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伦，李霞玲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推向国际化的必要性分析——兼论我国的外交布局

李敏伦，李霞玲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当前及未来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文明不可能在封闭的一国之内建成。无论是自然层面的生态问题的解决，还是维持良好生态的绿色发展的全面推进，都需要世界达成共识，全球通力合作。二者取得成效最终有赖于全人类共同改变现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基于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在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应发挥主要推动者的作用，并立足这一角色进行外交战略布局。

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外交；战略国际化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确立的需要全面推进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必须“以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综合影响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1］。这说明，我国今后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立足全球视野进行布局，使其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优势。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如何解决已经出现的和即将出现的生态问题、如何维护已经获得恢复的生态和尚未遭到破坏的生态两个问题，即现存生态问题的解决和良好生态的维持。从全球视野来看，对于现存生态问题的解决，目前的状态是世界各国各自理解，单独行动。世界生态依然呈现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对于良好生态的维持，目前世界主要国家虽然纷纷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战略，但在如何进行绿色发展的问题上，并未形成共识，致使实践上依然是以传统发展为主。归结呈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对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和缺乏世界充分协作是重要原因。本文旨在对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的外交战略布局。

一、自然层面生态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全球通力合作

现阶段，自然层面的生态问题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自然环境恶化，二是自然灾害的频发。这两个问题虽然都发生在局部区域，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对人类的直接和间接危害却在日益向区域外蔓延。

（一）局部自然环境恶化的跨区域危害日益显现，要求国际合作治理和预防

自然环境恶化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这些问题对人类危害的扩散性和跨区域性特征日益显现。以环境污染中的最不具有扩散性和跨区域性特征的土壤污染为例，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主要是由于产生于其上的物质能量被人类吸收而影响人体健康。在区域隔绝、生产力低的状态下，这种危害不会波及到区域外人群。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在污染被感知的延迟性以及人群的高流动性等的综合作用下，土壤污染的局部性危害越来越只是一种理论状态。不断提高的土壤产出率，使其产生的物质能量不仅可以充分满足域内人群的需求，而且也可以满足域外人群。局部土壤被污染，其危害随之就会直接或间接被传导到域外人群。在物质能量的危害性检测方面，基本遵循先出问题后开发技术的发展逻辑，这就必然导致现代检测技术滞后于危害发生。实践中，很多土壤污染被感知的案例都是发生在危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如癌症村的发现。现代社会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也间接扩大了土壤污染的跨区域危害。与环境污染相比，气候变暖、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等对区域外人群危害更直接，引发国际危害的可能性更大。以自然资源枯竭为例，一国自然资源的枯竭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相应自然资源的输入。如果其他国家阻碍，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几率就会陡增。因此，即便环境问题只是发生在局部区域，其最终也可能引发出国际性问题。2013年有媒体报道，我国北方的雾霾影响到了韩国等周边国家，引起周边国家对我国治理雾霾的关注，甚至要求介入。［2］2015年3月初，美国的“末日暴雪”也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NASA）部分归因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空气污染。［3］基于环境恶化的这一发展趋势，无论是对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的解决，还是对未来环境问题的预防，仅靠一国的力量很难取得显著成效。要从根本上阻止环境恶化趋势，世界各国必须开展跨区域合作，对其进行治理和预防。

（二）自然灾害发生的复杂性和治理的高难度，要求全球协助和技术共享

常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洪水、干旱、虫灾、山体滑坡、海啸等。近年来，自然灾害呈现发生频率高、危害性大等特征。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4年全球226起自然灾害，其中85%为严重的跨境风暴、洪水和山体滑坡，共造成6 000多人死亡，7 960万人受灾。［4］瑞士再保险在2016年3月份的sigma上发布的相关数据表明，2015年全球自然灾害198起，是sigma记录中年度数量最高的一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800亿美元。［5］自然灾害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但其对人类的危害却多与人为因素有关。如果说纯自然因素引起的自然灾害有被预防的可能，那么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自然灾害的预防难度则非常大。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既依赖于相关科学技术，也需要强大财力作支撑，需要强大的统一协调能力作保障。没有资金支持，相关科学技术就很难有重大突破，统一协调治理也是一厢情愿。没有统一协调能力，科学技术和财力就会被滥用。然而，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能完全具备这三种预防和治理要素。人类在自然灾害产生机制的研究、预防和治理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财力和统一协调能力方面，发达国家均远超广大发展中国家。然而，现实却是大多数自然灾害都发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如果没有获得外部国家的帮助，往往不能很快自我恢复。正是基于此，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治理只有依赖全球实现预防和治理技术共享，相互支援，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二、维持良好生态的绿色发展的全面推进需要世界达成共识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是重要保障。绿色发展是既强调效率，又强调和谐、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然而，从绿色发展被提出以来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依然只是停留在局部行业和区域。绿色发展整体上正在背离初衷，实质是继续沿着传统发展模式推进。

