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 王焕

当代定窑的复兴之路

中国艺术研究院 王焕

定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创烧于唐、兴于北宋，失与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艺美术行业的恢复发展，陶瓷业获得新生。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76年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在曲阳成立，同时组建了定瓷试制组，在生产日用陶瓷的 时，肩负起了恢复定瓷的历史重任。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生产理论、工艺技术的文字记载，定瓷的恢复工作艰难而又曲析。陈文增等人通过古窑遗址考察、再到全国各大博物馆参观定瓷文物，仔细观摩、多次试制，从工具到工艺再到理论研究，不断地探索，用信念和行动诠释了“恢复定窑”的使命。

定窑 复兴

定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六大窑系分别为：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与“哥、汝、官、钧”并称宋代五大名窑，窑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川村，宋代属定州辖区，故名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使兴旺发达的定瓷业惨遭劫祸，定瓷工匠随时局南流，故史有“北定南迁”之说。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到了元朝，定窑逐渐消亡。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工艺美术按着“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工作，陶瓷业获得新生。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76年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在曲阳成立，同时组建了定瓷试制组，在生产日用陶瓷的同时，肩负起了恢复定瓷的历史重任。

1978年，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招工，陈文增因练过书法有写字功底被招进工厂，从此与定窑结下了不解之缘，定窑也因陈文增等人的加入而逐渐走上了复兴之路。从进入定瓷厂那一刻起，陈文增就矢志不渝，心系定瓷，开始了步入恢复定窑的艰辛历程。恢复定窑，首先就要掌握定窑生产的工艺技术。为此，陈文增查遍古今书籍，搜集所有和定窑有关的文字记述。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记述大都是对于定窑的描写、赞叹、提及而已，曾经辉煌的定窑如今除了博物馆的珍品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生产理论、工艺技术的文字记载。至于古代定窑选用的是什么瓷土、什么瓷釉以及它们的配方如何，甚至那些精美的花纹是如何刻上去的，都一无所知。从一无所知到逐渐恢复，是一个极其艰难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要破解这千古之谜，虽然困难重重，却也不是毫无头绪。对定瓷，陈文增并不陌生，他的家乡位于古定窑遗址附近，周围有不少布满瓷片的小山丘。自儿时起，陈文增就开始在“宋瓷堆”捡拾又大又白、刻有花纹的碎瓷片，临摹研究上面的刻花纹样，那时候他只知道瓷片图案很美，并不知道那就是兴盛于宋代、鼎鼎有名的“定瓷”，更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竟然会和它们打一辈子交道。直到他进入工厂，才对定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宋末元初的频繁战争令定窑逐渐衰落，原料配方、工艺技术更是失传已久。定窑恢复初期，对定窑概念界定尚处于空白阶段，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是白手起家，摸着石头过河，寻找一切与定窑有关的蛛丝马迹。不言而喻，定窑的复兴必定是一个困难重重、步履艰难的过程。进入工厂三个月后，陈文增就被厂里安排进了定瓷试制小组。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练习书法和定窑研究上面，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一方面倾注全力研究恢复定窑的工艺实践。定瓷试制小组不仅担负着恢复定窑的科研任务，同时还要完成生产任务。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生产，生产支撑起人才培养和艺术研究，这就使它实际上具备产、学、研一体化的性质和功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陈文增很快进入了状态。他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像一粒被投入到中华文化沃土中的种子，充分地吸收养分，而后再将所学运用于工作实践中，用信念和行动诠释了“恢复定窑”的使命。

定瓷试制小组成员还有蔺占献、和焕等人，这三人后来成为定窑复兴的关键人物，人称“定瓷三杰”，而陈文增则是三人的领队，也是今日定窑的核心人物。定瓷试制小组不仅担负着恢复定窑的科研任务，同时还要完成生产任务。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生产，生产支撑起人才培养和艺术研究，这就使它实际上具备产、学、研一体化的性质和功能。1984年，试制组挑选了陈文增等人的一些作品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河北艺术陶瓷展”，陈文增的仿宋代定窑作品《手刻荷花梅瓶》和其他成员的四件定瓷小口瓶轰动香港，香港媒体评价：“消失了800多年的定瓷重返人间。”定窑的恢复工作初见成效，然而80年代末期，定瓷厂先后两次改产，最终关闭。1988年，以陈文增、蔺占献、和焕为首的六人，从县城转战到灵山山沟，投奔军工企业河北省建华玻璃厂，成立了河北省工艺美术定瓷厂，在山里一干就是四年。定瓷产品在这里逐渐形成系列，造型和装饰更加完美；引进了拉坯机，学会了拉坯技术，拉坯成了主要成型手段；釉色不但在原来基础上有所提高，还研制出新釉。1991年，工厂迁址定州，在陈文增的坚持下，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放弃了定州之行，在定瓷的家乡——曲阳成立了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公司。至此，陈文增开始了对定窑大刀阔斧的研究和改革。

