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美珍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



论女性政治参与能力建构

董美珍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我国倡导妇女参政议政的政策法规并不少，但现实中女性参政比例却一直偏低，究其原因很多，妇女参政能力恐怕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据研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她们参政意愿、参政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她们的政治参与度也越高，反之亦然。女性只有全面提升自我，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积极参与和影响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与发展。

关键词：女性；领导力；参政议政

我国女性高层次人才明显不足，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仅为23.4%和17.7%，大部分省部、地厅、县处级女干部比例仅为百分之十几。我国倡导妇女参政的政策法规并不少，而现实中女性参政比例却如此之低。显然，仅仅提倡妇女参政是不够的，关键是妇女要有参政的能力，例如，智力、想象力、公正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和命运感同身受的能力等。女性只有通过教育全面提升自我，培养审思的才能，树立独立的人格，成为自由而负责任的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和影响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与发展，才能改变传统观念对女性能力的贬低与基于生理性别的歧视。

一、女性能力培养的教育诉求

在一个相信女性相对于男性能力低下的社会，在多数人认为女性成功的可能性很低的社会，不存在平等、公平和良好的教育。研究者发现，不同孩子长大后能力出现的差异只不过是因为对自身天赋有不同的幻想。不公平始于教育，始于教育权利的否定，始于教育形式的改变，始于教育体制的不健全[1]。出于直接关注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定位的情形，其生活和能力，以及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夺的情况，我们强调女性接受教育的特殊重要性。密尔说，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受过教育的)智力(intelligence)、财力(property)和联合力(power of combination)，所谓的联合力是指在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时同别人合作的能力[2]。当然这些能力非天生的，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女性由于种种原因常常是被限制了自由与发展自己可能性的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缺乏主体意识的人。我们知道，人之为人，乃在于人的主体性。而唯独精神才赋予人以主体性，至于精神形成的根据，乃在于教化作用。

第一，接受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思维得到训练的过程。女性只有在教育中被启蒙，才有可能对其所遭受的被压制的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原因进行质疑和思考，才不会被动地接受一些陈规戒律和不断遭受权利的剥夺，才会积极发展自己并推动社会变革。相反，如果妇女从未被教育理性地思考，而是被鼓励投身于无用的活动和闲言碎语中，那么就不要惊奇妇女无法成为她们想成为的人。她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妇女生来就是为着自我牺牲的”[3](P294)，她们全神贯注于“细小而众多的琐事”[3](P315)而非智力问题，她们花全部精力“教养一个成年男人和成年女人都无可挑剔的家庭——长期主持家务直到不再需要她们”[3](P349)。

第二，教育亦是逐步塑造观念的过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成为理性的个体，将其“理性”发展为“正确的理性”，以便他(她)们能够领悟与理解自身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教育的绝对目的就是为了人的解放”，是要将人从纯粹的自然性中解放出来[4]。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教育不仅在于获得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解放、自由能力的提高，是人摆脱了自然生物性而成为一种理性的社会人的标志。正是教育将“自然的人”转变为“社会的人”。人是文化的存在，又是习惯的存在，也是他/她所理解的存在。人始终是有价值指向性的存在，应成为自己观念中所理解、所认定的人。

第三，教育是培养人的思维能力的过程。个体的本质在于其思维。教育不是灌输与接受知识，而是帮助我们思考、追求更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我们都是具有不同观念的相异的个体，因此我们必须被允许来探索和表达这些观念，这就是我们的差异和独特的本质之处。女性若失却了质疑反思的能力，就只能随从传统或屈从于多数人的意见。

第四，教育亦是发展理性、建造性格的过程。性格的形成离不开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教育的影响，我们不可能跳出自身如愿地从头开始创造自己，因为我们就是通过社会条件、机制、实践、关系、语言与我们生活的社会框架成为我们自身。虽然教育方式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性格的致因，但是，它们都是促使性格形成的一种机制。理性作为一种自然能力使得教育的“白板说”理论成为可能。教育的关键点在于培养正确的行为、价值和态度。 洛克说：“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5]若女性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或数学成绩差就归结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原因所致，她们便很难获得拼搏向上、努力成功的信心。

