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阳，王　昊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指挥系，河北石家庄050084)



德军兵棋推演的实践特色分析

张舒阳，王昊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指挥系，河北石家庄050084)

[摘要]近代西方军事理论有“唯理论”和“实践论”两条主线。“唯理论”注重提出原则以指导实践的演绎过程；而“实践论”强调从丰富的战史资料中汲取营养。发源于普鲁士并为其发扬光大的兵棋，因其规则制定的客观性和推演过程的自由性而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无论是德军“施利芬”计划中的兵力部署，还是“闪击战”理论中坦克集中使用原则的确立，都是其娴熟运用兵棋推演的经典范例，体现出德军对军事理论实践性的深刻认识。德军兵棋推演的具体方式未必再适用于现代战争,然而，兵棋基于实践的本质没有改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认识战争、研究战争、打赢战争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德军；兵棋；兵棋推演；“施利芬计划”；“闪击战”

一、西方军事理论发展的双重主线——“唯理论”与“实践论”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起来。与此相伴的是，西方军事理论冲破中世纪的桎梏，逐步走向繁荣。欧洲各国不仅在军事技术方面受益于科技发展，军事理论也深受其影响。

牛顿力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特别是通过力学计算，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天文学观察发现了海王星和冥王星，使人们受到了极大震撼。人们开始相信数学是万能的，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一股强烈而持久的“唯理论”思潮。其主要想法是总结出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以此为公理，通过数学演算预测复杂的社会现象。

军事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也概莫能外受到其影响。人们总结了各种形式的军事法则，试图通过这些法则精确预测战争结果。正如这一时期军事学家冯·比洛所言：“战争将不再被称为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科学。”[1]228-229“从现在开始，没有必要通过危险的战场厮杀以决定作战结果，如果进攻方没有取胜把握，防御方就可以迫使其撤退，从而避免了战斗”[1]36。然而，战场情况复杂多变，许多对作战进程和结果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是难以量化分析的。比洛对战争的描述，只能是一种理想。

拿破仑战争后，这种极端数学化观点为人们摒弃，但西方军事的“唯理论”倾向却保留并发展至今，展现出与崇尚“诡道”的东方军事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对这一流派的继承，美军在二战后大力发展了军事运筹理论。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将其推广到极致。军事运筹学无疑对军事理论发展贡献巨大，但片面强调数学化，往往过犹不及。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述了他越战期间在南越第一师服役时的情景：“我的任务之一是给师情报军官提供数据，让他分析何时最容易遭敌迫击炮袭击……一天，这位情报军官终于走出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报告说……什么时间段呢？月黑之夜。嗨，这本是任何一个南越列兵5秒钟之内就可以告诉他的事，这位老兄竟花了好几个星期进行统计分析才搞清楚。”[2]89

“唯理论”并非西方军事学发展的唯一主线，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的普鲁士军事学家，受黑格尔辩证哲学的影响，开始把战争看作由各种要素紧密联系而构成的复杂整体。他们不再专注于空洞的理论推导，而是把目光转向现实，从丰富的历史实践中汲取养料。

“实践论”的领袖和集大成者是克劳塞维茨。他把经验比作土壤，把理论和原则比作果实，认为军事学家应该在研究战史的基础上形成理论、提出原则[3]118。在他看来，以往军事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军事行动当成数学习题来演算，企图得出准确肯定的数据；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没有把战争看成是作战双方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3]93。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理论和作战实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是因为战争中存在着固有的迷雾和阻力。而战争迷雾的出现，是由于战争是敌对双方的对抗过程。指挥者能够完全了解的只能是自己；对敌情的了解往往是不全面的或是扭曲的。同时，由于敌对双方在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敌方的反应不会完全按照己方设想或是“计算”出的结果“理性”地实施[3]58-60。

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士人恰恰有着非常浓厚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传统，他们十分善于将科技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普鲁士人对“唯理论”方法的优缺点看得更加透彻。德意志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迫使他们回到实践的起点看待战争。

二、德军“实践论”观点的生动写照——兵棋推演

兵棋的核心是兵棋规则，包括规定棋子在地图上如何移动的行棋规则和判定两支部队相遇时交战结果的裁判规则。兵棋的行棋过程又称为兵棋推演，推演者采取类似博弈的过程轮流行棋，另设裁判者依据裁判规则对场上局势进行裁定。此外，推演过程中还通过掷骰子模拟战场上的随机因素。在这里，两个核心因素至关重要，一是规则制定的客观性，二是兵棋推演的自由性。

