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英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的辩护

刘英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230038)

[摘要]西方绿色思潮以强调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的限制”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与生态学对立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与生态学的一致性，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展开了系统辩护。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观；科学技术观；控制自然；生态危机

强调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的限制”是西方绿色思潮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的理由，他们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是非生态的。对于西方绿色思潮的上述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与生态学对立起来，并围绕马克思是否是“经济决定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如何看待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如何从生态学角度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生产力发发展”概念和“控制自然”观念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辩护。本文旨在系统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的辩护及其当代价值。

一

总体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肯定马克思承认经济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但绝不能据此认为马克思就是经济决定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福斯特论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非决定论性质；戴维·佩珀和格伦德曼则分别强调马克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

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通过考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指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反机械决定论的特质。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主张的决定论和伊壁鸠鲁所主张的非决定论一直是唯物主义内部的两种主要传统观念，马克思对古希腊这两位哲学家非常感兴趣，以至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这两位哲学家的自然哲学进行了比较，在这篇著名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态度鲜明地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高度赞赏了伊壁鸠鲁的非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非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其一，反对神学目的论，强调自然的进化论；其二，强调偶然性以及人的能动性和自由，并把人的能动性和自由的实现建立在自然的存在基础之上。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哲学的这两个特质中，福斯特指出，对自然进化论的强调以及对神学目的论的反对使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反目的论的和反决定论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中看到了人的能动性方面，人类完全可以能动地摆脱物质世界的束缚获得自由，自然在人类的自由活动中充满着感性和经验的内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这两个特征完全超越了机械论和决定论并被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紧接着，福斯特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考察。福斯特指出，第一个核心概念“自然”代表着物质世界，第二个核心概念“自由”代表着人类世界，这两个世界彼此独立，而能够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第三个核心概念“辩证法”，辩证法不仅联系两个独立世界，而且决定着这两个独立世界的内涵与性质。在人类世界中，辩证法规定着人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或者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辩证法发生了异化，即人以异化的方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福斯特最后分析到，在辩证法的中介作用下，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自然与人类、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斯特明确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非决定论特质。

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非决定论的特质决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不是决定论的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处在基础地位的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而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并不表明，不存在一种独立意识或政治文化的空间。相反，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一个由这种广义的物质原则支配的互相影响体系中相互联系。无论生产力(人口、技能、艺术、技巧和人工发明)还是生产关系都不是狭隘的经济概念。尽管它们所有的组成因素都围绕生产组织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动因是支配所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许是历史的一个最终决定因素，但绝非惟一的因素。因此，戴维·佩珀强调：“偶尔用来标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粗俗经济主义并不是与它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心内在一致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一个辩证的要素，它包含了许多内容。”*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首先，戴维·佩珀指出，决定论主张独立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像传统实证科学中一样，a产生b，接着b产生c，而辩证观点在看待社会发展各要素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即辩证观点并不把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上层建筑视为相互分离的，而是把它们看成是部分相互包容的，它们不能孤立地存在或者彼此分离地被定义。另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着的，而非静止的，它们通过不断地相互作用而发生改变。因此，完整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实际上要比主张前者严格地决定后者发展的模式复杂得多。其次，社会历史的变革也是通过一个辩证的进程发生的。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在现存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和对现状不满的群体之间会产生紧张关系。通过旧的秩序(“正题”)和形成中的秩序(“反题”)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合题”)将会出现，它是新旧社会形式的综合。它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因素，因而是不稳定的，通过这些新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进一步产生变革的意愿。这就是历史发展中的辩证进程，一个对立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矛盾的因素促使我们通过不断的社会变革以期达到一种没有阶级冲突的终极状态——共产主义。最后，戴维·佩珀通过考察真正的共产主义没有从俄国革命中产生的历史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试图发现历史创造中的重要力量，而不是预测(这是实证主义科学着手去做的)任何具体的历史发展结果。

