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及其意义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列宁晚年面对执政和发展新主题的凸显，对国家治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他晚年国家理论一次新的飞跃。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涵盖了对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多种经济形态的治理、以权力监督为核心的政治治理、以提高教育水平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文化治理以及以中央委员会的建设为核心的执政党治理等各个方面。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体现出了第一个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的执政思维的增长以及对这种执政思维增长的制度性适应，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源头。

列宁晚年；国家治理；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总结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新概念。从历史来看，十月革命后列宁最早接触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在经历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型后，列宁敏锐地抓住执政和发展这一新的主题，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虽然是初步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探索。研究列宁晚年从1922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一大到1923年3月再度中风离职这一年的时间里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和思考，对于深化列宁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史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执政和发展新主题的凸显

20世纪20年代初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稳定性，在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型的过程中，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也开始从世界革命逐渐转变到了执政和发展，这使列宁对整个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新的认识，也引起了列宁从执政和发展视域下对国家治理的积极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试图通过俄国革命来推进欧洲革命，进而完成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但面对20世纪2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以及国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列宁开始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必须转变，必须靠单独干来取得成就”［1］733。这不是简单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政策性”调整，而是从原初设想的“世界革命”战略基础上的“共同胜利”道路向“单独干”道路的转变，在深层次上也是在一个像俄国这样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与过去的设想和实践相比，“单独干”道路的出现把执政和发展两个新的主题同时提到了列宁面前。

执政，即是说，俄国共产党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掌握政权后如何能够长期执政。从十月革命前夕和十月革命后初期列宁的政治思想来看，他并没有从俄国国内发展特殊性的层面思考过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的问题。在“世界革命”“打碎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的理想亢奋中，列宁和俄国共产党思考更多的是一种后国家状态的社会生活。但是，在列宁晚年，面对“单独干”的现实，重新思考共产党如何在一个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不同历史环境中长期执政的问题就非常自然地提了出来。由此，也决定了政权建设在俄国社会主义中具有“本体论”的首要意义。长期执政作为新的主题的确立是与发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执政和发展同时提了出来：“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777这清晰地揭示出了共产党在落后国家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执政和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即执政是开辟新的发展道路的政治前提和主体力量，发展则是为了进一步增加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所在。正是由于能够敏锐地抓住执政和发展的新主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重心转变论。他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773列宁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广义的“大文化”，即物质文化和发展文明的形态。社会主义重心转变论的提出从社会主义观的高度巩固了对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新主题的认识。

随着执政和发展的新主题的凸显，列宁从制度建设的意义上开始充分注意到国家治理的问题，由此也开始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一历史课题。

在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要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员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2］340-3411923年3月，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指出：“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考验，没有为经验所证实，没有固定下来。”［1］785可以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贯穿于列宁晚年思想的始终，体现了列宁晚年对共产党执政命运和落后国家发展的深刻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一次新的飞跃。

二、市场和民主基础之上国家治理体系的初建

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是从多个层面展开的，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等多个领域，以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为基点，初步建构起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源头。

（一）对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多种经济形态的治理

新经济政策是现实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历史尝试。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国营经济、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外资经济（即列宁所说的租赁、租让经济）等经济形态的共存客观上推动着俄国经济的市场化。

对于市场经济全新环境中的经济治理，列宁首先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在讲到司法人民委员会如何适应新经济政策的环境时，列宁指出：“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2］312虽然俄国的客观环境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可避免，但在面对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时，共产党必须要善于利用法律来节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地位，因此列宁指出：“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但“你们共产党员，你们工人，你们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你们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你们的意志来行动”［2］325。

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列宁晚年思想中一个重大创新，但列宁并没有由此就形而上学地全面否定计划。相反，列宁一方面在为利用市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又积极强化计划在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列宁指出，目前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汇集了俄国各行业优秀的专家，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专家委员会，“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1］750，因此，为了推进国家经济建设的科学发展，“应该采取步骤来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1］750。虽然列宁晚年关于这一问题着墨不多，但已经隐隐可见此后支配了几乎是社会主义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列宁晚年关于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的思想，明显是要确立起一个在科学的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对市场经济的有效治理，共产党员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老实态度学习如何经营和管理经济，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引领市场的发展。“我们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1］785共产党员的这种心理根本无法适应市场化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更不可能确立起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领。“你比资本家占优势，因为你手中有国家政权，有多种经济手段，只是你不善于利用这些东西，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331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走出“反市场”的传统后，共产党员学习经营和管理经济的能力就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涉到究竟是共产党去驾驭市场的发展，还是反过来让市场经济去驾驭共产党的发展。因此，列宁指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共产党员“要做得不比资本家差，否则人民就不能忍受这种管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2］341。列宁把共产党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看作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竞争的关键，也看作是在多样化经济形态中社会主义赢得经济主导权的关键。

