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深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新加坡　138600)



【汉唐研究】

唐初三朝进士科及第群体初探
——以《登科记考》为中心

王学深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新加坡138600)

摘要：唐初三代科举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士子打开了仕进之门，但实际上进士科及第者同样要经过为官者的保荐才可成功，而家世背景更是被录取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唐初三代的进士群体依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门阀”特性，与宋以后士人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唐初三代进士科及第群体在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和郡望等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北方世家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对于科举进士科的影响与把控，也证实了内藤湖南所述“唐宋变革论”中世社会的特点。

关键词：唐初三代；进士科；《登科记考》

科举制度虽自隋炀帝始，但因隋代国祚短促，真正将科举制度继承并发展成为固定取士之法的是在唐朝初年高祖、太宗、高宗三帝时期。唐初李唐皇室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延续西魏、北周、隋以来重内轻外的贵族统治。虽然以关陇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获得了统治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无法与注重门风礼法的旧有山东世族相抗衡[1]。因此，唐代统治者希望利用科举制度吸纳更多的关陇世族进入统治阶层，增强政权的主导性，以此抑制山东世族的势力和发展。故经唐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后的三代发展，确定了科举取士的原则，设立分级考试制度，而其核心依旧是以关陇集团为本位，所取士人与唐朝后期具有较大差别，其中家世和荐举成为中进士者的重要因素。

经高宗、武后改革后，唐代形成了以明经和进士二科为主要取士科目，而士人尤以中进士科为荣耀，且中式率极低仅有1%~2%[2]。如《新唐书》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3]。因此才会出现唐人孟郊在《登科后》中所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进士后的狂喜之态。

有唐一代开科有着近300年的历史，自武德五年*学界有言自武德元年始，实误。武德元年至四年并没有开科取士，至五年始开进士科取士。徐松在《登科记考》序文中言“武德五年诏有司，特以进士为选士之目仍古道也”，见《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41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280页。(622)始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止，共开264科。作为唐代初期的进士群体在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和家世背景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从而也反映出唐代科举制度初期世家大族和寒族庶士群体相互变化的状态。本文以清人徐松所纂《登科记考》为中心探讨唐代初期高祖、太宗、高宗三期的进士群体状况。

一、唐初三朝进士群体统计

表1　唐初三代进士科试情况与进士群体考

续表

时间进士人数姓名籍贯家世仕宦毕粹东平人“东平之盛族”官至平原县丞(从八品上)贞观六年十二人姓名无载贞观七年十三人姬温河南洛阳人官至守昭陵令护军(从七品下)李尧臣梧州秦川人官至交州刺史(正四品下)贞观八年九人李义府瀛洲饶阳(今隶属河北衡水)人祖父忻州射洪县丞;父李德盛,隋西城郡守,唐魏州刺史官至中书令,右相,封河间郡公(官职正三品)裴皓河东闻喜人官至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贞观九年六人杨全弘农华阴人授散官将仕郎(从九品下)贞观十年十一人姓名无载贞观十一年八人姓名无载贞观十二年十一人姓名无载贞观十三年十七人姓名无载贞观十四年五人姓名无载贞观十五年十四人姓名无载贞观十六年“不贡举”贞观十七年十五人姓名无载贞观十八年二十四人冉实夔州云安人冉氏大族,其子官至刑部侍郎官至河州刺史(正四品上)贞观十九年无载贞观二十年三人张昌龄冀州南宫人其兄张昌宗官至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田备无载郝连梵无载贞观二十一年七人姓名无载贞观二十二年九人杨玄肃弘农临高人弘农临高杨氏。曾祖杨华,齐银青光卤大夫、泽冀二州刺史,开国公;祖杨仲舒,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父杨盛德,幽州归义县令官至濠州招义县令(正七品上)贞观二十三年八人娄师德郑州原武人子娄思颍,介休县令;孙娄志学,千乘县令官至同平章事,尚书,陇右诸军大使(正三品)永徽元年二十四人赵义天水人授文林郎,官无考(从九品上)永徽二年二十五人永徽三年不贡举永徽四年不贡举永徽五年一人王庆祚太原晋阳人太原王氏大族官至岐州雍县尉(从九品上)永徽六年四十三人裴撝河东闻喜人官至宁州刺史,上柱国(正四品上)

