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241)



杨守敬日本访书活动对古籍采访的启示
——以《日本访书志》为考察对象

郑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241)

[摘要]光绪末年，中国藏书界出现了一股赴日访书的热潮。以杨守敬为代表的藏书家，以自己丰富的学识素养和采访智慧，不仅访求到了大量珍贵中国古代典籍，同时也为后人的古籍采访做出典范。本文以杨守敬所撰《日本访书志》为对象，对杨氏在日本访书过程中体现出的访书理念及方式、途径进行探讨，以期对当下图书馆的古籍采访工作有所启示。

[关键词]杨守敬 《日本访书志》古籍采访启示

清朝光绪年间，发生了一件令中国藏书界震动的事情，这就是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将其在日本搜集到的一批濒临灭绝的中国典籍进行编辑雕板，以《古逸丛书》公之于众。这套丛书以其极高的校勘学、版本学价值，自问世以来，就深受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而此项工程的实际主持者则为杨守敬。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又作星吾)，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一生勤奋治学，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光绪六年(1880)，清廷派何如璋出使日本，杨守敬任使馆参赞。在日本其间，他开始关注其国所存之大量中国典籍，撰成《日本访书缘起条例》。及何如璋归国，黎庶昌继任，读杨氏之文，因有刊《古逸丛书》之志，并嘱杨氏任其事。杨守敬遂以日本人森立之*森立之(1805-1884)，字立夫，号枳园，日本著名汉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通医术。著有《经籍访古志》6卷，补遗1卷，将日本幕府末期传存之宋元刊本、古写本、旧刊本、活字本分四部加以解说。其中不乏中国佚书。参见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577页。所撰《经籍访古志》为蓝本，刻意搜访，精心编选，终成《古逸丛书》26种200卷。杨守敬在访书过程中，每得一书，辄为题识。回国后，他将这些题识作选录补订，撰成《日本访书志》16卷凡237篇。该书除了是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名著外，还记录了每部书籍的选购原委和获取方法、途径，从中体现了杨氏的古籍采访理念和方法，对后世藏家的古籍采访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以《日本访书志》*本文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宜都邻苏园刻本《日本访书志》16卷为研究对象。为考察对象，探究杨守敬的古籍采访理念与方法，以期对目下图书馆的古籍采访工作有所裨益。

1《日本访书志》体现的古籍采访理念

《日本访书志》作为杨守敬最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蕴涵了其自身丰富学识及藏书经验积累之上形成的古籍采访理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1.1从“古”的理念

即问世年代越早的版本，越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在采访实践中，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1．1．1钞刻年代“古”

同一种书，一般以钞刻年代早者为优选对象，如中国的宋、元版，日本的五山版等。因为钞刻年代越早，内容越接近原著，因此也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除此外，此类版本历史年代久远，还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这一点一直为历代藏家所遵从，杨守敬也不例外。例如：

《尔雅注疏》十一卷，元椠本

“按此本与阮氏《校刊记》所载元椠本一一符合，其中误谬之处甚多……然阮本多明正德补刊，此则为元时初印本，绝无补刊之叶……则此本之可贵，不得因有阮校而略之矣。”此本虽误谬之处甚多，然因是刊刻年代更早的元代初印本，所以依然可贵。(卷三)

《钱氏小儿药证直诀》三卷，宋本

“是书世罕流传，唯明熊宗立注本及康熙间陈世杰刊本。薛已本则多所窜，非钱氏原书。”则此本之可贵不仅在于传世稀少，还在于内容最接近原著。(卷十)

1．1．2版本渊源“古”

即重视刊刻年代较早版本的传钞、翻(覆)刻本，或采用近代复制技术而成的复制本。此类版本的问世年代虽不引人瞩目，内容却接近原著，文献价值同样很高。且古本传世毕竟有限，这类版本就成为杨守敬特别关注的对象。例如：

《春秋左传》三十卷，旧钞本

此“当是据北宋经传本录出”。“间有与诸本绝异之处，则往往与山井鼎*山井鼎(1690-1728)，本姓大神氏，名鼎，又名重鼎，字君彝，号昆仑，通称小伝次、善六，日本纪州(今和歌山县)人。日江户中期古学派学者。曾于京都崛川塾从伊藤东涯学习古文学，后又赴江户，从荻生徂徕学习古文辞学，并与太宰纯、服部元乔、安藤焕图等学者交厚。参见陈东辉、王坤《〈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之关系探微》，《国学学刊》2015年01期。所记异本合，洵为北宋善本也”。(卷一)

