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王培培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明代重庆书院考论（下）

吴洪成，王培培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作为统一的封建王朝，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书院得以进一步发展。明代重庆书院从整体上看作为长江上游区域书院教育的代表呈上升的态势，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虽在学术创造方面较之宋代有所逊色，但在书院的发展轨迹、地理布局以及教学与管理等方面明显体现时代特点与区域个性，也能明显反映出明代社会与书院教育间多线性复杂联系的一个侧面。

明代；重庆；书院教育；教学与管理

三、明代重庆的著名书院

本文若要对明代各时段重庆23所书院逐一详细介绍，着为繁琐，加之因资料难寻，无法查证，一些书院的详尽情况不得而知。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让人痛惜的憾事。现综合各种文献资料和上述分析，选取凤山、尔雅、文明、仰高、夔龙、琴堂、梅溪、楼峰、栖清9所著名书院为代表，将其基本情况分述如下：

（一）凤山书院

凤山书院是重庆长寿县有史料记载以来的第一所书院，意义非凡。书院原位于县治乐温城紫云岩下，后迁至县城东门外铜鼓山下文昌阁。明洪武六年（1373年），乐温县更名为长寿县，因县北山下居住的民众大多长寿，因而得名。凤山书院建于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与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①本文观点与张阔论文中“凤山书院建于洪武初年”的观点有所差别。经笔者查证，“凤山书院，明洪武元年（1368年）由长寿知县沙文达创办。原址在县治乐温城紫云岩下。清雍正时期（1723-1735年），知县台螵迁于县城东门外铜鼓山下文昌阁”。见《重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重庆百科全书》，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长寿知县沙文达在长寿县乐温城紫云岩建凤山书院。见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编《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843页。据此可知，凤山书院建于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或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由时任知县沙文达创办。它的建立预示着元末战乱纷扰与动荡不安的时代即将过去，朱明王朝的大一统将为蜀渝之地带来安逸与希望，亦是明朝时期整个重庆新建书院的开端。凤山书院虽为当地知县沙文达所创，却主要属私人捐资或社会集资开办的讲学之所而非官办书院，因故属于民办性质。该书院在岁月长河中风雨飘摇了200余年，几乎伴随了整个大明王朝的统治，期间经历了明代书院由沉寂到兴盛再到禁毁的兴衰荣辱，见证了明代重庆书院的匍匐艰辛之路。17世纪中期，破败不堪的朱明王朝即将退出历史的舞台，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凤山书院因故停办。凤山书院是一所极具代表性的明代重庆书院，但由于匮乏更多关于它留存至今的记载，因而对它的认识也仅能限于此。

（二）尔雅书院

尔雅书院位于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东城“尚书巷”内，是荣昌境内的第一所书院，为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由刑部尚书喻茂坚创办。喻茂坚（1475-1566年），字月悟，号心庵，重庆荣昌县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中进士，任南直隶铜陵县（今安徽铜陵市）知县一职。南直隶下属应天、苏州、凤阳等14个府和直隶州，区域大致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之后，喻茂坚转任浙江台州府临海知县。因其任职期间清正廉明、政绩卓著，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提升为福建道监察御史。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48年），喻茂坚因平定总兵李隆之乱、严惩贪官污吏、精简修漕经费、秉公查处楚世子英耀杀父一案等一系列重大功绩，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与重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喻茂坚晋升为刑部尚书，主持编篡《问刑条例》。然而在任职尚书不满一年之时，喻茂坚因上书营救谏官夏言，弹劾宰相严嵩，以条陈“八议”中有“人可刑，位不可刑”之语而触怒明世宗。加之严嵩挑唆，世宗遂下旨命喻茂坚于家中思过，且半年之内不得参议朝廷大事。此次责罚，对于满怀抱负、想要在朝廷之上大展拳脚的喻茂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此以后，他心灰意冷，再无心朝政之事，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冬告老还乡。已是古稀之年的喻茂坚带着满腔的遗憾和才学回到家乡荣昌欲建办书院，期望以残年余力为乡里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但由于他一生为官清廉，积蓄甚少，遂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发动荣昌县内士绅捐资修建书院，取名“尔雅”。“尔雅”之意“尔乎雅，近乎正”，是指语言的使用要文雅规范。“尔雅”之名饱含了喻茂坚对书院学子的殷切期望，愿尔雅书院的学生勿忘建办书院的初心，做“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时至今日，荣昌县东城尚存尚书巷和尔雅书院遗址。走过昔年风光辉煌一时的书院旧址，环视历史的沧桑痕迹，或许我们还可以在这感悟到400多年前喻尚书亲临书院“以诗书课后生”之意境，依稀谛听心系故土桑榆的乡绅名宦对尔雅学子的谆谆教导之语。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喻茂坚病故，终年93岁。死后，朝廷念其功绩，加谥号赠太子少保。

