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定《律吕新书》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潘大龙

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律吕新书》版本系统及明代诸家注释本的著述情况；第二部分阐述明代乐论对《律吕新书》接受态度的演变。《律吕新书》自明初随《性理大全》被立为教典后，蔡氏乐学即成为官方乐论，《律吕新书》的刊行亦贯穿有明一代。至成、弘之际，对《律吕新书》的质疑开始出现，这种思潮在嘉靖乐学大讨论时期逐渐升温，并在万历间达到顶峰。此后蔡氏乐学开始衰落，古代乐学高峰逐渐实现了由蔡元定至朱载堉的过渡。

蔡元定；《律吕新书》；明代乐论

蔡元定所著《律吕新书》代表了宋代乐学思想的高峰，在后世影响深远。在明初官方教典《性理大全》将《律吕新书》收入其中后，《律吕新书》的乐学思想更成为明代正统乐论，明人诸家乐书都与《律吕新书》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欲述及明代各时期乐学思潮演变，则必先明晰《律吕新书》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一、《律吕新书》在明代的版本系统

明代的《律吕新书》版本大体可归为两类，其一是收入《朱子全书》与《性理大全》的刊刻本，另一类是单独刊行的注解本。

首先，《律吕新书》的宋代原本久已亡佚，据日本学者山寺三知研究，现存的《律吕新书》主要有《朱子成书》版与《性理大全》版。①［日］山寺三知：《〈律吕新书〉校点札记（之一）——选择底本，兼论版本系统》，《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6期，第84-86页。《朱子成书》为元代黄瑞节所撰，收录了朱子“撰”、“解”、“校正”等十篇著述，并有黄瑞节所加注附录。《性理大全》以《朱子成书》为底本，为明永乐十三年，永乐帝敕撰，胡广编修，其二十二、二十三两卷收录《律吕新书》。此本为《四库全书》所收，有蔡元定正文、蔡氏按语、蔡氏双行小字自注，并附加陈旸、真德秀等宋元人相关乐论作为补充。除此之外，山寺三知也指出了存在《律吕新书》注释书、《性理大全》之外的单行本两个系统，但又说明这两个体系的《律吕新书》亦是《性理大全》本。因此我们介绍明代《律吕新书》的刊刻流传情况，可以着力于《朱子成书》与《性理大全》两种版本。

《朱子成书》在元代时即有至正元年日新堂刻本，今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吉林图书馆、扬州图书馆等。据山寺三知考证，台湾故宫博物馆所藏亦属此本覆刻版。此书的明代刻本今存两种，一为国图所藏明初刻本；一为景泰元年敬善堂刻本，藏于台湾图书馆，仅存《太极图》、《通书》、《西铭》、《家礼》四部分。

相较《朱子成书》，《性理大全》作为官方教典在明代的刊行十分盛行，前后有《性理大全书》胡广七十卷本、《新刊性理大全》、《新刻性理大全书》、《新刊宪毫厘正性理大全》、《新刻京本性理大全书》等不同名目。除以上《性理大全》诸刊本外，还有李九我校正本，梅敦林校正版等补校刊本。虽然《性理大全》的主要刊刻目的不在于乐学传播，但是与之相伴生的是《律吕新书》在整个明代得到了持续刊行，其数量在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高峰。这些刊本包括了内府官刻、坊刻、家刻各种类型，流行较广，可以想见明代乐书作者所据《律吕新书》多为此《性理大全》刊本。

《性理大全》本虽然是《律吕新书》重要的传播载体，但由于《性理大全》的刊行并非仅仅出于乐学研究需要，因此欲说明《律吕新书》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必综合《律吕新书》诸多注解本来考量。明代对《律吕新书》进行注解的乐书著作共9种，其中现存6部，已佚1部，存佚不明2部。

明代第一部《律吕新书》的注释本是白良辅所著《律吕新书释义》。白良辅，字尧佐，洛阳人。景泰二年进士。拜监察御史，迁太僕寺丞。他与阎禹锡并为薛瑄弟子，所著有《太极解》，《律吕新书释义》，《中庸肤见》若干卷。此书见于《千顷堂书目》及万斯同《明史》著录。吕友仁《中州文献综录》与《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俱云未见，此书或已亡佚。