《周易正义》十四卷，旧钞本

“狩谷望之*狩谷望之(1774-1835)，字卿云，号掖斋、蟑翁，通称三右卫门，自号“六汉道人”，日本著名汉学家。长于日本名物制度研究。藏书处名求古楼。主要著作有《笺注倭名类聚抄》《本朝度量权衡考》《日本灵异说考证》《日本见在书目证注稿》等，并辑复《神农本草经》。参见宫晓卫主编，李国庆、王振良、吴苏林执行主编《藏书家》第18辑杜泽逊，班龙门《〈经籍访古志〉浅说》，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3月，第117页。求古楼旧藏，相传为弘治、永禄间(1555-1570)钞本”。“其文字大抵与明钱保孙所校宋本单疏合”，“唯钱本所据尚是宋刻，此则为唐钞之遗”。(卷一)

《伤寒论》十卷，影北宋本

“《伤寒》一书，后人多所更乱，而所据者大抵以成无己注本为集矢，不知成氏本亦非叔和所编真面目”。“余在日本，……得其翻刻赵清常《仲景全书》本，而后知成氏本果非叔和原书。然开篇题名下即著‘明赵开美校刻，沈琳仝校’字样，是已非宋本旧式。最后于书肆得此影写本，……乃知赵氏本根源于宋刻，……窃怪日本著录家皆以赵开美本为最古，而此本尚存其国，未见甄异。……念此书为医家本经，日本翻刻赵本其板已毁，恐他日仍归湮灭，故特录其经进官阶于左，以审世之存心济世者”。(卷九)

1．2逐“罕”的理念

物以稀为贵，古籍收藏也不例外。传世稀见的书籍，除了文献价值外，更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例如：

《尚书注疏》二十卷，宋椠本

《六经》“合疏于注自此本始”。“此则中土久已亡……以校明刊本，多所是正”。“况此宋椠经书为海内孤本”，“乃破悭得之”。(卷一)

《史略》六卷，宋椠本，刻入《古逸丛书》

“原本今存博物馆。此书世久失传，此当为海外孤本”。(卷五)

《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目录一卷，影北宋本

“原本藏日本纪藩竹田氏。森立之《访古志》曰：‘此本嘉永己酉(2年，1849)，官下命邮致，使于医学影钞，凡二通，一纳枫山官库*德川家康私人藏书处。始称“富士见亭文库” ，日本宽永十年(1633)，德川家康的后裔将文库迁至红叶山，故更名为“红叶山文库”，又称“枫山文库”或“枫山官库”。参见张烨著《洋风姑苏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43页。，一藏医学。盖宋椠医籍存于日本者颇多，然多南渡以后物，其北宋本如《千金方》，犹有补刻，特此本真为林亿等经进之原刊，而首尾完具，豪无缺失，岂可不谓天下之至宝乎！’”。(卷十)

1．3尚“品”的理念

即注重版本的品质。在采访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两类版本：

1．3．1校勘精详的版本

此类版本因蕴含了钞刻者或研究者的苦心经营与学术探索，学术及文献价值很高，颇为相关研究者所珍视。作为晚清知名学者的杨守敬，对这样的版本更是殚尽心力，加意寻求。例如：

《诗外传》十卷，明沈辨之刊本

“以此本校之毛氏津逮本*即明毛晋辑刻的《津逮丛书》本。，小有异同，而此为优。盖毛氏亦原此本而又有谬误者也。程荣《汉魏丛书》所据原本，……谬误亦多”。“视赵怀玉、周寀校本，似为详密云”。(卷一)

《论语注疏》十卷，元椠本

“今世所传《论语注疏》，以十行本为最古。……此本虽刊于元代，其根源于单疏本，绝非从十行本出。其注文亦多与宋刊纂图本合，远胜十行本。”(卷一)

1．3．2钞刻精美的版本

此类版本往往书法与镌刻俱佳，令人赏心悦目，文献价值之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颇能激发起收藏者的兴趣。例如：

《春秋集传释义》十二卷，元椠本，有图

“雕镂精雅，钱氏《敏求记》称为元椠之至佳者”。(卷一)