（一）绿色发展要求世界各国在国家发展方式上形成共识

国家的发展方式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发展方式可以划分为竭泽而渔型和可持续型。竭泽而渔型发展方式是以不考虑自然资源自我恢复时间和能力，而以人类的物质欲望满足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几乎所有的政治区域都经历了并正在沿用这种发展方式。当下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生态问题也正是人类长期践行这种发展方式的结果。可持续型发展方式虽然也是以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为中心，但它是以考虑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为前提的。这种发展方式的益处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但在现实利益和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驱使下，并不能被真正实行。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竭泽而渔式发展方式造成的生态破坏有很深刻的认识，提出了绿色生活的主张。但至今这些国家也只是在本国局部行业和区域推行绿色生产和生活，对大部分行业和区域以及其他国家则依然推行竭泽而渔型发展方式。正因为如此，诸如气候变暖、碳减排等生态问题，虽经40多年的国际呼吁和讨论，到今天依然只停留在国际会议讨论、个别国家单独行动阶段。世界整体生态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继续恶化。基于此，只有世界各国在绿色发展方式上形成共识，一致改变发展方式，绿色发展才可能被真正推进。

（二）绿色发展要求世界各国统一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加强对本国企业的生态约束

企业是工业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者，是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必要中介——将自然资源转换成人类所需求的物质形态。虽然企业经营类别千千万，但基本功能都是服务于人类各种物质需求。然而，企业的本质特征却是追逐利润和收益。不管哪一类企业，在利润刺激和诱惑下，企业本身都不是具有生态自觉性的实体。马克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6］258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企业对自然的破坏体现在其在利润刺激下不断生产产品而忽略原材料自身生产的平衡和供应限度；在供大于求的状态下，企业对自然的破坏则体现在其创造和诱导人类产生过度物质需求，从而形成资源浪费。基于企业这一本质，要让企业树立生态意识，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只有依赖外部力量通过奖惩的方式进行引导。这个外部力量主体只能是各国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一国政府的力量不可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例如，在欧美国家对企业的生产进行生态规范时，一些企业就将其生产转移到其他没有相关规定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推进绿色发展，世界各国统一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从而加强对本国企业的生态约束是关键。

（三）绿色发展要求世界各国统一对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负面作用的认识

当今世界，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依然迅猛推进。从生态问题的角度看，全球化意味着一国的生态问题存在着演化成世界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市场化意味着绝大部分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物质能量交换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信息化则意味着任何一个生态问题都可以在计算机的推动下引起世界恐慌。这三个特征并不独立存在于单个生态问题上，而是多数情况下并存于同一个生态问题上。以疯牛病为例，它本是一个1985年4月发生在英国局部地区的卫生学病例，其发生也是由于英国本地牛的食物链上出现病毒污染（即痒病）而引起。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英国受感染的牛产品（牛肉和肉骨粉）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至今，已有英国、爱尔兰、葡萄牙、瑞士、法国、比利时、丹麦、德国、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列支敦士登、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多国的牛爆发过疯牛病。然后在信息化的作用下，疯牛病的病理和危害恐慌通过信息技术被传播到世界吃牛肉的人群，引起国际争端，如韩国和中国台湾曾一度拒绝进口欧美牛肉，欧美牛肉贸易也争端不断。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伴随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拓展，生态问题的跨国界速度会更快，危害范围会更广，管理和解决难度更大。现阶段，从国家间各种贸易自由区的谈判和建立来看，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发展方向；当前的经济学理论，不管哪个流派，都承认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市场化依然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最终选择；信息化也凭借其为人类带来的便捷而继续成为世界各国拥抱的潮流。然而，不加控制的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会成为生态恶化的帮凶，甚至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因此，尽管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但世界各国应该对它们对生态问题的负面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形成共识，协同管控。

三、生态问题的解决和绿色发展的推进最终都有赖于全人类共同改变现有生存和生活方式

人类现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集中表现为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工业主义的城市生活方式。这两种生存和生活方式都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背离。建设生态文明，最终有赖于全人类共同改变这两种生存和生活方式。