（二）以权力监督为核心的政治治理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治理不仅需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保障，而且也必须建立在体制意义上的权力有效性、决策科学性和权力所代表政治价值的平等性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1］779列宁这里所说的国家机关的改善，是以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稳定运行为目标对俄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重新安排的重大战略设想。

改善国家机关首先必须要改善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是1920年俄共（布）九大上设立的党内监察机构，这一机构同中央委员会是平行的［3］444。“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2］329由此列宁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设想：“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它的委员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员部、任何一个主管机关以及任何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任任何职务。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有了迄今所设想过的一切保证中的最大保证，使党建立起一个不大的中央领导机构，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影响，地方的和其他一切的官僚主义，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1］704从列宁的这一设想来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由专职人员组成，不能兼职；中央监察委员会不隶属于中央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监督中央委员会，并与中央委员会一起作为中央领导机构抵制地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捍卫国家的统一和法制的实施。具有这些职能和特点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了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改善国家机关除了理顺党内的权力关系外，还必须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20年2月列宁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建成为工农检查院，试图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工作的监督和检查，指出这是“具有国家意义的重大步骤”［4］473。但是，工农检查院建立初期，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引起了列宁晚年对这一机构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再次集中的阐发。首先，列宁坚定主张工农检查院在中央领导下工作的独立性。1922年5月20日，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列宁反对主张工农检查院接受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的做法，坚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农检查院，指出工农检查院“检察长的责任是使任何地方政权机关的任何一项决定都不同法律抵触，所以检察长有义务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一切不合法律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是检察长无权停止决定的执行，而只是必须采取措施，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的理解绝对一致”［1］703。其次，列宁还从党政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加强工农检查院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查委员会合并的设想。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党政机关的结合“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1］792。因此，为了加强工农检查院的工作，必须要用特殊的方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即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合并起来，使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1］797。这些都是列宁为了进一步提升和加强工农检查院监督工作的重要制度性设想。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如何治理民族关系，也是国家政治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在列宁晚年，“苏联”作为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盟形式正在生成中，因此民族关系的治理也成为他晚年探索国家治理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列宁的思考来看，民族关系的治理最重要的是立足于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性的平等的基础之上。1922年10月，列宁就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给加米涅夫并转政治局的信中在谈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时强调：“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4］214“平等的共和国联邦”的建立，关键在于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因此，列宁晚年将民族关系治理的重点放在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上，这也构成了1922年12月30日到31日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的三篇札记的思想灵魂。列宁坚决反对在建立“苏联”的过程中，在国家统一名义下实施大俄罗斯主义。“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1］758-759因此，列宁强调，要防止“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1］760。列宁的这一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极富历史深远性。

（三）以提高教育水平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文化治理

社会主义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国家政权的更高形态，同时也是文化生活和发展的更高形态。但在20世纪初期的俄国，不仅物质生产落后，人民的文化生活也非常落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1］762。因此，提高文化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也成为列宁晚年关于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文化治理的探索中，列宁反对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主张实事求是地制定党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战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784在文化治理中，要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国家预算要保证教育经费并把从其他部门削减下来的经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重视教师的地位和物质生活，“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如果不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1］763在重视教育的同时，列宁还在城乡关系这一“基本政治问题”的大视角下提出了教育在城乡之间平衡发展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可是，这一切正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地进行的，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1］766在对教育城乡均衡发展的设计上，列宁提出城市和农村中的党支部“对口支援”计划，就是把所有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农村支部，使每一个城市的工人支部能够在一切场合、利用一切机会来满足它被分配到的农村支部的文化需求，以此推进城乡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均衡发展。

（四）以中央委员会的建设为核心的执政党治理

在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共产党的领导处于核心地位，执政党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好坏。而在执政党的治理中，党的中央委员会建设则处于核心的地位，也是列宁所说的“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中的首要之点。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建设，列宁的治理思想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1）加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列宁在1923年12月24日给俄共（布）十二大代表的信中，列举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这意味着列宁实际上开始思考社会主义政治运行中领袖更替这一重大的问题，但列宁的整个着眼点并没有放在个人的交接班上，而是指望于集体领导的加强，试图确立起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保证领袖更替的正常化和制度化［3］372。（2）增加工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加强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1］743列宁所说的危险，就是“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1］743。列宁试图通过增加工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种方法来巩固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减少决策中的偶然性和个人因素。（3）加强中央委员会在党的领导和工作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1］779-780（4）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在这一问题上，列宁首先强调要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从工农中增加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并“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1］780。其次要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1］782-783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对中央委员会监督的设计充分表明了列宁对现代政治治理中权力制衡的深刻认识。