1．4重“显”的理念

著名学者、藏家以及机构由于自身具备很高的版本鉴定及学术水平、丰富的书籍信息资源及雄厚财力，经藏的书籍版本价值自是不言而喻。加之知名效应的附加值，自然是收藏佳品。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就说：“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学*足利学校位于下野(现在枥木县)足利市，建于室町时代。最初是足利氏家族藏书的文库，供本族子弟学习之用，后来发展为学校。足利学校为日本中世纪时代重要的文教设施，以讲授汉学，收藏汉籍而名闻遐迩。世所谓“足利本”，是指十五世纪前后足利学校的藏本。五百年来，足利学校虽遭人祸天灾，然今尚存明本及明以前诸本共二百七十一种。其中如宋刊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礼记正义》并《六家注文选》，皆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宝”。参见戴本博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外国教育史》(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64-365页；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2-253页。外，以金泽文库*金泽文库位于东京都之南端神奈川县的横滨市内。原是日本中世纪时代武家北条氏政权的文教设施，创建的确切年代已经不可考知。十三世纪北条氏二代执政北条义时的第五子北条实泰，受封为武藏国六浦庄领主(今横滨市金泽区辖内)，在此地建立居馆。1258年(日本正泰二年)，北条实泰的独生子北条实时在六浦庄内建立“称名寺”，北条实时本人在称名寺中行传法灌顶仪式，出家为僧。1275年(日本建治元年)，北条实时从镰仓迁居六浦庄，并在称名寺内建立一个“文库”，收储他所藏的日汉文献，这可能便是“金泽文库”的起始。金泽文库存在的时代决定了其收藏主要为宋、元、明代初期的刊本、手写本，以及与这一时期相一致的“和刊本”“和写本”。其中有不少在中国已经逸失的典籍，因而，所有现存的“金泽本”汉籍，全都可以归属善本类，其中最多的是属于宫内厅的“御物”，此外，有的被确定为“日本国宝”，有的则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在日本作为中世纪时代创建的汉籍收藏机构中，惟有金泽文库可以与足利学校并称，然金泽文库藏书的功能，与足利学校的藏本不相同，它并不“公用”，它是中世纪武家的私人文库，仅供当时北条氏一门及称名寺僧人所利用，所以，一般的僧俗人士亦难窥其底蕴。参见严绍璗《在金泽文库访“国宝”》，中华读书报2000-11-08。为最古，当我元、明之间，今日流传宋本大半是其所遗。次则养安院*养安院是十六、十七世纪间日本的一代名医曲直濑正淋(1565-1611)的藏书楼名。曲直濑正淋原姓柳，因虽名医曲直濑直三学而过继给曲直濑家。曲直濑淋因治愈了丰臣秀吉宠爱的养子宇喜多秀家的夫人所患奇疾，丰臣秀吉感激之余，把从朝鲜带回的图书数千卷给了曲直濑淋。不久，曲直濑淋又因治愈了后阳成天皇，得到“安养院”的赐号，从此便以此作为藏书号。参见陆扬《祭书之会》(上)，《书城》 2006年02期，第37页。，当明之季世，亦多宋、元本，且有朝鲜古本。此下则以近世狩谷望之求古楼为最富，虽其枫山官库、昌平官学所*即昌平坂学问所，亦称“昌平黉”，前身是1630年林罗山创办的书院。1686年，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41-1680)赐名弘文院，始为林家私塾。至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把建筑在江户上野忍冈的孔子庙迁至汤岛扩建为圣堂，任命林罗山之孙林凤冈为祭主，把江户孔庙的所在地改称昌平坂，圣堂始变成半官半私之学校。1691年，德川幕府授权林氏家族指导祭孔典礼和管理，并将该校直辖于幕府，改名为昌平黉。1790年，幕府禁止在该所讲授朱熹学派之外的其他任何学派的学说。1793年，规定招生对象限于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包括经书(四书、五经、三礼、《孝经》)、历史(《左传》《史记》《通鉴纲要》、两汉书)、诗文等。幕府还在直辖的领地设立昌平黉分校，以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德川幕府末期，受国内外形势的冲击、学所日呈衰势，且向近代学校的方向演变，课程亦进行部分改革。明治维新后，1870年8月，该校停办。参见张岱年主编《孔子百科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44页。，储亦不及也。又有市野光彦*即市野迷庵(1765-1826)，名光彦，字俊卿，又字邦，号迷庵、篑恋、醉堂、不忍池鱼。出身市井，江户晚期的藏书家、考证学家。其诗话《诗史颦》中有森立之写的跋写道：“市野光彦俗称市野屋三右卫门，狩谷望之称其为津轻屋三右卫门，两人情同兄弟。当时，江户商人中好为学问的仅此二人，因此人称‘六右卫门’”。著有《正平本论语集解赵翼札记》《好古日录》《迷庵文稿》《论语征补》《古文尚书直解》《道术要论》《迷庵杂记》等。参见(日)仓石武四郎讲述，杜轶文译《日本中国学之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孙立著《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涩江道纯*即涩江全善(1805-1858)，以医名，日本藏书家。与森立之合著《经籍访古志》八卷，著录日本各家收藏汉籍珍本。参见王重民著《冷庐文薮 》(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8页；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文化新闻出版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21页。、小岛尚质*小岛尚质(1797-1848)，初名和戚，字学古，号宝素，通称喜庵，后又称春庵。江户时代末期幕府医官，曾任职于江户医学馆。参加过《圣济总录》《千金要方》《医心方》的校勘与复制，并辑复《新修本草》十一卷。参见宫晓卫主编，李国庆、王振良、吴苏林执行主编《藏书家》第18辑杜泽逊，班龙门《〈经籍访古志〉浅说》，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3月，第117页。及森立之，皆储藏之有名者。余之所得，大抵诸家之遗。”例如：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宋椠本

