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以文字为主”的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也是一种泛文学观。这很容易让人从“语言文字之学”*“语言文字之学”，是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语言”与“文字”并重。在章太炎的表述中，“文字”一词更常见。在中国古代的表述中“文字”常常涵盖“语言”，以至于现代表述中还有类似的表达，如称赞一个人“文字功底好”中的“文字”完全可以用“语言”代替。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古代把认知汉字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和本领，于是把与文字打交道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放在“文字”上。章太炎的“文字”也常常涵盖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来考察章太炎的文学观，以及这种观念与章门弟子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人在“五四”新文学时期主张之间的关系，如果联系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则会做如下思考： 以文字为主的文学观与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新文学观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鸿沟？在此以章太炎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观为线索做动态性的描绘。需要交代的是，凡是在章太炎意义上使用文学一词则加引号。

一、 文字与“文学”

章太炎早年论“文学”并不把文学与文字捆绑在一起，比如他《文学说例》写道： “叙曰： 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自书契既作。递有接构。则二者殊流。尚矣。”*章氏学：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五号，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一日(1902年4月8日)。其“文学”开始于言语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扬，而是转向文字一脉。从晚清的《文学论略》《国故论衡》到民国时期的《国学概论》，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基本一致，即“文学”“以文字为主”：

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准。*章太炎： 《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906年10月7日)。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 《国故论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论彼的法式叫做“文学”。*章太炎： 《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 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文学以文字为主”并不等于“文学以文字为唯一”，它还包括其他方面。其实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有三个关键词： “文字”“法式”和“论”。文字刻于竹帛谓之文，有文字符号才有文学，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区别： 书面文字与口说言语的区分，即章太炎所说的“文学”排斥了口说言语文本。“以文字为主”突出了“文学”的书面符号特征，这是章太炎“文学”的第一层内涵。“法式”即刻于竹帛上文字的法式，关涉文的体式，与后来所谓的文体分类相关，这是“文学”的第二层内涵。“论”即论刻于竹帛上文字的法式，即关涉“文”及其“法式”的研究，这是“文学”的第三层内涵。因此，章太炎在“文学”的内涵中区分了“文字”与“彣彰”，把后者排除掉。“彣彰”不同于“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章太炎： 《国故论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页。“独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彣彰’。”“文章”指秩序性的礼乐，而“彣彰”指装饰性的方式。因此二者不可混淆。就“文章”与“彣彰”的关系，“文学”与“文字”“彣彰”的关系，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概括最为全面：

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章太炎： 《国故论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6页。

章太炎的“文学”以文字符号为主，探讨文字符号的法式特征。这明显不同于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即： 没有像伊格尔顿所说的“创造性”和“想象性”；不同于像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处理的是一个虚构和想象的世界；也不同于像托多洛夫的“自足的语言”的文学观；不同于像托马舍夫斯基所说的文学是具有价值的并被记录下来的言语；等等。也就是说，现代人所理解的文学的虚构性、想象性、创造性、情感性，在章太炎的“文学”中没有位置；尽管章太炎强调文学以文字为主，但是他并没有让文学从文字转向语言，在文学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还很暧昧。在此并非苛求章太炎的“文学”观一定要与西方的现代文学观一致，只是通过比较来窥求章太炎的“文学”之义。其实，章太炎的“文学”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文学”也不一样。《论语·先进》中“文学”被郉昺解释为“文章博学”；《南齐书·文学传》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如果说在此“文学”与“文章”可以互替，则强调了文学的情感性与音乐性。

当然有必要指出，章太炎的“文学”与德里达的“文字学”不同。在德里达那里，文字不再表示能指的能指，文字概念开始超出语言的范围，“文字”一词都“包含”语言。*[法]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8页。在西方的传统中，言语是心境的符号，而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由此看来，言语是事物的能指，而文字是言语的能指。文字作为“能指的能指”这样一种附属地位，经过了长达二十世纪的漫长岁月，在德里达看来，言语与文字的关系正在发生逆转。在能指的能指的意义上，德里达认为： “它(文字——引者)是具有完整言语和充分呈现(自我呈现，向它的所指呈现，向它物呈现，向一般现有主题的条件呈现)的笔译者，是服务于语言的技巧，是不作解释地传达原话的代言人、口译者。”*[法]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文字在传统中被认为能指的能指，中介的中介。