通过试制生产，陈文增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工艺生产过程：

一、选料：恢复定窑，首先必须从材质、瓷质上去接近，最难的就是原料配方。 配料工艺是瓷器生产的必备工序，而配料师则是定窑生产的技术关键。在宋代，配料工艺严格保密。民窑窑厂的配料师一般由窑主承担，待原料配好，再由下面工序去按要求制备加工，这种技术是不随意传授的，自古以来传子不传女；官窑的配料师是由朝廷和官府督办部门认定的，肩负着为宫廷制作皇室器具的重大责任，承担着为官府衙门烧造使用器具的义务，为了防止官窑配料师在民间传授技术，是不允许其流散民间的。因此，随着定窑的衰落，其配料工艺也就成了无人知晓的秘密。为解开定窑所用原料之谜，陈文增与同在定瓷试制小组工作的蔺占献、和焕等人精诚合作，交流心得，商议制备釉色和泥坯的配方。他们从遗址堆里的碎瓷片上寻找定瓷造型、装饰纹样的一些特征，古瓷片捡回来整理归类，把新烧出来的瓷器与古瓷片样品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差距。 如此反复地实验，遇到问题就到故宫博物院研究实物和请教专家。同时，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大窑口，再到全国各大博物馆参观定瓷文物，仔细观摩定瓷诸如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各种器物造型的特征及其装饰纹样，加深印象，逐渐对定窑有了一些理解。

二、拉坯。拉坯之始，必先揉泥。拉坯揉泥重在“定方向，熟和之”，必须通过干湿调整，以熟为定理，以向为定势。也就是在揉泥时，不论双手撑泥，还是单手按泥，都必须按揉势的一个方向去旋转揉之，绝对不允许倒揉。

三、装饰。宋代五大名窑中唯有定窑以装饰取胜，其刻花产品即占70%。

四、上釉。定窑白釉色分青白、牙白、乳白、米黄、土黄等色泽，其成色形成，因原料及烧成诸条件而成。

五、烧成。“陶瓷艺术就是火的艺术”，凡从事于陶瓷工作的，无不明白这火的关键所在。烧火有三把火，即小火、中火、大火。点火之初为小火，小火（常温～400℃）如灯，是基础火，基础弄得好，这一窑就烧得顺当；中火（400℃～800℃）是继小火之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小火到中火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火的颜色，应为橘黄色到黄色阶段；中火到大火（800℃～1300℃）需要一个阶段，三昧火烧到停火，算完成了使命，而停火也非常讲究，停火又称“打窑门”，打开窑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全打开，一种是打开三分之一。烧窑的目击测试非常关键，在古代，凡瓷区都有专门的看火行业，称之为“看色业，俗称看色先生，即窑户所雇之火候鉴定人”，也叫“火眼”。陈文增就是现今定窑的“火眼”，每次开炉前，他都早早等候在窑门口，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决定何时开窑。由此他总结出了定窑的烧成曲线，认为这个烧成曲线必须符合产品自身的烧成规律，规定了烧成缓烧、速烧、恒烧三大阶段的特性和烧成技巧。他提出定窑烧成按照自身特性，建立起一种规范。