在正德以前共2部注释书，除《律吕新书释义》外还有韩邦奇《律吕直解》。韩邦奇字汝节，号苑洛，陕西大荔县朝邑人。所著乐书有《苑洛志乐》、《乐律举要》、《律吕直解》。此书在弘治十七年时已经著成，韩邦奇自为之序。正德四年起开始应求广为刊刻，今有其正德十六年时岳氏刊本。嘉靖时《苑洛志乐》著成后，此书附于其后一并刊出，韩邦奇又为其重作序，收入《苑洛集》第一卷，曰：“弘治间，余为举子时，为之（《律吕新书》）直解。正德己巳（1509），佥宪西蜀王公刻之。濮州尚书昆山周公为御史时刻之，平阳都宪蒲田方公为布政时刻之，杭州州幕洪洞岳君溥刻之。”②［明］韩邦奇：《苑洛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册20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6页。此书于《国史经籍志》、《万卷堂书目》、《绛云楼书目》中皆著录为《律吕直解》，而《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著为《律吕新书直解》，且黄虞稷著其写作时间为弘治十八年，误。

自正德始，《律吕新书》注释本逐渐增多，到万历朝结束为止共计6部。其中最早的是正德十一年刊成的张敔《律吕新书解》。张敔，字叔成，领乡荐授教江阴丹阳，历礼部员外郎，提督钦天监事。张敔博极群书，通邵子《皇极数》，尤邃于律吕，人称“易乐真儒”。所著有《皇极经世声音谱》、《京氏易考》、《大统历议》、《雅乐发微》、《雅议》等。其《律吕新书解》见著于《明史艺文志》及《千顷堂书目》，今存其明正德十一年徐充刻本。

在此之后，正、嘉之际余本著有同名《律吕新书解》。余本字子华，鄞县人。辛未进士第二，授翰林编修。官至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余本师从《钟律通考》作者倪复，有《读易备忘》、《纲目备忘》、《正蒙集解》、《皇极释义》等著作。此书见著于《千顷堂书目》、《（雍正）浙江通志》、《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万斯同《明史》艺文志乐类。余本早逝，四十八岁卒，其时在嘉靖九年，故此书当作于正德年间或嘉靖初。《中国音乐书目初稿》将之列为待访，存佚不详。虽不知内容，但应与张敔书性质近似，同为蔡元定《律吕新书》的解注著作。

嘉靖二年时邓文宪著有《律吕解注》。邓文宪号念斋，新会人。正德间任晋江县教谕，故《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误著为晋江人。后邓文宪任南京御史，嘉靖九年四月丙戍，邓文宪言郊祀亲蚕之议，上责文宪附和狂邪，降边方杂职。此书现存三种版本，其一为明嘉靖二年弟子詹璥、丘瑷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二为嘉靖十八年曹逵重刊本，残存上卷，现藏于于苏州大学图书馆。其三为嘉靖十八年后重刊曹逵本，残存上卷，现藏于浙江图书馆。其中嘉靖二年本为邓文宪门人詹璥等六十六人合刊原本，嘉靖十八年时曹逵重刊嘉靖二年本，并附序《重刻律吕解注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阮元《道光广东通志》皆著录此书为万历癸未之作，当是嘉靖二年癸未时此书初刻，《总目提要》误为万历癸未。此书“全录《律吕新书》旧注，所自为诠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书《六十调》一图，于旋宫之法，已为赅备。文宪又每调各为一图，附于蔡图之后，尤徒为繁碎矣。”③［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5页。