续表

时间进士人数姓名籍贯家世仕宦永徽七年三人苏环京兆武功人隋尚书右仆射苏威曾孙,官至吏部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傅(从二品)显庆二年二十二人显庆三年十七人崔禹锡章丘人清河崔氏定著六房之一。其父崔融官至国子司业,封赠县男官至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显庆四年二十人显庆五年十四人显庆六年五人张贞京兆人出家开元寺,不仕龙朔二年八人韦承庆京兆杜陵人官至黄门侍郎(从三品)李元轨赵郡栾城人赵郡李氏官至校书郎(正九品上)龙朔三年不贡举麟德元年三人李峤赵州赞皇人赵州李氏。北魏太尉、高平宣王李顺七世孙;隋代内史侍郎李元操从曾孙;祖父李野王,隋鲁郡功曹;父李镇恶任襄城令官至同中书门下三品支敬伦陈留人授文林郎(从九品上)张弘陈留人其父张济,睦州刺史官至监察御史(正八品上)麟德二年不详李无亏陇西成纪人陇西成纪李氏。其曾祖李子肃,北齐平原太守,范阳侯;祖李叔琳,齐州刺史、范阳公;父李行机,益州九陇县令官至沙州刺史,持节(正四品上)乾封元年不详王上客官至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魏知古深州陆浑人官至同平章事,工部尚书(正三品)亁封二年五人苏味道赵州栾城人官至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从三品)程芝广平人官至司马(正六品下)亁封三年二十六人总章二年不贡举总章三年五十四人宋守节状元不详杜审言京兆人杜预远裔,杜易简从祖弟官至显城尉(从九品上)高瑾清河蓨县人清河大族。高祖为北齐清河王高越;祖高士廉官至尚书右仆射不仕咸亨二年不贡举咸亨三年不贡举有误,人数不详崔释清河东武人清河崔氏。曾祖崔德仁任司徒府长史;祖父崔君宝许州司马;父崔悬解,宜郡丞官至永昌县丞(正九品上)

续表

时间进士人数姓名籍贯家世仕宦咸亨四年七十九人郭震(即郭元振)魏州贵乡人(今邯郸大名)官至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迥秀陕西泾阳人祖父、父均官至刺史官至同平章事,兵部尚书(正三品)弓嗣初不详咸亨五年五十七人周彦辉不详张守贞南昌人官至鸾台凤阁龙时平章事(正三品)李陕西狄道人官至国子监祭酒(从三品)上元二年四十五人郑益状元不详沈佺期相州内黄人官至给事中、尚书(正三品)宋之问汾州人官至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刘希夷(宋之问外甥)颍川人早卒梁载言博州聊城人官至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张鷟深州陆浑人官至凤阁舍人(从六品上)陈该緜州显武人官至河内县尉(从九品上)上元三年不贡举上元四年不贡举仪凤二年不详陈宪平阳临汾人平阳陈氏;祖上封平阳侯,祖父陈远,晋昌令,不仕官至工部侍郎,蒲州刺史(从三品)仪凤三年不详元希古河南洛阳人官至密州刺史(正四品上)调露二年书载“一人”有误,人数不详苏颋京兆武功人隋尚书右仆射苏威玄孙,吏部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傅苏环子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三品)李福业官至侍御史(从六品下)宋璟邢州南和人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正三品)永隆二年,即开耀元年书载“一人”有误,人数不详姜晞李尚真赵州房子人赵州大族李氏。李侯云裔孙,侍郎李书劲十一世孙,曾祖李彦博,祖父李惠明,父李大智官至侍郎,赠黄门监(正四品下)梁璵京兆长安人官至亳州谯县县令(正七品上)开耀二年五十五人许且状元不详陈子昂梓州射洪人其父陈元敬等明经科进士,后隐居不仕官至右拾遗(从八品上)雍思泰

续表

时间进士人数姓名籍贯家世仕宦刘知几彭城人楚州刺史刘允之族孙官至左散骑常侍(从四品上),追赠工部尚书永淳元年不详韦凑京兆万年人韦氏大族。曾祖韦瓒,隋司农少卿、尚书右丞;祖父韦叔谐,唐蒲州刺史、户部郎中。父韦玄福,城门郎,桂州长史官至右卫大将军、节度使(正三品)刘穆河间人官至石州刺史(正四品上)永淳二年五十五人元求仁不详

资料来源：徐松：《登科记考》，《丛书集成续编》第4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职官品级据王寿南：《隋唐史》，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11页。

二、唐初三代进士开科特点

唐初三代尚属于科举制度的探索和发展期，因此各项取士政策尚不成熟。在这一时期唐代进士科取士存在三个特点：第一，录取进士的随意性。从上文统计进士科名可知，唐初三代大体坚持每年开科一次的科举定制，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存在至少七科“不贡举”的现象，与开科比为1∶7。此外，进士科每科录取人数不定，无中试定额。少则一人，多至79人。笔者统计得出唐初三代进士取中至少806人，开科53次，平均一科取士15.2人次左右*唐代登科录等相关文献缺失很多，且有遗漏不载之人，故上述统计存在误差。，正如王寿南先生在《隋唐史》中所言：“唐代制举每次应试者多则两千人，少亦不下千人，但录取者极少，最多不超过20人，往往只取1~2人”[4]。