对于定窑工艺上的创新，陈文增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仿制是基础手段，创新则为目的。作为当代定窑复兴的传承人，他没有满足于“仿制”的成功，而是敢于在承前启后之间架起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从而向后人昭示定窑复兴的真正价值和无穷的生命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恢复定瓷的关键所在就是解开古定瓷刻花的谜团。然而，古代定窑的刻花刀具谁也没见过。定瓷刻花的双线纹，一宽一窄，两线平行运转，曾使考古学家迷惑不解，以为是“刻一刀，复一刀”形成的效果。但陈文增认为“刻一刀，复一刀”很难做到肯定、准确、平行，他联想到中国书法用笔一挥而就，不得重复，细看古瓷上的花纹也不是复一刀所能取得的，他想有没有可能两条线同时刻出来，由此陈文增开始从刻花工具着手进行试验。经过反复琢磨试验，陈文增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定瓷特有的刻花刀具（单线刀、双线刀、组线刀），揭开了定瓷刻花的谜团，打破了陶瓷史上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说法，总结出“刀行形外，以线托形”的经典刻花理论，对恢复定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覆烧工艺是陈文增对恢复定窑工艺做出的又一大贡献。定窑由上迭压覆烧，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这是定窑产品的特征之一。唐、五代定窑皆为仰烧，即一个匣钵里面只装一件瓷器，或盘或碗、或瓶或罐，匣钵底层撒一层匣钵粉，其上搁一个垫片，然后把瓷器置于垫片之上，一只匣钵一件瓷器，匣钵依次上摞，整整装满一窑，而后点火烧制。这种方法不仅落渣厉害，变形程度大，而且浪费窑位，致使成品率低下。覆烧工艺最早出现在宋代，它从每只匣钵装一件器物而一跃成为一只匣钵装十件器物，甚至更多。在成本增大1至2倍的情况下，利润可增至10至20倍。陈文增通过对宋代定窑窑具的设计、仰烧、覆烧、装烧空间的设置及不同产品的烧成曲线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实践，先后设计出盘形支圈、环形支圈，从小型号到大规格，经过反复实践找到匣体与支圈组装时的最佳结合点，解决了覆烧器物的粘连、窑柱歪斜等弊端，使产品的成品率大大提高。

“瓷、诗、书”三联艺术是陈文增创造的陶瓷艺术上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所谓三联艺术，即以陶瓷为载体，以诗词语言对其进行表达，后以书法再现诗词之韵律，瓷、诗、书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最终达到一种综合艺术的和谐与完美。三联艺术以陶瓷文化为基调，融进诗、书之特殊艺术功用，物质载以精神，精神凝聚艺术，为艺术共鸣，既发挥了陶瓷艺术表现形式，又不失陶瓷作品的历史升华，增强了陶瓷艺术作品的文化含量。瓷、诗、书三联艺术有两种制式，一为瓷与自作诗书法的组合，即瓷作品和一件书法作品，书法为专为此瓷作品创作的诗词。如三联艺术定窑刻花小口瓶。另一制式为瓷、诗、书三位一体，即瓷上同时用铁笔刻书专为此陶瓷作品创作的诗词。《定窑莲纹刻花贵妃瓶》，是三联艺术代表作品，按照杨贵妃的体形设计的，比较丰满，通体刻莲花，在瓶子上部空白处刻了一首七绝诗：“时光掩过几番秋，玉韵何曾失自柔。史笔情怀超万种，芳馨一段记风流。”题定窑刻花贵妃瓶，旨在为杨贵妃鸣不平。定窑新产品的开发生产是仿古定瓷向现代定瓷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工艺创新是基于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以智慧、人性化的科技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等精神因素取胜，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创新思路，所以在技术上定瓷不仅恢复了历史面貌，而且有了重大突破。

陈文增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继承陶瓷传统技法的同时，辅以现代技术的提炼加工，先后发明了将趣味、娱乐、艺术聚于一身的手控、自控式魔壶系列、律杯、自斟壶、雕花文具等数十个品种。魔壶，历史上又称鸳鸯壶、八卦转心壶，据传，宋真宗时，杨延平代宋王赴辽“双龙会”，被辽主以鸳鸯壶中的毒酒毒死，而同喝此壶中倒出的酒的辽主却安然无恙。 魔壶设计巧妙，气孔位置隐秘，出口合二为一，外观无破绽，使用时泾渭分明，用了22块模具，壶身、壶把、壶嘴都各自成坯，再拼合而成，再现了宋金交战时期的鸳鸯壶，从外观设计上看不出任何机关，通过内部结构随心所欲地变换。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陈文增小试锋芒，创作了《定窑荷花福刻花瓶》其造型为小口、浑圆腹，底阔，圈足，器壁饰以定窑传统的刻花缠枝莲纹样。小口示谦谦君子的高尚品格，浑圆腹作者则赋以“大度雍容”的含义，阔圈足则置地稳重，象征脚踏实地的中国特色，作品以其传统文化内涵及时代特征入选迎香港回归《中国十大名窑特制陶瓷精品展》，由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入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定窑刻花安泰瓶》，造型设计采用颈、腹二体，上下按黄金比分割而定。束颈至口部徐徐而展，颈下顺势呈圆腹至底部。有意使底部直径阔大，富稳定之感，与“安泰”暗合。器壁装饰以莲纹，其枝叶弯转，花蕾相映，疏密相间，具有浓郁的定窑风格。安泰瓶取民安国泰之意，暗合“创造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他亲自设计并手刻的《大将风度》红色仿古定瓷瓶，达到炉火纯青，从而也证实了古定瓷有“红定”之说。