邓文宪之后，嘉靖十七年李文察《李氏乐书》进呈，其中收有《律吕新书补注》。李文察字廷谟，号楼云。平和县琯溪侯山人。嘉靖四年贡生，出为山西辽州同知。进奏乐书，世宗嘉悦，召为太常典簿，藏其书于秘阁，一时名噪都下。《李氏乐书》为六部乐书之合称，共十九卷，李文察于嘉靖十七年先进呈《四圣图解》，《乐记补说》，《律吕新书补注》，《兴乐要论》四书，有前进奏疏，前进表，前进礼部覆题三篇，冠于《四圣图解》之首。又于嘉靖二十四年续进呈《古乐筌蹄》，《青宫乐调》二书，故有后奏进疏一篇冠于《古乐筌蹄》之前。④［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九，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69页。《律吕新书补注》为其首批进呈著作，今存其嘉靖间《李氏乐书》刊本、抄本，及单行稿本。嘉靖刊本存于福建省图书馆，其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其影印；《李氏乐书》抄本可见于上海图书馆。嘉靖间单行稿本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一卷一册，半页十行，行二十字。题“臣李文察谨撰”，前有自序。钤“毛氏汲古阁藏书印”、“郑泽民”等印记。李文察此书要在以《洛书》与《律吕新书》对照解读，周中孚评价其书：

以蔡西山《律吕新书》之作非出于己见，皆本古人之成法而折衷之耳。因取《律吕新书》之十三章，逐章以《洛书》之理配之，附以己意诠释，间有一字之未合者，亦必按《洛书》之理辨之。以原书本有注，故称补注以别之云。按，律吕一道，本不外乎算类。李氏必拘拘于《洛书》数以求之，则穿凿弥甚，恐与西山作书大旨去之益远矣。⑤［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第115页。

嘉靖二十年时，许珍著成《律吕新书分注图篆》。许珍字时聘，号静菴，天长人。嘉靖癸未进士，浙江太平人，乃太平县学教谕，历任兖州府教授。此书成于嘉靖二十年，十三卷，今有其抄本，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其抄本十三卷六册，卷一题“天长许珍时聘父编辑，元孙昂缮绎”。半叶九行，行二十六字，无格。前有叶良佩序、嘉靖二十年辛丑孟冬台州府太平县学教谕凤阳天长许珍序，盖民国间从清抄本传录。杜泽逊介绍：“书名纂字，殿本《总目》作算。又按，原书作算，同算，浙本《总目》作纂，字疑误。《提要》据叶良佩序‘掌教吾庠’语推知许珍乃太平学官，今此本自序明署台州府太平县学教谕，盖馆臣所见本佚去自序。”⑥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存目丛书》据此本以影印。此书之缘起，据许珍自述：“其书（《律吕新书》）明白渊深，缜密通畅，固无毫发之可议矣。但卷之前后稍有隔越，而大全三注、集览补注又多在总一长章之后，而字画且有微细者，在初学甚有所不便。”于是“乃以后卷登辨取而入于首卷各章之末，又採三注集览补注及古今名儒之所解者，分贴于前章各段之下，汇集成帙。庶或有便于初学小童。”⑦［明］许珍：《律吕新书分注图纂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冊182，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06—608页。因其如此，四库馆臣评之曰：“依文为训，无所发明。”⑧［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八，第332页。

除此之外，嘉靖年间还有章文禄《律吕新书解要》一书，其具体成书时间未详。章文禄，字秉道，号百可。精于天文、地理、律吕、图书，嘉靖初贡京师，以历官授之，力辞归。所著有《明象系图》、《启蒙通释正误》。此书见著于《雍正浙江通志》、《光绪黄岩县志》，今已亡佚。当时书成后有其同里王启序，云：“律吕之学非寻章摘句可得，故书虽存，而观者甚少，亦古乐不谐里耳之验也。临湖章百可先生独邃心于是，为后学者置算准历，锱铢不爽。编列成书，而《新书》于是可读，古乐于是可作。更千五百年之后，乐其可兴乎。感而遂书之。”⑨［清］陈宝善：《（光绪）黄岩县志》卷二十五，清光绪三年刊本。

自嘉靖之后，以注解本形式解读《律吕新书》的作品骤减，乃至几近于无。仅知万历至明亡间，尚有陈其蒽著《律吕新书解要》。陈其蒽，字生南，号频斋，东阳人，家居文溪。他师承陈时芳，曾讲学永康。明亡即弃举业，樵牧耕耘。此书见著于《雍正浙江通志》，今存佚不明，著述时间亦不详。

