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梅,董国炎



中日宝卷研究历史状况及启迪

陈安梅,董国炎

摘要：中国的宝卷研究，在文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课题以及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各学科间缺少有效沟通与交流，并由此带来一些学术分歧。日本的宝卷研究，尽管也存在学科畛域，但通常是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学科范围，容易融合文学研究和宗教学研究，从而产生了像泽田瑞穗这样杰出的综合研究型学者。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跨学科研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中国宝卷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新型研究队伍的建设。

关键词：宝卷；中日比较；学术得失；学科建设

近年来宝卷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宝卷整理和研究工作进入新阶段。2013—2014年，中国社科院宗教所马西沙研究员主持的《中华珍本宝卷》第一、二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4年，扬州大学文学院车锡伦教授主持的《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部大型丛书形成双峰并峙局面，反映了当前中国宝卷研究的格局，由此合理整合研究资源以进一步提高宝卷研究水平也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回顾中国宝卷研究的历史，并比较域外相关研究状况。日本研究宝卷的学者和成果都不少，很值得关注和比较。2013下半年和2014上半年，笔者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了解宝卷在日本的收藏和研究情况，尽管受限于个人水平和考察时间，但是仍然颇有收获。日本的研究情况与中国国内的研究局面存在差异，比较个中异同、寻求启迪无疑是有益的，对此在与董国炎教授进行讨论后，我们撰写了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宝卷研究的进程和两类课题

(一)中国宝卷研究进程简述

从隋唐时期佛教说唱文体发展而来的宝卷在中国虽然存在已久，但长期流传于社会下层，直到明代中晚期才有大量刊本出现，由于其传播过程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加之部分宝卷文体俚俗不经，因此明清时代没有受到学术界重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宝卷研究兴起于“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具有一种文化转型意义，它宣扬庶民精神，以平民文学对抗士大夫文学；倡导白话文、肯定俗文学，以之对抗古奥的正统文学和文字。在此背景下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受到高度肯定，宝卷的俗文学价值得到高度认可。1920—1930年代，宝卷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郑振铎等人，其中顾颉刚、向达等人虽是史学大师，但是研究课题却集中于俗文学领域。到了1940年代，李世瑜等人从宗教学角度展开宝卷研究，但是受战乱动荡和一贯道问题影响，宗教学角度的宝卷研究进展缓慢。十年浩劫之后，俗文学和宗教学领域的宝卷研究发展很快，有很多重要收获，历史学领域的秘密宗教史课题也推进了宝卷研究。但总体而言，各学科往往各行其是，缺少有效的沟通和交叉研究，存在一些分歧和误会，研究课题和研究队伍有待整合，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中国宝卷研究的两类课题

1.俗文学研究课题

“五四”时期顾颉刚等学者致力于民间故事和歌谣的搜集研究，顾颉刚1924年起在《歌谣周刊》分期刊载《孟姜仙女宝卷》。这部宝卷是民国乙卯年(1915)岭南永裕谦刊本。*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8-619页。这两个刊行时间既反映出顾颉刚为学之勤奋，竟能够利用岭南地区刊行不久的宝卷资料；同时也说明这类宝卷于20世纪初期在民间社会仍有很强的生命活力。1928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发表《佛曲叙录》，系统介绍了自己收藏的明末清初宝卷38种。*1928年郑振铎先生在《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上发表《佛曲叙录》，并对其所藏清末明初38种宝卷(另有变文6种)，逐一叙录，注明年代、版本和作者等。后收录于其《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中国文学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这篇文章集中研究了一系列宝卷作品，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重视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从文学角度对以往不受重视的作品包括宝卷展开深入研究，形成学术界一股新风，胡适、刘复、李家瑞、傅惜华、向达、赵景深、钟敬文、陈汝衡、娄子匡等多人均有继承推动之功。这一研究领域成为多所大学文学院系的一种学科传统，持续辗转，薪火相传至今。