“但我们从中可清晰地看到进士科取士人数的逐步增加趋势，尤其是在高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太宗朝每科录取不过10人的状态，提升至平均每科20~30人，这与当时高宗极力希求提高进士地位和打压明经科以抑制山东大族的意图有关。再经武后和玄宗一以贯之坚持进士科的政策，使得开元以后明经在政治上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明经出身的高级官吏已大大低于进士科”[5]。

第二，荐举和大族对录取进士的重要性。通过对《登科记考》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在唐初三代时期，由于一般士人家庭或庶族寒士之家在文化方面尚不能对早已形成文化统治的世家大族发起挑战，因此我们看到在所辑录的进士中大量是世族出身，如陇西李义琛、李义琰兄弟，弘农杨玄肃，太原王庆祚等均来自当时一等一的高门望族。

此外，太宗贞观时期官员荐举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进士科考试的成功与否。如张越石、张楚金二人来自山西并州，二人因时任并州都督的李勣荐举最终及第[6]293；同时期的陕州上官仪为都督杨恭仁“深礼之，举进士”[6]293；贞观八年李义府进士及第乃由剑南道巡察大使推者举送[6]296，故我们可以看到名宦荐举在当时进士及第者中占重要地位。但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这种荐举形式有所减少，至高宗时期因荐举而及第者已大为下降，这也反映了大族入世一种际遇的变化。

第三，此时期进士及第者的家族性。在上文所统计可考的进士中存在许多兄弟、甥舅、父子同时及第的状况，甚至在有些科次仅录取3~4人的情况下，他们亦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名额，如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三兄弟同时进士及第，此科仅取士四人；张越石、张楚金同榜进士，也占据了一半的进士数额；再如宋之问与外甥刘希夷同登甲科，苏环、苏颋父子都进士及第位至相位。这些家族成员的集体参加科举并进士及第，一方面说明了进士科考试作为他们家族的一种维护地位的策略已经形成。这些大族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环境，可以让他们的子弟最终以科举成为保持世家大族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了这些家族势力对唐初科举取士的巨大影响力。虽后世也不断出现兄弟同榜进士的现象，但已经成为数代可遇而不可求的佳话。

三、唐代进士群体地域分布

在徐松所著的《登科记考》中共收录了姓名、籍贯完整的进士567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唐前期(618—755)唐代进士更多来自北方地区，而唐后期南方籍贯进士增多。不仅如此，南方籍的状元在唐初三代没有，而至唐后期，南方籍状元数额增加，唐以后至明清形成绝对优势[7]。根据上文所统计的唐初三代进士群体表格，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唐初进士群体北方化的倾向。在所辑录可考且籍贯归属地清晰的58位进士中，河北道16人，占27.6%；关内道11人，占18.9%；河南道12人，占20.7%；陇右道5人，占8.6%；河东道9人，占15.5%；江南道1人，占1.7%；山南道1人，占1.7%；剑南道2人，占3.4%；岭南道1人，占1.7%。

在这58位籍贯可考进士中来自北方地区的进士为53人，占91.4%；南方地区5人，占8.6%。而北方地区下推至州县一级则集中在陇西成纪、京兆和赵州三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初三代时期进士北方士人明显多于南方的地域倾向性。同时河北、河南和关内基本上呈现三足而立的形式，这种取士的均衡局面也反映出在唐代初期山东世族和关陇集团势力相当的一种社会背景，也与这一时期三个地区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直接相关。

至唐天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加强，北方战乱频仍，故一些著名的大族逐渐南迁淮南道、江南道等地区，如李白所作《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道“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8]。故唐中晚期后开始了学界所言的“唐宋变革”时期，由唐前期的关陇、山东模式转向唐后期及宋代的江南模式。

至安史之乱前，南方进士已经达到29人，比唐初三代时增长24人，集中在江南、淮南两道，占可考进士数量97人的24.7%；与之相对的河北道和关内道所占进士比例分别降至17%和11%，南北比例为1∶2.34，使得双方差距缩小。至唐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冻国栋所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一书中表5~8中对比了唐前、后期进士变化形态，最为明显的是江南道进士由前期14人，变为后期的177人[9]，北方五道合计进士245人，南方合计进士225人，南北双方进士人数趋近平衡，而此时南方经济也随之逐渐赶超北方，尤其是江南、淮南两道逐渐转变为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四、唐代进士群体家世背景与仕宦

