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



家庭策略研究与社会转型

麻国庆①

摘要：家庭是中国社会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家的观念与家族结构的分析是社会学、人类学用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必要途径。如采用家庭策略的分析视角，可将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与微观的家庭成员的行为及方式联系起来，考量家庭对社会转型的能动反映。如从社会、文化、民族、全球的视角，可以重新审视家庭、家族、亲属网络在快速变迁的当代社会中所呈现的特征，并可以将家庭策略为核心的主题，置于区域研究与全球社会、多元文化与民族发展等框架中展开讨论。

关键词：家庭策略；社会转型；跨区域比较

近30年以来，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家庭研究的领域中，家庭策略概念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人类学的家族研究中，一直非常重视家庭的适应性研究，而且侧重于对于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的文化与社会适应的讨论，家庭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问题，已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常常也会是一个主动调整的过程，即更加有“策略”地来适应新的环境。家庭在很多方面，是作为“策略”的家庭而因应社会经济变动的格局。

长期以来，家庭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关注其内部的结构、特征和功能分析，二是侧重家庭与亲属网络、社区网络的关系，三是把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来讨论国家政策、社会制度、经济体系与它的关系。近些年，家族研究越来越成为全球化与跨国流动中的重要领域。而在这几个家庭研究的维度中，家庭策略一直是讨论的核心之一。

一、家庭策略与社会变迁

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这一概念，顾名思义是强调家庭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其应对复杂多元化社会中的调整与适应，并对家庭的运行和发展，做出合理的安排。在国外家族历史的研究中，对于家庭策略较早做出解释的是Anderson，他在40多年前就强调，“如果我们要理解亲属关系模式中的多样性及其变化，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意识地明确认识，维持一种亲属关系模式的家庭成员有无获得利益”。*Anderson M.：《产业革命和家户结构》，滨野洁译，载齐藤修《家族和人口的历史社会学》，リブロボト，1988年，第88页。当然这是一个偏重于功利取向的思考。

而社会学家布迪厄很早就强调，在以家族、氏族、部族等血缘为基础的群体中，为自己群体的生存和延续，发展出很多策略。这些策略一方面在维持继承的权利和特权，或为了扩大传承到下一代，集团整体会采用生物学的再生产诸策略。他具体举出了结婚策略、教育策略、育儿策略和继承策略等。在他看来，结婚策略是确保家系的再生产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这是最直接的角色，而教育策略是以家庭内的文化资本的继承为目的。*[法]布迪厄：《实践感觉》，今村仁司等译，日本みすず书房，1990年。而布迪厄的民族志研究，正是围绕着婚姻来讨论家庭策略的。

此外，在家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家庭策略的概念应用得也较多。如Hareven的研究强调，亲属形成了工业化初期，为工厂提供劳动力的网络和重要互助关系的基础，家庭和亲属，对于个人在工业化初期没有任何可依赖的保障情况下，发挥着重要的资源储备功能。特别是个人的人生轨迹转变时，家庭的经济策略和相互依存性起了决定性作用。*Hareven,Tamara K.，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Cambridge：UP,1982,其实家庭的安排，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涉及家族研究的有两个思考框架。一是认为，“家庭”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同的家庭特征；其二，“家庭”本身的概念是所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此来回应欧洲中心主义的家庭观念，突出不同文化家庭类型的多样性都有其合理性。不过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上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家族观念受到很大挑战。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变迁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William J.Goode的《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Goody William J.，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和Smelsersi的《产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melser,Neil J.，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ondon,Routtedge & Kegan Paul,1959.两部巨著，把家庭和社会变迁相互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两本书向正统的现代化论所提出的，由父系大家长制的模式向平等核心家庭过渡这样单一历史轨迹的思想进行了挑战。Goode非常强调现代化如何影响家庭生活。他认为，现代化导致家庭生活从垂直家庭(vertical family)以及延伸的亲属关系(extended kinship)的义务转移，趋向夫妇间结合关系的优先。在Goode的理论中，强调夫妻关系(conjugal bond)与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此也就导致了包括削弱亲属关系纽带和义务的父系特性，子女将愈发被平等地对待，并且他们越来越被认为对家庭有同等的价值。这一过度强调工业化与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观点，忽略了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延续特点。其实，很多社会文化的惯习，对于家庭策略的选择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像Goode把家庭和社会变迁的模式仅作为单一方向变迁的理论，以传统和现代二分法来理解家庭的存在的确有着很多问题。之后一些学者的研究，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联系性。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传统是永恒的主题之一。如斯坦塞(Judith stacey)对中国传统的农民家族经济和价值观及社会结构变化和关系模式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通过对近代欧洲女性、工作、家族的研究确认，即使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的家庭价值和行为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留着。*Judith stacey，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行，农民家庭在新的环境中，为了达成家庭经济传统的目的而考虑新的“策略”。如孔迈隆20世纪60年代对台湾南部客家农村的家族研究中，发现“烟寮”*调查地为台南屏东县美浓镇的一个集落，这一集落以烟草的生产为其主要特征，作者把这一集落用“烟寮”予以命名的农民大部分维持着大而复杂的家庭。他认为，因为在烟草的耕作中，按照季节集中地投入劳动力是很有必要的，最经济、最好地确保这种劳动力的方法就是维持大家庭。此外，儿子们职业多样化也是维持着大家庭的原因。因此孔迈隆在考察家庭时，把共同的家庭经济视为决定性要素，和居住地是否是暂时的或长期的没有关系。即只要家计是共同的，而实际上即便分居的人们，却还是一个家。而家计的分裂才是家庭的分裂。*Cohen,Myron L.House United,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孔迈隆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的原因来进行分析的，很多批评者认为他的研究有些片面。事实上为了理解为什么如此强调大家庭结构背后的经济合理性，就必须把他的研究置于中国研究中儒教家族的历史脉络中予以考察。即大家庭的维持，也有文化的惯性。