（一）改变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背离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本国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引导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含群体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又包括群体生态文明生活习惯的养成，还包括生态问题的预防和治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类具有生态文明意识①生态文明意识是指单位区域人群都具有约束自身行为、维护生态平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它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外部引导和灌输，进而内化的过程。和生活习惯，形成合理的物质能量需求观，尽量约束自身物质欲望的膨胀，自觉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生态要求。然而，在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意识，被诱导到由人的物质欲望来决定。一方面，企业为赚取更多的利润而竭力开发新的物质形态，并引导消费者产生需求意识；另一方面，各国决策者也以尽量满足本国民众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并为其获得提供各种便利为决策导向，民众也以此作为判断本国执政者优劣的基本标准。伴随人的物质欲望的膨胀，人的生活幸福标准——以掌控和使用各类直接和间接物质的多少和自由度为基本内容——不断被提高，物质生存底线也随之被提高。现代人比古代人更难被满足，幸福感指数更低，在一定意义上说，原因即在于此。当前世界正处于工业文明充分发展、生态文明孕育阶段，物质主义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在这一背景下，生态文明意识非外部引导和灌输而不能逐渐形成。仅靠一国、一个国际组织、一个社会团体或个人，生态文明不可能最终建成。因此，要有效推动人们形成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生态文明，世界各国就必须共同加强对本国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引导。

（二）改变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背离的工业主义城市生活方式，要求世界各国加大对生态生活方式的宣传

从整体性特征来看，人类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原始生活方式、游牧生活方式、农耕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方式、生态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方式是工业革命以来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普遍追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最主要的特征是生产与生活相脱离，人类的具体劳动并不能直接获得生活资料，而必须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各类交换才能获得。这个特征改变了财富的物质内涵，将货币等同于财富，进而彻底膨胀了人类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即只要拥有大量货币，即便不劳动，各类物质欲望也可以获得满足。一种物质欲望的满足即意味着另一种物质欲望的产生。一个个体开发出一种物质欲望则会很快成为多个人的物质欲望，进而成为整个群体的物质欲望。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277这一成就正是城市生活方式导致的人类物质欲望膨胀的直观验证。生态生活方式是指人类能够理性了解和约束自己的物质需求，在有条件和能力膨胀自身欲望的前提下，以满足自身基本生存和生活需求为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不过度膨胀自身的物质欲望，对自然界持有敬畏和珍爱之心，从而使人与自然保持平衡。生态生活方式最显著的特征是人类对自身物质需求的度的把握和自觉。人类历史上的五种生活方式基本是一个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后者取代前者的过程，也就是说生态生活方式必然取代城市生活方式。然而，现阶段正处于城市生活方式的鼎盛时期，生态生活方式尚在萌芽。在这个阶段，只有世界各国共同加大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弊端和生态生活方式的优点的宣传，引导多数人选择生态生活方式，生态文明才可能更快建成。

四、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的外交布局

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重要一员，无论从自身生存和发展来看，还是从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来看，都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的必要性，并登高筹谋，在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立足国际，进行外交战略布局，主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化。

首先，长期外交战略层面，需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整体而言，生态文明建设至少需要构建两个系统，一是生态哲学系统，二是生态技术系统。生态哲学系统解决人类与自然界、人类社会自身各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自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问题。生态技术系统解决人类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界的效率问题，其实质关乎生态生产。生态哲学系统是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生态哲学系统构建方面，我国具有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话语系统两大优势。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本质及其不可持续性。中国哲学话语系统则可以帮助世人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个人、社会、自然三者的相互依赖、和谐共存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我国的这两个话语系统都有待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行开发。基于此，我国应从战略的高度，对全国相关人才进行整合，组织他们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对我国这两个话语系统进行梳理，并结合信息技术和现代传播手段进行加工，形成系统的对外宣传话语体系，逐渐赢得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话语权。

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应至少包括人文类培养体系和理工类培养体系两个类别。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大战略，关乎我国未来的中长期发展，更关乎中国梦的真正实现。大战略的实现的关键在人才。目前活跃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技术人才多是出身于资源与环境等相关理工科领域，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则多是各自学科的自学成才者。这是一种短期应付的人才成长模式，对国家大战略的实施显然是不够的。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文类培养体系来说，人才至少应有三个方面的能力储备，即生态哲学的思维、管理学的知识、外交技能。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工类人才培养体系来看，人才除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外，也必须具备生态哲学的视野和情怀。这就要求国家着手设立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学科，推动全国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成立生态文明建设学院，进行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从而获得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的先机。

其次，中期外交战略层面，既要制定中期生态外交规划，又要主动创设生态国际合作机制，还要尽早制定针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出入境的生态标准体系。在当前的国际生态舞台上，我国是后来者。在很多生态问题上，我国都只拥有参与权，而无主导权和决定权。在一些国际生态机制中，我国虽然一直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与发达国家据理力争，但整体上，在多数国际生态领域，我国依然只能被动参与和疲于应付。改变这种状况虽然需要长期系统的努力，但在生态领域如能有原则明确、层次清晰、操作细化的中期外交规划①如我国短期、中期的生态利益分别是什么，这些生态利益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如何分布，不同的产业领域之间相互协调的原则，环保机构和外交机构各自的具体职权等。，我国相关的部门在外交执行过程中就可以有章可循，主动出击，进而扭转目前的被动应付局面。

