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之美：从甲骨金石到明清墨迹<br/>——记《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展》

汉字之美：从甲骨金石到明清墨迹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展》

2016-04-11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艺术时空 2016年2期

关键词：拓本书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董胤

汉字之美：从甲骨金石到明清墨迹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董胤

法艺术的人士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学习平台。

中国国家博物馆从成立至今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与收藏，历经百余年的不断积累目前已有相关文物

3万余件，种类涵盖甲骨、金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碑拓、宋元明清书家名作，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在国内收藏中都居于前列。本次展览遴选出约120余件展品以文物种类和时间顺序进行陈列，充分体现了中国书法实用与艺术并重的双重性格。

书法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展

本次中国古代书法展览共分为：甲骨文金文、陶文砖文瓦文、玺印钱币文字、碑拓墓志拓刻帖、汉至唐墨迹、宋元明清墨迹六个部分。其中展出的碑拓墓志和各时期墨迹除少量应用于馆内基本陈列外，它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极少在公开展览中展出。如展品中泉州本《淳化阁帖》、宋拓本《大观帖》等在书法史上被公认为刻帖的精品。文天祥《草书谢昌元之座右辞卷》、赵孟頫的《致景亮书札》、文徵明的《楷书七言律诗卷》、董其昌的《行书李颀诗卷》等则是历代名家的著名作品。本次的集体亮相除了为丰富展览内容外，也让观众更加接近和感受汉字之美，了解书家的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体会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下面将此次展出的部分精品文物按展览顺序依次介绍，供各位方家研究鉴赏。

图2.尹舟簋

一

展览第一部分为甲骨文和金文。距今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今天能够看到最早的中国文字。甲骨文相较于半坡时期的象形符号已经基本摆脱了图形文字的束缚，绝大部分是用偏旁部首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使文字构形趋于规整化，建立起了字法、章法、笔法等书法秩序。这片“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图1）曾著录于罗振玉所编《殷墟书契菁华》，是著名的甲骨大版之一。一条完整的卜辞，记录着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在卜辞中，并不是所有已发掘的甲骨都具有这四个部分，特别是有验辞的甲骨为数不多。这片卜骨保存完好，四辞俱全尤为难得。卜骨刻写的内容为卜问旬日（十日）之内的凶吉，内容涉及祭祀、田猎、天象等诸多方面。此片卜骨刻辞书风雄健，气韵宏大，字势开阔雄伟，契刻技艺更趋成熟，有较高的艺术性，是宾组二类甲骨的典范，也是商代晚期甲骨刻辞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甲骨文是商代书法的精华，它对于中国书法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起中锋顺书的笔法要旨，开启了中国书法之先河。

殷商时期金文的用笔、结构和章法都显示出其独特的风格。殷商金文的体势比甲骨文规范，用笔相对浑厚且笔道粗浑，在保留甲骨文部分特点的同时兼具了装饰性。有的殷商金文的铭文很少，一般为器主族氏名或祖先庙号。这件“尹舟簋”（图2）腹内底铸有“尹舟”二字，“尹舟”为族氏名。两字上下布局，字体笔画粗细较为均匀，末尾使用圆笔上翘出锋，整体肥捺笔触明显。此簋特殊之处在于口沿下的舟字纹饰与铭文中的“舟”字相互呼应，此种情况于殷商青铜器中较为罕见。除此之外，殷商金文中也有长篇铭文，长篇铭文往往用于记事，多记载王的赏赐或者一些重大事件。西周早期铭文书法承袭殷商，直到西周中期以后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书法样式，通过此次展览中的“蔡侯申盘”（图3）内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变化：书法的章法横成行纵成列，字形平稳对称兼具艺术性，竖笔挺直，笔画细劲没有肥笔，分为直线、斜线、弧线三种，并列笔画多作平行蜿蜒之态，强调笔画和结字的纵势，排除了殷商时期的随意性，使书法的体态更为概括。盘内底铸有铭文16行92字。其内容为蔡昭侯申接受天命辅佐周王，制作此盘为媵器，陪嫁庶长女大孟姬于吴王。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就书法载体而言钟鼎相较于甲骨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图3.“蔡侯申盘”底铭拓片