从文学角度展开的宝卷研究包括渊源研究、比较研究、作品分析等细类。宝卷在现实生活中葆有持续的生命活力，至今在无锡、靖江、绍兴等很多地方都有演出，一些地区的宝卷，如甘肃河西宝卷，历史悠久而且种类多，除了抑恶扬善、激劝教化之作，还有不少民间娱乐故事。宝卷大量使用民间曲调，常见的有莲花落、打更调、浪淘沙、哭五更等20多种。曲调的使用很灵活，常随内容的变化而不断转化，能使听众长时间观赏而兴致勃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的家庭遇有儿女不孝、媳妇不贤、人丁不和，会用“念宝卷”的方式开展教育，于是民间有“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之说。正是这种持久弥新的民间活力和艺术感染力，使当代宝卷研究具有了现实意义和价值。在宝卷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层面，则形成大同小异的研究传统。目前无论将宝卷归类为俗文学、民间文学，还是说唱文学、曲艺学等等类目，名称固然不易统一，但都可以纳入文学艺术研究范畴。在国家学科分类中，基本属于同一类。即便是民俗学领域的宝卷研究，既然侧重文艺，仍然可以纳入文学类别。

2.民间宗教学研究课题

从俗文学或民间文学角度研究宝卷与“五四”时代的文化思潮相关，而当时人们对宗教学角度的宝卷研究可能还缺乏兴趣。一般而言，研究者选择研究课题，常与个人知识积累及时代文化背景有关。17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尤其是传教士群体陆续来到中国，受西方宗教历史的影响，西方学者容易关注宗教迫害和教派分野，他们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也体现出这种特点。其代表性的成果当属荷兰汉学家格鲁特的研究，他在1892—1910年间完成的《中国宗教大系》六卷、1903—1904 年完成的《中国宗教受难史》二卷，对中国宗教兴衰及民间教派问题有系统考察。尤其是他在1903年写成的《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中，对龙华教、先天教及其仪式活动的研究都很有开创性。然而，西方人对宗教迫害及教派问题很敏感，中国人却不同。在中国教权远不能与皇权相比，而且朝廷虽然多次灭佛排道,延续时间却都不长。因而格鲁特有关中国教派和宗教受难研究，在中国远不如在西方的影响大。五四新文化运动弘扬通俗文学、民间文学，而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则相对寂寞。直到1930年代，随着历史学、敦煌学的发展，相关研究才有进展。1934年向达在《文学》二卷六号上发表《明清之际宝卷文学与白莲教》，这篇文章是从文学角度展开，不过作为史学大师，向达为70多种宝卷编目,敏锐抓住了白莲教与宝卷的特殊关系，这有可能把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宝卷与民间宗教的关系，但由于向达主要研究方向不在这一领域，其研究未能继续展开。

对民间秘密宗教展开广泛研究，以及对宝卷与民间宗教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中国学者，当以李世瑜为代表。李世瑜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研究院，受过欧洲导师有关田野调查的训练。 1940年代，李世瑜以田野调查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对华北地区一贯道、皈一道、黄天道、一心天道龙华会、在理教等等民间教派展开调查研究，并于1948年出版《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此书在1990年代的重印本，均改“现在”为 “现代”)。这部著作包含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和文献材料，特别是有关一贯道的资料很多。不过随即李世瑜遇到一个特殊麻烦，即主要研究对象一贯道被取缔。1950年，当时中国最大民间教派一贯道被人民政府作为反动会道门取缔。1953年该教派在台湾也被取缔。为此李世瑜调整了研究角度，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清代道光以前的宝卷文献。1957年他在《文学遗产》第4辑发表的《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出道光以前的宝卷基本性质是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1961年李世瑜又在中华书局出版《宝卷综录》，编目570多种，包含了大量教派宝卷，引起海内外重视。新时期以来，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升温，教派宝卷研究成果很多。1999年，李世瑜主编的《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出版；2005年，中国社科院和天津社科院联合编纂的大型丛书《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出版，濮文起主编了其中的第五编《民间宝卷》。此外台湾学者王见川、林万传主编的《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初编，1999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2006年，王见川、车锡伦等人又编撰了《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其中包含大量宝卷。这些都是大型基础文献，其他专著性质的著作也出现不少，可以反映教派宝卷研究有长足进展。