“宋嘉定丙子(9年，1216)兴国军教授闻人模校刊”。“藏枫山官库，盖即毛居正《六经正误》所称兴国本”。“今世所存宋本《左传》，无有善于此者”。(卷一)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宋刊本，刻入《古逸丛书》

为余仁仲万卷堂“覆校重订者”，康熙间“已称为稀世之珍”。“原本为日本学士柴邦彦*柴邦彦(1736-1807)，字彦辅，号栗山、古愚、古愚轩、五峰山房、石颠、三近台等，日本赞岐人。著名儒学者，亦是“宽政三博士”之一。郭真义、郑海麟编著《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页。所藏，文政间(1818-1829)，狩谷望之使人影摹之，纤豪毕肖，展转归向山黄村*向山黄村(1825-1897)，名荣，字欣夫，号黄村。日本江户时代末、明治时代初期诗人。有《景苏轩诗钞》。参见王元明、(日本)增田朋洲主编《中日友好千家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97页；马歌东著《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53页。，余初来日本时，即从黄村求得之”。(卷一)

如果书中再有名家手书题识或经手校正，更是藏家梦寐以求的对象。如：

《诸病源候论》五十卷，目录一卷，小岛学古校本

“日本医官小岛学古据宋本、元本、日本国刊本、聿修堂*即聿修堂医学丛书，为日本丹波元简及其子元胤、元坚所辑注的中国医药学著作12种，附小阪氏著作1种，计为13种。1884年杨守敬氏购得原板辑印，内容包括《素问识》《难经疏证》《伤寒论辑义》《伤寒论述义》《伤寒论广要》《金匮要略辑义》《金匮述义》《药治通义》《脉学辑要》《救急选方》《医剩》《医略抄》《医穴纂要》。丹波氏父子治学谨严，对中国古典医籍的考证、注释较为详明。现存上海石印本和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钞本，又以《外台秘要》《医心方》所引，合校于胡益谦刊本上。凡订正不下数千事，最为精审，似无遗恨”。(卷九)

1．5好“殊”的理念

即特殊版本。主要体现为两种类型的版本：

1．5．1因钞刻或装帧不易而传世较少的版本，如古钞卷子本、活字本等

足利活字本《七经》

“是书印行于日本庆长时，当明万历年间”，年代并不为早，然“盖活字一时印行虽多，久即罕存”，“山井鼎当我康熙年间，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国大学始有全部，无怪近日之更难遇也”。(卷一)

《幼学指南钞》三十卷，残本

“日本古钞本，两面钞写，为蝴蝶装，四边外向。日本卷子以下，此式为最古，盖北宋刊本装式亦如此也”。(卷十一)

《须赖王经》一卷，唐钞卷子本

“日本古写佛经虽多，如此卷者，实为罕觏。”且其纸“则黄麻坚韧，与中土所存《郁单越经》(在中江李氏)、《转轮王经》(在福山王氏)纸质无二，则知此为唐人书无疑也”。(卷十六)

1．5．2高丽本

即古代朝鲜刊印的汉文典籍。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中国许多典籍在问世初期即传入朝鲜，故高丽本中往往保存了中国已失传的古书或同一部书中版本更好的本子，内容讹误较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近代以来逐渐受到中国藏家重视。而日本与朝鲜由于地缘关系，以及对朝鲜的侵略战争，遂有许多高丽本流散其国。这些书籍以及据其钞写、翻(覆)刻的版本也是杨守敬搜访的对象。例如：