正如斯坦塞所言，家庭战略在理论上不应该划分为文化的立场和经济的立场。事实上也不能分开。在“烟寮”，大的家庭适应烟草的栽培和多维经营的经济战略，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判断，相反也是成立的。他还认为，孔迈隆的研究事实上想证明，属于所有社会阶级的中国父系家长制，非常有效地利用不同的经济条件以实现扩大家庭的生活是可能的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中，家庭和经济本身是不可分割的。*Judith Stacey，“When Patrarchy Kowtows:The Signiticance of the Chinese Family Revolution for Feminist Theory”，Feminist Studies 2,no.213,1975，pp.64～112.

综上而言，家庭策略是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动的主体，讨论家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主动应对的策略。相比其他的讨论框架，家庭策略的分析视角将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与微观的家庭成员行为及方式联系起来，考察家庭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将对家庭的观察和分析放在一个动态的背景中，从社会—文化情景的角度，动态地观察家庭和家庭成员行为变化的细微，家庭策略因而成为研究家庭的能动性和变化的特殊性的分析工具。面对全球社会进一步被“跨界”的商品和人口流动所穿越的事实，在区域社会中寻求多元文化共生之道，建立人类心态的共同秩序，依然要从家庭出发，特别是以家庭策略的视角来拓展研究路径。今天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重新讨论家庭、家族等问题的时候，笔者认为，家庭策略的概念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多年来，笔者在很多城市、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反思，都离不开对家庭的研究，其中家庭成员主动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是把家庭伦理、社会继替等概念与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转型联系起来，为我们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二、社会继替是社会转型的基础

社会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激烈变动的中国社会的一种定位表述。大多研究集中讨论社会变动的现实状况和发展的趋向，而对于社会的内在推力，讨论得相对较少。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内在性活力在哪里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到社会本身的内在调节机制研究中。

恩师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李亦园教授的对话中，特别强调社会文化延续的问题。费孝通先生谈到：

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看来继承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87～388页。

从中看出，费先生同样在强调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而能延续的此种继承性的要素kinship(亲属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社会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主要通过家的文化观念和其社会性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来。即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世代之间”的表述，抓住了中国社会动态结构的基础。推而广之，中国文化和社会能得以延续，就在世代之间的继承和传承关系中。这种继承和替代，就是社会继替。

而家族和亲属的文化逻辑和层次性结构，是中国社会继替的结构性原则。费先生所说的世代之间的活力，其实就是在社会继替的框架下，把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提出来。即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经由家的育化(enculturation)与“社化”(socilalization)作用传递给人，而维系这种传递性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家的观念和家的运行机制。

家观念是儒教思想的核心之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以家为中心构筑社会并由此推衍到国家，形成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形态。宋代程朱理学倡导的“庶民化的宗法制”，使之前只存在于上层统治者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大家庭观念，逐渐在民间社会被广泛采用。而“齐家”的基础，便是要强调儒教式的家庭伦理对纵向的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其集中的体现就是祖先崇拜和祖孙一体。

