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军芳

(西安工业大学，陕西西安　710021)



艰难的撬动——论《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时代特征

白军芳

(西安工业大学，陕西西安710021)

摘要：爱情的时代特征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历程中精神内涵的浓缩。《平凡的世界》中对于1975~1985年间爱情的内涵、变化作了史诗般的记录。其中既有传统文化中的“夫妻档”，也有“穷小子”邂逅精英女性的高贵爱情，还有女大学生与恋人的童话式爱情模式。时代的骚动，不仅粉碎了传统上“穷”给爱情罩上的阴影，而且让青年人体味“奋斗一生”的宝贵。尤其是优雅、知性女性的出现，给1980年代的爱情文化平添了几分发展的态势。

关键词：1975~1985年间；时代特征；《平凡的世界》；路遥

在路遥的作品中， 蕴涵着一种极强的悲苦意识。“挣扎着生存”成为他描述男性生活状态的标准姿势，同时，也是他自己对于爱情特征描写的真实视野。在他的作品中，生活从来就是逼仄、压抑、纠结和卑贱的，有一个“假想敌”，他努力去挣扎、搏杀、不甘屈服，因此，路遥作品中包含着浓郁的英雄式男人的“成长史诗”的韵味。男人的成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时段有关，但是“穷小子爱上富家女”的情节又是时代投射在爱情文化上的烙印。透过《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能够展示时代的沧桑和生活的变化，通过经济的途径，能够发现爱情如何用青年人的炽热、执着表现时代特征。1980年代的激情，塑造了《平凡的世界》的爱情时代特征。

一、《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时代元素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潮流和不同的意识氛围，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总是有不同的关注中心，而不同的人群对此中心也持着不同的态度。作家大都具有敏感的神经，往往站在时代的前沿，对社会关注的中心进行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反应。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千差万别的。路遥的态度不是一味简单的服从，也不是反抗、保持距离，或者其他，而主要是适应同时兼有批判。”[1]197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文，该文章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作出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政治稳定方面的决定。并且，会议最后作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2]，标志着中国发展以经济为重心的时代的到来。这样的政治事件，成为《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命运转折的契机。 很明显，路遥的小说在进入新时期后，密切观察人们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节奏，适时却严肃地书写时代凯歌。我们透过他的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社会发展的脉络。《平凡的世界》系统翔实地描叙了1975~1985十年间的农村变迁史，从1975年的困苦不堪到1985年的百废俱兴，剥丝抽茧，披沙拣金，以史诗式的高屋建瓴之诗情描写民族的重大转折。如果认为这部作品只是反映政治经济的变化，那么对于它的认识是肤浅的。应该看到，小说中的爱情元素是路遥控制作品节奏、结构故事情节的重要因素，投射着那个时代青年人的血性、胆识和抗争。

(一)艰难的撬动一：夫妻携手赶“穷鬼”

“穷鬼”是阴翳中国文化中阴魂不死的东西，从宋代文献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送穷鬼”是大年三十晚上很重要的一个活动，甚至是一道仪式。在《平凡的世界》中，似乎“送穷”仪式不再存在，但是“贫穷”是经年困扰孙家的问题。孙少平家的穷困在学校的那一段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兰香差一点退学也是因为家里交不起“一星期一块钱”的伙食费，而且，孙少安、孙少平的自卑心理，完全是因为家里贫穷而导致的。

《平凡的世界》里到处都能够看到贫穷给主人公心灵造成的伤害。孙少平在学校从来不敢打“乙”饭，等待他的永远是簸箩中的两个黑面馍馍，他总是避开同学们吃饭的高峰，最后一个去打饭；孙少安总是躲开田润叶，因为自己总是破衣烂衫；兰香一度想退学，因为交不起菜金。在作品中，“贫穷”成为作家写作的一个“假想敌”，它无处不在，水银泻地一般，腐蚀着孙家一家年轻人的骄傲和幸福感、自由度。