二、日本的宝卷收藏与研究路径

(一)宝卷在日本的收藏

日本自唐代就重视收藏中国文献，其中包含很多通俗作品，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以及“三言二拍”等，这些通俗小说文本在中国失传，近代以来从日本回传中国，对中国文学研究很有意义。日本学者如盐古温等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起步早，且成果可观。然而宝卷在日本的收藏与研究，却是很不相同的状况。中国宝卷在日本获得重视和收藏,基本上是20世纪的事情。明清时期宝卷流传日本不多，很少见到收藏记载。大概是宝卷通常流传于社会下层，有些宝卷仅仅流传于本教派范围内，以往不容易受到域外重视，是故20世纪以前的日本学界对中国宝卷不够了解，缺乏搜求动力。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宝卷在日本获得重视和收藏，其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动机。一种出于实用目的，想通过宝卷来了解中国社会和民间宗教。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推进占领中国的计划，日本政府诸多部门派人来华搜集经济交通、人口民族、文化习俗等情报。宝卷因涉及民间文化和秘密宗教而被搜集。1939年日本政府设立的“国家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就搜集了一些中国宝卷，这些宝卷现今主要收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其中，国会图书馆所藏晚清宝卷44种，卷内可见“东亚研究所藏书之印”。总体来看，这类宝卷数量不太多，搜集和研究之间也有脱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是由宝卷的性质所决定的。当时很多日本来华谍报人员怀有明确的政治、军事或经济目的，他们在绘制地图、调查矿产等方面细致准确。然而宝卷是一种通俗艺术形式，很多宝卷的刊刻时代很模糊，若缺少足够的文化素养，则难以理解这些作品，更遑论深入研究。另外，大量宝卷讲述宗教故事，充满劝善色彩并且重复说唱，大概也不能引起搜集者的重视。

另一种收藏和研究中国宝卷的行为则出于日本学者个人的学术追求。这些学者主要是文部省系统或者各种学术基金会派出的来华留学访问人员，他们大都有较好的学术基础，不少人是大学教师身份，能够沉潜于学术研究之中。2002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记录了仓石武四郎1928—1930年留学北平期间与好友吉川幸次郎等人在多所大学紧张听课之余，还用大量的时间看书、购书、校书的留学生活。当时像他们一样潜心学术的留学生还有大渊慧真、吉冈义丰等多人，后两人在搜求和研究宝卷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此外，还有一种转型学者,他们来华时多是作为实业部门职员之类,但由于对宝卷等学术问题感兴趣,在华期间以大量精力读书和搜购书籍，不断深入研究对象,撰写文章,最终转型成为专门文化学者。基于个人兴趣的研究取得的成就往往很可观，并且有独创性，因此这类转型学者也是搜求和研究宝卷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

(二)日本的宝卷研究路径

1.文学研究路径

日本学者研究宝卷，在学术渊源上首先是受到顾颉刚、郑振铎等中国学者的影响。当时顾颉刚、郑振铎等人从文学角度对宝卷价值的发掘和肯定，很快就引起日本学者的重视。尤其是郑振铎对宝卷的研究，对日本学者的影响极大。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的高仓正三在其《苏州日记》中就明确说：“据郑振铎先生的《佛曲叙录》记载，宝卷内含相当有趣的故事，以后我要尽情搜集。”*高仓正三：《苏州日记》，东京：弘文堂书房， 1943年，第250页。日本最负盛名的宝卷研究专家泽田瑞穗在《增补宝卷研究》一书中研究了郑振铎所列38种宝卷中的25种，并且他也在该书序言中说：“受郑振铎先生研究的影响，我才志于宝卷的搜集和研究。”*泽田瑞穗：《增补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第5页。而早在1938年10月，井上红梅在东京改造社刊行的《中华万花镜》*井上红梅：《中华万花镜》，东京：うみうし社，1993年，第316-327页。中，就曾对《佛曲叙录》中的《香山宝卷》《梁山伯宝卷》《白蛇宝卷》《孟姜女宝卷》和《何仙姑宝卷》进一步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

仓田淳之助收藏的宝卷达到90多种，主要是在上海和苏州地区搜集的，这些宝卷也主要是在江阴和上海刊行的，而这种集中收藏同一个地区的宝卷，也形成了一种特色。1953年仓田淳之助发表《吴语研究书目解说》*仓田淳之助：《吴语研究书目解说》，《神戶外大论丛》1953年第3、4期。一文，他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80余种宝卷和自己收藏的宝卷中，选取可以作为方言研究的材料进行研究。这篇方言研究文章令人耳目一新，显示了宝卷在诸多学科领域的价值。可以说，从文学、语言角度研究宝卷的日本学者，很多人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郑振铎一派的影响，有的日本学者更是沿着郑振铎已开辟的研究路径前行。