二

展览第二部分为陶文、砖文、瓦文。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很多精美的陶、砖、瓦类的文字资料。陶砖瓦在古人的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实际用途的非艺术品，留于其上的文字起到装饰作用的同时也表达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吉祥含义。陶文早在新时期时代就已经出现，多是在烧制好的陶器上用凿子或刀摹刻。瓦则出现于西周初期，春秋战国时期大量使用。砖文是指用模印方法或者木、陶材质的印戳打印在砖上的文字，出现于战国晚期。这件“海内皆臣砖”（图4）是西汉中期遗物，据熊龙先生考证应为皇家行宫安邑宫遗物，用于宫室墙壁贴面，由此想见当时修建宫室陵寝已追求豪华。由于方砖形状方正，所以作书体也多追求工整庄重，砖面内有四行十二等分长方格，格内各模印有一阳文篆书“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意为“海内臣服，天下一统，年年丰收，路上无人饥饿”，是对汉时政治、经济和民生状况的颂扬之辞。砖文结体严谨，笔道粗细均匀，用笔方圆并施刚柔相济。

图4.海内皆臣砖

与砖文相比，瓦当文字排列方式多样书体不一，既有顺读、反读也有回环交错、内外相套。书体包含篆、隶、芝英等。这件“永受嘉福瓦当”（图5）当面由单线十字格纹分为四区，区内文字就是芝英书。文字顺序右起上下连续读为“永受嘉福”，文字用蔓草状线条组合构成，线条极具动感，有很强的装饰效果，为文字瓦当中的珍品。陶、砖、瓦类文字资料是我们了解汉字结构形态变化与演变经历的重要史料，也使后世书法艺术在“立”与“破”之间得到发展。

图5.永受嘉福瓦当

三

展览第三部分为玺印、钱币文字。篆刻艺术是从古代实用印章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权机构的完善，印章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玺”是对早期印章的称呼，当时除了用于按压特定标记外并没有等级上的差别。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后，规定“玺”为天子专用，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从此印章就有了等级划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玺，王者印也。”这方“君之信鉩”为战国时期楚国某封君之印。此玺印型似覆斗，背有一穿，玺面以阴线为框，刻有两行四字白文，其中“君”是战国时期封君的称谓。这方印玺中的“君”、“之”、“鉩”三字皆有楚文字典型的笔画多弧形，状似柳叶，结构扁平，字势斜横的特点。

中国古代钱币形制多样，文字种类极为丰富。钱文也能够表现出各个时代的书法风格，系统地反映出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使得一些名家墨迹以钱币为载体得以留存。说到知名度最高的钱文书法，那么一定非“开元通宝”莫属。令其知名度高的原因有二：首先，开元通宝是唐代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而发行的第一种钱，是唐代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它改变了自秦以来流通了八百余年的表示钱文的 “铢两”为“宝”，使得中国货币进入“宝”文时代并沿袭一千三百多年。其次，钱文由当朝的著名书法家撰写，据《旧唐书·食货志上》载，“开元钱之文，为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欧阳询是初唐著名的书法家，历史上众多书家评其书法为“唐人楷法第一”，其书方圆兼施，以方为主，点画劲挺，笔力凝聚。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又严谨工整，师承“二王”又异之，自成一体，号为“欧体”。钱文四字在篆、隶之间，称为“八分隶书”，字体平整严密又富于变化，开元通宝开书法家书写钱文且钱文用隶书书写之先河。

图6.宋拓《集王圣教序》

四

展览第四部分为碑拓、墓志拓、刻帖。早在印刷术没有出现之前，古代的文字遗存有不少是记录于石质载体之上的。相较于龟甲兽骨因年代久远易出现的字迹不清，钟鼎之器又非寻常百姓可以拥有，石头不仅随处可见、易于雕刻，还能较好地抵御风雨剥蚀，并且具有树碑立传之功能，所以从古至今有大量的石刻文字被保留下来，为后世提供了诸多珍贵的资料。在东汉时期，立碑刻石风气极为流行。汉隶风格多样，《孔宙碑》属流丽疏宕一类。《孔宙碑》刻于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孔宙为孔子第19世孙、孔融之父，碑文内容主要赞美孔宙任职泰山都尉时的业绩。此碑原在孔宙墓前，清乾隆年间移于曲阜孔庙。这次展览展出的《孔宙碑》拓本为宋拓，使用白麻纸，重墨精拓，文字清晰。此册宋拓本珍贵之处在于，孔宙碑传世拓本以“训”、“殁”、“辞”等字完整的为佳品，此拓本“训”字未受损。碑文书法齐整，波撇明显，字形多取横势，内紧外疏，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规矩。与其同属流丽风格的《曹全碑》也同时展出，此拓本为明拓本，此本珍贵之处在于明末清初碑体曾断裂，故诸拓本中未断本弥足珍贵。此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因记颂汉郃阳令曹全功绩、彰显其仁德而得名。现存陕西省西安碑林。碑文章法井然有序，笔画轻柔丰满，线条圆润，结体上紧下疏，是汉碑隶书柔美书风中的极致表现。《集王圣教序》拓本(图6)是这次展出的另一件宝贵拓本，此碑宋以后中断，该拓本为北宋未断本。《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是唐太宗为表彰玄奘法师赴西域各国求取佛经，回国后翻译三藏要籍而作，包括唐太宗的序文、太子李治的一篇附记和玄奘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三个部分。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此碑虽是集字成碑，缺失之字为拼接组合而成，但因怀仁功力精到，能广采王书之众长，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特征。唯一不足之处是其章法布势虽然已经进行了较大调节，但终因全篇并非本人一气呵成之作，故稍有在某些字势连贯不够，行气不足之缺憾。但瑕不掩瑜，历代书家评价极高，称其为“模仿羲之书，必自怀仁始”。

