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伊(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网络文艺视角下的“草根”文化生态

王若伊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当前网络文艺生态中“草根文化”的发展现状，迫切要求当代艺术生态应多关注社会底层文化的发展。“草根文化”处在当前新媒体传播大环境之下的新生态，以网络文艺为例，如草根的“自由发言”——互联网的恩惠，草根的“举手发言”——“草根明星”的走红，被美化的“草根文化”，草根“发言”与“代言”的困境等。底层文化在当前仍然难以获得真实有效的传播途径，对其“代言”应该进一步贴近真实，同时捍卫其在艺术生态中的生存权力。

关键词：文艺理论；网络传播；大众；草根文化

“草根”一词自英文的grass roots直译而来，最早流行于美国，源自19世纪寻金热期间。“‘草根’新义最早进入我国的港台用语中，那儿已经习惯把平民阶层称为‘草根阶层’，特别在港、台、新、马等华人社区，使用频率较高的是‘草根性’‘草根族’‘草根阶层’‘草根民众’‘草根议员’等。从改革开放开始后，‘草根’新义就逐渐地向大陆渗透。”[1］(P29-30)目前我国通行的词义往往指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民间势力，与官方相对，例如“草根阶层”“草根性人民组织”等；我们这里讨论的“草根文化”，主要是指与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相对应的弱势阶层的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草根文化可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部分（大众文化的成分相当复杂，它是伴随大众传播产生的一种文化范畴），姑且把它称为一种“底层的大众文化”。草根们来自社会的平民阶层，他们尚未经过文化精英的意识改造，因此，他们的文化在一定时期内自成系统并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潮流，这种文化形态和价值观都区别于主流文化，因而具有亚文化特征。如果将社会文化总量比喻成一座金字塔，草根文化无疑是那最底层的部分，它面积最大而且紧贴地面，是其他文化存在之基，却由于处在最为底层的位置而承受着最为沉重的压力。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样一个面积最大的文化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成为常常被遗忘的亚文化形式，这至少反映出此种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其自身社会总量不成正比。内外双重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内部的根本原因来自于草根文化群体处在社会经济结构底层，资本力量薄弱，受教育机会较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导致该群体没有能力创造出富有传播力的文化产物；外部原因则主要是主流文化事实上控制着社会主要发声机器即大众媒体，主导了社会话语权，而草根文化的表现形式由于价值观念等差异难以进入主流话语，长期处在边缘化境地。

一、草根的“自由发言”——互联网的恩惠

（一）网络草根原创歌曲

值得欣喜的是，草根文化近些年却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普通民众接触网络媒体的经济和技术成本大大降低。社会大众开始主动将文化活动形式扩展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中去。民间影像、原创音乐等草根群体的艺术创作不断涌现。一些符合草根阶层审美趣味的网络“神曲”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风靡全国。这一次，卑微与保守的社会平民终于增添了勇气，他们面朝大众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国内社交视频网站“六间房”自2012年就开始打造网络视频直播唱歌比赛，具有参赛简单、公开透明、全民参与等特点，并凭借独树一帜的互联网选秀模式，赢得了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喜爱。“一只麦克、一台电脑、一颗永不放弃梦想的心，不分地域，不靠刷脸，只要努力，就可能离梦想更近一步。”这是网民对这样的网络歌曲选秀活动最直观的评价。

凭借类似平台成功实现音乐梦想的平民草根不胜枚举。如引起热议的网络歌手约瑟翰·庞麦郎的原创歌曲《我的滑板鞋》，就以一种口语化的歌词、割裂感的节奏和从头至尾带有浓重方言口音的念白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歌曲演唱，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个陕西普通青年的原创作品被音乐网站发掘并制作MV重新推出后一跃进入百度歌曲排行榜单前列。

（二）二度创作的“戏仿”视频

“戏仿”，又称“戏拟”“滑稽模仿”等，作为一种文学修辞的常用手段，如今更为普遍地被运用于影视作品中。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对经典影片里的故事情节、经典场景、人物形象、台词、音乐等戏仿来营造一种“熟悉的陌生化”气氛，达到戏谑、滑稽的审美效果。[2］(P70)如上文所引用的案例，《我的滑板鞋》独特的说唱风格就被某网友挪用到成龙曾经代言的一则洗发水广告中（该品牌洗发水由于涉嫌虚假宣传已被工商部门取缔），出现了二度创作的“戏仿”视频；由于该歌曲与洗发水广告的传播影响都很广泛，观众普遍熟悉它们的原版内容，对二者风格的独特性进行“移花接木”式的结合成功达到了强烈的“戏仿”效果。通过巧妙的剪辑，该“戏仿”视频呈现出来的效果与原先的广告内容南辕北辙——成龙潇洒地拨弄满头乌发，同时声称“都是假的”“都是特技”——辛辣地讽刺了明星代言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这段视频由于内容贴近生活、形式轻松有趣，在网民中实现了“病毒式”传播，而广告中成龙大哥的一个生动的拟声词“Duang”，也立刻被网友们活学活用，变成一个戏谑感十足、用法相当灵活的网络新词汇，甚至出现在“两会”和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中。

