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丽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职工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组织建设问题初探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何晓丽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组织建设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重要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有其必要性；社会组织建设对新生代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与宏观社会资本的积累也有意义。针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层面以及组织层面也应提出具体的社会组织建设路径，从而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的局面，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农民工城市融入

一、引论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约有一亿多人，大约占外来务工人员的七成左右。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的设置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却被隔离于城市社会制度之外，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远离农村远离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分离使得其难以回归旧土，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双重边缘的尴尬境地。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展开，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人们治理社会问题的重要突破口，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的创新力、参与性和自主性，更能够发挥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大众社会服务、管理社会事务等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努力践行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社会组织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为社会提供更加多元化、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公益产品与服务。[1]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可以依靠社会组织的触角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去。

(二）理论基础

社会学家埃尔·布迪厄是第一位系统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人。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指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而这种资源是与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为人们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并且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网络。[2]科尔曼是继布迪厄之后又一位重要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者，他从功能的角度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的,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的行动提供便利,他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信息网络、义务与期望、规范和有效的惩罚、权威关系、有意创建的组织和多功能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特点,一个人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他是否可能实现某种既定的目标。[3]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研究社会资本的不同层次的特征。特纳从结构性角度出发，指出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4]宏观层次社会资本指社会制度层面，中观层次社会资本指社团单元和组群单元，微观层次社会资本指面对面相互作用的交往。

在本文中笔者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尤其是特纳对社会资本的划分，认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中观层次社会资本，它能为组织内成员提供实现目标的可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突出的微观个人层面的社会支持功能以及实现宏观层面的社会整合功能。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社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

(一）微观层面

1.初级社会资本的功能弱化

初级社会资本指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以家庭血缘为纽带建立的社会关系群。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这种关系理解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形成因素主要有血缘、地缘、经济水平以及政治地位等。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又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活动，社会地位与经济水平差异不大的农村，初级社会资本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它能形成广泛的信任、互惠、合作的参与网络，而当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传统熟人社会解体。城市社会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人口异质性大，人员流动频繁，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互惠合作关系，而是基于利益关系为行为主导倾向。大的环境的改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初级社会资本功能弱化，信任关系无法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依靠初级社会关系解决就业以及生活困难，虽然在一定程度排解了城市生活的压力，降低了就业成本与就业风险，然而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提供的往往是比较辛苦的工作，依靠初级社会资本解决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城市的抵触心理，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5]

2.次级社会资本匮乏

新生代农民工次级社会资本指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生活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的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受教育程度上明显高于上一辈农民工，但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状况，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属于低学历人群，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初高中毕业就出门打工，缺乏学习一技之长的意识与机会，所从事的职业都比较集中化，形成的业缘群体内部同质性较强，流动性差。已有研究表明，群体内的同质性越强，异质性成员越稀缺，将导致社会网络过于封闭，不利于实现个人社会资本之间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流，其城市生存及适应能力也相应弱化。相反，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越强，更有利于其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新型的以业缘关系为主的新型社会资本网络。

(二）宏观层面

1.制度保障型社会资本不足

近年来，国家加快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其改革的核心在于如何使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制度进一步剥离，但这些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福利政策由于涉及的领域繁多，其形成时间长，协调的难度大，难以短时间内实现与户籍制度的完全剥离，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之各级地方政府在具体出台方案，具体方案执行时存在执行效率差异，户籍制度改革短时间难以取得质的改变。各地普遍实行的以居住证制度取代户籍制度，随着居住时间越长，逐步缩小与户籍地居民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打拼意愿强烈，社会流动较频繁，公共服务利益与居住时间长短挂钩，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及时享受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型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其无论是在就业保障、社会保障以及政治参与方面，都受到不平等待遇。

2.利益表达渠道相对缺乏

制度保障型社会资本不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的社会利益冲突，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人身、劳动保障、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利益损害的问题。利益表达权是新生代农民工一项基本权利，但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处境使得其利益表达受阻，相关的政府工作部门存在一贯的官僚作风，缺乏民主化与法制化，办事效率低、周期长。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型利益表达渠道的不信任，加深了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隔阂，大大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辈农民工不同，上一辈农民工普遍有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面对社会的不公时更多人都会选择忍气吞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生活在物质条件优越的今天，他们有着更强的维权意识，且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层次低，遇事容易冲动，更易采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无疑为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维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农民工违法犯罪趋势有所增加。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的意义

(一）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

1.社会组织建设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经济支持

社会组织建设能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经济支持，社会组织的经济支持功能并不只是指金钱的资助，更多的是要实现不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基本的工作技术，生活水平不高，社会组织作为资源收集与分配的中转站，表现出了很强的中介性。在协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生活就业信息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很好的经济支持作用。如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职业介绍中心、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的建设，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就业培训、技能学习机会，有利于拓展其工作素质，提升其就业的主动性。这种潜在性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民工经济上的压力。

2.社会组织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情感支持

社会组织不仅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经济支持，还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情感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初级社会资本功能弱化，在新的次级社会资本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缺乏情感交流的途径，另一方面又有来自城市生活的压力，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一些社区组织开展的娱乐活动，不仅能够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排解生活压力，还能够为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搭建沟通桥梁，增加彼此的了解。特别是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建立，能够在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心理问题时进行积极干预，维护其心理健康。

3.社会组织能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次级关系网络，实现社会资源的积累

社会组织能够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突破原有的初级关系网络，融入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建立次级关系网络，继而实现自身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特征，使社会组织内部的成员行为具有一定的可预知性，有益于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产生，增加社会组织内部的稳定性，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次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通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与人接触的机会，尤其是与自己所处职业圈外的人的接触，发展异质性成员，使其赢得更多的外部资源，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形成弱关系为主的次级关系网络。