德里达的“文字”相对于“语音”的语言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现在用“文字”来表达这些东西： “不仅表示书面铭文(inscription)、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并且，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其他还包括竞技文字，甚至生物学信息领域，还有控制论的程序等等，都是属于文字的领域。*[法]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同时，章太炎的“文学”观与晚清其他中国学者的文学观也很不相同。黄遵宪1887年刊行《日本国志》，《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标题为“文学”*中华书局《黄遵宪全集》则把“文学”改为“文字”，并以注释说明，这不如直接用“文学”，既符合原本，又引人思考。，而内容全是关于语言文字的。但是黄遵宪并没有就文学与文字的关系立论。1896年上海广学会编译出版《中东战纪始末》，附有《文学兴国策》。《文学兴国策》由日本的森有礼(1847—1889)编辑而成，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和光绪进士任廷旭合译成中文。森有礼的公函说： “访察一切凡有益于敝国文学诸事”，“若与文学相关，而为今所专重者，厥有五端： 一曰富国策，二曰商务，三曰农务与制造，四曰尽伦常、修德行、瞻身家，五曰律例与国政。”*[日]森有礼： 《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任廷旭译，上海： 上海书店，2002年，第1页。此处“文学”乃指文化教育之义。梁启超《小说丛话》：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宋代以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 儒家和禅家的语录，以及小说。可见梁启超的“文学”包括了语录之类的述学文章，如果考虑到梁启超并没有明说的“古语之文学”的类型，那么梁启超的“文学”恐怕也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大熔炉。*梁启超： 《小说丛话》，《新小说》光绪三十年年十一号。马相伯从学科设想的角度对“文学”也有所规范。马相伯在1902年为震旦学院制定的《震旦学院章程》分课程为文学(literature)和质学(science,日本名字为“科学”)两类。“文学”再分“正课”和“附课”。“正课”包括三类： “古文”(Dead Language)即希腊拉丁文字，“今文”(Live Language)如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文字，“哲学”即论理学、伦理学和性理学。“附课”也包括三类： 历史、舆地和政治。马相伯使用西方的“文学”一词，但是其涵盖的学科则超出了西方literature一词的外延，主要包括语言学和哲学，相反看不到文学本身的类别。马相伯所谓的“文学”相当于现在所谓的“人文学科”的一部分。*马相伯： 《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

在晚清，真正与章太炎的“文学”观具有对照意义的可能是黄人的“文学”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第一编“总论”中说：

且文学之范围力量，尤较大于他学。他学不能代表文学，而文学则可以代表一切学。纵尽时间，横尽空间，其借以传万物之形象，作万事之记号，结万理之契约者，文学也。人类之所以超于一切下等动物者，言语为一大别；文明人之所以胜于野蛮半化者，文学为一大别。故从文学狭义观之，不过与图画、雕刻、音乐等；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黄人： 《中国文学史》，杨旭辉点校，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黄人对“文学”的设想像梁启超对“小说”的设想一样，很有情感地夸大了文学的功能，不过，黄人很准确地抓住了文学的目的在于审美、求诚、明善。尤其有意味的是黄人相对辨证地指出了“文学”与“文字”的关系：

文学以文字为成分，则必谓有文字而后有文学矣。殊不知文学之名目，虽立于有文字之后，而文学之性质，早具于无文字之先。何则？文学之位置最高者，莫如哲言；文学之部分最广者，莫如诗歌。此二者，在未有书契以前，久已潜行社会。即文字界已经开辟，而刍荛所采，轩所陈，皆由不知文字之人而来，以文字表之，固谓之文学。然文字不过为其模型，安有模型为文学，而真象反非为文学者。*黄人： 《中国文学史》，杨旭辉点校，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质言之，则文学为主，而文字为役，文学为形，而文字为影，文学为灵魂，而文字为驱壳。离绝文字，固不能见文学，瞻徇文字，亦不足为文学。*黄人： 《中国文学史》，杨旭辉点校，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黄人的“文字”包括了言语与文字，相当于语言文字；而章太炎的“文字”则基本排除了“言语”。黄人在“文字”与“文学”的关系上明确了文学对文字的超越性，而章太炎则立足文学对文字的依赖性。章太炎从“文学”以文字为主的定义出发，给“文学”分类： 文学分为无句读文和有句读文。无句读文包括四类： 图画、表谱、簿录和算草。有句读文包括两类： 有韵文和无韵文。有韵文则再分四种： 箴铭、占繇、古今体诗和词曲；无韵文则包括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和小说六种，在每种之下又有若干小类。*章绛： 《文学论略》(续)，《国粹学报》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

“文学”的特质在哪里？章太炎首先就已经提出不在“彣彰”，其次他反复强调也不在情感。章太炎认为“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也是“一偏之见”。无句读之文不能动人之思想，发人之感情，其理明显。有句读之文中，六类无韵之文也只有杂文和小说能激发感情，而有韵之文中如诗赋箴铭哀诔词曲，诚然以宣情达意为归，抑扬婉转是其特征，但情形也很复杂，不能动感情的也有。*章绛： 《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906年10月7日)。章太炎认为其错误在于“以彣彰为文，不以文字为文”。*章绛： 《文学论略》(续)，《国粹学报》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章太炎还从文字产生及其功用的角度： 人类初有言语，可言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其限度，于是有文字产生以弥补言语的不足。章太炎采用现代几何学科的知识来作比喻： 言语只可以成“线”，而文字可以成“面”，只有仪象才能成“立体”。然后总结说： “然则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长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章绛： 《文学论略》(续)，《国粹学报》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章太炎从“文学”的定义及其类别出发，很自然不会把“感情”作为“文学”的特质。在汉代文与笔未分，“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在这个基础的人可谓“鸿儒”之文，包括历史、说经和诸子三类。因此“文”在章太炎看来，“非如后人摈此于文学之外，而沾沾焉惟以华辞为文，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章绛： 《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906年10月7日)。