日本现代学界以宝卷为对象展开多方面的文学研究，包括人物形象、故事类型、母题演变研究等等。如太田辰夫通过《销释真空宝卷》这类早期宝卷中的相关记载，探讨早期“西游记”故事风貌；砂山稔对《刘文英宝卷》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张文贵传》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都属于说唱文学中的包拯故事，二者的思想倾向和宗教特点值得比较分析；山本范子研究河西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分析其故事梗概、说唱系统、文学特征等，展现了相当全面的文学研究方法；三桥佳奈子将河西宝卷《开宗宝卷》与成化词话《开宗义富贵孝义传》进行了有深度的比较研究。*太田辰夫：《〈销释真空宝卷〉所见〈西游记〉故事——元本西游记考》，《神户外大论丛》1965年第7期；砂山稔：《刘文英宝卷考：附SOAS图书馆所藏宝卷目录》，Artes Liberales，1996年第58期；山本范子：《粗鲁仙女张四姐——以河西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为中心》，《中国学志》2004年第19期；三桥佳奈子：《明成化说唱词话〈开宗义富贵孝义传〉和河西宝卷〈开宗宝卷〉》，《和汉语文研究》2012年第11期。此外，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于2003年成立“说唱文学研究班”，开展对中国说唱文学的深入研究，其中与宝卷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如研究班对《乌金宝卷》《梅花戒宝卷》《抢生死牌宝卷》等长期缺乏研究的作品做了很全面的工作，包括基本的文献整理和注释、对文献来源和演变的分析以及对作品内容的研究等等。宝卷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整理研究这些作品，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全面锻炼，客观上为日本的宝卷研究培养了学术队伍。

2.宗教学研究路径

日本宝卷研究的另一种路径属于宗教学研究，这主要是出于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关注。日本学者注意到中国民间宗教与宝卷的关系,因而努力搜求相关宝卷,其中大渊慧真具有代表性。1930年代，大渊在中国搜集道教和民间宗教资料，教派宝卷成为他的重要搜集目标。他搜集的宝卷中，仅明代及清初刊行的就有10种，其中《销释普贤菩萨度华亭宝卷》《护国灵感隆恩真君宝卷》《金阙化身玄天上帝宝卷》《大梵先天斗母圆明宝卷》和《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宝卷》5种都是珍贵孤本，在民间宗教研究领域有重要价值。其子大渊忍尔承父业亦从事民间宗教研究，并且增加了对宝卷的收藏。他所收藏的康熙十四年赵从德刊刻的罗清《破邪显证钥匙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也都很珍贵。

日本学者有关民间宗教与宝卷关系的研究成果，二战后陆续问世，其中著名者如吉冈义丰的《宗教宝卷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销释金刚科仪的成立——初期宝卷研究》《近代中国宝卷流宗教的展开》和《乾隆版〈香山宝卷〉》；冢本善隆的《宝卷与近代中国宗教》《有关罗教的形成与流传》等等。*吉冈义丰：《宗教宝卷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宗教文化》1950年第7期；《销释金刚科仪的成立——初期宝卷研究》，《龙谷史坛》1966年第56、57期；《乾隆版〈香山宝卷〉》，见《道教研究》，东京：边境社，1989年，第115-195页。冢本善隆：《宝卷与近代中国宗教》，《仏教文化研究》1951年第6期；《有关罗教的形成与流传》，《东方学报》1949年第17期。这些文章既有宏观视野，也有大量切实论证。此外，也有文章直接以教派宝卷为研究中心，如大部理惠的《中国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结社的教义考察：以黄天道的宝卷为中心》。*大部理惠：《中国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结社的教义考察：以黄天道的宝卷为中心》，《言语地域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总体来看，这个方向的研究有不同年龄段的学者积极参与，后继力量可观。

3.综合研究倾向

日本的宝卷研究可以分为文学研究与宗教研究两条路径，但若从研究观念考察，则很多人具有综合研究倾向。冢本善隆在《宝卷与近代中国宗教》一文中说：“我注意到宝卷在近代中国俗文学中，带有强烈的宗教传道书的倾向。宝卷不仅仅是近代中国民间文学的资料，更为研究近代庶民宗教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冢本善隆：《宝卷与近代中国宗教》，《仏教文化研究》1951年第6期。这说明冢本已经认识到宝卷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不过冢本善隆本人投入主要精力而且颇有建树的是秘密宗教研究这一方向。限于个人精力，很多学者可能主要从事某一学科方向的研究，但从观念来看，他们对其他方向并无轻视，并且一些人在主要研究方向之外，也写过其他方向的研究文章。不过，只有少数学者由于长期沉潜于宝卷研究，积累丰富，能够兼顾宝卷两方面的价值，卓有成效地进行综合研究，这类学者当以泽田瑞穗为代表。