（三）仰高书院、夔龙书院

仰高书院、夔龙书院皆为明朝夔州知府郭棐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创建，仰高书院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府治后，宋时为静晖书院旧址，夔龙书院则位于夔州府治之西。

郭棐（1529-1605年），字笃周，号梦兰，广东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明代岭南大学者，也是著名方志学家。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郭棐中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后改礼部。后来因数次忤逆当权者，被外调做夔州知府。之后，郭棐又任湖广道屯田副使、四川提学、广西右江副使、云南右布政使等职。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年过六旬余郭棐被任命为光禄寺卿，在职十年，卒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郭棐修有许多蜀地地方志，著有明万历九年（1581年）受当时任四川巡抚的虞怀忠委托而纂修的《［万历］四川总志》三十四卷与任职夔州知府时修著的《夔州记》《夔州府志》十二卷。只可惜时光荏苒，郭棐的《夔州府志》原本现已不存。作为一名方志学家，郭棐对地方志纂修的可贵之处在于实事求是，在于去伪存真，在于发扬“不虚不隐”的传统。他曾在志论中道：“志者郡国是非之权衡也。其所是者，必天下之公非，而不敢诳以为非。有似非而是者，则亦不得罗织而诋以为非也。是故必公是非，不虚不隐。而后可以无愧于月旦之评也。”［1］巻二百二十郭棐这种史笔直书的修志精神令世人称颂，对后世修志亦影响至深至广。作为一名在重庆任职、具有科举进士身份的岭南籍史家，如此注重创设书院，培养地方人才，弘扬区域学术文化，实在可贵之致，与其在巴蜀地方史研究中的贡献可谓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仰高书院其前身为宋代的静晖书院。南宋乾道初年（1165-1168年），太守王十朋建“静晖楼”，后改立为“静晖书院”。宋代夔州人民感怀王十朋为官政绩，于静晖书院内为其绘像设祠。“静晖”一名取自杜甫的《秋兴其三》，“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历经宋元再至明中期，近400年的风霜早已将曾经的静晖书院淹没在尘埃之中。明嘉靖年间（1521－1566年），知府许应元于静晖书院旧址上建“杜邵祠”，以祀唐代文学巨匠杜甫与宋代河北籍哲学家邵雍。后夔州知府许宗镒在此曾祭祀明代史学家宋濂，因而“杜邵祠”又称“三贤祠”，祭祀杜甫、邵子雍、宋濂三位贤哲。明万历二年（1574年），夔州知府郭棐将杜邵祠改建为“仰高书院”。郭棐在《仰高书院记》称：“万历甲戌（1574年）夏乃新之。其前为讲堂三间，两翼为书舍十六间，又前为仪门三间，其宅则仍旧贯而饰之。秋九月厥功告竣。予偕文学诸生登而观焉：文山屹立于离垣，天马、旗鼓拥寺左右，白盐、赤甲诸胜环列，而瞿唐中鸿，一碧万顷，蜿蜒回环，乃沛而东注，悠然纵目，廓然大观也。更名日仰高。”［2］22“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应该就是郭棐知府修建书院并为其取名“仰高”的释义，意在赞美书院山水壮阔之景，也在于勉励书院诸生怀有仰慕高尚的德行。

