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礼拜二午睡时刻（节选）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母亲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12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母亲，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12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上麇集着一群人。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母亲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母亲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慢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地睡午觉去了。从11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4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洛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忽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3点钟，距离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28年的独居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判断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开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撞声和一声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哎哟，我的妈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纹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间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

“这么说他叫卡洛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哝说。

“卡洛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母亲。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完字回答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3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蒙眬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这个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那个女人好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接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遮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小说的关键人物“小偷”并没有出场，可是通过“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这句话，再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小偷”是个赤贫状态下还尽力供养亲人的有担当的青年。他的惨死是个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是什么？也许答案可以从“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的“母亲”和“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却时常充满恐惧感的寡妇雷薇卡太太的对比中显现出来。“母亲”是小说着力雕刻的形象，她自尊、笃定、坚毅，“我们这样很好”一句说得轻盈、淡然，却势击长空，掷地有声。贯穿始终，她都是一个物质上一贫如洗、精神上强大独立的人。在“母亲”形象的光辉之下，以雷薇卡太太为代表的小镇群众越发显得无情、愚昧、颓败。小镇群众凭着集体的惯性和无意识绞杀了一个“非常好的人”。“集体无意识”的对生命的漠然便是这个悲剧发生的根源。小说原有四千多字，入选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