格伦德曼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一书中指出，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高度赞扬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科学技术指认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性因素，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马克思没有用一种首尾一致的方式应用技术决定论，他只是有几次用技术决定论的腔调来补充说明他的理论”*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61.。格伦德曼认为，要说明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就应该对技术决定论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因此他区分了几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逻辑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和历史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所谓逻辑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是指，技术决定了社会其他领域。逻辑意义的技术决定论又可以区分为强的和弱的技术决定论。从强的逻辑意义上去定义“技术决定论”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的技术而言，只存在一种由这种技术所决定并与这种技术相对应的社会形态；从弱的逻辑意义上去定义“技术决定论”则意味着技术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对于一种具体的技术来说，多种社会形态都可以与之相对应，因此社会形态不是被技术所决定，而是与这种技术“相适应的”或者是这种技术“允许的”。显然，绿色理论家们所批判的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强式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在格伦德曼看来，马克思有时援引弱式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概念，以说明工匠技术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有时采用强式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譬如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与现代机器的关系时，就强调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与现代机器相适应，不过，当考察到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同样可以为共产主义社会服务时，马克思又回到了弱的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立场上来了。基于以上认识，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充其量只是一个弱的逻辑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者。因为弱的逻辑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反对特定技术与特定社会形态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更反对技术决定社会形态的说法。在格伦德曼看来，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与马克思看待现代机器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的一般看法是一致的。所谓历史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是指，技术是社会变迁的惟一动力。在格伦德曼看来，马克思似乎更加倾向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化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而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演化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还包括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格伦德曼看来，马克思并没有用“技术”来统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而把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归结于技术这一个社会要素上。因此，格伦德曼明确反对科恩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技术决定论式的解读，即技术作为原动力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终技术决定历史发展。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也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者。

二

在西方绿色思潮理论家眼里，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问题的恶化。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是否与生态问题紧密相连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他们批判环保主义者对工业实行限制的理论主张，强调生产力发展实现了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指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异化和技术异化实现对自然和人的控制。

格仑德曼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一书中批判了环保主义者对生产力发展的狭隘理解，他指出，马克思的绿色批评者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生产力发展，并把生产力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主张经济活动的增长自动地意味着更多的污染。因为，在环保主义者看来，低水平的工业生产产生低水平的产品，因此导致低程度的废物和可能的污染；高水平的工业生产产生高水平的产品，因而导致高水平的废物和可能的污染。同样，低水平的工业增长要求较少的自然资源，高水平的生产要求大量的资源。但是，格伦德曼认为，这一理论并不表示经济行为的增加会意味着更多的污染，由于现代技术的特征，即使工业生产下降甚至没有增长，生态问题仍有可能发生，原因就在于污染反应了市场的失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后果。如果环保主义者认为，由于过度的污染所以增长必须停止或者缓慢下来，他们就是完全错了。“污染并不是增长的错误，而是一个不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7.可见，格伦德曼并不赞成环保主义者对工业实行限制的理论主张。休斯在《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阐发了生产力发展实现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观点。首先，休斯考察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内容，指认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马克思理解人类需要的核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区分了动物需要、工人需要和人类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动物的需要是仅仅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越了动物的需要。然而现实社会中人(工人)的需要被降低到动物需要的水平，人(工人)的需要不是作为真正的人类需要而是作为动物的需要存在着，真正的人类需要超过对身体生存所必需的需要。可见，马克思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作为其需要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次，休斯通过考察马克思在早期和后期著作中对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解释，揭示出生产力发展是实现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离不开自由的或非异化的生产活动，在这种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体现，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以满足。因此，马克思把工业的历史描绘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在这里，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内容主要是指劳动能力即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完成。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需要的增长，并把这种感知到的需要的增长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马克思欣然接受了由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需要的发展。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比较了使用价值生产与商品生产，前者旨在满足人类需要，而后者旨在生产交换价值而不管它所满足的欲望是否是真正的人类需要。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他把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生产的目的进行了比较，认为古代世界的生产是把人作为生产的目的，而现代世界，生产是人的目的，财富是生产的目的。休斯强调，尽管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的确引起了“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发展，但是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指认资本主义以扭曲的和异化的形式做到这一切。在此基础上，休斯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之所以重视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需要增长的进程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需要的增长或人类欲望的膨胀包含着人类能力的发展，它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消费的增长，而是作为目的本身，作为人类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重视需要增长中所包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的需要的满足仅仅只是在生产活动中完成，它也可以在劳动过程之外的自由时间内满足。这样人的自我实现的内容不再仅指劳动能力即体力和智力的发展，而更多地指向了科学、艺术、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的能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从自由时间上讲，“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最后，休斯强调自我实现的需要可以用生态良性的方式得以满足。在休斯看来，马克思坚信需要的增长主要是指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不论是在生产过程之中或之外，这种需要的满足并不必然以资源消耗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的恶化为代价。相反，自我实现的完成将取决于这些问题的最小化，甚至可能是通过旨在带来那种最小化的活动来完成。马克思坚信人类需要的满足以及扩大了的人类需要的满足，并不必然导致增加人类活动的生态影响。