郭棐在创办仰高书院的同年，又于夔州府治之西创建夔龙书院。《尚书·舜典》记有“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夔龙为古代神话中的两位臣名，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夔龙在后世中多喻指辅弼良臣。加之，夔州有“卧龙山，在府城（今奉节）东北五里”［3］177，“夔龙”之称，或许也是郭棐对夔州大好河川的爱恋与寄托，而就书院教育而言，又应该是倾注了他对重庆三峡地区学子的期望与鼓励。可以推测，这将会从中幻化出深刻的教育力量，成为书院师生教育教学的一种宝贵资源。

（四）文明书院

书院是綦江教育历史中较高层次的学校形式，在地方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中发挥突出作用并担当重任。文明书院位于重庆市南部的綦江县境内，是綦江县有史可考以来最早的书院。由此可见，文明书院在重庆綦江县的教育史上开辟了教育发展的新模式，揭开了綦江教育文明的新面纱。《重庆教育志》对文明书院有所记载，明代万历年间知县周作乐设于县城北门外关王庙后文昌宫，明末毁。文昌宫内政殿两旁设立精舍，并聘请名师讲学，为书院学子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营造了良好的氛围。［4］844文明书院设在文昌宫内，又由知县周作乐“每月三、八日躬诸会考，亲授程氏”［5］44，因而受官学的影响较大。文明书院开设经史课程，经学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史学则读《二十二史》。在南方尤其是蜀地，文昌宫是专门供奉主宰功名利禄的道家二十八宿中的文曲星——文昌帝君的庙宇。《明史》之《礼志》称，文昌帝君张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文昌帝君主掌科举，民间流传着“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之说。值此可见，文昌宫在南方之地位堪比北方之孔庙，亦可见文明书院建于文昌宫的政治意图。如同“尔雅”“仰高”“夔龙”之名，蕴含了书院创办者对所创办书院的美好期许，文明书院亦然。“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传·乾·文言》，其有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是一种与“野蛮”相对的文化，是一种社会进步、开化的状态，又含文采光明之意，故而知县周作乐以“文明”作为书院命名，表达自己对书院的深切期望。

（五）琴堂书院

琴堂书院位于涪州壁山，由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举人何环斗创办，其遗迹至今在涪陵区义和镇大山乡琴台村境内犹存。何环斗（1551-1623年），字以让，涪州人，能文善书，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任职四川成都府彭山县教谕、湖北武昌县令、河北大名府通判等期间，多善政。万历三十年（1602年），何环斗辞官归乡，壮志不已，于七年后（1609年）在涪陵玉璧山创办琴堂书院，开双池，建琴台，凿读易洞，讲学著书。琴堂书院置有学田，以充作办书院耗资的主要渠道，经费不足部分由当地官府拨给。何环斗的晚年岁月多在琴堂书院度过，在此他读《易》论理，著书育人，著有《春秋笔记》《答客篇》《九权》等81卷，［6］1 529于1623年卒。何环斗一生对涪州易学文化大力推崇，并作《北岩怀古》《登玉璧山》《琴台读易洞怀古》等诗。《北岩怀古》诗云：“维石岩岩在北山，四周烟波入云间。当年注《易》人何在？此日谈圣洞未关。夹岸芳洲铺锦绣，一江春水隔尘寰，登临欲究羲图蕴，遮莫忘机月下还。”［7］72羲图为《易经》的别称。涪州自宋代理学先哲程颐谪居北岩书院，于“点易洞”讲学著书以来，便自成一体发展成涪陵易文化。上述可见何环斗对程氏易学的推崇及对北岩书院办学成效的高度赞扬。