该案例生动地说明，草根作品通常敢于比主流文化的创作更加大胆地突破程式，更加自由地驰骋想象力，因而具有一种文化的原生活力。尽管由于相关法规的缺位可能导致的版权侵害等问题，这些“戏仿”叙事的草根作品往往能够得到快速的传播，它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不可估量。而网络媒体中的草根创作主体界限模糊，可以说是千千万万的网民，作品形态在传播中出现的各种变异、引发的评论与事件等等都使其本身的娱乐性不断延展，从而时时更新自身的生命力，增强传播效果。这些草根原创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真实复现社会文化景观的万花筒,生动反映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现代社会的丰富层次，展现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工作者们追求和表达自我的心理诉求，折射出当下中国大众社会的平民梦想和英雄情结。

二、草根的“举手发言”——“草根明星”的走红

“草根明星”的诞生事实上是以草根平民为对象的“造星运动”的结果。标志性事件可以回溯到2005年夏天，中国音乐选秀栏目《超级女声》走出了一个全国冠军李宇春，作为中国首位民选偶像，她由一名在校大学生走上华语乐坛一线歌手行列，于同年10月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正式开启了中国的草根明星时代。此后各种真人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开门大吉》《黄金一百秒》《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我看你有戏》……央视以及各大省级卫视纷纷推出诸如此类以草根选手为主角的综艺栏目。怀揣着过把明星瘾或者一夜成名的梦想，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男女老幼从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涌向星光四射的舞台，歌唱舞蹈、相声小品、杂耍特技，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之间热闹非凡。当前的文艺界中，无论是以草根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还是关注草根生活的媒体报道、邀请草根参加的文娱节目都日渐增多，时时夺走主流文化的风光。央视综艺节目《星光大道》的火爆更是推出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草根明星”。

以音乐表演见长的“草根明星”为例，“凤凰传奇”组合、阿宝、王二妮、大衣哥、草帽姐的成名，说明广大农村群体的喜好仍然是社会审美取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凤凰传奇”从春晚舞台走向全国，原创作品《月亮之上》《最炫民族风》等曲目融入了草原民族的豪放风格和中国传统乐器的演绎元素，结合西方流行音乐的说唱形式，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流畅明快，风格响亮，个性鲜明，使得作品易于记忆和传唱。阿宝新作《农业重金属》的歌词唱道，“你有你的朋友圈，我有我的重金属”“农业重金属，谁能比我土”“占领大街和小巷城乡结合部……大妈的广场舞”，用西北农民粗犷豁达的唱腔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农民兄弟的群体自信和对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赶上了历史机遇的草根幸运儿们，积极主动“举手发言”，在全国性的舞台上勇敢唱响自我，以其精彩、向上的“发言内容”获得了官方的支持，赢得了百姓的口碑。“草根明星”的走红印证着中国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是有路可循的，从百姓生活中走出来的艺人不一定逊色于科班院校出身的演员，反而更受老百姓的欢迎。不论这些草根出身的明星成名之前多么平凡卑微甚至穷困潦倒，一旦成名走红都将受到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走穴汇演、广告代言不断，经济收入已经今非昔比。他们作为草根的代表人物走入了主流媒体的视野，受到草根们的追捧，被拥护为代表替草根阶层发声。

然而，看似风光的“草根明星”最终被主流文化收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由于成绩优异，他们在主流文化圈中当了一阵子乖巧的旁听生，其中一部分很快学会了游戏规则，终于获得了“举手发言”的机会，当话语权的掌控者批准了他们发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从一开始他们选择在大众媒体中亮相发声，就预示了自已愿意被“招安”的选择。尽管他们依然保持着标准的朴素打扮、操着一贯的百姓话语，但这多少是由于自身的“草根”定位而刻意为之，伴随着这些草根明星的明星范儿越来越足的，必然是草根味儿渐渐褪去。提供给他们的是越来越大的舞台，他们终于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跳出了那曾经以为永远不可能跨出去的草根生活。