在有句读文中，章太炎推崇典章和学说类中的疏证，“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此于无句读文最为邻近”。*章绛： 《文学论略》(续)，《国粹学报》第二十三期，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1906年11月5日)。典章类的书志的特点“训辞翔雅”；学说类的疏证“条例分明”。以这两个特征施之除小说外的一切文辞，“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凡议论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章绛： 《文学论略》(续)，《国粹学报》第二十三期，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1906年11月5日)。这是章太炎的文章美学，在他的论说中体现也很明显。因此，以文字为主的“文学”，由此诞生的美学标准在于“质实”“直截”“训辞翔雅”“条例分明”，压抑了文学在虚构、想象、情感等方面的要求。

“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章氏学：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五号，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一日(1902年4月8日)。由此也决定了章太炎所说的通达“文学”的方式，文辞的根本在于文字，通文字乃至通小学，是通文学的根本方式。章太炎指出小学之用途，不专在通经。小学对于读史书、文学都是最基础的学问。“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诗人当通小学，较之专为笔语者，尤为紧要。”“译书之事，非通小学者，亦不为功。”所以章太炎总结说： “小学者，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章绛： 《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二十四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1907年1月4日)。章太炎指出： “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他说汉代的相如子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都是通小学的人，所以他们的“文字闳深渊雅”。东汉六朝的文学家也都是通小学的人，而从宋代开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人都对小学茫然不省。“文辞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识字而能为文者。加以不明训诂，则无以理解古书，胸中积理，自尔匮乏，文辞何由深厚？”*章绛： 《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二十四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1907年1月4日)。

章太炎的“文学”是怎样诞生的呢？在《訄书》初刻本中并没有单列的“文学”篇，只有《订文》篇。《订文》关心的是“文字”。在《訄书》重刻本中仍然没有“文学”篇，只是把《订文》略加修改，增加了对“文字”的诸多见解。章太炎在上海监狱之后即1906年的时候，他的《小学论略》《文学论略》和《语言文字之学》发表，从篇目的设置看，他已经有意识地把“文学”与“小学”作为学术构想。从1906到1910年，在“小学”方面，则有《文始》《新方言》等，至1910年《国故论衡》定稿，“小学”“文学”“诸子学”三足鼎立，完成了章太炎的学术大厦。因此，章太炎的“文学”是他以“小学”为根基和以“诸子学”为源头的学术探求中诞生的，当然，“文学”不是“小学”和“诸子学”的附属物。

《国故论衡》被胡适称为“精心结构”的书，是两千年来中国学术中七八部书之一，“古文学”的上品。《国故论衡》整体着眼于“国故”，分小学、文学和诸子学三卷。文学卷再分《文学总略》、《原经》、《明解故》(上下)、《论式》、《辨诗》、《正赍送》七篇。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何以这样安排？即如何理解“文学”与“小学”“诸子学”二者之间的外部关系以及“文学”七篇之间的内部关系？

胡适在《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极力称赞《国故论衡》是“精心结构”的“著作”，把其中的《原儒》《原名》《明见》《明道》《明解故》《语言缘起说》等誉为“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但是他没有涉及《国故论衡》内部结构的安排。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章太炎》一节重在描述章太炎的生平、思想以及论文主张，并未涉及章太炎的“文学”与“小学”“诸子学”的关系。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认为太炎学术的精神在于史学，并把太炎史学的内核归为三点： 民族主义的史学，平民主义的史学，文化主义的史学。总之强调民族文化。“言语”“风俗”“历史”则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点，三者缺一不可。*钱穆： 《余杭章氏学别记》，《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章念驰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5—26页。见不到钱穆对章太炎“文学”篇的理解。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侧重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即使在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侧重文学的章节也没有涉及章太炎“文学”的诞生。*陈平原：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他的《〈国故论衡〉导读》着重指明“小学”与“诸子学”之间的关系，即将语言研究与哲学分析相勾连，而对他所谓“过渡形态”的“文学篇”则重在以章太炎“文实闳雅”的文章美学为论述指归，尽管也指明了“小学”“文学”“诸子学”之间以“名学”为连接的共同点，但是对“文学”篇何以安排在“中间”(是“过渡形态”还是“中心位置”)位置基本没有涉及。*陈平原： 《〈国故论衡〉导读》，《国故论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或许有其他学者论及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内部结构中文学的“中间”意义，惜为笔者所未见。