然而，最后，孙家凭借孙少安、贺秀莲的艰苦奋斗和努力不辍，终于成功办厂，摆脱了贫困。孙少安的“顶梁柱”作用自不必说，就是贺秀莲，也在这场“驱穷鬼”的时代风潮中，表现得执着、坚定、热情、勤劳。她在地里劳动，回家做家务，伺候老人，体谅丈夫，他奋斗时，她是他的后盾，他失败时，她是他的振作剂。他与她结合成紧密的“伙伴”，共同驱逐“穷”字，紧密团结，心无旁骛，集中精力解决生存中碰到的种种问题。这是西部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夫妻档”。妻子紧紧依附于丈夫，能够把力量更充分地融入到他的生命中，共同对付困境。而孙家的日子也在这对夫妻的努力下逐渐改观，办企业、修学校，吸纳乡亲做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最终，他们赶走了笼罩在孙家数辈的“穷鬼”，打造出富裕的家庭生活，还培养出了乡上第一名女大学生——兰香。

总之，审视孙少安和贺秀莲夫妻的组合，仍然能够触摸到“人心齐，泰山移”的中国谚语。有人说，像贺秀莲这样的地母式的女人，是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甘愿牺牲自己成就他人的“傻女人”，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千千万万个贺秀莲劳动在家庭、田间、地头，创造着富裕的生活，成为“驱穷鬼”的主力军，她们不是“傻”，是传统女性的贤惠，她们成就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丈夫、父母、兄弟姐妹，而她们也在劳动中，享受到了富裕的生活并得到了亲戚朋友的尊重。

应该看到，孙少安夫妇的爱情，似乎少了精神层面的共鸣和浪漫，但是，日复一日的劳动，一年一年的奋斗，打造出的富裕生存状态，就是他们夫妻的共同精神需求。显然，在“驱穷鬼”的道路上，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组合，要比孙少安和田润叶的组合有战斗力，也是最具成效的夫妻档。

(二)艰难的撬动二：恋爱的诗情与社会阶层分野

如果说孙少安夫妇的爱情在朴素的“驱穷鬼”的奋斗史上缺乏现代爱情的浪漫的话，那么，孙少平等人的爱情却摆脱了“穷”，进入到精神折磨的阶段，即爱情的诗性和社会等级分野迎面相撞的情殇。

1975~1985年间，青年人的恋爱问题也是富有时代特征的。虽然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提倡男女恋爱自由，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恋爱问题总是和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刘巧儿》电影教导大家要“找模范”，后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要找解放军，甚至提倡女性嫁给贫雇农(越穷越光荣)，只有到了1980年代，年轻人才有了独立的、清醒的、自由找恋人的欲望。但是，表现在小说中，孙少安、孙少平、田润叶等人的情感世界中，往往碰触到沉重的社会阶层分野问题。比如，1970年代晚期，孙少平已经在校园中经历了他的初恋、失恋，田润叶、贾红梅也经历了追求爱情、获得爱情、失去爱情的过程。孙少安不敢娶田润叶，是因为“自己是农民，而她是公家人”①；孙少平在田晓霞恋情中的自卑心理完全是因为对方是省级领导的女儿；贾红梅不接受孙少平，是因为顾为民更加有“城里人”的优势，父母又是有工作的；杜丽丽找武惠良，因为他俩都是“城里的”……充满生机的“农村人”在恋爱中最能给其造成压力的就是社会等级分野，这样的等级分野源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不是年轻人头脑一热就能够解决的。甚至作家似乎也默认了这种格局的合法性，并以之来衡量自己感情的进退。

但是，在骨子里，作家又是多么厌恶社会等级制。在《平凡的世界》中，当孙少平知道孙少安拒绝了田润叶时，严厉地指责他的这种“懦夫”行为；在无数次地回望和田晓霞的恋情的过程中，孙少平无不痛心疾首，诅咒等级制度的冷酷。那个等级分野，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作品中，甚至成为一条“铁律”，能够跨越过它的人，是君子，是圣人，是新的平等观念的缔造者。路遥说：“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3]正是为了“时代中重要的动向”，路遥探索到青年人恋爱中的“政治障碍”，他极力把它提升到时代典型的高度，不是为了争噱头，而是怀有历史使命般地对其进行艰难的撬动，他要把年轻人生机勃勃的自由的冲动写到某种“深度和广度”。这是书生式的正直，也是时代的吁求。

(三)艰难的撬动三：现代爱情的塑造

“爱情的自由选择是实现人本质自由的最高体现。”[4]在1975~1985年间，中国社会爱情的内涵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急剧变换，既有传统的“媒妁之言”，也有新兴的“校园之恋”；既有物质交易，也有裸婚。在这个复杂纠葛的状态中，《平凡的世界》给我们首度刻画出具有现代内涵的爱情模式。