以上为明代《律吕新书》的注解本情况。可以看出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在明代一百五十余部乐书中，《律吕新书》注解本为9部。虽然表面上占比重不大，但实际上前代乐书在明代以注解本形式单独刊行的例子仅有《礼记·乐记》与《律吕新书》而已，这也可以看出明人心目中《律吕新书》在前代乐学著作中的地位；其次，分期来看，《律吕新书》注解本的出现时间并不均衡，集中于正德、嘉靖两朝，至万历时骤减；第三，从注解本作者的身份来看，明代最早为《律吕新书》做注的两人——白良辅与韩邦奇，皆是关学门人，也就是说正德前的《律吕新书》注释本完全由关学贡献。进入正德之后，最重要的注释本来自李文察，李文察曾为为官方典乐，主持了朝廷的正乐活动，表明这一阶段《律吕新书》注释本也开始成为官方的礼乐需求。那么注释本为什么自关学始？万历之后又会突然式微？除注释书以外其他乐书受到《律吕新书》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先了解明代各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律吕新书》接受态度的演变。

二、明人对《律吕新书》的接受态度演变

（一）正德之前

元代时学术以朱熹为尊，于是乐学则从蔡元定，元代乐书如刘瑾《律吕成书》、熊朋来《瑟谱》都对《律吕新书》推崇备至。进入明代，《律吕新书》成为官方教典《性理大全》的组成部分，之后蔡元定乐学一直代表着明代官方乐学。虽如此，由于乐学艰深，明初并未有学者对此深入探讨。直到成化年间，周瑛、杨廉等学者在《律吕新书》的影响下开始著述乐书，对蔡元定乐学的探讨也随之展开。周瑛著《律吕管钥》，源于其讲授《律吕新书》之所得⑩［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七十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册5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杨廉则赞蔡元定曰：“后世此学鲜传，臆说蜂起。自西山蔡先生《律吕新书》一岀，尽扫近代诸儒之陋。”⑪⑪［明］杨廉：《杨文恪公文集》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3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19页。⑫［明］杨廉：《杨文恪公文集》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332，第519页。且为阐明蔡氏乐学，杨廉自著《律吕算例图说》一书，“西山之书简奥，读者若于难入，廉因僣为之算例鄙说焉。”⑫⑪［明］杨廉：《杨文恪公文集》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3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19页。⑫［明］杨廉：《杨文恪公文集》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332，第519页。惜此二书今存佚不明，不知其内容。

进入弘治时期后，对《律吕新书》的接受意见渐渐出现了分化，这些意见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乐律问题本身的探讨，另一类关注乐律之外的理学问题。在乐律问题的研究者中，质疑蔡元定的声音开始出现，如刘绩、李文利；而继承发扬蔡氏乐学的则是韩邦奇。关注理学问题者则以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代表。弘治时并出的这三种态度，基本奠定了明代对《律吕新书》的接受基调。

弘治时期，刘绩与李文利首先表达了对蔡元定乐学的不满。刘绩所著《六乐图》二卷，自谓：“蔡氏《律吕新书》不合者多，因以古义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义，作为此书。”①［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九，第331页。然四库馆臣称此书“持论偏执，且多疏略”。与此相比，影响更深远的质疑者是李文利。李文利所著《大乐律吕元声》，其中很多观点与《律吕新书》所代表的官方意见相左：首先，在黄钟尺寸问题上，蔡元定继承《汉志》，以黄钟为九分，李文利则以之为三寸九分，“司马迁以长九寸为黄钟，盖徒闻律长九寸，遂以九寸为黄钟，不知九寸是黄钟升数之极，而为蕤宾之管也。”②［明］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2，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1页。其次，在宫声清浊问题上，蔡元定以黄钟为浊，李文利以黄钟为清，“宫声极清，黄钟实为正宫，其数极少，故为君。臣数多于君，故商为臣。民数多于臣，故角为民。事多于人，故徵为事。物多于事，故羽为物。皆原于黄钟之生生不已也。”③［明］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2，第60页。第三，在黄钟往返问题上，蔡元定主黄钟往而不返，李文利反对：“先儒以黄钟相生，往而不返，不识黄钟故也。不识黄钟生成之数，故不知黄钟生诸律损益之理。数岂人乎哉，理岂凿乎哉，一天道之自然也。损益自损益，隔八自隔八，唐宋儒者以相生损益専在隔八上，故必迁就分数长短，参差大失本原，实背天道。”④［明］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2，第66页。第四，在截管候气问题上，蔡元定主张齐上不齐下，李文利主齐下不齐上“盖黄钟极短以次而长，至宾而极，又渐而短以接黄钟候气之法，以次各置其律皆齐其下不齐其上，入地俱九寸。”⑤［明］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2，第76页。等等。李文利从乐理到制乐实践，都提出了对蔡元定乐学的颠覆性意见，因此在当时也饱受批评。韩邦奇维护蔡元定乐学所著乐书，对此针对性意味很强。韩邦奇宗蔡元定乐学，因此为其作注释本《律吕直解》，其序称：“蔡氏之《新书》固已极备而大明矣。然其为书也，理虽显而文隐，数虽著而意深，初学难焉，此《直解》所以作也。”⑥［明］韩邦奇：《律呂直解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册20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4页。在具体乐律问题上，韩邦奇全从蔡元定，成为弘治时期弘扬蔡氏乐学的主要力量。