定窑的恢复工作之所以困难重重，很大原因是因为缺乏关于定窑生产工艺的文献记载，陈文增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去完成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从1978年8月参加工作，到1979 年10月，便写出了长达两万余字的《定瓷手刻花纹浅说》，对定窑刻花的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其中讲到了刀具与刀具制作，对刻花技法进行了深入探究。

陈文增相继发表了专业论文《定瓷史话》、《定窑工艺秘要》、《定窑匣钵、架支设计艺术及其功用》、《定瓷刻花装饰艺术》、《定窑刻花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等。2008年，他出版了《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一书。2010年5月，陈文增受聘为河北省委宣传部燕赵文化大系重点图书工程之一《中国定窑》主编。2014年，《定窑研究》一书问世，全书引古论今，论证严谨，脉络清晰，填补了刻瓷艺术研究的部分空白，提升了刻瓷艺术在中国工艺美术界的影响力及人们对这门艺术的认知度，对刻瓷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当前定窑生产制作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陈文增对定窑的贡献，不仅仅是因为他解决了定窑恢复生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性难关，更重要的是带出了一大批学生，培养了一批覆盖定窑生产各主要环节的技术骨干和顶梁柱。“大师必须带学生，不带学生的大师不能称为合格的大师；而大师的学生必须有所建树，成为后来的大师，否则大师之冠便失去光彩。”这是陈文增对人才培养的态度。在经历了30多年的艰难摸索之后，陈文增深知经验、技术来之不易，必须将工艺传授给下一代，留下文献，带出学生，才能使定窑后继有人，得到长久的发展。定瓷艺术博大精深，无论是在造型设计、装饰设计环节，还是原料、烧成环节，他都悉心体察，随时把学生叫到身边，在创制过程中教他们怎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鼓励学生勤思考，多动笔，把学习中的体会记录下来，培育并不断提升理论素养。陈文增认为当代的陶瓷艺术家必须从历史上那种匠人的圈子里跳出来，因此他要求学生不能只会做陶瓷，还要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提升艺术修养。为此，陈文增不但亲自课徒授艺，在定窑拉坯、刻花、制范等方面都有重点传带计划；邀请高等艺术院校教授来公司做针对性授，讲解诗词、书法方面、传统文学知识，对陶瓷的某些技术专业做现场授课，不仅开阔了员工视野，也提高了分析辨识能力与综合素质。同时，还在公司开展了多种员工培训方式，利用传、帮、带的形式加强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为公司建立了长远的人才培训机制。近年来，在他的影响下，曲阳有限公司陶瓷行业的人员构成已有了很大变化，公司不乏高学历、科班出身而又精通传统技艺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的还被评定为国家级、省级传承人。他们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历史上生产的技术和工艺，通过实践掌握了定窑的制作工艺、配方、烧成火候等工艺，形成了一支以陈文增为首席专家的艺术队伍，培育了一批对定窑有深刻研究、在工艺上造诣比较深的代表人物。

定窑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曲阳文化的发展。定瓷文化既体现于定瓷产品之中，又体现在定瓷的制作工艺、技术、器形、装饰等方面。曲阳有着得天独厚的定瓷文化资源，既有定窑遗址，又有经验丰富的定瓷艺术和初具规模的定瓷产业，更有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历史文化优势明显。曲阳县定瓷文化产业品牌的创立和营销，就是利用曲阳定瓷的历史文化优势，通过对定瓷文化要素的整合，如对定瓷文物进行仿古创意，对“定窑遗址”进行系列挖掘，系统开发、创新，形成曲阳定瓷文化产业的品牌特色，将传统工艺作为一种地域、民族、城市等文化的象征，形成品牌效应，实现定窑遗址的综合利用，促进定瓷文化优势向定瓷产业优势转化，提升定瓷产业发展水平。当代定瓷工艺承袭了古代传统，其创新与改良的技术、形式、品质更符合现实社会的需求。而定窑文化作为一种资产的观念一旦形成品牌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这也正是定窑陶瓷艺术重放异彩的关键所在。

时至今日，陈文增与定窑已经融为一体。“陈氏定窑”原是由日本客商最先提出要求落在定瓷器上的款识，到今天已成为曲阳定瓷文化艺术的代表。陈文增对定瓷的未来充满信心与自豪，坚信一个全新的定窑复兴时期即将开启。陈文增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他当初许下的诺言，他的付出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刻着“陈氏定窑”的精美瓷器已经走向世界舞台，蜚声中外，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它的传奇……

book=57,ebook=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