《龙龛手鉴》八卷，朝鲜古刻本

“今行世此书有二通。一为张丹鸣刊本，……其中谬误百出，且有脱漏大字者(如金部脱‘鉴’字、‘锵’字)。一为李调元《函海》刊本，……其本伪谬尤甚”。“此本虽有后人羼入之字，而其下必题以‘今增’，与原书不混。至其文字精善，足以订正张刻本、《函海》本不可胜数。迩来著录家虽有此书传钞旧本，而无人翻雕，得此本固足宝贵”。(卷四)

《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日本藏《高丽藏》本

“据《宋高僧传》称，周显德中，中国已无此本”。“此本从《高丽藏》本翻出，原本为蝴蝶装，余曾于日本东京三缘山寺见之，字大如钱，然亦多讹字”。“今就此书覆审，如张戬《考声》《集训》《古今正字》《文字典说》《文字释要》等书，并隋、唐《志》所不载。又如武玄之《韵诠》、陈庭坚《韵英》、诸葛颖《桂苑丛珠》，虽见于箸录家，而他书亦罕征引。又如引《说文》则声义并载，引《玉篇》则多野王按语，引《左氏传》则贾逵注，引《国语》则唐固注，引《孟子》则刘熙注。此外，佚文秘籍不可胜计。诚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卷四)

1．6重“渊源”的理念

“余嘉锡先生认为，目录由于学术的进步及自身的发展，可以有各种形式和派别，但是‘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昔人论之甚详。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表现在选择善本上，力求与中国现有版本相结合，使某部文献版本流传、变迁的每一时段都有具体实物”。*倪梁鸣《从〈日本访书志〉看杨守敬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图书情报论坛》，2006年第2期。杨守敬在古籍采访中也特别重视这一点。除了追求“中途罕见”或中土不存在的善本或孤本外，还特别关注两种类型的版本：

1．6．1经后世钞刻者或知名学者重校，体现出传承渊源的代表性版本

《贞观政要》十卷，旧钞本

“此本系文政元年(1818)阿波介*日本古代官衔，从六位上。藤原以文*生平不详。以其国诸古本及戈本合校者”。“余从向山黄村得此本，而日本古本异同者皆汇集无遗”。*《贞观政要》一书传入日本后，钞本之多，难以尽数。主要有南家本、营家本、“异本”三大系统。此外，还有江家本、兴福寺藏本等。而文政元年(1818)，阿波介山田以文以所见古写本合校，是为现存第一个较完备的合校本。参见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75页。(卷五)

《孙子书》五卷，明刊本

“此书初刻于蓟辽，再刻于湖湘，三刻于郧阳，此即郧阳本也。其书章节句辞，盖融贯十家注及《讲义》《直解》等书而成，又以史传与此书相发者，别为引类，明白晓畅，诚《孙子》注之善本也。而《四库》不著录，他家书目亦不载”。(卷七)

《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五卷，明刊本

“明代书估好假托名人批评以射利(闵齐汲所刊朱墨本大抵多伪托)。此则出荆川手笔，故阎百诗《潜邱劄记》极称之。迩来学文者喜读古文家绪论，纷纷刻《归方评点史记》，独此书流传甚少，虽明刻，故当珍惜之矣”。(卷十三)

1．6．2文字、卷帙所见差异可揭示传承渊源的代表性版本

《脉经》十卷，宋嘉定何氏本

“顾《脉经》虽一刊于熙宁，再刊于绍圣，三刊于广西漕司，四刊于濠梁何氏，元泰定间，又刊于龙兴儒学，而传习者终稀。……明代毕玉、袁表、沈际飞诸本，皆从泰定出，而夺误尤甚。唯吴勉学《医统正脉》所收，取源于何氏，至今尚有存者。而《四库提要》乃未收此书，殊不可解。嘉庆间，阮文达公始得影钞何氏本，著于《未收书目》中，惜未翻雕传世。金山钱氏又从袁刻录入，亦未为善本。坊间所行，更无论矣。余从日本得宋刻何氏原本，又兼得元、明以来诸本，乃尽发古医经书与之互相比勘，凡有关经旨者，悉标於简端，非唯可据诸经证此书，亦可据此书订诸经”。(卷九)