除了以上讨论乐律问题本身的派系之外，王阳明的意见独树一帜：

问《律吕新书》，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冬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⑦［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下，《王守仁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王阳明的理论要点是于心上求元声：“若要去霞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⑧［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下，《王守仁全集》，第99页。王阳明所论不纠结于考声制器的途径，而是以心学为依托提出了《律吕新书》之外的研究途径。王学的意见在后来的《律吕新书》接受过程中也占有重要比重。

（二）正德——嘉靖

正德到嘉靖时明代乐学讨论大盛，对《律吕新书》的关注度也随之提升。此期除了前述5部《律吕新书》注解本外，还有数部乐书著作是在《律吕新书》影响下出现的。首先是季本《乐律纂要》，其序自谓：

予少时狂谬，有志礼乐之事，乃取《律吕新书》而读之，茫然莫得其端绪也。而前辈学务本实，不求难知，一时贤士少有闻其说者。弘治乙丑之岁，予游南雍，则请问于祭酒枫山章公。公举先友程篁墩之博洽，而谓其于此书亦苦无传焉。予叹其无所从质也，于是昼考夜思，反复推究，偶啓其衷，渐次通悟，辄裒所得之愚，著为《律吕算法》。①［明］季本：《乐律纂要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2，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82—183页。

弘治十八年时，季本为解读《律吕新书》著成《律吕算法》一书，然并未付梓，经由杨廉执教后，删改为《乐律纂要》一书，于嘉靖十八年开始刊刻。人称此作“视蔡氏为加密，而指为尤阐，所谓其器与数皆可知者，若夫神而明之存乎？”②［明］王廷：《乐律纂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2，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81—182页。值得注意的是，弘治十八年时，蔡氏乐学早已随《性理大全》成为官方乐学多年，然而章枫山与季本等人仍感叹“苦无传焉”，也就是说前人对《律吕新书》的推重，尚未深入到对其内容本身的考究。直至李文利、韩邦奇等人对《律吕新书》的解读，才意味着蔡氏乐学从内容上开始得到发掘。