章太炎“文学”包括三个关键词： “文”“法式”和“论”，而对“文学”而言，这三者是一个整体。如果把《国故论衡》作为章太炎所说的“文学”单篇看，则“小学篇”近似“文”，“文学篇”近似“法式”，“诸子篇”近似“论”。分开看，三篇各自独立，自成一体，自生意义。整合看，则“小学篇”是“文学篇”的基础，“文学篇”是“诸子学”的基础。如果以“文学篇”为中心前后看，则“文学篇”是“小学篇”的升华，如果没有“文学篇”，“小学篇”则成为清代乾嘉学派一个的补充；同时“文学篇”的体式又是“诸子篇”意义的呈现方式。其实说“文学篇”居于“过渡形态”还是“核心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篇”有三重意义： 一，“文学篇”拯救了章太炎，让他没有重复乾嘉学者的道路，尽管他在小学音韵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二，“文学篇”体现了章太炎自觉的文体意识，这种意识使得他的书写方式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年代保持了文体的纯洁性。“观世盛衰者，读其文章辞赋，而足以知一代知性情。”*章太炎： 《箌汉微言》，《箌汉三言》，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西汉强盛，文章“雄丽而刚健”；东汉国力稍弱，则文章比西汉稍弱，但是仍有“朴茂之气”，可以谓之“壮美”；三国国力“乍挫”，“讫江左而益弱”，文章“安雅清妍，所谓优美也”。唐朝国威复振，文章则“其语瑰玮，其气奘驵”，可与两汉比美。宋则积弱，文章与魏晋相似。明代外强中干，弱不至于魏晋两宋，强不能如两汉唐宋，所以文章取法秦汉而终有绝膑之患；清代以外族入主，兵力强盛，但是主客颠倒，夏人文章为“优美”，而不是壮美。*章太炎： 《箌汉微言》，《箌汉三言》，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文学总略》综述文学属性，属于中卷总论，此文末尾简略述及其余六篇的安排： “凡无句读文，既各以专门为业，今不亟论。有句读者，略道其源流利病，分为五篇，非曰尽能，盖以备常文之品而已。”*章太炎： 《国故论衡》，中卷标题“文学七篇”： 《文学总略》，《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正赍送》，《明解故》上下合为一篇，则在《文学总略》外，还有五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2页。所谓“备常文之品”，既有简论有句读文的常备文体之意，又具通解“文学”基础问题之想。《原经》从各种以“经”为名的文献出发，考证会通，证经书为史，极赞孔子作《春秋》的史家意义，有史则国性不堕，国家久远。以史家眼光观经，是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家的立身之本，同时，《春秋》《尚书》等“经”是我国早期文献，对它们身份正本清源，则符合章太炎关于“文”及“文学”的构想。《明解故》和《论式》两篇，前者总括“文学”阐释体系的弊端和方式，后者评点历代文家体式的优劣，揭发“文学”体式的要求。前三篇所论，皆为“文学”的基础问题。《辨诗》描述诗赋的递变过程，精点各朝诗家的长短；《正赍送》简述祭文、诔、行状、铭等应用之文的体制，后二篇可以说是简论常备文体。

二、 “文学”与语言

章太炎“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外延极广。章太炎的“文学”观，如果从文学与语言相结合的视角看，则有如下内涵：

从语言与现实、时代的角度看，语言文字源于现实，表现现实，并且随时代变化而更新。“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之质文。”*章氏学：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十五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语言文字社会的进化而变化。“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牛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根”有两类，一类表音，如鸟类的名字。“雀”，表鸟音“即足”；“鹊”，表鸟音“错错”。一类表“德”，即表事物事情的性质，表“德”的文字占大多数。如“牛”表“武”，“马”表“事”，“人”表“仁”，“鬼”表“归”等等。如果用印度佛家术语来看，实、德、业三者各不相离。章太炎认为“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与其业相丽”。“名”统摄了实德业三者。所以，“物名必有由起”。只是古代的造字和后来造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在蒙昧的古代，表“实”的名字先产生，然后有表“德”“业”的文字。后世，表“德”“业”的名字先有，然后施之于“实”。名字来于“触受”，即对于现实的观感。“语言之初，当先缘之官，然则表德之名最夙矣。然文字可见者，上世先有表实之名，以次桄充，而表德、表业之名因之；后世先有表德、表业之名，以次桄充，而表实之名因之。是故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章太炎： 《国故论衡·原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章太炎的观点来自佛学的理论，对这点还需要考察，在佛教的学理之间如何生成语言的理论，章太炎的不足在哪里，侯外庐的思想史中有论述，但也是点到为止。

章太炎把“假借”和“转注”作为文字的发展方法，“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这背后的推动力还是现实的需要。“人之有语言也，固不能遍包众有，其行色志念之相近者，则引申缘傅以为称。俄儿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矣，乃不得不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章太炎： 《订文》，《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宇宙事物极多，不能一一命名。“至于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无体象，则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动、静、形容之字，诸有形者已不能物为其号，而多以一言概括；诸无形者则益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是亦势也。”*章太炎： 《正名杂义》，《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3页。

从语言的文质角度看，“文学”不能脱离“文言”，但以“质言”为根本，若能文质相扶，是为极致。造字之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据事物“体象”以命名，可以称为言语的表象主义，章太炎引用日本学者姊崎正治“表象主义，亦一病质”的观点，言语在造字的时候就有“病质”随之。在章太炎看来，造字命名，生人思想，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即不能脱离事物“体象”，“雨降”之“降”和“风吹”之“吹”都是以人事为表象，而抽象思想中的像“真理”“理性”这样的词语表象主义的特征更加明显。在章太炎看来，言语的病质有二，从根源上说，言语与外物不能“泯合”，采用表象的方法是不得已。因此造字命名的时候，病质就产生了。从发展上说，万事繁兴，文字孳乳，逐渐脱离了表象之义，但是由于做文辞的人，“习用旧文，怠更新体”，当用旧文来表现新事物的时候，表象主义的浸淫更加深入，也就是言语的病质更重。章太炎说： “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疢也。”由此导致治小学的人与为文辞的人“忿争互诟”，“文学”一事也纷纭迷乱。

