的几个人讲起的。师傅、竹笔满拉、喊叫水马夫以及主人公伊斯儿是战场上的四个幸存者，他们秉承着精神清洁的使命——复仇。正月十三在祭奠穆勒什德的日子上，师傅突然离世，竹笔满拉成了继承人，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竹笔满拉被官府捕杀，在刑场上，竹笔满拉义无反顾，巧妙地将复仇的“口唤”传给了喊叫水马夫。喊叫水马夫和伊斯儿潜伏了三年终于有机会在左湖行刺“左屠夫”，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误杀的是中师爷，喊叫水马夫英勇牺牲，复仇的使命传到了伊斯儿的身上。伊斯儿精心准备复仇行动几十年，成了远近闻名的胡子阿爷。为了复仇计划的完美，他早早安排儿子离开，并拒绝和外界的联系，为了保住教内秘密，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可他没有料到，“左屠夫”竟自己死了，复仇计划没能实现，没有血衣的“口唤”，伊斯儿至临终前还低声说：我罪大。我没有血衣的口唤。慈悯的主啊，唯有你尊大。老阿訇无常，送的人把他埋入夫人坟穴，见那妇人脸色新鲜栩栩如生，一件血衣，上面淋漓湿透，众人第一次见到真主的奇迹，惊炸了，纷纷跪倒。嚎啕的哭声四野并起，众人把老阿訇下了土，使他和夫人睡在一搭，亡人的崭新白布给染红了。［10］54至此，幸存者在前赴后继的复仇中完成了殉教的神圣使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归宿。哲合忍耶这个神秘教派的“渴求人与造物主之间直接沟通的思想”强烈地震撼着张承志的内心，促使他决绝地皈依了伊斯兰教。

回归母族伊斯兰教后的张承志创作了大量反映回民文化的作品，在叛逆的精神推动下，对穷且益坚的穷人宗教的书写构成了其文学写作的主要内容，以牺牲为美的殉教精神成为了张承志倾力礼赞的对象，哲合忍耶强悍的民族性格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集大成者当属《心灵史》，作品一出，其所表现出的喷薄之势，立即震动了文坛。

三、皈依的决绝

从前文不难看出，张承志的精神漂泊之旅异常漫长和艰难。但从1984年隆冬张承志踏上西海固之后，他就将这块穷乡僻壤的土地视为自己精神栖息的大本营。哲合忍耶“为真主作出牺牲”“驱恶从善，驱邪归正”和“主持正义与公平”的伊斯兰精神，与张承志拯救道德滑坡的现实需求一拍即合。

可以看出，张承志前期的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执着追求的崇高体验和慷慨激昂而又野性张扬的力量，这种追求其实是其潜意识下民族意识的涌动，张承志的民族意识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起伏跌宕后，逐渐被唤醒到自觉。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张承志的民族意识表现得日益强烈，在其作品中，突出地表现为对回族文化的强烈认同。

张承志反复强调自己血缘的独特和纯正性，这是其加深对回族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不止一次强调“我的血缘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词”。“我已经说过，当时的坚持者或者说追求者并不是我，而是我体内的异族血统”［11］152。在中国，伊斯兰教比其他任何一个宗教都强调血缘的纯正性，而且将血缘的延续与精神信仰的维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张承志认可了这一点，他说：“穆斯林们在一代代繁衍生息中，用苏菲主义的新鲜逻辑平衡了自己痛苦的心。”［8］251由于对血缘的重视，回族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这就造成它一旦与外界结下恩怨，就将信仰和血仇混为一谈，正如哲合忍耶“辈辈举红旗”的口号一样。

张承志对回族文化强烈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发掘重塑回回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文化积淀，寻找民族的历史印记和象征，在历史的重构中塑造自己本民族信仰的文化精神”［12］55。

张承志在其自觉复归民族意识，逐渐萌醒伊斯兰的宗教意识的过程中，创作了一系列有关回族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除《九座宫殿》《黄泥小屋》《残月》《西省暗杀考》等作品外，最为典型的当属《心灵史》了。

《心灵史》的出版给中国当代文坛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书中将哲合忍耶教派不屈不挠、感人至深的悲剧历史，写得惊心动魄，引人深思。作者用哲合忍耶内部密钞本作家的体例“门”将全书分为七门，讲述哲合忍耶七代“太爷”，即马化龙至马元章的“道统史”，书中描述的“提着血衣进天堂”的哲合忍耶斗争精神，是一个外族人，尤其是非宗教人士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在书中张承志写道：“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中国有七百万回族人民，哲合忍耶是其中一部分：‘哲合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13］4“今天的七百万回民中，至多只有一半人还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哲合忍耶就是这些人的核心：今天它大约有四十至六十万人。”［13］5“诱惑是伟大的。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一个中国人怎样为着一份心灵的纯净，居然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动人故事。在以苟存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我感到彻骨的震撼。”［13］6在西海固受洗礼六年后，张承志皈依了伊斯兰教，加入了伊斯兰苏菲主义的神秘教派——哲合忍耶。他说：“到了一九八九年，我自信，我已经成了一名哲合忍耶的战士。”［13］81这是张承志发自肺腑的真情宣言。至此，从崇拜毛泽东到对哲合忍耶的皈依，从对“红卫兵”到“哲合忍耶的战士”，张承志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轮回，对回族文化的认同达到了顶峰。

四、结语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张承志无疑极鲜明地扮演了属于自己的角色。在近二十年的潮起潮落中，当年与其一同创作的知青作家群落，他是极少数始终坚持自己鲜明个性的作家之一，而回族文化背景对他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纵观张承志的人生历程，幼年丧父——青年“失父”——回族先天“失语”的惨痛体验，对其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不但激发了张承志的创作激情，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潜质，并为张承志皈依“以牺牲为美”的穷人宗教——哲合忍耶教派作了铺垫。在贫瘠的土地——西海固，张承志获得了高贵的信仰，完成了其精神孤旅的“心灵史”。可以看出回族文化对张承志文学创作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从遮蔽到显露的过程。张承志从母族人民刚烈坚忍的民族性格和穷且益坚的精神信仰中获得了人生的支点和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1］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2］张承志.绿风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3］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4］萧夏林.无援的思想［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5］［英］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6］张承志.张承志随笔集·荒芜英雄路 ［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

［7］张承志.金牧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8］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9］张承志.大陆与感情［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10］张承志.牧人张承志 ［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1］张承志.清洁的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12］高宏存.族裔认同·民族精神·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张承志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1）：55-61.

［13］张承志.张承志文集·心灵史·长篇小说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周亚红）

On the Hui Culture's Impact on Literary Creation of Zhang Chengzhi

MA Jin-lo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Literature of Chinese Minoritie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Zhang Chengzhi is a renowned"educated youth"writer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of China.Owing to his unique national identity and image as a spokesman for the Hui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Zhang Chengzhi developed a school of his own.Throughout his life course，Zhang had a painful experience of losing his father in childhood，Chairman Mao in his youth，and his mother language. But these experienc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his writing style.They not only motivated his passion for writing，aroused hi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religious belief，but also paved the way for his conversion to the religion of Jahrinya which takes sacrifice as beauty and whose believers are the poor.In Xihaigu，the barren land，Zhang Chengzhi got the noble faith，accomplished history of the soul of psychological lonely journey，thus his literary creation moved toward the pinnacle.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Hui culture has an immeasurable impact on Zhang Chengzhi's literary creation.

Zhang Chengzhi；the Hui culture；religious spirit；national spirit

I206.7

A

1673-1972（2016）05-0106-06

2016-06-22

马金龙（1989-），回族，新疆吐鲁番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回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