除此书外，受《律吕新书》影响的还有倪复《钟律通考》。《钟律通考》为倪复嘉靖五年所著，其书“本之仪礼经传，参之西山蔡氏之说，历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失得，以求合乎声律之元。”③［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八，第324页。他以开方法来计算蔡元定所说九方分：“律中九方分之法为难算。惟以圆田术开方法算之，则易晓矣。盖四分取三算之是也。”④［明］倪复：《钟律通考》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册206，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5页。论候气法时，则在蔡元定的基础上主张多种方法参验：“若或执守孤法，或取之尺，或验之黍，或求之古器，而不本于声气之元，又不知四者之法以交验之，则黄钟之所以为黄钟者不可得而信，而古人制作之妙又岂可得而见哉。”其引六十调图时：“先是引用了蔡氏的相关论述，……还引用《淮南子》的论述，将六十音同律历之数进行关联，并对上生下生作出‘盖方覆六藕，承奇之道’的判断……其引用蔡氏的论述，则似有肯定六十调，否定八十四调之意。”⑤王洪军：《“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明］倪复〈钟律通考〉的研究报告》，《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2期，第80-81页。这些论述表明《钟律通考》乐论建立在《律吕新书》之上，并对其有所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注释本《律吕新书解》作者余本正是倪复弟子，由此可见师徒二人在继承发扬蔡氏乐学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湛若水与吕怀师徒，也同样是蔡氏乐学的拥护者。嘉靖三十四年时湛若水著成《古乐经传全书》，试图补充《律吕新书》之不足：“曰，《律吕新书》，蔡氏已为之矣，而翁复有是述焉，何也？曰：《新书》考据古今诸家之说，而未有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之典，故先生采诸家之精义而酌之，以补《乐经》之缺也。”⑥［明］湛若水：《古乐经传或问》，《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56，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78页。该书以湛若水所述为经，前人所述为传。湛若水言蔡氏不足，旨在突出自立乐经的意义，实际上此书多引用《律吕新书》中关于黄钟尺寸、考声定律等问题的看法。尤其是蔡元定发展完善的候气说，湛若水对此倍加赞誉。当时邵储、王廷相等人已经对此有所质疑，而湛若水辩曰：“候气之说载在《汉律志》，至蔡氏《律吕新书》论候气，以定黄钟，其说始备。但近世儒者多议以为邹衍、京房穿凿之说，非圣人之法。……今不信候气，于何稽考，于何定律，于何作乐乎？由是言观之，则候气之说断不可废矣。”⑦［明］湛若水：《古乐经传或问》，《湛甘泉先生文集》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56，第678页。湛若水弟子吕怀也同样维护蔡氏乐学，其所著《律吕古义》三卷：“论吕律分寸，虽发明蔡氏之说，然于十二律一原诸天地之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二十四气中节以为之准，且以纳音起甲子三统为子辰申，义颇精宻。”①［明］章潢：《图书编》卷一百十四，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第50页。

受到《律吕新书》启发的学者还有蔡宗兖。蔡宗兖著有《律同》二卷，自述：“阅蔡氏《律吕新书》，其中有渗漏者，遂释其义，阐其疑。旋悟律吕之一二要，非求异而为之，明乐者自能详查。”②［清］沈初：《浙江採集遗书总录》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然四库馆臣评之：“其以古人半律当元定蔡氏变律，不如仍古人之名为是。……《正度量权篇》亦《律吕新书》之旧文。”③［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九，第332页。其批评或非允当，但其中可见《律同》与《蔡氏乐学》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对《律吕新书》的质疑也在持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黄积庆、黄佐、何瑭等。嘉靖二十三年时黄积庆著《乐律管见》，作为李文利的追随者，黄积庆此书是对李文利乐学的继承。该书“参考《尚书》、《周礼》、《礼记》、《诗经》，与夫《左》、《国》、《论》、《孟》诸书。凡言乐若有所得，乃依《周礼》、《礼记》及吕氏书，参以己见，定正律吕数度、八音声器，及辨析儒先之误。”④［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第117页。由于黄积庆坚持李氏黄钟三寸九分说，于是客观上成为了蔡氏乐学的反对；同年又有黄佐《乐典》三十六卷，此书对蔡元定的反对意见集中于《律吕新书》的俗乐观：“《乐典》是书行，则宫倡商和而韶可兴；彼《宋史》所志蔡元定所谓夹钟紧五，混宫于商者，俗乐郑声，自不容于世矣。”⑤［明］全赐：《书乐典目录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2，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稍晚时嘉靖二十八年，何瑭著有《乐律管见》，何瑭执陈旸说而反蔡元定：“予幼读西山《律吕新书》，初盖茫然不知所谓，玩索之久，始得其门户，而疑其有所未通。后读书翰林，见宋陈氏乐书，反复参玩，乃若有得，然后知西山之说有未至者。”⑥［明］何瑭：《乐律管见序》，《柏斋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册205，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1页。万历时朱载堉《乐律全书》中辟一章论《陈旸蔡元定所见皆非是》，可知何瑭对朱载堉的影响。此外，王廷相虽未著述乐书，但是同样具备很高的乐学造诣，他亦批评过蔡氏六十调说：“夫正变二十四律，则五音各五之调亦庶乎其备矣。必如京房六十调之说，则清律极短，其声焦杀亦不成音，虽有其名而无实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说而术之，况后学者哉。”⑦［明］王廷相：《与范以载论乐书》，《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53，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3页。以上声音的出现，表明对《律吕新书》的研究不断深入，而质疑也随之升级，这些质疑最终在万历时形成了朱载堉对蔡元定的系统批评。