《新刊续添是斋百一选方》二十卷，元刻本

“按此书《四库》不箸录，《宋志》二十八卷，《书录解题》三十卷，《曝书亭集》称所藏元本仅二十卷，遂疑为后人所选择。然按刘承父所咨，则此为是斋全本，《解题》《宋志》皆误也”。(卷十)

1．7可资“借鉴”的理念

内容富于借鉴与启示性是书籍出版与收藏得以发生、发展的根本，杨守敬在古籍采访中也特别重视书籍的思想内容。例如：

《东国史略》六卷，朝鲜古刻本，成都杨氏重刻

“是此本当为明初李成桂朝其国史臣所为。……窃意朝鲜自古为文明之国，彼土册府，必多逸闻、逸事出于中土史书之外者。……方今朝鲜，为我外藩最重之区域，俄人俯瞰于北，日本垂涎于东，英、法各国又皆与之互市，立约几成蜂拥之势。则欲保我边陲，尤宜详其立国本末，而资我筹策，此葆初大令所为亟谋刻此书之意，固不徒侈见闻，为考列史、外传之助也”。(卷六)

《史质》一百卷，明刊本

此书“盖为删《宋史》而作。其书多立名目，……直不知有史法，以此而訾议《宋史》，可乎？秦鸣夏序称其‘蚤遁邱园，未位通显’，然则乡僻村夫而欲笔削一代，遂至灾及枣梨，本不足辨，因此书《四库存目》中未载之，恐此间有以逸书相诧者，故驳之如此”。可知杨守敬选择此书的原因正在于其可作为史者之反面教材。(卷六)

2杨守敬作为古籍采访者体现出的个人素养以及获取书籍的途径、方法

有了比较明晰的采访理念，如何才能访求到中意的古籍呢？从《日本访书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是杨守敬获得成功的关键。

2．1杨守敬个人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他能够在古籍采访中得心应手的前提

2．1．1了解古籍存世的历史及现实环境，敏锐地感知并捕捉其中变革给古书流通带来的机遇

众所周知，由于自然、历史及社会因素，古籍传世稀少，尤其是珍本善本，更加罕见。流传至后世的，大多为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所珍藏，能够出现在流通领域中的数量极为有限。即使能够偶遇，由于竞争、价格等因素，很难尽情求取。在这种情势下，熟悉存世古籍收藏状况，敏锐感知社会、人际环境变革给古籍流通领域带来的行情变化， 抓住机遇，才能不时有所收获。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谈到自己在日本访书收获颇丰的主要原因时，就提到了这方面的因素。首先，他注意到日本特殊的文化、历史、书籍制作及收藏方式，决定了其国有大量古籍珍本、善本传世。文化方面，“日本崇尚佛法，凡有兵戈，例不毁坏古刹，故高山寺、法隆寺二藏所储唐经生书佛经不下万卷，即经史古本，亦多出其中”。历史方面，“日本文事盛于延喜、天平，当唐之中叶。厥后日寻干戈，至明启、祯间，德川氏秉政，始偃武修文。故自德川氏以前，可信其无伪作之弊”。书籍制作及收藏方面，“日本气候，固无我江南之多霉烂，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蚀，何以唐人之迹存于今者不可胜计？盖其国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虽屡经火灾而不毁。至于钞本皆用彼国茧纸，坚韧胜于布帛，故历千年而不碎”。此外，“日本颇多朝鲜古刻本，皆明时平秀吉之役所掠而来，如《姓解》《草堂诗笺》等书，余询之朝鲜使臣，并称无传，且云秀吉之乱，其国典籍为之一空。然则求朝鲜逸书者，此地当得半矣”。

其次，十九世纪末日本社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变革导致了存世珍本汉籍大量进入流通领域，给中国藏书家带了可供大量选购的机遇。“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板《吕氏读诗记》一部，据云宋、元椠甚多。……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杨守敬正是在充分了解了日本存世汉籍的流传、收藏状况的基础上，并充分抓住了日本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汉学衰落，造成汉籍大量进入流通领域的机遇，才在古籍采访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2．1．2深厚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素养

自从书籍成为文人墨客的收藏珍爱之后，价值逐渐攀升，越是年代久远、流传罕见的古本，价值愈高。加之书贾为谋利而进行的作伪、仿冒，近代以来出版印刷技术进步带来古籍复制品质的提高，使得版本鉴定能力在古籍收藏中尤为重要。因此，好的收藏家往往需要具备较高的的版本目录学素养，才能在古籍采访中分辨真伪，慧眼识珠。杨守敬就是这样，他往往能通过书籍的字体、行款、纸张等特征，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发现珍本、善本，获得令人动容的收获。《日本访书志》中就记录了许多书籍版本价值的确定经过。例如：