三、执政思维的增长及其制度适应性

列宁晚年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因此尽管列宁开始接触到了国家治理这个新问题，但并“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5］，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并不系统和全面。比如生态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等，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还没有进入列宁的思维视域。但是，即便如此，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国家治理问题的集中思考，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客观上表明俄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深层次上表现出了俄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增长以及通过制度调整和制度建设所体现出来的制度适应性，这一点构成了列宁晚年政治思想最具现代性的元素。归纳起来说，这种元素主要体现为：第一，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在一个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社会日益多样化的发展环境中，列宁没有简单地套用过去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方法，而是不断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无论是要求资本家遵守共产主义法律条文，还是要求把国家计划法律化，都体现出列宁对法的统治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列宁还强调要用法律手段来推进和加强共产党员的纯洁性。1922年2月22日，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部德·伊·库尔斯基的信中说：“在你监禁的共产党员中有几个判刑比犯同样过失的非党人员更重？你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2］310这反映出列宁对共产党员更严厉的法律要求。第二，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十月革命后的具体政治环境使俄国走上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道路，在一党执政的环境中如何保证党的决策不犯错误是国家治理中的关键性因素。显然，列宁晚年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强调，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关系的设计，是试图建立起一种“等级锥体型”的权力体系，即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中央监察委员会——政治局［6］785，这表明列宁抓住了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规范的要害和国家治理制度的核心。第三，坚决反封建主义。在探索国家治理和推进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晚年开始注意到封建主义对党和国家机体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列宁以一种非常悖论的方式指出：“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1］793列宁这里所说的“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实际上就是俄国长期封建主义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现实主义表征。列宁提出这一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不能否认，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中已经包含着执政思维的增长这一特征，而他在经济、政治、文化、执政党建设各个方面提出的制度设计，也都表现为对这种执政思维的制度性适应。如果与十月革命前的《国家与革命》中关于“打碎国家机器”和“国家消亡”的设想相比，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和思考，无疑更加富于现实性和政治理性，也更符合俄国国家发展的治理需求。不过，列宁晚年对国家治理的探索还存在不少的局限，比如对法律统一和权威的强调并没有上升到对法治的认识，也没有形成对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此外，在这一时期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中，并存着制度化的治理方式与运动化的治理方式两种形态。制度化的治理方式，就是如上所分析的，主要是通过加强法律的力量与规范平衡权力的制度设计来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执政党的建设。运动化的治理方式，则是革命政党典型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治理方式，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突击式的检查来解决党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某一或某一类问题。从列宁晚年的思想来看，他并没有放弃运动化的治理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工农检查院作用的重视上。一方面，列宁试图在政治体系中提升工农检查院的地位和作用，使用工农检查院的存在制度化，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主要是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作进行突击检查，以此来纠正和防范官僚主义。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提升这种带有运动形态的突击式检查的重要意义，鲜明地表现出了列宁对运动化治理方式的偏爱。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治理方式的绩效并不理想。列宁去世后初期，各种各样检查之风开始盛行了起来，一方面突击式的检查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更加严重［6］755，从而形成了一个国家治理中的深刻悖论，这在深层次上反映出列宁的这一探索仅仅是个开始，仍然是属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渡状态。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周尚文．苏共执政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人民日报，2014-01-01（2）．

［6］［美］路易斯·费希尔．列宁：下册［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责任编辑张转）

Lenin's Explor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His Later Years and Its Significance

REN Xiao-wei
（School of Politics&Economics，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China）

Faced with the growth of new theme of governing and development，Lenin made a positive explor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his later years，and took a new leap of his state theory.The explor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Lenin's later years includes the governance of multi-economic forms oriented to the market，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with the key of power supervision，the cultural governance aiming at improving educational level and balanc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and the leading party's governance with the core of the build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The explor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Lenin's later years embodies the growth of the governing thinking of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the first to have gained the state power and its adaptation in system to the growth of the governing thinking.

Lenin's later years；state governance；new economic policy；socialism

A82；D0-0

A

1673-1972（2016）05-0005-05

2016-07-1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若干重大分歧问题研究”（11JJD710012）

任晓伟（1974-），男，陕西清涧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