（六）梅溪书院、楼峰书院、栖清书院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梅溪、楼峰、栖清3所书院的详细资料实为难寻，笔者仅从地方县志中找寻了只字片语加以编织陈述。江津县的梅溪、楼峰、栖清书院3所书院均与明代尚书江渊有着莫大关系。前两所书院均为江渊所建，而栖清书院则是他在少时读书之处。本文对于江津县梅溪、楼峰两所书院的考证不同于季啸风等人持“梅溪书院，又名楼峰书院，明江渊建”［8］922的观点。通过考证地方县志，查实梅溪、楼峰为江渊建于江津县的两所书院。据《江津县志》记载，“江渊在梅子溪建有梅溪书院，县西楼台山有楼峰书院”［9］642，加之《重庆教育志》中写到“梅溪书院，明景泰五年（1454年），江津县北5里梅子溪，工部尚书江渊建”“楼风书院，津县南80里楼台山，同上（工部尚书江渊建）”［4］35等文字。以此处相互印证，梅溪与楼峰并非同一所书院。此外，季啸风等人对于江渊读书处的江津书院称为“楼清书院”［8］922，但据笔者考证，江渊少时读书于江津“栖清书院”，依据有三：第一，《江津县志》中记载，“县北圣泉寺（圣泉乡境）有栖清书院，太子少师、工部尚书江渊曾在此读书”［9］642，“明代，有栖清、梅溪书院”［9］640；第二，《重庆市地名词典》记有“圣泉寺又名‘栖清书院’，系明工部尚书江渊幼年读书地”［10］285；第三，《重庆教育志》中称，“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在江津县北10里圣泉寺建栖清书院，在景泰年间（1450-1456年）任太子少师、工部尚书的江渊，曾在青少年时期就读该书院”［4］843-844。以上资料显示，江渊读书处名为“栖清书院”，且建于永乐年间（1403-1424年）。

栖清书院位于江津县北圣泉乡，昔日书院曾有一大古刹，名为圣泉寺，其间古木参天，怪石林立。寺内圣泉泉水清甜润口，寺院的石壁上有明、清名人题刻。寺内“栖清书院”原为江津县“八景”之一，但在文革时期庙宇、石刻多遭捣毁。［9］83江渊（1400-1473年），字世用，号字庵，江津人，少时读书于栖清书院，明宣德五年（1430年）考中进士，金榜题名。他三十入仕，步步高升，“景泰初，遂人阁预机务”［11］59，从此进入了一生仕途最为辉煌的时期。景泰年间，朝廷念江渊政绩卓著，于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有重大功绩，因而多次下诏旌表，拨库银重修栖清书院。［12］175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①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惨败，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于谦、江渊等朝臣拥立其弟明代宗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明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放回明英宗。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夺门之变爆发，明英宗复位，改元天顺。二月，英宗废景泰帝为郕王，杀于谦，贬江渊。，江渊“谪戍辽东”［13］59，直至成化元年（1465年）方被昭反，官复原职并由明宪宗钦题“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然而几经官场风云后，时年65岁的江渊早已看淡仕途，遂辞官归乡。回江津后，江渊投身书院教育当中，培养江津子弟，造福乡里，直到1473年病逝于江津县。据称，江渊在功成名就后，不忘栖清书院的多年栽培，并有感圣泉寺内圣泉灵水保佑，多次捐资以助书院维修。对于栖清书院，江渊蕴藏着殷切期许和浓厚情感，曾作诗《栖清书院》一首。诗云：“春风岩畔草青青，苔藓模糊篆刻平。壮志已随龙虎逝，剑光犹傍斗牛横。三余事业今安在，一代文章空有名。桂影婆娑明月夜，咿唔疑有读书声。”［9］888已是深夜十分，却仍旧听到读书之声，想来这也是江渊在壮志难酬之下看到栖清书院学子奋发读书之景倍感欣慰，亦是勾起自己昔日满怀壮志读书其中的记忆。

四、明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和管理

明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和管理与宋代重庆书院类似，书院的存在不仅弥补了官学的僵硬教学与沉闷管理，更是以一种昂扬、积极的姿态担起了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的重任。明代重庆书院的教学与管理制度已趋于成熟，其中的许多管理经验，至今仍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一）教学目的