《汉隶字源》残本，有图

“视其板式，当在明初。惟汉碑之出土者，元、明二代箸录寥寥，不应此人得见如此之多”。(卷三)此为据板式特征并结合书目文献确定版本及其价值。

《广韵》五卷，明刊本

“标题改‘司法’为‘司马’，与元至正本同。序后木记云‘永乐甲辰良月广成书堂新刊’。行款、匡廊亦同至正本，而字体稍宽博，文字亦有异同。避宋讳处则皆与宋元本同，则亦据旧本重翻者也”。(卷三)此为据目录文献、板式特征及相关文史知识确定版本价值。

宋椠《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此书开卷题《五代史记》，便与各本不同。别本皆有‘曾三异校定’，宋椠《欧阳居士集》亦有三异《考异》，此本无之，则为北宋椠无疑。字画古雅，饶有欧书《化度寺》笔意。间有补刊，亦端正不苟。相其纸质，虽是明代所印，然不害为宋刻佳本。 ”(卷五)这里则综合运用了版本目录学、书法以及纸张方面的知识积累，最终确定版本价值。

2．2获取古籍的途径和方法

2．2．1努力发掘存世古籍的收藏线索，找到入门途径，寻蹊而行

杨守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以日本人所撰版本目录学著作的记载为线索，参照《四库全书总目》等中国版本目录学著作，对日本现存古籍的价值进行判断，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访求。关于这一点，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就有明确的表述：“日本旧有钞本《经籍访古志》七卷，近时涩江道纯、森立之同撰。所载今颇有不可踪迹者。然余之所得，为此《志》之所遗，正复不少”。另外，“日本古钞本以经部为最，经部之中，又以《易》《论语》为多。大抵根原于李唐，或传钞于北宋，是皆我国所未闻。其见于《七经孟子考文》者，每经不过一二种，实未足概彼国古籍之全”。“《跻寿馆书目》(多纪丹波元坚撰)所载，今著录家不及者不下百余种”。从这些叙述可知，虽然杨氏在实际访书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这些书目遗漏的版本，或者有些书目记载的版本杳无踪迹的情况，然而这些书目在其访书过程中的指导性意义却不容置疑。

其次，熟悉重要的收藏单位、收藏家以及书贾，获取珍贵古籍存在的直接线索。《日本访书志缘起》中就提到，凡经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机构足利官学、金泽文库、枫山官库、昌平官学、养安院等，以及著名藏书家市野光彦、涩江道纯、小岛尚质、森立之等收藏的书籍往往版本价值很高，如果可能，杨守敬一般都会设法访求。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文已有阐述，此处不再赘言。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期间，杨守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日本医员多博学，藏书亦医员为多。喜多村氏、多纪氏、涩江氏、小岛氏、森氏皆医员也”。经这些人收藏的古籍多珍稀善本，杨氏日本所访书籍中“医籍尤收罗靡遗”。(《日本访书志缘起》)不仅如此，通过结交这些医员，还可获取不少珍贵古籍的线索。例如古钞卷子本《春秋左传集解》三十卷，“初，森立之为余言，日本惊人秘笈以古钞《左传》卷子本为第一，称是六朝之遗，非唐、宋本所得比数。此书藏枫山官库，不许出，恐非外人所得见。余托书记官岩谷修访之，则云遍觅官库中未见，余深致惋惜。乃以所得小岛学古所摹第三卷首半幅刻之《留真谱》中，冀后来者续访之。立之又为言，此书不容遗失，俱道是如何椟藏之状。复以白岩谷。忽一日来告，云此书无恙。余即欲借出一观，岩谷云：‘此非吾所敢任。’余谓‘贵国有如此奇书，韫椟而藏，何如假吾传录于西土，使海内学者得睹隋唐之遗，不尤贵国之光乎’？岩谷冁然，即遍商之掌书者借出，限十日交还。……余乃倩书手十人至寓馆，穷日夜之力，改为摺本影钞之，刻期书城”。(卷一)由此例可见，如果不是得力于结交之森立之、岩谷修，杨守敬不仅不能设法获得影钞本，就是连其存在也懵然无知。张春岭在《日本书道之父杨守敬东瀛访书》一文中对杨守敬与岩谷修等人的交往在访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有过详细阐述，此不再述。*见《东方收藏》2013年10期。