当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学者在对中国社会的家族与祖先祭祀进行研究时，潜意识中已经关注到了作为文化仪式的祖先祭祀与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家族、宗族的内在的联系性，及其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传统”社会组织的宗族以及同姓团体的“祭祖”等仪式，出现了复兴甚至被重新创造的趋势。祖先作为社会结构永久连续的象征，在对祖先的追忆中，成为社会集团不断强化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现代汉族社会扩大化的联宗组织和同姓结合团体，以及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同乡同业社会经济传统，也是“祖先力量”的新表现。

与祖先崇拜相关联的就是祖孙一体。家族延续的观念能够传承下来，在结构上与父子的延续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伦理上又和中国的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对家庭与文化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家庭形态的不同固然影响差异甚大，但是家庭中成员关系的特性，才是影响文化的关键所在。许先生认为，中国的家庭成员关系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因此中国的文化即是以这种父子轴的家庭关系为出发点而发展形成的。这种延续的观念扩大到整个民族，便成为维系数千年历史文化没有中断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以祖先崇拜和祖孙一体为基础的“齐家”是传统儒学对中国家的纵式阶序关系的概括，那么“修身”便是将其扩展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上，横式的差序关系是其特点。个人“学而时习之”，将以家为中心的初级制度融合并转化到他所处社会中，经过创造，转化成家庭关系之外的社群、地缘等关系类别。 这些不断扩展而出现的关系和类别，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社会中家的多层性这样一个重要的特性，“类中有推”便是中国社会中社会结合的重要原则。

笔者曾在《类别中的关系》一文中详细分析过中国社会“类中有推”的结合原则。*麻国庆：《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从人类学看儒学与家族社会的互动》，《文史哲》2008年第4期。“群”是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人以群分”便是说中国人把“群”作为自己体知世界和行为、行动的一个“边界”，在最基础的“群”——家庭中，父子关系的主轴是这个“群”得以维系的基础。而从这个基本的“群”出发向外扩展，进而形成的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业缘群体等次级关系网络，也是以“推”的原则展开的，是把家的理念扩展到家之外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之中，将整个社会家族化。即使到今天的社会，家族化的概念仍然是认识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现在，我们在变迁中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中继续观察和思考家庭与家族的概念时也会发现，核心家庭本位*谭同学：《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思想战线》2013年第1期。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伦理本位已经被其取代，而正相反，以道德为基础的伦理本位作为核心家庭这个最小的“群”向外“推”的关键，成为社会结合的黏合剂。

也正是因此，笔者不太同意杜维明先生的观点，他在讨论现代的中国时曾认为，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很难转换成公民社会。*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8页。在笔者看来，正因为中国社会延续性的特点，家族的理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公民社会的孕育、建设和发展，在中国也摆脱不了家族的影子。所以如果用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思考今天中国社会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暂且称为“家族化的公民社会”。

但遗憾的是，在当下，后现代、公民社会等新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关注，而家庭研究反而越来越不被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相比传统的继替，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于传统的变迁，尤其是将现代中国的剧烈变革看作是一种割裂了传统的“现代”形态，从而忽略了延续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社会学恢复后的这几十年中，中国的家庭研究自身也走入了瓶颈，研究和讨论的焦点还集中在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问题等方面。虽然近十年来，研究视角开始聚焦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如家庭养老、代际关系、空巢家庭、丁克家庭以及同性恋等现象，但是整体上看，仍存在“只见家庭、鲜见个人”等问题，更缺乏跨界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三、家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将简单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其比较也是在简单社会之间进行的。随着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进入对文明社会的讨论，其视野也扩展到对文明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事实上，人类学家由于巧妙地结合了整体的、跨文化的、进化的研究，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当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模式。而家族策略的跨文化、跨区域比较，也让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多民族中国社会，它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切入点。

多元一体理论并非单纯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也非单纯是费先生关于民族研究的理论总结，它是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研究的集大成思想。它事实上是从民族社会来探讨其与国家整体的关系，是费先生对社会和国家观的新发展。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一理论勾画出多元社会的结合和国家整合的关系，即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在汉族与各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形成一个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最终整合出今天的中华文化。而家族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是认识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

笔者在很多年前就认识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频繁的互动和交往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儒家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汉人家庭的运行机制已经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积淀下浓厚的文化因子，甚至有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已经消失的东西，仍然保留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如云南的白族，就被称为“比汉族还汉族”的民族，其意就在于，在汉族地区消失的很多文化，在周边的民族社会中很好地保留下来。