教学目的制约教学活动的总趋势和总方向，在教学诸因素的各个方面中起着核心统贯的导向作用。明成化以后，由于科举日益腐败，官学衰微并逐渐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鉴于官学教育弊端的暴露，一大批理学家们认识到其已无法担任“立学教人”的重任，于是纷纷高举自由讲学的大旗，创办书院教育，并将书院讲学与传播自身学术学说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明代书院便成了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的统一基地。明代重庆书院或多或少受到官学化影响，因而其教学目的一是为封建社会培养大量的有用之才，二是为探究学问，传播学术。喻茂坚创办的尔雅书院作为荣昌境内第一所书院，其目的是为家乡培养可用之才。刘绘任重庆知府时“尤爱士作人”，遂建凝道书院，“檄州邑士之秀异者，读书其中”。丰都平山书院的办学目的亦是在于为家乡培养人才，其创办者杨孟瑛曾言：“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诵读其间，翘翘焉相继而兴，以无忘先君之泽。”［13］由此尔雅、平山、凝道3所书院的办学初衷可见，明代重庆书院的教学活动主要是为封建社会培养人才，使其读书于书院之间，以承担家乡、国家兴旺之重担。在传播学术与探究学问上，明代重庆书院的教学亦有所体现。琴堂书院曾是明代举人何环斗晚年读《易》著书之地，想来何环斗凿璧山之洞讲学作著，是在效仿宋时理学圣哲程颐在涪陵北岩书院的“点易洞”著书研理、传理学思想之举，亦在发扬涪陵学派的理学精神。

（二）课程及教材

课程、教材是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的集中表现，从教学因素的关系分析，属于实现教育教学目的的途径或手段，因此有什么样的教学目的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课程及教材，这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要求所决定的。明代重庆书院一般设经史文学、对偶声律、书法艺术及其他文化知识课程。经学课程，多读“四书五经”、宋明理学家著作。史学，重在读《二十二史》《通鉴》等史籍。文学课程主要选修先秦至唐宋各家作品，尤其是唐宋诗词、文学名篇。对偶声律之学勤习诗词歌赋，为科举考试中写八股文、试帖诗作准备。由于科举考试及平日课卷都讲究书法，故而书法也是书院学生的必修课之一。此外，明代重庆的一些书院还设有时政课，这就保障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具有社会政治、法规的思想道德要求，同时体现现实社会的变动特色，使课程内容得以不时更新，兼具吸引力。明代中后期王门学派以理学救弊者面目出现，产生心学思潮，重在主讲以王阳明、湛若水等理学家的心学是明代重庆部分书院的教学内容。

明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家的教化作用，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曾颁布《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规定明代之学独尊程朱理论之说。由此一来，宋、元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成为明代官方的正统学术思想。加之明代统治者重视科举制度，只号令天下学子研读儒经，而非博览群书，这就使得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限于儒学范围。例如，綦江文明书院主要讲授程朱理学，属于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官办书院典型。该书院还注重书法、声律的讲授，声律要求学生勤加练习诗词歌赋，以迎合“八股文”、试帖等科举科目。明代成化年间由于科举日益腐败，官学日渐衰微，许多理学家重提宋时的自由讲学，由此便跨入书院发展的第二阶段（1465-1620年）成化之后书院的振兴，特别是嘉靖年间达于极盛，这与心学派的理学家们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以王阳明、湛若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理学家广揽群生、兴办书院以传道授业。这些理学家大都以宋儒为学习榜样，把书院发展成宣讲自身学说，进行探析学术与教学研究的重要机构。由于王、湛二人学术有别于程朱理学，加之书院创办者、主讲老师的学术方向不尽相同，因而明代更多的书院推崇程朱之学，也有的书院高举王湛之学。而相比较而言，明代后期重庆书院讲授“王湛之学”有所扩大，而程朱之学在书院中影响有所下降，这或许是区别于同期其他地区许多书院的特色之所在。

譬如，刘秋佩建于明正德（1513年）八年的武隆县白云书院，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育学说，“招收学徒讲授儒学经典，并致力于王守仁（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学说”［8］283。致良知是王阳明的心学主旨，意为在实践中恢复与磨砺人的道德意识。如果说“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世界观，那“知行合一”便是其认识论，进一步指导“致良知”在实践中应做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是行的意图，行是知的实践，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终结，二者统一便达到“上善”境界。