现代爱情的内涵是相对于古典爱情的内涵而言的，是指摆脱了父母权利掌控和政治目的的婚姻，以及各类非本人意愿选择的婚姻形式，主要包括精神共鸣和肉体和谐两个方面。在《平凡的世界》里，爱情的现代化概念表述得很明白，但是最终只有兰香的爱如愿以偿。这种递进式的爱情形态，展示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深刻体验和时代影响。

第一阶段的爱情是孙少安和田润叶的组合与孙少安和贺秀莲的组合。这个阶段，贫穷成为葬送孙少安自由选择权的主要因素。孙少安清楚地感觉到，他和田润叶的爱情完全是一种奢望，不是不够爱，而是没有选择的前提。他果断听从命运安排，去山西娶了贺秀莲。他和贺秀莲没有爱情，是后来的共同生活培养了他们夫妻的相濡以沫。

第二阶段是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组合和孙少平和惠英的组合。为了给知识分子田晓霞一个满意的男友，小说着力刻画了孙少平的男子汉形象。他不仅追求物质生活，更追求精神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了寻求生命的出口，他离开了双水村，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他认为哪怕外面的生活比当农民更苦，“只要我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生活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他身上有着黄土地赋予的淳朴、善良与倔强，还有着城市人的温雅与锐意进取。对苦难与生活他有独到的见解：“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生活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地活……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①我们不能说孙少平在这一系列的砥砺中成就了自己英雄的形象，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富有英雄情怀的时代青年。

正是这种品格，让他赢得了田晓霞的爱情。田晓霞看到孙少平肮脏的被褥，她不仅不嫌弃，而且立即给他买来新的；田晓霞知道孙少平没有多少饭票吃饭，每一次都买很多的饭偷偷给他吃，她后来到煤矿上去采访的时候，也不害怕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大大方方地请孙少平带自己下煤窑。孙少平人格上的高尚，性格上的坚强，以及内涵的丰富和成熟，强烈地吸引着晓霞。他们的爱情不是社会阶层分野的必然产物，也不是城乡差别能够摧毁的。这是精神的互相应和，是人性美好的强烈共鸣。作家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敏感地体味到新型爱情结构的来临，用如椽之笔，精雕细刻，成就了爱情文化的时代乐音。

这一段爱情有现代爱情之事，却没有爱情之果，田晓霞死去了，一段真挚的爱情也随风而去，充满了精神愉悦与崇高理想共鸣的爱情也枯萎了。最终，孙少平放弃了追求浪漫爱情的权利，和惠英结婚，帮助她重树生活信心。

第三阶段是兰香和吴仲平的爱情。他们相识于校园，一个农民的女儿嫁给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儿子，并没有什么社会等级的分野，自然而甜美。作家并没有详细描写他们的爱情内涵，因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美好的，没有贫困、等级、死亡，只有相亲相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现代爱情取得了完全正义的言说。而这样的结果也是孙少安、孙少平一生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理想。

从孙少安的“高不可攀”的爱情选择权，到兰香的“自自然然”的爱情收获，中国年轻人走完了一个循环。从这个循环中，我们可以看出，爱情选择权中的障碍被一一排除，一点一点恢复到自然、本真的样子，这样的爱情进步也意味着中国精神文明的进步。

二、艰难的撬动：《平凡的世界》中爱情文化品格的迁移

应该清醒地看到，《平凡的世界》里的爱情并不是其他时间或空间的爱情，它是1975~1985年间的爱情。路遥要表现的性别观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观，而是中国人在改革、发展、争取幸福的道路上的新型的文化品格，他尊重传统意义上的“地母式”女子，也关注新时代的新女性，歌颂参与社会工作、有独立经济能力、学识渊博、能够驾驭自己命运的女性。这种从隐忍、依赖、任劳任怨的女性到性格开朗、有学历、敢担当的女性形象，既是社会历史发生嬗变的投影，也是作家刻意筛选、努力塑造的性别品格。

特别的时代有着特别的价值观念，在贾平凹还在《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中找素材的时候，路遥就开始关注现实，开始描写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女教师、女记者了，这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涌动于作家内心的激情，是对高质量作品的追求。《平凡的世界》里表现的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存在，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女性精神的建构。这种“思想发现”是作家作品的深度、高度的表现。路遥表面上迎合普遍的爱情文化模式，事实上他“修剪”了事件的冗芜繁杂，突显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男女两性的性别融合方式、途径和特征，对富有积极进取的时代爱情文化品格精心描绘，展现了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程的步履。