泽田瑞穗从1930年代就开始搜集和研究宝卷，他搜集宝卷达到139种，*泽田瑞穗在《增补宝卷研究 》序例中对自己的收藏有如此解释：卷一至卷五139种(如果按照同种异版计算，有191部宝卷)。而且类型丰富，民间故事宝卷、劝善宝卷以及教派宝卷数量都不少,其中包括珍贵的早期教派罗教的经典宝卷“五部六册”。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泽田瑞穗对宝卷进行了多方面综合研究，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泽田发表多篇高质量研究文章，内容广泛。1939年，泽田瑞穗发表了《中国佛教讲唱文学的生成》一文，*泽田瑞穗：《中国佛教讲唱文学的生成》，《智山学报》1939年第13、14期。此后直到1970年代，他一直未间断这一方向的研究，对于宝卷与佛教俗讲、民间说话的关系，对《金瓶梅》小说中所见说唱宝卷等问题，他都做了认真研究。与此同时，他对教派宝卷也是长期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他还做过宝卷文献校注工作，其所著《校注〈破邪详辩〉》是对清人《 破邪详辩》一书的全面整理，除了标点、翻译和注释工作，他还根据李世瑜寄赠抄本，补充了《又续破邪详辩》二卷。这类古籍整理工作实际难度不小，正是这种扎实认真、长期关注的研究态度，使泽田瑞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3年他出版了体系周密的著作《宝卷之研究》，在此基础上，1975年他又做了进一步完善，再次由国书刊行会出版了《增补宝卷研究》，这是宝卷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此书由宝卷序说、宝卷提要和宝卷丛考三个部分构成，从中可以看出泽田瑞穗宝卷研究的综合性特点。

第一部分宝卷序说，包括宝卷的名称、宝卷的系统、宝卷变迁、宝卷种别、宝卷的结构和词章、古宝卷、新宝卷、宝卷和宗教、宝卷的文学性、宝卷的普及、宣卷等十个章节。在泽田瑞穗这里，宝卷的文学性和宗教性并无矛盾，在分析文学性的同时也挖掘宗教价值，从而使研究深化、系统化。泽田宝卷研究的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宝卷提要，所做的是提供基础支持的文献考据工作，考察的文献有泽田本人、仓田淳之助、吉冈义丰、洼德忠、大渊忍尔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收藏的宝卷208种，其中既有代表性教派宝卷26种，包括8种海外孤本，也有大量民间信仰和娱乐宝卷。泽田对每部宝卷的基本内容、刊行或抄写及收藏情况都做了说明，这种文献工作为他的学术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部分宝卷丛考，收录作者本人的重要论文。论文内容广泛，既有对具体作品的考论，也有对宏观问题的思索。诸多的论述，如宝卷与唐宋说话关系、明代中叶小说所引宝卷、罗祖教及其衍变等等，都是专题研究，有文学价值的肯定，也有宗教学价值的挖掘。这使全书的研究观点和体系更为全面。泽田瑞穗对宝卷的研究在相关学术领域影响很大，而其无畛域之限的综合研究方法更值得重视。

三、中日宝卷研究格局差异与启迪

中国的宝卷研究深受政治文化影响，五四之后俗文学角度的研究首先得到发展，而宗教学角度的研究起步稍晚一些，随后受到一贯道问题的影响，教派宝卷研究存在某种禁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派宝卷研究的全面开展及研究深度。而在日本的宝卷研究中，俗文学角度的宝卷研究与教派宝卷研究能够齐头发展，并且存在对宝卷多方面价值进行综合研究的倾向,其优秀学者的综合研究成果斐然。

不过，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宝卷研究也开始步入全面发展阶段。其中宗教学角度的宝卷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相关成果较多。有些研究课题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以往未曾有过的。例如2000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山东大学路遥教授所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一书，对山东民间秘密宗教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此书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来说很重要，因为罗教始祖罗清是山东人，一贯道等很多教派都发源于山东。这项研究在1990年被定为山东省重点规划项目，路遥及其助手用将近10年时间开展田野调查，范围涉及山东及河北部分地区共70多个县，可能是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秘密教派田野调查。书中第九章系统研究了一贯道问题，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都很开放。除此之外，有关民间秘密宗教与教派宝卷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还出现不少，《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中华珍本宝卷》等大型资料汇编也陆续完成并出版，这些无不显示出宗教学领域宝卷研究的发展。