（三）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围绕教学目的师生协作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及方式的总称。与当代教学方法日渐繁复不一致的是古代教学方法相对单一。相比于官学以科举考试为目标的书本记诵方法而言，明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并不局限于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应试教育围墙之中，而是突破性地将不同学术思想融汇进书院的教学当中。在明王朝三令五申的高压文教政策下，明代重庆书院做到如此组织教学，可谓是明代书院教学中的一缕清风。例如武隆的白云书院在讲授儒学经典的同时，致力于传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心学思想。［8］283王阳明的心学教育讲求“知”与“行”的统一，只做到“知”，那便是死记硬背的沉闷教育，只做到“行”则是毫无章法可循的盲目作为，只有二者统一才是教育之根本，学习之法则。这种不同于官学死记硬背教学的新尝试，大大促进了不同学术思想在重庆书院的交流、辩难，也使得学生领悟到不同的学术学说，感受到不同的教学风格。

明代重庆书院的教学相对自由活跃，学生可以不必受地域、学派之间的局限，自由听讲。当然，这种自由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而是在一定的教学设计及课程内容之内有效，它无法摆脱科举考试的桎梏与封建道德伦理，尤其是传统礼教的束缚，因为这是封建专制性政治所必须的。每当著名学者来重庆书院讲学授课时，其他书院的儒学师生往往自愿前来听讲、问难。一时间，书院门庭若市，文人墨客络绎不绝，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景。这种打破学派与地域限制的自由教学，比一般书院只注重背诵、习作八股文的僵硬死板的教学方法要高明许多。聘请名师讲学与学生自由听课能充分调动教学积极性，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认真听讲，同时也促使他们掌握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是双边互动的，这种师生合作教学及由此所带来的教学效果亦是官学所不能比拟的。

（四）考课制度

规章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内部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健全的标志之一，也是书院确立自身办学宗旨和特色的一个重要手段。［14］219其中考课制度是教学管理制度的一种。在我国封建时期，考课主要有两方面的解释：首先是考，即作为考察官吏在任职期间对国家法令的执行表现的评判依据并以此对其升降赏罚的重要管理制度。然后是课，一般是由山长①书院的管理者称之为山长，负责对学生的讲学考课及其他日常事务。明朝书院对山长的选聘是需要通过官府审批或备案的，一般多为其创办者或由创办者挑选聘请名师担任。或当地官吏依照行政法令对辖区内的教育机关进行督教考课。明代重庆书院对学生的学业极为重视并定时考核，日有程，月有课，每月考课少则二三次，多则五六次。如荣昌的尔雅书院由其创办者喻茂坚亲“以诗书课后生”。綦江文明书院定期举行以“会考”命名的考课制度，由知县周作乐“每月三、八日躬诸会考”［5］44，旨在考核测评学生学业水平。一方面，作为奖励、升降的凭据；另一方面，也是山长、教师诊断教学状况，发现问题、改进教学的机制。而地方行政长官又是书院的开办者，亲临书院，督促考课，讲授程朱理学，不仅是对师生教学工作的鼓励，更是对尊师重教社会文明观念形成的有力号召及表彰。

此外，书院的考课制度还设有学业奖励惩罚机制，以更好地实现考课的教学测评价值与鞭策激励效用。根据奖金来源不同，考课有官课和私课之分。官课一般是指由地方款项开支的奖金，而私课则是由书院本身开支的奖金。每次考课都分为一、二、三等，书院按等授奖，以奖金作为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的动力。书院的考课奖金称为“膏火”。［7］31膏，指的是灯油，是古时人们夜间照明的主要燃料。书院学生若要奋发学习，“膏火”是其夜间挑灯看书的必备之物。因而以“膏火”作为考课奖金，是对书院学生勤勉读书的一种精神与物质并存的鼓励。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寒士奋发读书除为了考取功名外，还要依赖优异学业在考课之时获得“膏火”，以维持生活。此外，考课还分内学与外学两种考课形式，内学考课是指对已经是秀才、膳生的学生考课，外学考课是指未考上秀才学生即童生的考课。由于前者的学生是获得一定比例经费学习，后者的学生基本上自费在书院求学，因此考课的成绩等次就会作为调整两者不同待遇的一项重要依据，成为学生求学动机的一种有力杠杆。