第一，《平凡的世界》通过诗意的爱情与社会等级分野、现代爱情观的建立，反映了新时期知识女性的茁壮成长。女性的成长和国家文明发展的程度有关，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女性进入大学的数量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大大提高。《平凡的世界》跟随时代发展的节拍，塑造出典型知识女性田晓霞的形象，她独立、睿智，在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在爱情关系里，不顾世俗力量的影响，敢作敢当、自信大胆，是新时期知识女性的典型形象。时至今天，职场女性、知识女性大量涌现，这昭示了作家对女性精神变化体察的敏锐和智慧。

第二，《平凡的世界》一方面写孙少安、孙少平的奋斗故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改革的春风给女性带来的成长。贺秀莲没有读过多少书，养成了朴素的“卑弱、善良、乐于奉献的依附人格”[5]。到了侯玉英、郝红梅、杜丽丽、田晓霞等女性，那种依附人格渐渐褪色，终于黯淡了。从侯玉英能够真正拥有爱情的抉择权，到郝红梅的再婚也能拥有幸福，再到杜丽丽的虽然“两难”但是更加宽松的婚姻文化环境，这样的一条线索，刻画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爱情观念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表面上看是一场社会经济的革命，实际上，它还是一场爱情文化的革命。尤其是女性，在百舸竞流的时代，女性也与时俱进、奋力搏击，“杀”出一条成功参与社会建设的路子。有见识、敢争取、开朗大方的女性，一登上爱情舞台，她们的夺目光彩便通过独立的人格展示出来。

第三，《平凡的世界》用当代意识观照、熔铸中国陕北的女性生活，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刻画出情爱文化中“审强”的心理结构。传统的情爱审美观照是“弱即是美”，然而，在《平凡的世界》中，潜在地存在着男女优秀品格较量的意味。这样的两性审视，再也不是传统的“审弱”美。在人生无休无止的奔波中，孙少平和田晓霞都以不懈奋斗为成长姿态，在追求成功和自由爱情的道路上，男女双方都以贡献社会为终极目标，并因此而萌发出崇高的生命感受，这样的两性关系，哪怕只有一次，也是对碌碌无为人生的否定，也是对健康爱情的歌颂。

总之，《平凡的世界》在中国爱情文化史上应该占一席之地，它艰难地撬动了爱情的归属权、爱情的审美权、爱情的平等权等方面存在的传统观念，使现代爱情观、夫妻观、两性审美观从奋斗的罅隙间透出万道霞光，展示了时代的尊严美。有人说过，当植物显示其“向光性”的时候，是它最具生机、最富成长欲望的时候。而1975~1985年的时代改变，天翻地覆的文化开创，真是“光明乍现”，无数的年轻人都如植物般展示了勃勃生机，青年人的发展欲和时代的创新要求不谋而合，为祖国的富强开拓出了新天地。更值得珍视的是，路遥用如椽之笔，把那个时代的“爱情生长”状态描绘出来，以源源不断的希望滋生着无数后来的人们的希望。

注释：

①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作家出版社 2000年版。该论文引用的原作句子都出自该书。

参考文献：

[1]王西平.路遥小说中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J].小说评论，1996，(3)：57-61.

[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N].人民日报，1978-12-13.

[3]路遥.路遥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399.

[4][保]瓦列夫.情爱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110.

[5]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00.

·女性文学研究·

A Significant Move: On the Chronical Features of Love inOrdinaryWorld

BAI Jun-fang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Xi’an 710021,China)

Abstract:Chronical features of love crystalize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hat certain era. The novelOrdinaryWorldis an epic record of love between man and women during 1975～1985. There are not only the traditional love mode, but also the noble love between a poor man and an elite woman, as well as fairy tale love in university. Turmoil of the times smashes the shadow that “poverty” used to cast on love, and lets young men learn the value of hard-working. In addition, appearance of elegant and intellectual women is the most inspiring feature of love in that period.

Key words:during 1975～1985; chronical features;OrdinaryWorld；Luyao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3WYA0027)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1-0080-05

作者简介：白军芳(1975— )，女，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女性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周显波(1980—)，男，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主要从事文学思潮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30 2015-10-28

·性别文化视野下的路遥创作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