威廉·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系统地论述异化需要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他从需要理论入手，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对需要本质的考察，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消费，并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观念。在威廉·莱斯看来，“需要”是用来表达人的客观和真实需求，“想要”用来表达人的主观欲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在“需要”和“想要”之间产生困惑，这种困惑就植根于需要和商品的相互作用之中。基于此，威廉·莱斯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中人的需要、消费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威廉·莱斯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商品不再是简单的‘物质’，而是逐渐地更不稳定、暂时的客观和附加的特征的集合，及高度复杂的物质符号的统一体”*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Megill-University Press，1988，p.82.。即商品不仅具有表达其客观信息的物质性，而且具有表达消费者心理感受的符号象征性，商品的这两个特性原本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商品的特征。然而，在现代西方社会，商品的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出现了分离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对商品的符号象征性感兴趣，而较少关注商品的物质性。威廉·莱斯指出，这种只关注商品的符号象征性特征而忽视商品的物质性特征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它会带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因为一方面为了生产满足异化消费需要的商品，必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广泛使用，但是科学技术的运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以及可能会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人们对此缺乏清晰的认识，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危害未来的人类和其他非人类存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对物质欲望的无止境追求，导致对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满足对增长的无限追求，同样也会带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人们为了满足物质欲望而大肆消费，在消费过程中势必会形成大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超过了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限度，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现代西方国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商品的稳定增长，对废弃物缺乏有效管理，而部分跨国公司干脆把工业生产转移到那些缺乏严格环境管理制度的国家，以转嫁污染，这些情况实际上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

詹姆斯·奥康纳则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政治功能，探讨了资本主义技术异化，以及资本主义技术异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矛盾。在詹姆斯·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处于异化状态，它不仅剥夺了工人的技艺，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而且成为资本控制工人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异化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必然产生生态危机。一方面，技术的经济功能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运用，因而其必然结果是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消费技术方面看，消费技术或产品更新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政治意义。消费需求的增长与资源的损耗以及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由个人的“消费选择”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规则引导个体资本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以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获得利润，这导致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以及生态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另一方面，从技术的社会政治功能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这种被异化的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化了对自然的控制和人的控制。资本主义技术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和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势必与地球生态系统产生矛盾冲突，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以及由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矛盾冲突，生态危机也由此产生。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其最终目的是控制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快速扩张势必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大规模、集中化的技术，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更趋向于专制化和等级制，而人们不得不屈从于这种专制化、等级制的生产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劳动异化。同样，资本主义借助于技术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向度，倡导一种消费主义价值观。这样，资产阶级通过技术实现了工人在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以及消费领域的需要异化，最终实现对人的控制。

三

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力增长”概念和“控制自然”观念一直被西方绿色思潮所诟病，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控制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通过对“生产力增长”概念和“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解释，提出“生产力增长”和“控制自然”未必引起生态问题。

格伦德曼对“生产力增长”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生产力发展概念应该包含双重意义：(1)表示不断增加的对自然的控制；(2)表示以不断减少的努力实现财富(物质财富)的生产。格伦德曼把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层含义认为是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发展成为普遍人类，他们不断地扩大控制周围环境的范围，并且能够按照他们的需要和兴趣塑造一个物质世界，从而对自然越来越具有主宰地位。格仑德曼将“生产力增长”的第一层含义称为“广义”的或者哲学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格伦德曼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二层含义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在这层含义上，可以用经济收益对生产力的增长进行衡量，考虑生产率或者每个资本收入，较高生产率意味着用较少的投入获得相同的产出，或者用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格仑德曼把它称为“狭义”的或者“经济”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格仑德曼认为，“生产力增长”的两重含义在马克思那里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尊严需要从饥饿中解放出来，将如同它从一个敌对的以一种异化的力量作用于人类的自然中解放出来一样。因此，格伦德曼强调马克思拒绝两种可能性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去接受一种现代文明，在这种现代文明中，不利影响(比如生态问题)根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最大化经济效益以及人类的福利和幸福的观点，他认为现存资本主义依靠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增加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它不仅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和利益，反而降低了人类的幸福和利益，它只能为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创造物质前提。第二种选择是退回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类的福利不能在物质水平上得到保证。一些工业化的批判者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与自然繁荣是不相容的，因此他们要求“减少生产”，甚至退回到“丛林生活”，马克思多次嘲笑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和伤感主义。