追溯“草根明星”走红的成因，最主要的是新媒体时代下文艺传播模式的转变。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强调媒介作为隐喻的意义，他认为当同一个内容在不同的媒介上流动时，内容并非保持原貌，而是不断被每一种媒介改变，被每一种媒介赋予不同的意义。[3］(P25-39)过去主流传播媒体以自身为主导的传统传播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受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受众在“碎片化”的休闲时间中更加追求刺激性强、能够调动感官享乐、富有新鲜跳跃感的文艺节目形式，而作为通俗文艺代表的“草根明星”往往以特技、绝活见长，更容易短时间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加之新媒体的推波助澜，“草根明星”的走红就像遍布的高音喇叭，在全国范围时时播送着草根群体的热闹与风光，这场“合谋”不出意外地博得了受众的积极参与。

三、草根文化与社会底层

（一）被美化的“草根文化”

这些经由大众媒体捧红的“草根明星”成为了市场与媒体的宠儿，他们被认为是社会“草根阶层”的代表，在当今文艺生态圈中充当着“草根文化”的实际代言人。事实上，“草根明星”的走红实则是对社会草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加工；好比一个“稻谷筛子”，过滤掉了草根文化的粗大颗粒，把好消化的部分贩卖给主流社会。一面获取着草根们的信任，另一面满足着主流文化口味的多样性需求。当然这也要看买家的喜好，如果商品实在粗糙得难以下咽，他们也会断然拒绝。主流文化将这些加工产品消化的同时，又再次转卖给草根阶层，草根阶层掏出金钱消费着他人从自己土地上拿走的果实而全然不觉，反而对提供产品的人感激涕零。与其说“草根明星”是“草根文化”的代言人，不如说其是往来于主流社会与草根社会之间的掮客。

尽管草根对发声工具有了进一步的接近权，然而由于经济能力和时间、精力的极度有限，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相较于“草根明星”的飞黄腾达，绝大部分“草根平民”鲜有机会深入掌握自媒体的使用技术，仍然处在难以发声的境地。社会中“草根平民”的主要成员有工厂的工人、农民、“北漂”和其他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刚毕业即失业的一些大学生等等。他们也许能挤出片刻闲暇时间收看电视，幻想自己成为舞台上那个幸运儿，白日梦之后再回到自己劳累枯燥的生活中去——他们没有悦耳动听的好嗓子、没有灵巧逗乐的嘴皮子、没有令人叫好的拿手绝活，甚至连人生故事都不足够曲折多舛而无法博取观众同情的眼泪。他们永远只能是那些“草根明星”的粉丝，成为“草根文化”的消费者。

由此生发出这样一种质疑，“草根明星”能否真正成为草根阶层的称职代言人？同时也有理由质问，时下流行的所谓“草根文化”是否还是本质意义上的“草根文化”，或者它从一开始就只是主流文化视角中产生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话语表述，用来代指社会中上层对社会平民阶层的身份理解和群体想象？在大众媒体包装与主流文化宣传的配合之下，这种理解与想象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在大众文化中形成了社会对草根阶层的共同认知，甚至包括草根阶层自身也接受了媒体提供的“美颜相机”中映照出来的不尽真实且多少有些美化作用的自我面孔。

（二）被边缘化的“社会底层”

草根阶层中除了普普通通的“草根平民”，还生活着许多比其处境艰难许多的人群，这就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社会底层”。他们中有城市的下岗职工、农村的贫困人口、无人赡养的老人、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和辍学少年、无法自理的残疾人、无奈的性工作者、陷入犯罪边缘的无业游民、衣食无着的难民、拾荒者和乞丐等等。他们必须为了一日三餐而竭尽所能，根本无暇关心所谓“草根明星”的走红。如果说草根阶层已经处在社会结构的底层，那么这些贫民则是底层中的底层。可见“底层”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根据参照物的不同，它的界限亦变动不居。越来越多人在日益增大的生活压力中逐渐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自嘲为“屌丝”。他们的生活大多被这样的字眼包裹：劳累、压抑、缺乏安全感、空虚，以及歧视、挣扎、没有保障、毫无希望……不管对“底层”如何指称，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加快，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开，“底层”队伍的人数并没有减少；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无法掌握话语权，在文化层面同样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这与当前轰轰烈烈的互联网革命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影视作品为例，近年来以网络小说为蓝本进行改编的电视剧、电影层出不穷，如《甄嬛传》改编自流潋紫所著同名小说，《美人心计》改编自瞬间倾城的《未央沉浮》，《千山暮雪》改编自匪我思存同名小说，《泡沫之夏》改编自明晓溪的同名小说，等等。这些作品选用明星饰演角色，短时间积攒超高人气，受到各大电视台与观众的热捧；但纵览这些作品的题材，大面积呈现“不接地气”的特征，以宫廷生活或者上层社会为背景的占据了作品的绝大多数。而社会底层人民在文艺作品中出现时，群体形象却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倾向。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对农民工群体存在刻板印象,他们较为一致地将农民工刻板为一个来自农村,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形象不洁,以从事建筑行业出卖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生计,艰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年男性群体。”[4］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时代的重要传播受众，我们有理由推断当前媒体对于草根阶层的惯有报道偏向导致了社会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这在时下网络媒体中创作与传播的影视、歌舞、相声小品等文艺作品中大量存在。这些文艺作品脱离现实关照，简化甚至替代社会群体对草根平民的真实接触，忽视个体的差异性，失却应有的人文关怀，最终将导致人们对于社会底层产生陌生、疏离、恐惧、歧视等种种负面情绪，加剧社会底层的“边缘化”。