除乐学家以外，也有诸多朝臣奏议、理学中人论及《律吕新书》，然而多数不涉乐理。前者如廖道南：“蔡元定著《律吕》，朱熹称之，以为成一家之言……”⑧［明］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卷十一（清岭南遗书本）后者如王门后学邓球：“读《律吕新书》不如读《通书》论乐三章。读新书令人苦，读通书令人感。”⑨［明］邓球：《闲适剧谈》，《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册11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页。西蜀赵贞吉：“杨子云所云阳气潜萌乎黄钟之宫，邵尧夫所云太音声正希者，安得有九寸之管如蔡元定所云者乎。……由此言之，《律吕新书》未尝上之朝习肄太常，吹之未必和其律，候之未必恊其风”等等。⑩［明］沈懋孝《长水先生文钞》，《四库禁毀书丛刊》集部册15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页。这些论述皆非乐理探讨，仅是例陈旧说而已。

（三）万历

到万历时期，对《律吕新书》的质疑达到高潮。首先是在万历十四年时，王邦直继承了李文利的乐学理论，著成《律吕正声》六十卷。他在黄钟尺寸问题上以《大乐律吕元声》为准：“至我朝李文利纠蔡氏之失，以著《律吕元声》。以黄钟为三寸九分而生十一律，子午为经，左右为纬，升降清浊妙协阴阳。”在候气、二变等问题上亦如是，如他对李、蔡二人候气说的比较：“候气之法，蔡氏以律口与地面齐，是齐其上而不齐其下也。李氏法以律底口皆入地九寸，上随其管之长短为仰凹之状，是齐其下而不齐其上也。二说李氏为优，盖阴阳之气距地面各有浅深，子月丑月阳气蕴伏，锢而未发，岂能遽达于地上哉。”①［明］王邦直：《律吕正声》卷六，《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册36，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页。王邦直对蔡元定的反对，可以视作李文利乐学在万历时期的余绪。

同样传承李文利乐学的还有瞿九思。瞿九思万历三十五年著成《乐经以俟录》，其书十六卷，首先以调名释义为始，之后依次论河图洛书、所依据为王邦直图说。卷四起为质疑蔡氏乐学篇章，然其论不甚精，清人评曰：

蔡元定以黄、太、姑、蕤、林、南、应为黄律宫者，乃合五声二变而计之。黄钟既在一均之内，自可以为起调毕曲。九思乃分十二律为五段，每调止用五声，而其所用者乃长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属乖舛。又谓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复始，不知五声二变可以该括万声，亦为浅陋。至谓十二律之黄、太、姑、夹等字即为均脚，尤不知而作矣。②［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九，第335页。

瞿九思本非乐学名家，史学迁序其书曰：“瞿子即未必审音，而理真即气至，律正即音和。”③［明］史学迁：《乐经以俟录序》，《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册24，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可知其论确未尽善。