格伦德曼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都是从人的角度去审视生产力的，认为生产力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包括物质、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如马克思所说：“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生产力发展是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在广义上——刚才我把这一意义解释为展现人类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解释马克思的这一陈述，即生产力的发展贯穿历史进程的始终，并且必须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正统马克思主义根据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一种狭义的经济意义解释这一陈述。”*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54.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财富并不仅仅只是用价值或者物质商品来表达，而是用整个人类个体的福利来表达。马克思不仅强调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且强调改造自然要同个人的福利联系起来。格伦德曼认为，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概念的重新解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出“经济”含义，从“哲学”含义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有益视角。在格伦德曼看来，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使人类从“奴役状态”中摆脱出来，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种“奴役状态”不仅包括生产的产品不受生产者的控制，而且还包括控制自然的缺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个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是一个不断前进和上升的过程，它包括对自然控制的不断增强。因此，格伦德曼将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仅仅用“经济”标准去理解进步，马克思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定义发展和进步，这其中就包括人类对自然进行了合理控制。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对发展和进步的分析和理解能够为我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承认必须重新审视“控制自然”观念，以实现自然的最终解放。威廉·莱斯、帕森斯和格伦德曼分别从伦理或道德角度、生态学角度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威廉·莱斯强调控制人类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是人与自然控制关系的核心问题，他明确指出征服自然并非人类所面临的最为急迫的挑战，真正的“控制自然”在于人类能够发展出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并且构建一种能够保护这种手段顺利进行的社会制度。威廉·莱斯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沃尔特·本杰明的话把“控制自然”正确地理解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在他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沃尔特·本杰明在1928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的结尾处谈到，我们应该把人类技术的本质看作是对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控制，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统治自然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处理好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适当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实现在统治自然的原始概念中所蕴含的进步希望，但是这种控制将不再与产生社会统治结构的压迫性需求相联系。威廉·莱斯把“控制自然”重新解释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深刻见解。在他看来，控制人类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是人与自然控制关系的核心问题。有意识地使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建立起能够保证人们有意识地使用科学技术的力量的社会制度。这些思想都充分地表明了他作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立场。

帕森斯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控制自然”观念的生态意蕴。他在《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一书中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控制自然”思想颇有赞誉，他认为，马克思的“控制自然”观念并不表明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专横的主仆关系，而事实上是“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求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帕森斯明确提到，马克思是为了“人类需要”的缘故而接受了“控制”自然这一资本主义的“策略”，对于控制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那样清楚地阐明，他们的生态立场恰好是资本主义的反题：通过关心而不是贪婪，慷慨而不是占有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计划而实现统治。因此，马克思“控制自然”的立场是生态的，因为马克思坚持：首先，控制“自然”应当有益于所有人，而不是个别的利益集团或个体；其二，控制“自然”应当“保持符合人类需要的那种自然生态学的辩证平衡”，而不应破坏自然，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人类本身利益。最后，控制自然应当包括“在理论上理解自然和在审美上欣赏自然”，而不是“作贱”自然，如果人类毁坏、污染自然环境，人类的科学调查将无法开展，艺术作品无法完成，实验无法开展，诗歌也会枯萎或死亡。帕森斯通过对马克思“控制自然”观念的阐述，揭示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原意的。

格伦德曼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探讨“控制自然”的必要性并对马克思的“控制自然”概念进行积极解读的。首先，格仑德曼指出，“控制自然”的概念是满载价值的，它常常与控制者的利益和需求有关，人类社会如果全然不考虑它改造自然所带来的对人类自身的不利影响，也很难说人类完全控制了自然。由此，格仑德曼得出结论，控制自然并不会造成生态危机，相反，生态危机被认为是人们对自然缺乏合理的控制。其次，格仑德曼认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野蛮侵犯，而是人类在充分掌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合理控制。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目的强加于它，但是他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利用和掌控自然，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最后，格仑德曼提出，马克思把“控制自然”的概念与他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对自然的社会性控制。这就使得马克思的“控制自然”观念具有解放的旨趣。从人类解放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人类不断通过控制自然并从中获得解放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仑德曼把马克思的“控制自然”的思想与共产主义解放战略联系在一起，认识到“控制自然”是与人类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相连的，共产主义是不断增长的控制自然的完成。戴维·佩珀非常赞同格伦德曼对“控制自然”的解释。他认为，生态中心论者对马克思“赞成支配和工具性价值”的理解并不正确。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自然只能通过遵从它的规律来利用。基于此，戴维·佩珀提出控制自然并不等于破坏自然，人类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并没有任何不妥，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包含着与自然合作，而不是与自然斗争。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总是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的“支配”。

总而言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产力发展观和科学技术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性的质疑，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绿色思潮之间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性，把握生产力发展本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的社会功能，推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型，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周文升)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4-0033-06

基金项目：本文是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SK2015A3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英，哲学博士，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6-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