最具有影响意义的丛帖当属御刻《淳化阁帖》，被后世誉为“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淳化阁帖》是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赵炅命翰林侍书王著将秘阁所藏历代法书临摹刻版所成，许多古代书迹都是依靠阁帖的摹录才得以保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以后的书法发展进程。正是基于这个意义，宋太宗赵炅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功臣。《淳化阁帖》最初的枣木原刻被称为“祖本”，直接翻自祖本的为“子本”，因祖本于宋代便已经失传，“子本”便是最接近原作的版本，而在数种“子本”中尤以泉州本为最善本。仔细分析十卷《淳化阁帖》后不难发现，二王父子所书占全帖一半（六至十卷），而法度严谨的唐楷作品却基本没有录入，尤其颜真卿这样的楷书大家，竟然一件作品也没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淳化阁帖》倡导的是延续初唐对魏晋书风的崇尚。以此产生的影响就是自宋代以后，从书法、碑学帖学无不向往、顶礼膜拜于晋人风度。《淳化阁帖》至宋徽宗之时版已裂损，且原帖错误较多，有的摹拓失真。因此，宋徽宗命蔡京主事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诏龙大渊等根据内府所藏真迹，另行编次摹刻，置于内府太清楼下，凡十卷。由于每卷末尾都有蔡京所题“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文字，故此刻帖称《大观帖》（图7）。《大观帖》在《淳化阁帖》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调整了编次，按作者时代顺序重新修订，纠正了《淳化阁帖》中的一些错误，雕刻工艺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国家博物馆馆藏《大观帖》第七卷极为珍贵。《大观帖》宋拓本分为北宋原石拓本及南宋榷场本。北宋原石拓本罕见，因帖刻成不到二十年即靖康之变，原石沦于金人之手。后金与南宋互设榷场，故有榷场本，此卷即为南宋榷场本。《大观帖》原石早已无存，宋拓本传世极少，此第七卷为海内孤本，殊为珍贵。

图7.大观帖

五

展览第五、六两个部分是战国至明清墨迹。这两个部分展出了简牍、帛书及其他墨迹。

在纸张没有出现之前，常用于书写的载体除了竹木简牍之外，还有缣帛。帛书至少可以追溯至周代，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实物为战国楚帛书。帛书较为贵重，非一般人能用其作书写材料，加之帛书易腐难存，故考古出土数量远少于竹木简牍，因此非常珍贵。这件姑臧西乡阉道里壸子梁铭旌是东汉时期竖在柩前以表示死者姓名的旌幡，出丧时作为幡信在棺前举扬，入葬后则覆盖于棺上。该铭旌铭文现存11字“姑臧西乡阉道里壸子梁之”，每字径约18厘米，下端残缺一或两字，幡信字体为篆书。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与规范的小篆相比较，此种篆法笔画绕曲较多，笔画线条粗细不均，给人以弯曲回绕的视觉感。晋人崔豹在《古今注》中记：“信幡用鸟书。”从这件汉代铭旌上就可以看到小篆带有鸟虫书的影子，但因为特征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还不能说这就是鸟虫书，但由此可看出小篆在两汉之际的发展受传统影响仍带有青铜时代鸟虫书字体的余晖。

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继晋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诸多书体中当以楷书与草书对后世书家影响最大。其中，初唐楷书多取法于二王，用笔劲挺，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呈现出方整劲健，法度严整的初唐书风。我们今天所见唐代楷书，称为“唐楷”。这件写本陆机《五等论》卷清末发现于敦煌石窟。此卷有乌丝栏，首行书题“五等论一首，陆士衡”。正文共计九十三行。此写本工楷墨书，字体舒朗俊秀，笔致流丽谨严，具有初唐书手风貌。文中部分“世”、“民”、“治”字因避讳，用黄粉涂改成缺笔字，以此推断该写本确为唐初人所写。此卷楷书为抄经体，相较于唐代官楷字体较小，为小楷书。字体于楷法中可见行书用笔，刚柔并济，给人以质朴自然之感。自初唐楷书字体成熟之后，楷书便成为了通行文字，从日常书写到士子应试都是此书体。由此，在晚唐之时，楷法精准的高度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程度。