(二）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指导宏观政策调整

1.拓宽利益表达渠道

在我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有人民代表大会、信访、听证等，社会组织建设可以拓展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相比，非制度化渠道能够更加及时、方便地向社会传达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社会组织能够增加弱势群体的表达分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谈判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想要最大程度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个人的力量往往有限，而集结群体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能够更全面有效的解决问题。原子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只会带来社会的失序与不稳定。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认为，“社会安全阀”就是社会安排一些发泄敌意、转嫁冲突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在僵化的社会结构中，安全阀制度尤其重要，因为冲突如果得不到制度化的宣泄，就会累积并聚集于一点，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的紧张冲突。社会组织的中介性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能够疏通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充当社会安全阀机制，避免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的社会越轨行为发生。

2.指导宏观政策调整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人口与劳动蓝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对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影响很小，甚至其落户门槛可能会进一步增高。大约只有约45%居住在大中以及小城镇的流动人口没有落户障碍。40%居住在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不但不会降低，有可能更高。17%居住在较大城市的落户条件放宽但依然十分严格，只有小部分高端流动人口可能落户，然而大部分人的落户意愿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恰恰相反，人们希望落户的特大与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更加严格，这使得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作用有限。[6]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心应该是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致力于解决一亿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切实需求。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广泛收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见建议，保证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决策能够做到对症下药。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有效桥梁，其广大的社会覆盖层面能够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利益诉求传达到政府部门的决策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户籍制度的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路径

(一）政府层面

1.转变政府治理理念

政府由于长期的包办治理理念，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显得举步维艰，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改变其“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理念。[7]社会组织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被看作是与政府敌对势力的存在，政府应改变对社会组织控制型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型管理，承认并充分肯定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政府管不了或者难以管辖的领域可以借助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近几年国家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但现有的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数量还是偏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需求不成正比，且存在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一些领域如农民工就业职业培训组织分布比较广泛和集中，而另一些领域例如农民工心理健康组织以及文化娱乐组织则存在一定的缺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要进一步放宽对其的限制，重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

2.建立制度化扶持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尤其是一些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由于资金困难，在组织运行中往往面临着各种困境，政府可以适当地给予一些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以财政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尤其是在财政支持方面可以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设立服务目标，与社会组织建立契约关系，由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而政府支付资金的组织方式，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也有利于政府有效治理；在税收政策上可以适当进行调整，做到尽可能地让利于农民工社会组织，给予社会组织以充足的发展资金；政府还可以通过成立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基金会，例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基金会”，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组织层面

1.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组织的认识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对社会组织存在着“不了解、淡漠、不信任、畏惧的心理。因此首当其冲的是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组织的认识，要尽可能将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内部来，利用现有的工会、共青团等网络，进一步引导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工作中来。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向新生代农民工宣传相关知识，便于新生代农民工了解一些社会组织的基本常识、发展现状，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运行机制等。要大力向农民工宣传社会组织在服务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些新的做法，取得的新成就和新经验，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改变对社会组织的偏见，从内心接纳社会组织，接受社会组织的教育，更好地融入社会组织。[8]

2.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的全面发展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一些民办职业教育中心、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各种农民工维权中心，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民办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心理咨询机构；文化娱乐组织；行业协会以及自愿者组织。要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组织。相关职业技能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升其城市就业的核心竞争力，一些法律援助中心与维权中心的教育培训能够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各类文化活动能够提高他们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促使其思想价值取向与行为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不能仅仅侧重某一领域的建设，要各个领域百花齐放。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提高自我素质的同时进一步学习城市文化，树立市民意识，弥合与城市的隔阂，更好地融入城市。

3.推进社会组织自身人才队伍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普遍存在人才匮乏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匮乏，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很多都是无专职工作人员，兼职与下岗人员较多，专业技能不足。有调查显示，人才匮乏将大大影响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降低政府部门和人民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和信任度。[9]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建设急需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才队伍。现有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学习理念，在日常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水平；要定期参加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组织的各种能力培训活动，学习新的理念与技术；建立高校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合作机制，一方面可以培植稳定的专家队伍，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建立高校学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长期合作关系，有益于提高高校学生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的认识，便于更直接地吸纳高素质人才。

[1]杨丽，赵小平，游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6):5-11

[2]Bourdieu,p,“The Forms of Capital,”In J.Richardson 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248-250.

[3][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30-350.

[4]乔纳森·特纳.社会资本的形成[M].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3-124.

[5]张经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权益保障政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26-31.

[6]陈郁.户籍制度改革:大城市落户门槛将更严格[EB/O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12/02/t20151202_7273813.shtml.2015-12-02.

[7]汪志强.我国非政府组织:检视、批评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2006，(2):192-195.

[8]孙录宝.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社会组织问题初探[J].社团管理研究.2011,(11):33-35.

[9]姚锐敏.困境与出路: 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3,(1):65-66.

(责任编辑：辛宝英）(英文摘要）

An Analysi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Problem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y--on the Basis of Social Capital

He Xiaoli

The proble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y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importan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This article will stand on the view of microcosmic social capital and macro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accumulate of the microcosmic social capital and macro social capital.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 put forward some specific social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paths, which contribute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lacking social capital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help them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well.

Social capital;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ng into the city

F323.6;F299.2

A

2095—7416(2016)06—0041—04

2016-10-21

何晓丽(1991-），女，安徽铜陵人，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2014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