（五）办学经费

书院的创建、修复及日常的运作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因而经费的充足与否是书院办学成败的关键。不同的书院有着不同筹集经费的渠道，主要分为民间筹集和官府拨给，民间筹集经费又有富有的个人或家族提供与地方士绅捐献之分。

关于明代重庆书院创建时期经费来源和经营的记载十分稀少，只有零星片语以资取证。嘉靖十年（1531年），巡按御史邱道隆修建合宗书院，其前身为宋时合州的濂溪书院、瑞应山房。作为官办书院，对其经费记载只有在《濂溪书院记》中提起，“中营其费裕以约”“工费若干缗”［15］。裕是指富饶，财物多，约有称量之意，“其费裕以约”是指资金充足，经费宽裕的意思。缗是古代计量单位，即10串铜钱，一般每串1000文。“工费若干缗”也是经费足实的意思。虽未指出合宗书院的经费来源，但据书院性质推测应该为官府拨给。位于綦江县的文明书院，建于万历年间，明末停废，期间约60年左右。明代末期，“知县蒲林买有学田，在松山，岁收租二千石”［8］44作为文明书院的办学经费。随后书院停废，文明书院在松山的学田及其收入最终收为民产。据可考资料查证，明代重庆忠县仅有一所官办的龙虎书院。龙虎书院元时已建，“明因之”。程腾凤在《绍鹅书院设立膏火记》提到，“忠郡有书院由来久矣，元名龙虎书院，明朝三百余年虽有新学之建，仍以龙虎为名，因而不改”。［16］75此外，《忠县教育志》中亦记载明代忠县书院的经费状况：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刺史李夔捐俸银120两，置买贯风垭田地60亩，每年收租谷30州石，作为书院师生的主要饮食。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刺史黄器重捐俸银95两，置买姜维井田地25亩，每年收租谷11石，作为书院经费补充。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州民姜正焦捐田地1分，价银50两，每年额定租谷9石，作为书院学产。［17］181由此可推测，《忠县教育志》记载的明代书院大概为龙虎书院，由于为官办书院，其经费多来源于官府补给。不同于官办书院，作为民办的雅尔书院是由地方士绅捐资修建的，因而其办学经费主要源于民间筹集。

综合看来，办学经费作为书院教学发展的物质补给，不仅贯穿于书院办学的始末，而且是书院起伏动荡的“晴雨表”，看来朗朗读书声的背后还是由经济力强弱所决定的。由此及彼，对于当前我国发展教育、兴办学校来说，无论是要提高办学质量还是扩大办学规模，都必须依托于充实的物质基础。须知道，脱离办学经费而空谈发展教育，一切都将成为泡沫。教育资金的充足投入与合理支配，加上有序优化的运营，应是书院教育成败的物质基础。

（六）择优而教

明代重庆书院的创办者对教师的聘选十分注重，名师鸿儒往来于重庆各个书院，不仅宣扬了自己的学说理论和研究成果，亦带动了书院的教学发展。重庆书院自宋代起，便有聘请名师鸿儒来院讲学之风。明代承袭宋代良好的文化习气，许多书院聘请当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力、号召力的著名学者文人来渝，以传道授业解惑。书院师生主动就学听课，以崇敬之心学习自己的兴趣学说，虽说不能达到全面发展，却也使其术业有专攻。这种教学组织活动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劳逸结合，又使得教学活动充满了乐趣，让学生真正在愉悦环境中成长学习。重庆涪陵自宋代以来便盛行易学文化，明代时有举人何环斗建琴堂书院，引得众多涪陵学者前来讲学论理。万历年间的理学家、涪陵隐士蔺希夔专攻理学，著有《易注》，“行世一时，向慕从游，千里毕集”［18］282，曾前往琴堂书院讲学，并与当时的书院山长何环斗讨论易学，并作《过访何环斗先生》一诗，诗曰“探书理河洛”［19］680。