言语不能无病，而文辞愈工的人，病症越重，其分别在于“文言”和“质言”。但是章太炎也并没有把二者的界限绝对化，他说文辞既然被称为“文”，不可能尽从“质言”。但是如果“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愈笃”。魏晋以下，以及春秋战国秦汉，其病已经“淹久”。(不包括魏晋)“案一事也，不云‘纤细毕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难也，不云‘祸胎可绝’，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夫言苛则曰‘吹毛求疵’，喻猛则曰‘鹰击毛鸷’。迁、固雅材，有其病矣。厚味腊毒，物极必反，遂于文格，最为佣下。”*章太炎： 《正名杂义》，《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5页。

章太炎提出要采取“尚训说求是”的方法来治疗这种病症。他引用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为方略： “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认为这是“文辞之极致”，然后引郑玄“谱《毛诗》”，贾公彦“释《士礼》”，范宁“训《谷梁》”，赵岐“读《孟子》”为例，这四人的“训说”方式“师法义例，容有周疏，其文辞则皆彧然信美矣”。*章太炎： 《正名杂义》，《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5页。在《校文士》中，章太炎从“文”与“学”两个方面衡量近世学者。“近世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对黄以周、俞樾等人的文评价不高；章太炎看重的是： “乃夫文质相扶持，辞气异于通俗，上法东汉，下亦旁皇晋宋之间，而文士以为别裁异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则可谓彬彬者矣”*章太炎： 《校文士》，《民报》第十号，一千九百零六年十一月。，章太炎注重的是以小学为知识谱系，实现文质彬彬的语言美学。

从语言的雅俗角度看，“文学”重“文言”而薄“鄙语”。章太炎从人物身份来分别语言的雅俗： “有农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与鄙语不能不分之由。”农牧之言，言之“粉底”，农牧之言为言的底质，“欲更文籍以从鄙语，冀人人可以理解，则文化易流，斯则左矣”。农牧所言“道”和“义”都叫“道理”，所言“仁人”和“善人”同称“好人”，没有区分。在佛典翻译中，曾经用“智慧”翻译“般若”，但是“智慧”不足以概括“般若”，于是采用音译。章太炎总结道： “超于物质之词，高文典册则愈完，遞下而词遞缺，缺则两义掍矣。故教者不以鄙语易文言，译者不以文言易学说，非好为诘诎也，苟取径便而殽真意，宁勿径便也。”*章太炎： 《正名杂义》，《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6页。章太炎区分“文言”与“鄙语”所举例子都是在学术范围，并非在后人所称的文学领域。

在章太炎的文体类型中，小说属于无韵文，章太炎非常轻视小说，1907年在《告宰官白衣启》中谈及佛法的用途时提及学术和小说的功用： “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岂独佛法云尔？又复诗歌、小说、音乐、绘画之流，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出不可应敌，入不可理民，而皆流衍至今，不闻议废。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是之不禁，而以美术相矜。”*《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章太炎尽管承认小说和戏剧也有其功用，但是他从反面来看的，很瞧不起这种功用。章太炎对小说的批判往往连及报章文体。他多处贬低林纾的小说之文和梁启超的报章文体：

然林纾小说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若欲专修文学，则小说报章固文辞之末务。*《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且文辞虽有高下，至于披文相质，乃上下相通。议论欲直如其言，记叙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而小说多于事外刻画，报章喜为意外盈辞，此最于文体有害。*《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尽管林纾的翻译小说用古文写成，但也不得不借用古典通俗白话小说的某些表达方式和外来的造句规范。如果从晚清的小说情形而言，通俗白话小说则是主流，因此章太炎对小说的贬斥无疑也是对通俗白话的降格；晚清以梁启超新民体为代表的报章文体是古代八股文的发展，多呈现杂糅样式，可也不断在破解八股文的体式和句式，向通俗一脉靠拢。因此章太炎对小说和报章文体的轻视内里也是对“鄙语”的轻视。

从骈散的角度看，章太炎喜欢古文的散句，对骈文的俪词偶句有所批评，但其实暗中未尝不喜欢骈文的造句追求。章太炎喜欢古文，众所周知；但章太炎对骈文的态度如何则值得辨析。章太炎明确反对阮元“文必以骈俪为主”的观点。阮元引刘勰的文笔之分为证据，章太炎指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章太炎从《易》入手，指出《十翼》在文笔之间不一致，文笔之分没有理由。章太炎看来，“文”与“辞”没有严格区别。从司马迁的记述看出“以史为文”和“骈偶之文未尝不谓之文也”；而从《汉书》看，“有韵与骈偶者未尝不谓之辞也”。因此文辞无别。他进一步论述： “若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分析，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骈语，为其音节谐熟。易为口记，不烦记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叠句，是则骈偶之体，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章绛： 《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906年10月7日)

孙宝瑄1898年日记记载： “枚叔于国朝古文家最折服恽子居、汪容甫；于人品最折服李穆堂、孙文定。其所痛恶者方望溪之文、李安溪之为人，盖实有卓见也。”*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2页。恽子居、方望溪皆以古文见长，章太炎一喜欢，一痛恶；而汪容甫则以骈文闻名，章太炎却最为折服。章太炎最初喜欢韩愈古文，而韩愈古文俪词偶句甚多；最后张扬魏晋文章，而魏晋文章正是形成时代的骈文。1916章太炎论当时做“俪语”的人推崇汪容甫，在章太炎看来其实没有“窥晋人之美”。“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神，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则异于宋。”*章太炎： 《箌汉微言》，《箌汉三言》，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页。对晋人骈文的称赞，是否也暗示了他对俪词偶句的欣赏？