北宋建国之初由于国本未固，所以书法无暇顾及，历经三朝仍未走入正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北宋中期书法以欧阳修、蔡襄的书法活动为中心，艺术自觉端倪初显。北宋后期苏轼、黄庭坚、米芾的崛起，是宋代书法走向巅峰的标志。南宋书法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延续了北宋“尚意”书风。另一方面，形成了复古思潮并最终占据主流。靖康之变对于国家的重创，使得繁荣不足五十年的书法经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最致命的是，国家的衰落使得书法进取精神也一同没落下去。草书谢昌元之《座右辞》卷是由南宋末年抗元名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文天祥于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所书，其时年三十八岁。随着南宋政权的江河日下，书法也呈现出局促衰微之象，而文氏书法却逆势而动，超越时流，一丝不苟，足见其人品书品之高尚。文天祥以小篆书法名于当时，但今天其小篆世间已无传，所作书札文稿，多以行草为主，草书谢昌元之《座右辞》卷是其代表作。从书法风格上看，该卷用笔多出于阁帖，接近于王献之、怀素，字与字之间相互呼应，线条劲瘦，行笔流动，一气呵成。文天祥人为忠臣烈士，深得人民的爱戴，因其人而爱其书，即便文氏书法不佳，后世也必慕其人而宝其书。

清代书法的发展中，存在着尊崇法帖墨迹和碑版刻石两种书学的倾向并行的格局。清代中期以前，帖学书家在书坛占据主要地位，其中以张照和刘墉为代表，张照书法早年学董其昌，后又着力于颜真卿和米芾，并受赵孟頫较大影响，自成风貌。曾任康雍乾三朝帝王代书人，其书法在当时备受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张照不仅书法造诣精深，并且右手左手兼能挥毫，因而有“造化手”的美誉。展览中展出了张照的楷书卷。这卷小楷作品字迹秀丽，结字工稳，字字凝炼含蓄,点画一丝不苟却无僵死笔画，展现出其楷书字体秀媚婉丽，平正圆润

明代书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是以沈度为代表的“台阁体”书家群，大多缺乏开拓进取的能力，故此阶段一百余年是明代书的特点，不愧为清代“馆阁体”的代表书家。从乾隆中期开始，帖学书法发展到兴盛阶段，刘墉为“帖学派”集大成者，以善书闻名海内。从这件楷书七言联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点画丰腴肥厚，结字率意疏松，融入行草笔意，给人雍容静谧，古朴飘逸之感，是刘墉成熟期的代表作。刘墉为官于奢靡之风大行其道的乾隆年间，但其为人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知其人而观其书，在其书法中似可以看见脱俗的清高和深厚的修养。

乾嘉之际，考据、金石之学已然盛行，推动了碑派书法的兴起和逐渐繁盛。清朝末年，碑学兴起之后碑派书法占据书坛统治地位，而帖学仍然固守传统，虽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艺术上已无建树，帖学遂逐渐衰落并被碑学所取代。在创作上，以金农、郑燮为代表的一批书家，崇尚碑刻书艺并从中汲取养分和启发，将古拙丑怪的审美作为一种境界追求，在当时引起较大震动。郑燮当属扬州八怪中书风最为独特的书家，他最大成就在于其融合隶楷二书，创造出介于隶楷之间，但隶多于楷的“六分半书”，世人称之为“板桥体”。其书法是在领悟到一味尊崇帖学之弊端后，走上了张扬个性的道路。但是郑燮的书法还不仅仅是将“真隶相参”而以行草的笔法书就，他的字中还参入了写竹、撇兰的笔法，郑燮的书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碑学的兴起发挥了助推的作用。向变化的美丽画卷。书法把汉字的书写提升至审美的高度，融入了书写者的意志、情感、精神，并激发出审美对象的审美共鸣。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代表，书法也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

本次展览所精选的百余件展品，均为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古代书法演进过程中各时期的代表。展览力求通过对这些书法作品的展示，使广大观众能充分地了解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感受中国书法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书法博大精深，非一文一展所能尽述，但相信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专题陈列能使更多的人喜欢上中国书法艺术，关心中国书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