虽然在徐松《登科记考》序文中有言唐代取士“无流品之别，无华夷之限”[6]281，但笔者在辑录唐初三代进士家世背景后发现唐初进士科中有大量进士来源于当时大族家庭，且祖上世代为官，如陇西成纪李氏占据了该地域全部唐初三代的五位进士；赵郡李氏进士4人，占河北道进士总数四分之一；此外不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等数百年的一等大族。甚至在玄宗朝后出现了数位李唐宗室和孔门世家进士及第，甚至状元及第的现象。

在文中所记录名称可考的74位进士中，明确有记载为世家大族或父祖历代官宦者达33人，占进士总数的44.6%，而这一数字因为材料不完整性，故只是下限。但我们亦可从中看到世家大族在唐初三代进士中所占据的优势，且并不意味着其他进士的身份是贫寒之士，而更多的应该是具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士人家族，这一时期的进士背景也印证了中书舍人崔瑶所言“榜出，率皆权贵子弟”[10]的论断。

在唐初三代进士群体中，进士的仕宦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上而言和其家世背景成正比关系。在所辑录可考职官且除去早卒与不仕的59位进士中，官至从二品1人占1.7%，正三品13人占22%，从三品6人占10.2%，正四品9人占15.3%，从四品1人1.7%，正五品2人占3.4%，从五品1人占1.7%，正六品1人占1.7%，从六品7人占11.9%，正七品2人占3.4%，从七品2人占3.4%，正八品1人占1.7%，从七品3人占5.1%，正九品2人占3.4%，从九品8人占13.6%。

如果按照高宗时期《姓氏录》收录五品以上官僚家庭入书的做法，我们可以视五品以上官职为显官，这一部分进士共33人，占此时期总进士数的56%，而位列三品以上高级官僚的达20人，占33.9%。由此两部分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唐初三代时期进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仕宦方面亦占重要比重，至玄宗朝后以进士位至相位者更多。如肃宗朝进士出身的宰相为4人，占肃宗一朝16位宰辅的四分之一；代宗朝进士宰相4人，占宰辅总数12人的三分之一；德宗朝宰相由进士出身者12人，占宰相总数35人的34.3%。由此可见进士出身在唐朝最高决策层已成为日趋重要的因素，甚至出现了代宗末年相位“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11]的现象。

在唐初三代进士群体中的另一个仕宦特点即进士职官与家族父祖职官相仿，由此亦反映了家族势力对进士仕宦的影响。如陇西李氏祖上官至尚书职位，而李义琰、李义琛兄弟，亦位极人臣都官至三品显官，位至宰相。再如隋尚书右仆射苏威曾孙苏环，亦位至吏部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傅，而苏环之子苏颋，亦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三品相位。这种家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初三代进士的仕宦情况。在有明确世家背景的33位进士中，可以考证出唐初进士职官高于父祖职位者9人，与父祖职位相似者8人，低于父祖职位者2人，因此大多数唐初三代进士在父祖职官位上或持平或有所发展。

通过上述对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朝进士群体的研究，可以清晰地了解这一时期进士科的取士首重世族的特点，并通过进士群体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家族背景等情况展现出唐初三代与唐后期的进士群体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高宗、武后时期大力提倡进士科取士希望以此打压世家大族的垄断势力，但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大族实际上在进士科依旧占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通过家族力量、家学背景和荐举等多重手段占据着科甲进士的主流。故真正出现所谓寒族庶士与世家大族的抗衡局面，要到唐后期甚至宋代才真正形成。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

[2]周腊生. 唐代状元谱[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3.

[3]欧阳修，宋祁，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166.

[4]王寿南. 隋唐史[M].台北：三民书局，1986：548.

[5]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188.

[6]徐松. 登科记考[M]∥丛书集成续编：第41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7]许友根. 唐代状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320.

[8]董诰.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529.

[9]冻国栋.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316.

[10]王谠. 唐语林：卷3[M]. 北京：中华书局，1987：214.

[11]刘昫，等. 旧唐书：卷119[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446.

[责任编辑朱伟东]

Study o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in the First Three Period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A Case Study ofDengKeJiKao

WANG Xue-shen

(SinologyResearch,DepartmentofChineseStudies,NationalUniversityofSingapore, 138600,Singapore)

Abstract:The first three period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pened a gate for scholars to be promoted to officials, but those successful candidates still had to be recommended for promotion by a powerful official, their family backgrounds were the key factors for their final promotion. Therefore, they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werful family politics at that time, which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later dynasties. Besides, the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ficial careers and family backgrounds showed the influence on and control ov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rom the powerful families in the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the Guanlong aristocratic family group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is also directly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rst three period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before the reform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by Naitō Konan.

Key words:first three period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Deng Ke Ji Kao

作者简介：王学深，男，北京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举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0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6)01-002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