二、理智审思的才能

基于性别偏见无处不在，世界上每个人所思所想也都不完全一样，而且也不能指望一个有性别偏见的人会轻易改变思想，因此，理智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审思对女性的重要性尤为凸显。理智审思能够推动人们公正地思维，最起码可以使人们认识到支持或批驳各种权利主张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因为广大女性一直由别人代替思考，依靠世俗文化规则生活，但并不理解这些规则，即使这些规则明显地压制女性，她们也别无选择，只有遵循那些往往并不知道其存在之理由的规则。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呼吁若经过理智的审思，人们就会同意“尊重女性基本自由”的观点，就会去除偏见和未经审视的成见，起码不会因为人们说“你应该这样”就没有一丝怀疑的勇气，而是会追问“为什么应该……”要求给出理由证明规范的合理性。这并不是要人们否定规范本身，而是要人们对规范保持怀疑主义的态度，要明辨是非。怀疑需要理智的审思，怀疑也是思想的免疫系统。自由的思想通过独立的怀疑批判而形成。

约翰·斯图拉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妇女屈从地位》中将妇女存在的心理和个性的品质形成的原因不是归于天然，而是归于社会习俗。他说：“现在被称之为妇女的天性明显是人为的事——在某些方面是强迫压制的结果，在另一些方面是不自然刺激的结果。”风俗习惯是集体性的习惯，既有善也有恶。妇女受风俗习惯的约束，在习惯中只感觉理当如此，而不去追究为何如此，使人丧失怀疑、批判的精神，同时导致对不同意见的排斥，压抑新事物，在麻木中精神死亡，生命原本的丰富内容没有了。风俗习惯本身不是美德，其内容才构成美德。只有当女性主动通过理智的审思，决定她愿意成为什么或她不愿意成为什么，进而直接关切“我愿意如何生活”这一问题，而不是长此以往一直将传统的顺从变为义务，丧失自己的本性时，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解放才有可能。要知道，新的社会秩序不能只靠政策、靠权威高压自上而下建立，只能由下而上、借着提升人类的审思意识来实现。

根深蒂固的性别区分被认为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实际上这并非一种自由选择，而是精神制作出来的自然存在，是重复习惯形成的直接存在。“我们的社会强制女孩子们去顺从适当的性别角色，那就是妇女承担照顾家庭重担的最大份额，甚至大多数妇女应该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但这些看法似乎包含妇女只应去渴望那些较低价值的女性工作。”[6]这就是说妇女一直处于被强制的地位，没有自由，无法按照自身的意愿行动。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把人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7]。

妇女很容易被理解为缺少雄心壮志，事业心不强。实际上，若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的话，现行的生育、家庭体系是异化和剥削妇女的。妇女为了满足家庭成员自然生存在日常生活中忙碌，这种劳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是一种不得不做的重负，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它使个人失去了个体的完整性、独立性，成为陌生于自我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可表述为一种深刻的支离破碎感和无意义感。妇女被迫从事着超负荷的、繁琐的私人领域工作，包括照顾老人、做家务、培养教育孩子等，这种活动没有对行动者的彰显，行动也就失去了成就感，最多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是一种失去了创造性、自由、激情和灵性的劳动，是异化劳动。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妇女自身似乎非常容易接受传统价值观，接受那些明显扭曲了现实并与女性自身利益相背离的看法，她们很容易把不公正的外在现实“内化”，屈从甚至默认她们的从属地位。如此也就不奇怪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把女性描述为依赖性的、不理智的、情绪化的、被动的、有受虐倾向的并且是以阴茎羡慕为动力的人。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女性默然接受被压迫的地位，而没有意识到她们是自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适应的受害者？这可能不完全是她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屈从于父权制控制，更大的可能是她们被传统文化的假象与流行语言欺骗了，这种欺骗使得大多数妇女相信，真正的幸福在于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消费越来越多的奢侈品。从来没有人激励引导女性为社会变革而斗争，应当赶快觉醒，担负起人类发展解放的伟大义务，将这个充满苦难、谎言的世界，变成值得生存的世界。似乎这些大事都是男性应当思考的，女性只要做好后勤服务性工作(换尿布、做饭等)就好了。我们不期望这个世界一下子扭转看法，只能循序渐进，逐步改变，重要的是有赖于广大妇女同胞付出努力，改变自己的意识，不断提升自己，改善自身的条件，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努力，通过理智的审思，认识到女人也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是不能被欺压和虐待的。必须有足够多的人达到更高的意识层次，创造更公平的制度，才可能让世界越来越平等。