如果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从多元一体的视阈来讨论，以家庭作为研究单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礼失求诸野”的文化发掘与比较，更在于以家的概念和以家为中心的社会结合方式，打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区域中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各种边界，透过多样性的家庭生计和家庭生活方式，来理解各民族群体生活的期望和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多元的社会与文化，与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追求家庭和谐的心态之间的关系。

例如，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应对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生计生活问题、生态移民问题时，都不是被动地接受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动，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积极地调整，以适应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如笔者考察过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牧民通过不断改变家庭生计的策略，主动适应游牧社会的变迁。在市场经济竞争和政府生态政策的双重压力下，牧民们通过草原使用权在牧民家庭间流转、高价出租草场等方式缓减自家草场的压力，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另外，牧民们通过建立合作社整合小户草场、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从而减少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发挥了规模效益。而在此过程中，牧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生态观和生计方式。

同样，笔者这几年在粤北山区，做排瑶和过山瑶村寨的调查。当地的瑶族群体在生计上，面临着多种选择。很多家庭选择外出打工、代耕、做季节性山林看护消防队员等。有符合条件的村民，移居到县城的移民社区。在移民的过程中，很多家庭形成了“两边摆”的生计生活方式。即一方面在城里或打工的地方生活，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离开村寨。在村里他们有自己的房子、田地等。他们没有因为移民而永久性地离开了原住地，因为那里有他们无法切断的血缘纽带，以及地缘和民族身份产生的归属感；更为重要的是，瑶山也是瑶民灵魂归属的所在地，是他们心中祖先居住的圣神世界。正是这一神圣空间始终牵扯着他们回原居地的心，在现代大潮的冲击下仍然部分保留着瑶族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宇宙观。所以“两边摆”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也是瑶民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象征。

再如笔者多次考察过的藏彝走廊中处于“汉藏之间”的白马藏人。受到汉人社会“家”的概念影响，他们的“亲戚”关系，成为群体内部所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个体家庭不仅是独立经营的基本单位，而且通过个体家庭之间的劳动互助与交换，将更多家庭、个人纳入自我家庭的生产生活体系，在区域社会中形成了网络状的关系结构，相互连接起来，共同应对经济社会的变迁，同时也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

通过以上种种案例不难发现，虽然内蒙古的牧民、粤北的瑶族和白马藏人之间的传统文化、生活和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其家庭结构和社会整合方式亦有所不同，但是每个社会，其家庭策略都是主动地调整生计和生活方式，以适应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的家庭生活。

四、离土又离乡与家庭策略

人类学在面对多元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时，开始反思“文化的权利到底是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农民而言，在他们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模式转变过程中，其家庭生活接受了新的挑战。

农民的劳动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生产基础，前面提到的斯坦塞在论证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时，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维持家族和进入市场是其生产所得的两个分流方向。这一点也指出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费孝通先生用“牛郎织女”的例子来形容这种兼业的生计方式，并指出，小农经济的这种家庭分工和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模式，不但确保了家庭经济结构的长期稳定，也同时生产和再生产着农民家庭。

近些年来，我们从对武陵山区农民的家庭生计和生活的持续观察中发现，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并非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农民被动“离土离乡”的结果，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与乡村留守的老幼，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经济和生活单位。实际上对外出务工的选择，也是农民家庭根据上一年或者当年的农业生产情况做出的主动性选择。以重庆石柱县土家族自治区的八龙村为例。自2000年至今，农村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变动，呈现出从单一种植黄连到减少黄连种植面积，大量种植莼菜的一种变动趋势。观察八龙村经济结构的这一调整，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是新品种的引进和外来经济冲击的结果，其实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出现的另一个变动趋势就是，农民家庭劳动力的一次主动分配。我们看到，黄连和莼菜的种植和收获有明显的周期性限制，农民在对比打工的工资报酬和黄连售卖所得之后，其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表现出季节性变化。在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前后几个月份，家庭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类型主要是进出限制较宽松的工种，外出务工半径也主要是就近务工与“钟摆式”往返的情况，而在黄连生产和收购的淡季，外出务工类型更多地变为进厂或进工程队打工，其外出务工半径也逐渐扩大。除此之外，伴随着乡村经济结构的第一次调整，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也随着莼菜的生产和收获周期发生变动。