在万历时期，对《律吕新书》认识最为深入的是朱载堉《乐律全书》。《乐律全书》成于万历二十四年，为朱载堉进呈制乐所著。朱载堉对《律吕新书》的批评体现在：一、蔡元定主候气法，朱载堉反对候气，主张累黍：“假若吾之所谓黄钟之律者，长短宽狭尚无一定，而即以之验气。万一推步之术未善，气候之感不常，安知所中之管非真数之黄钟，其所不中者虽乃真黄钟而谁可辨哉？候气之法不足恃也明矣。……元定既言累黍不足取矣，彼候气之法又多无证验，所谓声气之元者有何状貌而为凭据耶？……是以古先圣人立成画一之法，为制律之钟，则所谓累黍是也。”④［明］朱载堉：《律吕精义》，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二、蔡元定继承《汉志》的横累九十黍数，而朱载堉细分了横、纵、斜三种算法：“因创为纵黍、斜黍、横黍三等尺图，谓元定误以斜黍之积为横黍之积，故诸律尺度皆谬。”⑤［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八，第334页。三、蔡元定乐学以汉乐学为宗，朱载堉以先秦为宗：“管仲吕不韦，春秋战国时，其书方出，非古书也。推而上之，则有《考工记》焉。夫周公，圣人也。圣人之言为经，贤人之言为传。管子等书不过传耳。经有明文而儒者失其传，乃于子史余绪拾而述之。譬舍江海而取陂泽，喜而夸曰，此古时水，岂不可笑。蔡元定所著书，不宗先秦，唯取前汉，吾是以讥之耳。”⑥［明］王所用、蒋崇德：《律吕质疑辨惑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册183，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93—794页。虽然他系统论述了《律吕新书》的缺陷，但是也汲取了其中的合理部分，如蔡元定对二变声的看法等：“四清二变，古今乐家为之说者众矣。然惟冯元，杨杰，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说得之元之议。”⑦［明］朱载堉：《律吕精义》，第955页。至朱载堉处，明代的乐学顶峰出现，与《律吕新书》遥相辉映，朱载堉“虽与蔡氏《律吕新书》之说多所异同，而特有心得所见，较蔡氏爲深。盖蔡氏尚空谈，伯勤主实算。宜其大相迥别也。”⑧［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第118页。在朱载堉之后，虽然《律吕新书》仍然作为官方乐学刊行，但能够在乐理层面系统维护蔡氏乐的著述已不多见了。

结语

综合以上各时期学者对《律吕新书》的评价情况，可以简要勾勒出蔡氏乐学在明代各时期的接受状况：《律吕新书》自明初被立为官方乐教，随《性理大全》一并作为经典刊刻。但由于乐学艰深，在明初到正德的漫长时间段中，其乐理价值并未被充分发掘。直到正德、弘治时李文利著《大乐律吕元声》反对《律吕新书》，以及白良辅、韩邦奇等关学门人的注释本出现，明代对蔡氏乐学的解读才正式开始。到嘉靖时，李文察依据《律吕新书》为明廷制礼作乐，使蔡氏乐学得以应用于官方礼乐实践。这一时期受蔡元定影响出现的乐书渐增，同时学者对《律吕新书》的质疑议论也逐渐丰富起来，此时关学门人不同于前一阶段片面地推崇《律吕新书》，王廷相、何瑭等人都对其提出了批评意见。至万历时，批评《律吕新书》的著作主要来源于两个群体，一是李文利乐学的继承人，二是关学后人朱载堉。朱载堉以极高的乐学造诣系统分析了蔡氏乐学的不足，与此相对，弘扬蔡氏乐学的著作却鲜有新意，《律吕新书》的注释本也不见新作。虽然《律吕新书》直至明末都保有官方乐学的地位，但可以看出其乐学影响力在明后期已经逐渐式微。此外，虽然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因心定乐”说一直不乏支持者，但其论者往往是朝臣儒生，并非乐学中人，所反映的也只是对《律吕新书》表层的接受状态而已。

（责任编辑 孙 凡）

The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ai Yuanding’sLüLü Xinshuin Ming Dynasty

PAN Da-long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two parts，the first one is to introduce the edition system ofLüLü Xinshu（The New Book of Temperament）and the books annotated of Ming Dynasty；The second part is to introduce the evolvement of the acceptance of LüLü Xinshu（The New Book of Temperament）.The temperamentology of Cai Yuanding has become official social theory ever since the book has become official textbooks.In the periods of Emperor Chenghua and Emperor Hongzhi，the questions about the book began appearing，and the query is gradually rising in the periods of Emperor Jiajing，and reached its climax in the periods of Wanli.From here，the temperamentology of Cai Yuanding began decline gradually，the zenith of ancient music realized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Cai Yuanding and Zhu Zaiyu

Cai Yuanding（1135-1198），LüLü Xinshu（The New Book of Temperament），the theory of temperamentology in Ming Dynasty

J609.2

A

10.3969/j.issn1003-7721.2016.01.008

1003-7721（2016）01-0087-09

2016-02-02

潘大龙，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3级在读博士生（上海20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