三、女性独立人格的塑造

独立人格的政治含义在于摆脱对束缚人的权威、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依附，对女性而言，可能还需加上摆脱将女人等同于身体的观念。独立人格更多体现于一个人的信念、思想、价值取向上，以及获得社会和文化培养、鼓励和接纳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的社会身份中。

女性要觉醒并成为其所愿成为的人，就要改变自身。这种改变是指一种精神的建构，这关乎女性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人际关系中，有价值、有尊严地做人。无疑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仅由于女性个体在其内心世界难以预测和把握自我，而且由于女性无力独立地与强大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以及无常的命运相抗衡；习惯势力、传统心理、世俗偏见等无时无刻不在迫使女性就范。我是谁？我如何理解我自己？我应该怎样生活？为什么我应该服从他人？我应该追求自我实现，还是应该为了丈夫牺牲自己？我是否应该追求权力、知识或幸福，或者尽全力追求自由、平等或解放？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乎是每个女人在一生中或迟或早都要追问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每一代妇女甚至每一个女人承受折磨。或许女性必须经过心灵的洗礼和陶冶，生命在痛苦中经历否定之否定，才能获得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的人的“本质”，不断努力推动使自身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而非对权力、地位、金钱的追逐，或争取所谓的“出人头地”，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平等、公正和正义，只不过是“优越感”的体现。

为此，女性必须既了解历史、文化、现实，又要对自身内在的素质、知性、能力有着明晰的意识，即主体性的知觉。由于女性极易受负面信息的影响[8]，她们从心理上不够有勇气和胆量成为一名领导者。加之女性思想形成过程中，不断地被鼓励把品位的培养体现于身体，导致女性的心理和文化身份明显体现于对待自己的身体方式之中。这源于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提醒与其身体相连，导致女性直接或间接地认识到其身体的重要性，美丽的身体是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直接关乎其未来的生活和地位。在社会文化的压力下，女性不断操练身体的美，用他人的眼光观看自己。女性对自身身体的规训在大众视觉传媒的传播中更加不可自拔。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国女性亟需培养独立的人格，安安心心地做一个真实的“女人”。独立人格的养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首先，女性要从为他人的身体转变成为自己的身体，从被统治和奴役的身体中解放出来，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既联系着自然，又牵涉精神；认真思考如何与自己的身体相处，并重新赋予身体以意义。其次，女性要愿意学习，发展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从自己身上发现一种英雄精神，从而克服障碍，走向自主。性别平等的主旨并非只是女性从“男权”下“解脱”出来，或仅仅获得身体的解放，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和实现自我的价值，精神的解放、自由选择的价值更重要。例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女性必须得跟社会成见作斗争，坚持相信自己。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女飞行员阿米莉亚·伊尔哈特(Amelia Earhart)。人们普遍认为做飞行员是男性的职业，但伊尔哈特却追求着自己做飞行员的梦想。她不断培养自己的决心、独立意识与意志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9]。再次，要发展自己的心智，拥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成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女性，能够言说自己的身体体验、精神和心灵。我们知道，人之为人，乃在于人的主体性，而唯独精神才赋予人以主体性。

四、成为自由而负责任的公民

关于自由，康德提出过很多宝贵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存在于人头脑的理性之中，构成真正的自我，自我反过来又驾驭错误或非理性的自我表现，从而作出有道德的正确的选择。一个自由的人是超出了纯粹经验的存在，而成为理智世界的成员。康德强调自由是完全个人的，是个人意志。从女性视角来看，康德的自由思想在根本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康德赞成父权制意识形态，其自由概念建立在一套男性的利益基础之上，将女性的弱者地位归于天性使然。尽管如此，康德自由精神的普遍主义品质又内在地包含着消解其男性主义的逻辑可能或通道。康德至高的道德律或定言命令蕴含了妇女解放的思想，这正是突破其理论局限而成为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理论动力[10]。