2．2．2具体采访途径和方式

2．2．2．1购买

这也是历来藏家采用的最主要途径。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说：“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笈，而余力竭矣。”遇到好的版本，往往还需重价才能得之。如卷二之宋刊监本《论语集解》二卷，“此本为自来箸录家所不及，即日本亦罕知之者。……此本书估从西京搜出，前后无倭训，至为难得，余以重价得之。”

2．2．2．2抄写、复制

遇到藏家秘而售的善本，则想方设法进行抄写或复制。例如卷一之北宋椠本《尚书正义》二十卷，“原本今藏枫山官库。是书中土久无传本，山井鼎作《考文》时亦未之见。……因念是书犹是端拱经进原本，首尾完具，询稀世之珍，乃从书记官岩谷修借原本用西法照出，意欲携归，醵金重刊”。

2．2．2．3交换

在金钱不济或藏家坚守不售的情形下，有时也可利用自身拥有的藏品与对方商议交换，各取所需。杨守敬在日本所获许多珍稀善本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所得。《日本访书志序》有言：“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币得。属有天幸，守敬所携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见者，彼此交易，于是其国著录之书麇集于箧中”。如卷三之北宋刊本《广韵》五卷，“原为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后归町田久成，余多方购之未得。会黎公使欲重刻之，坚不肯出。而町田久成喜镌刻，见余所藏汉印谱数种，亦垂涎不已，因议交易之，以西法影照而上木”。

2．2．2．4亲自校阅

因为个中原因，最终无法获得的版本，也要尽可能校阅一过，为后来的研究者或访求者留下宝贵的线索。如卷八之古钞卷子本《世说新语》残卷，“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闻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较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有关杨氏在日本的访书方法，已有不少学者相加讨论，相关论述可参看王铁策《东瀛访书·购书·刻书——杨守敬〈清客笔话〉漫记》，《医古文知识》1999年3期；王承略 《杨守敬与〈日本访书志〉》，《文献》1989年1期。

3启示

时移世易，我们与杨守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古籍流通环境已大不相同，也许永远不会有杨守敬那般的机遇可以获取诸多梦寐以求的传世珍本，但透过杨氏访书活动呈现出来的理念与方式，对今天图书馆的古籍采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在采访理念方面。在流通领域中宋元本、稿抄本等珍贵古籍资源已趋枯竭今天，各图书馆要加强古籍馆藏建设，在采访理念上就不能一味拘泥于追求珍本、善本，而是努力拓宽采访思路，要将采访重心下移，将目光更多投射到版本的文献价值上，毕竟文献价值才是书籍收藏历史延续的灵魂。比如杨守敬将重要版本的后世翻(覆)刻、影印本、以及附有历代不同学者研究成果的校注本、思想内容独特而具有借鉴意义的版本作为重要收藏对象的理念，在今天的古籍采访工作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在具体采访工作方面。一是要注重采访人员的素质培养，不断提升古他们在版本目录学以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素养，才能在目下文物、古籍收藏热潮持续不退的环境下，寻踪辨迹，分辨真伪，获得佳品。

二是在采访途径和方式上，面对可供流通领域访求的古籍资源日益枯竭的现状，采访方式上也要向杨守敬学习，拓展思路，除了购买之外，也要考虑采用其他渠道，拓展藏书建设。比如根据收藏特点，就部分文献与相关收藏单位进行协商，以复制的方式，扩展馆藏文献范围。同时，充分考虑馆藏复本古籍的状况，加强各收藏单位之间的交流、协商，寻求馆际间古籍交换的合理途径，互通有无，丰富各自的馆藏数量与品种。

The Enlightenment of Yang Shoujing’s Searching and Buying Ancient Books in Japan——Taking “Ribenfangshuzhi” as the Study Object

Zheng Xiaoxia

[Abstract]There is a great upsurge in searching and buying ancient books from Japan in the late period of Emperor Guangxu’s reign of Qing Dynas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book-collector, Yang Shoujing not only acquired a large number of precious Chinese ancient books with his wealth of knowledge and acquisition wisdom, but also set a model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 of ancient books seekers. The paper, taking “Ribenfangshuzhi” as the study object, analyzes the ideas and means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Yang’s searching and buying ancient books, expecting to give some inspirations to ancient books acquisition for libraries.

[Key words]Yang Shoujing; Ribenfangshuzhi; Ancient books acquisition; 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郑晓霞(1967-)，女，副研究馆员，现任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