四、草根“发言”和“代言”的困境

不可否认，许多社会底层以及敏感的知识分子正在与这种现状进行斗争，其中的成果与艰辛交织并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事迹被网络大量报道，他们的歌曲光听题目就令人精神一震：《团结一心讨工钱》。歌里唱道：“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而一名患有脑瘫疾病的农村妇女杨冬凌近期走红网络，她在诗歌《谷棵》[5］里这样写道：“别告诉我，他会离开我|我不信|我知道|他那金子般的心里|装的全是沉甸甸的心事|而我，是他眺望远方的唯一支撑”。作品朴实真挚，内容写的是农事，是农民关心的事情。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翻唱的歌手汪峰的曲目《春天里》演绎得真实感人，从而获得大众认可走向全国舞台。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农民工版本的《春天里》的出现，十分贴切地展示了知识分子以及底层人民自身试图为底层代言的困境——“旭日阳刚”注定无法走得太远，因为他们自身缺乏创作能力，除非有团队愿意继续为他们创作歌曲，否则他们只能选择翻唱。而翻唱歌曲面临的版权问题非常复杂，正如《春天里》一曲就已经被汪峰起诉不能继续使用。而要求这样一个毫无写作技巧的草根组合持续创作出打动人心的歌曲，可谓强人所难。这一案例恰好将底层草根的“发言”与“代言”之间的尴尬关系暴露得淋漓尽致。

目前社会底层人民在网络文艺圈中仍然难以发挥自身的文化能动性，传达自身吁求。为底层代言，更多时候不是关于文艺形式的问题，而是关于创作情感的问题。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农村题材电视剧正是比较深入、贴近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影响比较广泛的《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农村题材电视剧底层叙事的特殊意义在于通过影像讲述农村底层的故事,唤起农村底层的觉醒和社会的关注和关切,促进农村底层的自我超越和社会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部分的变革与完善,引领中国社会寻找更加合理、更加公正的未来出路。”[6］借鉴这些比较成功的“代言”案例可知：只有文艺工作者将自身从长期的个人化叙事和欲望写作中解放出来，深入底层，体验底层人民的柴米油盐生活，才能由衷地被社会使命感所驱使而创作，才能真正为社会底层发言。

综上，“草根明星”作为当前网络时代愈加火热的现象，应该受到文艺理论界更密切的关注与更深入的思考。草根文化的“发言”与”代言”能否解决或者如何帮助今天的社会底层走出长期难以自主发声的困境，是当前网络文艺生态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底层根基动摇则必将失去未来，一个社会如果发展抛弃了底层而只为少数中上层服务，也将失去合理性与合法性。社会应该认识到，激励底层的自主发声，积极审慎地进行底层代言，维护底层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确立底层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观和准则，捍卫底层文化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生存权力，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参考文献：

［1］苑秀杰．凝视“焦点”中的“草根”：探寻“草根”的词源、词义［J］．美与时代，2007（4）．

［2］汪献平．当代喜剧电影中的“戏仿”：表征与意义［J］．当代电影，2008（10）．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董牮．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0．．

［5］木乡河．农妇诗人杨冬凌的诗歌（转发）［EB／OL］．［2015－10－19］．http：／／blog．sina．com．cn／s／blog＿5dd7610d0100durs．html．

［6］王兵兵．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底层叙事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

（责任编辑：刘建朝）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Grass Ro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WANG Ruoyi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ss-roots culture" in the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ecology, it should be urgently required for u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basic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art ecology. "Grass-roots culture" is under the new ecology which has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aking the network literature and art as an example, such as grass-roots "free speech"--the Internet's grace, grass-roots "raise one's hand to speak"--the popularity of "grass-roots star", the beautifying grass-roots culture, the dilemma of the grass-roots speak and endorsement. At present, the basic culture is still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true and effective way of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ts "endorsement" should be further close to the truth while defending their living power in the art ecology.

Key words: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ternet communication; public; grass-roots culture

作者简介：王若伊，女，福建龙岩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媒介与传播生态、新媒体传播。

收稿日期：2015-10-29

doi：10．14098／j．cn35－1288／z．2016．01．01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343（2016）01-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