康德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性品格内在地包含着自我解构男性主义自由观的通道。根据康德的思想，普遍的才是绝对的。普遍的必定内在包含着女性，缺失女性的人类自由不是普遍自由。康德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观点，在价值层面上蕴含了人与人本质上是平等的、人性平等原则表明不让个体失去其发展机会和资源、限制否定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不正义的等思想。女性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从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不完全的人”转变为一个理性自治的主体；从心甘情愿听命于别人转变为富有责任的公民；从习惯于以别人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转变为具有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能力、能够自我决定的主体。

人是自由的存在。康德没有强迫人们自由，但他的确评估了自由的贫穷与富有。康德相信，顺从欲望的自由是空洞的、没有价值的; 若没有理性和定言命令，“我”所拥有的自由是枯萎而浅薄的。康德认为人们想要自由，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必须与定言命令相一致。这只有那些理性的、自治的主体才可获得。康德的自由思想可以帮助女性认识到自我是以真实的自由为内在规定性的，意识到人是以自由的自我为目的的存在，这是人全部尊严的源泉。因此，女性应当首先发展个体的自主性，包括选择和确定自身多方面的发展目标，争取个体自由发展的权利。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是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要获得自由解放，就必须推翻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一切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妇女受压迫现象的存在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其中私有制是导致妇女受压迫的决定性因素，妇女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和社会压迫。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本身是妇女受压迫的基本原因，妇女要想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只有当妇女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男人的依赖，平等才有可能。如此，妇女解放的第一步目标即从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只有随着剥削阶级统治的消灭而实现；第二步目标是摆脱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只有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才能逐步实现。

马克思的思想对中国妇女解放意义重大。首先，它不仅使广大中国妇女从传统对妇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而且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使妇女从经济上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在家庭中受压迫的原因在于妇女被局限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中，马克思的家庭理论对中国妇女的借鉴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有助于将被忽视的妇女的家庭劳动价值揭示出来；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将妇女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孩子等——都应当囊括于社会生产领域。我国妇女解放在这方面还需发展出尽量好的规范和制度，还必须让其落实于生活基本问题上，否则所谓的平等权利只是空头支票。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睿智告诉我们，人有着无比丰富的属性和需要，人生的本真意义在于自由自觉地全面发展自己的生命潜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所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根据自己的能力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包括：(1)人的需要。需要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根据。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除了生存的需要外，还有发展的需要，即追求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需要。(2)人的活动。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意识地从事各种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体。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3)人的能力和潜能素质等方面的充分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最重要的价值目标, 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11]。马克思认为:“ 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2]用埃里希·弗洛姆的话讲就是：“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换句话说，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样子，而是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13]

马克思所致力于的，就是创造一种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合理条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妇女作为人的独立性、绝对性，作为人应有的潜能、价值和尊严获得普遍的理解与承认，妇女抛弃丧失自我、导致人格分裂的异化状态，寻求和争取积极自由，最重要的是实现自我和人的总体人格，积极地表现自我的情感和理性的潜能。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空间的扩展，女性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的机会和可能，相应地就会获得更多的自由选择的社会地位，从而女性的社会关系将不断丰富，个性也会获得更完全的发展。这也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双向关系。没有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女性的发展，同样，没有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本质力量的发展，社会也就谈不上进步。就目前而言，还需社会为每一位女性提供充分的条件，使其能够自由地、充分地发挥、发展自己各方面的才能。

参考文献：

[1][英]丹尼·多林.不公正的世界[M].高连兴，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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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0.

[13]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59.

On Developing Women’s Political Leadership

DONG Mei-zhe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quite a few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to politics, the ratio of women in politics always remains low. Of course lots of reasons can be found, but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e ability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Researches show tha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s the principal factor that influences women’s intentions of participation. The higher education women accept, the high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y have, and vice versa. Only through improving themselves and fully exerting their talents can women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affect th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of the government, can they truly be liberated and developed, which applies what is called ability brings status.

Key words:women; leadership;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1-0012-06

作者简介：董美珍(1971—)，女，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女性参政议政新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1BZZ023)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