俗文学角度的宝卷研究同样取得进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宝卷的文学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2004年姜昆、倪钟之主编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曲艺通史》将明清两代宝卷辟为两节，分别论述其特点和文学价值。2005年傅璇琮、蒋寅主编并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以专章研究明清两代俗文学，对宝卷亦有充分重视。在俗文学研究全面丰收的格局下，宝卷研究的成果引人注目。2013年，长期从事宝卷研究的车锡伦以《中国宝卷研究》等成果获得教育部一等奖，2014年由他主编的区别于教派宝卷的民间宝卷系列《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也开始陆续出版。早在2000年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所学术带头人项楚长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变文就是其中的一项，而宝卷如郑振铎所说，正是承接变文而来。“俗文化研究”这一提法具有融合不同学科的意味，它包括了俗文学、俗信仰等方面的研究，作为民间通俗作品的宝卷，自然也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就此而言，中国的宝卷研究也有某种程度的综合研究倾向。

但就当前的宝卷研究格局来看，俗文学与宗教学两大领域的宝卷研究基本可以说是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交叉渗透、沟通合作，这客观上限制了宝卷研究中优势互补与整合发展。由此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研究者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研判问题，不但影响研究质量，甚至会产生一些分歧隔膜。如车锡伦在《〈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总序》中,就对李世瑜所提出的宝卷的宗教思想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之说,表示不能认同；对其提出的宝卷认定标准、时限划分标准也都有异议。此外，车锡伦对濮文起将“民间说唱技艺”性质的宝卷编入《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也不能赞同。*车锡伦：《〈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总序》，《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9页。车锡伦先生的这些意见,实际被看作是不能让步的原则性问题。任何学术研究领域都可能存在分歧，但如果缺少交流合作，分歧甚至可能发展为一种潜在壁垒。

反观日本的宝卷研究，尽管也可以分为文学研究与宗教研究两条路径，但是这种区分主要是由个人研究的实际状况造成，事实上他们并不强调两条路径的区分，其所在学科一般被称作中国学、汉学或者东方学。这种域外学术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念，往往可以促进对学科畛域的超越，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李福清等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国宝卷时，也都没有局限于文学的或者是宗教学的研究角度，欧美学者的情况也类似。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中国学者在研究日本问题、俄罗斯问题或欧美问题时，学术视野同样很开阔，研究领域也很广泛。相应的研究机构通常并不称为“日本文学研究所”或者“日本历史研究所”，而是称为“日本研究所”；以及“俄罗斯研究所”等，甚至不加“文化”二字作为限定。文化距离带来研究视野的开阔，这是一种有趣现象，也具有启迪意义。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学科交叉、学科渗透、跨学科研究在当前是受到提倡和鼓励的。在人才培养方面则有通才教育的主张与此相呼应。然而实际跨学科研究却不容易，客观上存在体制性阻碍。中国各大学与社科院的系所设置，自1950年代初开始采用前苏联模式，已历经半个多世纪。文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隶属于不同院系或研究所，在每个院系所、每个一级学科之下，还有若干研究室、若干二级学科，它们一般都分别有自己的内部体系，不容易跨界交叉。能否展开跨学科综合研究，似乎主要在于研究者自身的学养和努力，但是实际上综合研究并不容易做到。原因在于，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够沉潜于学术，历经长期的学术积累，同时还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研究观念。而目前的科研管理机制，包括对学者个人逐年登记管理的办法，却要求研究者在较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研究者职称申报、课题申报以及成果发表与评奖，都要在不同学科体系内或者不同的评审系统内逐级申报和审批。有些刊物是专业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跨学科研究稿件发表的难度。这些因素可能限制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怎样摆脱不同学科各行其是的研究局面，全面推进学术研究发展，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已经有不少理论思考，也提出不少解决对策。怎样在观念上和管理体制上迎头赶上，提高相应的适应性，是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

(责任编辑:庞礴)

Baojuan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Chen Anmei，Dong Guoyan

Abstract:The studies of Baojuan in China are scattered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literature, religion etc., the topics, purposes and methods of which are diversified, and there are inadequat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s and exchanges, hence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differences. The studies of Baojuan in Japan, dsepite the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 usually take Chinese culture as subject and combin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studies, thus producing prominent comprehensive scholars such as Sawada Mizuho. It is important to push forwar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Baojuan studies in China, which will help promote our research level and build up new type of research teams.

Key words:Baojuan,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cademic gains and loss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I207.7，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2-011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说唱文学史”(13BZW084)、江苏省2012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研究”(cxzz12-0885)

作者简介：陈安梅，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扬州225009)；董国炎，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扬州225009)

§中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