不仅如此，很多书院的创办者还亲自授课讲学，督导教学。如太守刘秋佩辞官回乡后于家乡武隆县创办的白云书院，刑部尚书喻茂坚告老还乡后于家乡荣昌县创办的尔雅书院，皆是由其创办者躬亲授学，亲自督查诸生的学业。像刘佩秋、喻茂坚等文人政客在走下庙堂之后，势必会怀念入仕之前饱读诗书的书生经历与文人生活。值此退而致仕之际，他们便在自己创办的书院中教书育人，为学生解忧解惑，尽享为人师表的乐趣。凝道书院的创办者知府刘绘，亦“躬亲讲课，岁大比（考试之年），与贤书者（乡试考中钧人）展拳，人文之盛，甲于一时，士人向慕”［20］516。文明书院创办者知县周作乐亦“亲授程氏”［8］44。不同于一般文人学者，作为官方象征的重庆地方官员创办并在书院中亲自授课讲学，并不是进行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同时带有鼓励及引导色彩，这也是明代重庆书院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重庆地方官员的参与并不完全等同于重庆书院的官学化，因为这些讲学的地方官的举动不完全代表当局意志，而是融入了比较浓厚的具有个人色彩的学术学说。

在明代重庆的官办书院中，生源主要为所管辖区域地方范围内学生，辖外的学生一般不能报考，这主要由经费决定。若外籍学生入学势必会挤占当地户籍学生的名额，从而剥夺当地学子就学读书的机会。重庆府治的官办凝道书院，“檄州邑士之秀异者，读书其中”［20］516，可见其生源选择以本地学生为主。由于民办书院的创办者怀有造福乡里的近乡之情，以为家乡培养可造之才，故而民办书院也以招收本地学生为主。例如位于丰都县境内的平山书院，其招生范围只是限定在“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12］。显而易见，其他民办书院的招生情况大致与平山书院相差无几。以当地学子作为书院的主要甚至唯一生源，虽造福乡里，利于当地的人才培养和书院教育的发展，但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生源的质量，不利于学生的学术探讨与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挖掘资源、考订文献，梳理、总结了明代重庆书院的发展状况及主要特点。虽然明代统治者过于重视官学而相对忽视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的力量及氛围方面逊色于宋代，但明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在规格与数量上超越前代，获得了一定的提高。明代重庆书院没有像北岩书院所产生的涪陵学派那样的学术团体，但此时书院因其数量上升，地理布局聚集交通便利、贸易商业繁盛的沿江区域，范围拓展的行政区域更为广阔，由此，书院所产生的社会广泛作用也会急剧加大。由于明代实行崇尚程理学、八股取士的文教政策，官学化的书院围绕科举教育为中心开展活动，教学及课程自然以此为导向，但远离政治中心的重庆书院却有相对宽松或灵活的表现，尤其是教学内容中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交错，使其教学有所突破。自由讲学、学无常师、打破门户之见的教学组织方法不仅极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利于书院掌握最新的学术思想成果。明代重庆书院办学中实施多种渠道筹集经费，以为书院办学成效及质量稳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也为选聘在学术造诣、道德人格及社会清誉名望等方面均有更高资质或素质能力的优秀教师提供必备的经济保障。研究明代重庆书院的历史，探讨其办学特点，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教学与管理的经验，为当今地方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帮助及启迪。

［1］黄宗羲.四库全书：明文海［O］.清乾隆间内府钞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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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肖）

A Textual Research of Chongqing Academy of Ming Dynasty（Part Two）

WU Hong-cheng，WANG Pei-pei
（School of Education，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The academy of classic learning is a kind of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exerting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China's feudal society.The Ming Dynasty，as a unified feudal dynasty，had a relatively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and enjoyed a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y.Chongqing Academy，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cademy education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areas in the Ming Dynasty，showed an ascendant trend，and a rise in number and scale.Although it was somewhat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Song Dynasty in academic achievements，Chongqing Academy gave expression to the times characteristics，regional character an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and academy educa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track，geographical layout，and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the Ming Dynasty；Chongqing；academy education；teaching and management

G639.29

A

1673-1972（2016）05-0054-07

2016-04-28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教育学原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