章太炎指出文辞中的“俪辞偶句”历代皆然，并对其方式做过简要分析。“闭关裹足之世，人操土风，名实符号，局于一言，而文辞亦无俪语也。”章太炎对“局于一言”造成“无俪语”的语言单调并不赞同。“得既在我，失亦在予。”刘知几认为这是“互文成句”，而章太炎认为这是“俪辞盛行，语须偶对”，继而进一步把“俪词偶句”向古追溯到孔子和老子的文辞： “若乃素王十翼，史聃一经，捶句皆双，俪辞是昉，察其文义，独多对待。”章太炎看出“俪辞偶句”的创用，并非是在“彣彰”的意义上诞生的，而是因为“意有殊条，辞须翕劈”，即来自“意”之表达的需要。“所以晋、宋作者，皆取对待为工，不以同训为尚，亦见骈枝同物，义无机要者也。”章太炎再进一步对“俪词偶句”的运用方式，即“辞例”进行分析，“辞例”徐复注释为“修辞条例”*徐复： 《訄书详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不过他说的“修辞”与当代人所说的“修辞”有别，“辞例”指的是“俪词偶句”的造句方式。《易·文言》： “上下无常，进退无恒。”“上下”与“进退”，“常”与“恒”，这是“同趣”；《左传》： “处而不底，行而不流。”“处”与“行”，“底”与“流”，两两义相反对，这是“僢驰”。“同趣”“僢驰”是俪辞中很规整的“辞例”。“要其辞例则一，词性亦同，义有正负，而度无修短者也。”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章太炎举谢惠连《雪赋》的句子： “皓鹤夺鲜，白鹇失素。”“夺鲜”与“失素”在今天看来，对仗很工整，但是章太炎借用墨子的学说和现代语法学分别出“素”为“举性形容词”，“鲜”为“加性形容词”，前者形容事物的本质，后者形容意向的高下。“骈俪为言，独在中夏，而希腊文辞，务在对称。”*章氏学：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十五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

在叙事手法上，章太炎很重视骈体的功能： “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章太炎： 《国学概论》，曹聚仁编，上海： 上海泰东书局，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初版，第29页。章太炎所谓的“叙事”非小说的叙事，而是论说的叙事。证之于章太炎自己的文章则骈散并重。谭嗣同曾经“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章太炎的文章往往骈散结合，音韵铿锵，气势如虹。章太炎1900年撰写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一文骈散兼用，气势宏壮。尤其是“窃以东胡贱种”一段尤为明显。*原载1900年8月9日《中国旬报》第19期，转引自《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骈散结合，自是汉语本色。骈体汉语的形成，与汉语单音节特征密切相关。章太炎主张骈散结合很符合汉语的美学特质。鲁迅绝对主张白话，但是他的白话文写作中，时常有骈语造辞，其实，骈语可以为文言文所用，也可以为白话文所用，口语中也时有骈语。因此，白话文的造语不妨借用白话骈语的造句方式，以丰富白话文语词的美感。受章太炎看重的刘师培就热情倡导汉语俪辞偶句的美学特质，他引《易大传》和《论语》对“文”的描述，引申出“文”含有“青白相比、玄黄厝杂”和“会集众彩、含物化光”两层意思。“文”作为语言命名万物，然后才有“考命物以极情性，观形容以况物宜，故能光明上下，劈措万类”。因此“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偶词俪语”的形成与汉语的特质密合。刘师培说： “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móu齐等)均斯逊。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踦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汉字单音，而造句之时音响趋于齐同，趋于押韵。所以“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刘师培从汉语自身的特点与俪文律诗之间的关系，肯定其中国本土性，并希图以此来对抗西方文学。*刘师培： 《文学五则》，《华国月刊》第七期，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骈文暂且不论，但骈文“俪语偶句”的汉语美学追求，如果不让它僵化，从汉语单音节和四声的语言特质出发，张扬汉语的对称性美质，则是现代白话文汉语塑造的要素之一。人们口头语言中富有经验意味的名句则大多是俪语偶词，并且通俗易懂，白话骈句并非在白话之外，就在白话之中。我小时候听到的家乡话中有这样的骈句： “捉猪崽，看娘种。”“扁担冇栅，两头打塌。”当然白话骈句不一定如文人辞赋中的骈句那样“骈”得工整。

三、 “文学”观与“五四”新文学观

从章太炎的“文学”观念看，“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内含言文分离的裂缝；从“文学”的语言要求看，因看重学术语言的精微而对农牧之言的鄙语的轻视，“文言”“质言”相扶持背后古语雅辞的美学追求，以古文散句为主但不轻视俪词偶句的骈散结合，凡此种种，都与“五四”新文学的白话主张格格不入，更遑论语言改革方面，如世界语和汉字改革，他与他的弟子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人的差异了。