再如重庆的“棒棒”。这些在城市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社会底层群体，伴随着居住模式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举家向外流动使得他们对于夫妻情感的表达和对下一代的信念表现出了新的特点。离开了农村的家庭，让夫妻有了更多的情感空间。为了让下一代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更加拼命地挣钱。因此，“棒棒”们在面对城市艰难生活时，不是一个个无助的个体，他们背后是支撑他们努力向上的家。而整个家庭在融入城市时，不断地发挥着其多面和灵活的作用，帮助“棒棒”更好地适应城市，而这也正是出于延续家的传统的结果。“棒棒”群体，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排除工具性和实利化倾向，反而展现了中国农民善于灵活利用资源追求目标的实用理性。

五、跨界与家庭生活

文化自觉是多元文明之间对话和共生的重要基础。2000年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费先生在本次大会上所提出“全球社会”理念，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边缘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今天，面对全球社会进一步被“跨界”的商品和人口流动所穿越的事实，在区域社会中寻求多元文化共生之道，建立人类心态的共同秩序，依然要从家庭出发，特别是从家庭策略的视角来拓展研究的路径。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劳工、资源、商品等跨国流动的日益频繁，传统的边界已经被打破，联结成一个整体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跨区域网络体系，而区域内多种社会网络及象征体系，则是这个区域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以环南中国海区域来说，山地文化、平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融，使这一区域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网络体系。华人群体和其他移民群体在这一区域中流动，在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也带动了社会网络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扩展和流动。

在这种跨界的生活中，个体家庭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看到，在广州的非洲人作为非洲离散群体(African diaspora)的一部分，以移民的身份进入中国这个新的移民目标国，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成为他们建立社团组织，合作互助的基础，也形成了“过客家户”的特殊形态；而中国的技术移民——工程师群体，在移居新加坡之后，围绕家庭和家乡形成了国家认同和多重身份认同。“家”的概念在不同维度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移民地由重构产生的家，往往将传统元素整合进跨国家庭中，以塑造稳定且完整的“家”。从中国到新加坡，家庭关系的纽带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物理空间的变化并未导致家庭模式的变化，看似脆弱的家会不断调整策略，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延边地区，朝鲜族女性大量外嫁韩国，引发了娘家男性和中老年人的跨境劳务移动，随之形成了跨境的扩大家族；而在华南侨民中普遍存在的“两头家”形式，也架起了本地华人社会与中国本土社会的桥梁，为理解侨乡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提供了较好的研究个案。

相比跨越国界的流动，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群体，实际上也是在“跨界”。在此过程中，在乡的留守人口，通过调整家庭结构、恢复家族联合生产(经营)等方式来确保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正常生活。而涌入城市的农村青年，通过劳动、婚姻等形式与当地社会结合，形成了跨区域的家庭类型，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缓解外出打工者面对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压力，打工者之间的结合，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新的、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对人性异化的活力因子。

从这些案例中不难发现，人的流动不会因为跨越国家疆域而失去与当地社会和本土的互动能力。将跨界流动的个体与地方社会联结起来的，正是个体家庭以及由家庭血缘关系扩展而来的关系网络，他们会依据环境和社会的变迁而选择家庭策略以延续家族的发展，有时这种策略会成为集体选择的结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区域各文化社会事项的流动，暗含着某种稳定的深层结构。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全球社会方法论基础。通过家庭成员“跨界”，带动其家庭结构、家庭生计发生变化，又进一步扩展影响到家族以及地缘关系网络中其他的个体家庭。那么反之，从个体家庭的“小窗口”出发，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可以触摸的，所以笔者认为，家庭策略是理解跨界生活和全球社会的重要视角。

从上面的讨论中不难发现，家庭策略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家庭的经营。其中文化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是不能分割开进行讨论的，而要将家庭研究、社会研究和人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在对不同区域家庭生活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家庭成员的主动性调试是以传统的家庭制度为基础的创造性行为。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关键时期，村落、社区、甚至城市等地缘性的大共同体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个体为了更能适应生活的变化，以家庭为出发点，对家庭结构、家庭生计、家庭分工、婚姻等制度和观念做出的调整，在整体上是策略性的。个体要关照的不仅仅是自己生活的舒适和方便，整个核心家庭甚至血缘关系结合的亲属关系可能会产生的变化，都是其考虑的重点。因此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个体对家庭和血缘关系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家庭支持也将是家庭策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家庭策略研究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 陈斌)

基金项目：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学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阶段性成果(13ZAD099)

作者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