在生态国际机制创设方面，我国具有突出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我国已经主导创设的国际机制的两个特点中：一是在现有国际机制之外另起炉灶，二是以我国为圆心的自周边区域向外辐射。我国周边区域对我国主导创设的国际机制感兴趣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生态问题上，这些国家与我国基本同处一个起跑线，在现有生态国际机制中境遇相同。如此，前一个特点可以为确立我国的生态话语权提供便捷平台，后一个特点则大大降低了我国创设新的生态国际机制的难度。如能充分利用我国已经主导创设和正在创设的国际机制，加载和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我国在国际生态舞台上的被动状态就可能会很快被改变。

目前，我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生产要素出境基本都是遵循的由欧美发达国家制定的各项标准体系。外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生产要素入境基本遵循我国的各项标准体系。欧美发达国家的各项标准体系基于贸易和产业保护的考虑，达标指数普遍高于其他国家。相反，我国出于吸引外资和技术的考虑，也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达标指数则多数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种不同的入境和出境标准体系，既阻碍了我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各生产要素的出境，又降低了外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危害我国生态环境所需承担的责任以及我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对自身的要求。两者都严重损害我国的生态系统。改变这种状况，途径很多，尽早制定内外企业都必须统一遵守的至少与欧美标准体系持平的生态标准体系应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第三，短期外交实践层面，应继续改变不利的生态国际形象，消除生态殖民主义的危害，加大生态技术研发力度，减少绿色贸易壁垒等。当前，经过欧美等发达国家掌控的生态话语权和媒体话语权的一再歪曲，我国的国际生态形象是负面占主导。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外交渠道，加强与外部国家的沟通；二是相关对外宣传部门需要考虑对外宣传方式、语言、对象及媒介的改变、整合和运用，尤其是要考虑在“中国制造”上加载生态要素的宣传；三是组织力量筹拍一系列符合对外宣传对象国国民思维习惯和价值导向的生态影视作品、纪录片以及文艺作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向外部国家强势推介。

我国部分领域存在被生态殖民的现象，如欧美发达国家以民间研究机构身份，利用我国相关领域的政策漏洞和国内部分人的利欲熏心，将转基因生物风险转移至我国，致使我国无法利用外交手段追究这些国家的责任和进行交涉。针对这种情况，我国除了尽快建立和健全国内相关生态问题的立法和机构建设外，还应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民间转基因和其他生物研究和实验，尤其是带有国际合作性质的民间自主研究和实验，对已经发现的类似研究和实验要坚决清除和严惩相关人员，同时，通过外交沟通和施压，促使相关国家加强管理。

在生态技术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走在前列，掌握着关键技术。然而，出于遏制中国和掌握绿色经济主导权的考虑，直到今天，欧美所掌握的大部分关键性生态技术仍然不肯对中国开放，甚至连高价转让也不同意。在这方面，我国应在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探寻生态技术研发的国际合作机会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国内的生态技术研发投入，为其实验及应用提供便利和平台，力争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尚未注意或初起步的生态技术领域获得先期突破，以加大我国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沟通和寻求他们优势生态技术转让的谈判筹码。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危害，一方面表现为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市场，大大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加剧了高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降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品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应尽早完善和提高各项生态产品和环境标准，一方面严格要求和规范国内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上的生态标准，以保证我国的绿色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坚决杜绝国外不符合我国生态标准的产品和企业进入我国，树立起我国的绿色屏障；同时，积极利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制，打破其他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5-06（01）.

［2］韩媒称中国雾霾影响韩国导致韩首都雾霾频发 ［N］.环球时报，2013-11-06.

［3］苏静，陈宗伦.NASA：美国“末日暴雪”或与中印空气污染有关［N］.环球时报，2015-03-10.

［4］联合国报告：2014年全球一半自然灾害发生在亚太［EB/OL］.（2015-02-25）［2016-05-20］.http://world.people.com.cn/n/ 2015/0226/c157278-26599065.html.

［5］肖扬.2015年自然灾害创历史新高，全球灾害导致保险损失370亿美元［EB/OL］.（2016-04-06）［2016-05-20］.http://www. financialnews.com.cn/bx/xw_99/201604/t20160406_95185.html.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张转）

Comments on Necessity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Layout of China

LI Min-lun，LI Xia-ling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Hubei 430074，China）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ing strategies in China.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n not be built in a closed country.It requires the world to reach consensus on global ecological cooperation whether solving ecological problems on the natural level or promoting comprehensively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Their realization calls human to change their existing and living style.Based on this，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must take the roa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China should be the major promoter，and take diplomatic strategy layou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diplomatic strategy of China；strategic internationalization

D82；X3

A

1673-1972（2016）05-0010-06

2016-07-1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幸福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反思与前瞻研究”（13BKS048）；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价值追求演进研究”（2014232020）

李敏伦（1974-），女，湖北襄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外交与生态文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