第一，关于言文一致。

晚清因为开通民智的启蒙需求，白话报刊陡然兴起，言文一致的主张也同时出现。章太炎对于言文一致颇为担心，认为“不可猝行”，如果实行方法不对，徒令“文学日窳”。章太炎更为重视的是言文一致的理由不充分。提倡言文一致者用远习诸国“文语无殊”来同化中国，这种比况在章太炎看来未考察“中国特色”。章太炎觉得西方国土小，中国国土广阔，诸夏语言，方言不同，但是都有“本株”。西方语言，源于罗马，语音无法寻找语根。最后章太炎也预测了言文一致的“坏处”： “以语代文，便将废绝诵读；若以文代语，又令丧失故言。文语交困，未见其益。”*章太炎： 《国故论衡·正言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41页，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此之前，章太炎还论述过“言文一致”问题，不过不是直接反对言文一致本身，而是不同意言文一致的途径。他说： “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微，而又深契古义，视唐、宋儒言为典则耶？”*章太炎： 《论汉字统一会》，《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0页。以小说演义来定白话文法，以唐宋文人所造成语来丰富白话，两种方式均非章太炎的方式，他的方略是返回方言领域来实行言文一致。他的《自述学术次第》中有明白的表达：

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于是始作《文始》，分部为编，则孳乳浸多之理自见。亦使人知中夏语言，不可贸然变革。又编次《新方言》，以见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身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章太炎： 《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47页。

章太炎试图打通方言的古今演变来实现言文一致。只是他所谓“深契古义”的言文一致，与晚清五四的言文一致在内涵上存在着古今差异。到了五四，章太炎对言文一致颇有微词，白话记述古代就有，《尚书》的诏诰就用白话。宋代的语录都是白话体，但也不能传真相。于是章太炎设想： 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是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章太炎： 《国学概论》，曹聚仁编，上海： 上海泰东书局，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初版，第32页。章太炎实际上涉及到白话文与口语之间的区别，口语有语音的差别，而白话文作为书面语消除了这种差别。但以语音的差别来质疑“五四”时期的言文一致则有吹毛求疵之嫌，单以语音差别而论，则言文一致无论古今中外绝无可能实现，也包括章太炎自己设定的古代书籍如《尚书》的言文一致也是空话一句。“五四”新文学的言文一致，目的在消除中国书写中文言文的表述方式与现代人口头表述的错位，以适应现代人更能表达个体经验。邵力子概括章太炎“好奇”和“恶新”两种偏向未免过于严厉，但是针对章太炎对于白话文的偏见，提出章太炎既然知道《尚书》用的是当时的白话，“何以古时的白话文可奉为经书而现代的白话文便无价值呢”的质问确也不无道理。*邵力子： 《志疑》，见章太炎《国学概论》附录，曹聚仁编，上海： 上海泰东书局，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初版，第3页。在途径上，章太炎式的返回方言的途径因脱离实际而并不可取。当然，如果把章太炎的返回方言实行言文一致看作语言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在民国成立之后，被读音统一会、国语统一会所延续。其实在“五四”时候，言文一致的实施存在着语言的道路和文学的道路两种不同方式。所谓语言的道路，就是语言学家通过制定标准的国音、标准的国字字典，通过教育和行政的方式，实现言文一致。所谓文学的道路，则是文学家们创造国语的文学，通过文学传播的方式，实现言文一致。中国现代言文一致的实施是这两种方式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二，关于白话诗。

“五四”新文学中，白话诗的成功与否，与白话文学的成功息息相关。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在1922年的国学讲演中质疑白话诗： “现在的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章太炎： 《国学概论》，曹聚仁编，上海： 上海泰东书局，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初版，第30页。《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 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14页。年轻的曹聚仁有致章太炎书信一封，以《讨论白话诗》为题附录于《国学概论》。曹聚仁记叙，章太炎的话一出，听众中有“掀髯而喜者”，以章太炎的声望而抵抗“新学小生”的白话诗，反响自然很强烈，只是有“髯”而至“掀”，想来年龄也不会太小，也就是说，章太炎的观点在年长者中可能影响较大。曹聚仁首先对于章太炎以有韵无韵作为诗文的区别认为有失平允。诗文区别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这里的精神就是古人所说的“诗言志”的“志”，即“五四”新文学提倡者所说的“人生之表现”。至于音节一层，曹聚仁认为语体诗“依乎自然之音节，其为韵也，纯任自然，不拘于韵之地位，句之长短”。*曹聚仁： 《讨论白话诗》，见章太炎《国学概论》附录，曹聚仁编，上海： 上海泰东书局，中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初版，第6页。曹聚仁关于“精神”和“用韵”的观点都来自“五四”文学的开创者，因此章太炎对曹聚仁的答复不妨看作是章太炎与“五四”文学开创者的间接对话。

章太炎反对无韵的白话自由体诗歌，曹聚仁在《国学概论》的附记中提出质疑。章太炎在此作出回应，章太炎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无韵不能称之为“诗”，“诗”乃旧名，诗歌无韵那是另一种东西，可以仿效日本的俳句，另取一个名字，章太炎其实在维护“诗”的正统。反驳曹聚仁的观点。曹针对章的无韵不能为诗的观点，打了一个比喻： 女子不穿裙还是女子，诗歌无韵还是可以称之为诗。章太炎反对用比喻说理，他说女子不是以是否穿裙才得名的，而诗歌恰恰是以有韵才得名的。因此章太炎的论证陷入循环论证。曹聚仁说有韵的不一定是诗，如百家姓。章太炎从诗的广义和狭义作出回答，从狭义看，诗包括古今体诗歌和赋、曲；而从广义看，有韵的都是诗的变体，并且用史思明得樱桃而唱的例子表明无韵不得称诗。曹说追求韵律束缚主体的性情，章太炎说山歌小曲都是有韵的，不见束缚性情。*章炳麟： 杂志目录为《论白话诗》，正文文章标题则为《答曹聚仁论白话诗》，《华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章太炎顽强地坚守中国传统文类的纯洁性。因此在文体的更新上，章太炎趋向保守，但是他不反对白话诗，只是觉得白话诗是因为无韵，那是新事物，新事物就必须另创新名。

第三，演讲为白话文留下空间的可能性。

章太炎早年对“近人演说”“口说”等有所论述，“口说”与文辞、文笔不同： “策士飞箝之辩，宜与宋儒语录、近人演说，编为一秩，见其与文学殊途，而工拙亦异趣也。”*章氏学：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十五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效战国之口说，以为文辞者，语必伧俗，且私徇笔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伤实多。”*章氏学：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十五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在文辞则务合体要，在口说则务动听闻。”*章氏学：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十五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但是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的语境中，口说与演讲越来越成为章太炎们的日常学术活动的必需品。那么他如何来看待呢？

1922年，章太炎提出“发情止义”的策略以获得文学进步。他把《毛诗序》的“情”“义”范围扩大，从喜怒哀乐的“情”扩展到“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情”，把“礼义”的“义”扩展到“作文的法度”的“义”。*章太炎： 《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 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60页。如此看来，章太炎给文学留下可能的空间。从晚清到五四，演说作为一种讲述方式，其演说稿连接着“说”和“写”，既要照顾口头讲述的“白话”性，又要体现书面表达的“文言”性，但是其间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总要相互作出让步，于是演讲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文言书写的自然系统。章太炎从晚清到民国，俨然可称演说大家，他在东京、上海、苏州的讲学，兼具古代私学讲述与现代演讲双重身份。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不仅激励了留学生的革命激情，而且其演讲稿《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也是一篇说理严密、浅白易懂的文言文。不过晚清民国的演讲，往往是先有演讲，后有纪录的演讲稿，因此如果以后录的演讲稿来证演讲稿的白话倾向，其间可能因渗透着纪录者书面的文言倾向或口头的白话倾向，而很难清晰描述演讲者自身的白话—文言特色。谢樱宁在日本找到一篇章太炎的演讲底稿，让后来者能真正领略一番章太炎这位古文大家的白话本相，谢樱宁把演讲底稿命名《佛法果应认为宗教耶？抑认为哲学耶？》*章太炎： 《佛法果应认为宗教耶？抑认为哲学耶？》，据谢樱宁所见，该文为章太炎的演讲稿草稿，手稿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文无题，题目为谢所加，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收题一、题四、题二的片断。完整的演讲稿以《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为题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六辑(1981年5月)。，章太炎演讲的时间为1911年。先看演讲稿的开头部分：

近代许多宗教，各有不同。依常论说来，佛法也是一种宗教。但问怎么样唤作宗教，不可不有个界说。假如说有所信仰，就称宗教，那么各种学问，除了怀疑论以外，没有一项不是宗教。就是法理学家信仰国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宗教的名号，何但佛法呢？*谢樱宁： 《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8—59页。

这样明白的语句，严密的说理，简洁而有致，此种白话如果放到“五四”时期也堪称上品。由此看来，即使在晚清，白话没有经过翻译的捶打，也能把某些道理说得富有逻辑。晚清的汉语表达，困难之一是如何容纳外来新词，尤其是音译的地名、人名和学理名词，章太炎的演讲的容纳如下：

佛法既然离了常见断见，说明轮回的理，借用旧说证明，原是与自己宗旨无碍，所以没有明白破他，只象古代中国、希腊许多哲学家，孔子也不打破鬼神，苏格拉底、柏拉图也不打破神明。现在欧洲几个哲学家，如笛卡儿、康德那一班人，口头还说上帝，不去明破，无非是随顺世俗，不求立异的意思。*谢樱宁： 《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白话接受音译的人名、地名和意译的学理名词，非常自然融洽。因此，晚清民初中西语言的碰撞推动着汉语书写必须从文言走向白话。当然，章太炎的演讲稿也带有时代标记，如“还有一句话是兄弟平日的意思。现在讲唯心论的，必要破唯物论。依兄弟看，唯心论不必破唯物论，仅可以包容得唯物论”。*谢樱宁： 《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3页。这种叙说语调正是晚清演说稿和白话文的基本特色。

撰写演说稿和演说的语言实践，在章太炎的语体意识中为白话争得了一席之地。1923年章太炎主笔《华国月刊》，“通论”栏目是该刊的主要栏目之一，《华国月刊·略例》对“通论”的语体要求用文言文，而“惟用语体者，正如演说，取其条达通俗而止”。这样就为语体文在该刊的生存留下一定的空间，该刊第一卷第二期“通论”栏载有汪东的《新文学商榷》，此文认为白话文不可居文学之名，可全文用白话写成。*汪东： 《新文学商榷》，《华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章太炎让演说体的语体文留下，既有章太炎晚清民初演说中语言实践的个中三昧，也有他在“五四”新文学语体文的强大推动下不得不作出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