在规则制定方面，兵棋的各类规则数据直接来源于战争实践。这与二战后发展起来的运筹方法不同，后者是通过数学建模的方法，分析作战中各类因素与作战进程、结果之间的数量关系，或者说这是一个从初始条件推导未知结果的演绎过程。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影响作战的很多因素难以量化，运筹方法直接对其忽略；二是任何模型都是一种数学上的简化近似，由于战争行为的极端复杂性，这种不可避免的近似往往会产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后果。

兵棋对此采取了相反的归纳手段。它是通过对大量真实战例的统计，总结出交战双方在不同环境下各种兵力、兵器对比可能导致的交战结果，并将其反映到兵棋的规则数据中。这种方法虽然没有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但由于直接以真实作战的最终战果为依据，因此非常精确、简便。20世纪5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发现，民间兵棋设计者罗伯兹所采用的兵棋数据，与兰德公司采用复杂方法得到的结果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而前者只不过采用了一个普遍的军事经验，即进攻方必须具有3∶1的优势才能获得胜利[4]34-35。这一点让兰德公司的智囊感到尴尬。如今，美军在每一次局部战争和演习中都有专业人员全程伴随，对各类数据进行采集和研究。而德军总参谋部向来具有研究历史战例的传统，德国人对战争实践的尊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推演实施方面，兵棋推演双方能够按照自己对战场情况的理解自由行棋，裁判者只负责裁定结果，没有权力干涉推演者的决定，这是兵棋推演区别于一般想定作业或军事演习的根本所在。

根据前纳粹将领鲁道夫·霍夫曼二战后应美军要求所写的专题报告可知，战前德军将兵棋对抗广泛运用于军官训练和计划拟制，涵盖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次，具体形式包括莱斯维茨式兵棋推演(即正宗兵棋推演)、图上演习、参谋演习、训练旅行、战术走练、指挥所和特业演习、沙盘推演等。其中参谋演习主要演练参谋机关各部门的配合和命令的上传下达，训练旅行和战术走练是在现地组织的对抗性演练，指挥所演习参加人员除参谋人员、通信保障人员外，必要时还吸收下级基干单位参加[5]2-4。由此可见，德军兵棋推演是就广义而言的，并不局限于“图上掷骰子”这一种形式，但必定保留自由对抗这一实质。为了突出推演的对抗性，在德军当时的军事文献中，虽曾出现过有关推演组织与导调的非官方手册，但为了避免出现哪怕是最轻微的管制成分，保持推演过程的充分自由，官方渠道从来没有出台过规定推演组织与导调具体措施的相关指示[5]序。

通过数十年的浸润，德军对兵棋的运用，达到了举世公认的高超水平。借助于兵棋推演，老毛奇认识到铁路和电报在作战中的巨大潜力；施利芬洞察到与俄法两线作战的困难，制定出“施利芬计划”；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找到了在马祖里湖区分割围歼俄军的方法；泽克特在《凡尔赛和约》制裁的夹缝中保留了大批优秀参谋军官；贝克准确论证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性后果，阻止了希特勒武力吞并捷克；古德里安等装甲兵先驱探索了“闪击战”理论；哈尔德完善了大败法国的“黄色计划”；布施预见到“海狮计划”的危险性；德军重新审视了其通信能力的欠缺并加强了相应建设，在二战中实现了高效指挥[6]10。

下面，以“施利芬计划”的制定和“闪击战”理论的创立为例，简要介绍德军兵棋推演实践。从中可以看到，与其说德国人偏爱兵棋这种形式，不如说是对“从实践中学习战争”这一方法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追求。

三、兵棋与“施利芬计划”

一战前，英、法、俄结成协约国集团，根据《法俄军事条约草案》，如果两国任何一方遭到德军进攻，则法军出动130万兵力，俄军出动70万兵力对德作战。而当时德军兵力为120万至150万，后虽经过扩军，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扩充规模有限[7]151。这样，德军不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且受到两线作战的威胁。德军原有的作战计划设想首先联合奥匈帝国对实力较弱的俄国作战，而后再转向西线。但由于俄国幅员辽阔、铁路稀少，加之俄军在俄德边境修筑要塞，对俄作战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施利芬接任德军总参谋长后，开始考虑新的作战计划。

新的“施利芬计划”主要内容是，把进攻重点改为西线对法方向，面对东线占优势数量的俄军，仅保留200万军队中的20万。西线180万兵力，20万人在左翼有计划地后撤，利用法军急于收复在普法战争中丢掉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心理，将其诱致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中路部署20万兵力；右翼集中140万人的绝对优势力量取道荷兰和比利时做大纵深迂回，绕过巴黎后从侧后对进入狭长地带的法军实施战略围歼。这一计划又被比喻为“巨大的门板”，以中路20万人为门板的中轴，整个门板做逆时针旋转，最后门板的两翼合围[6]205。

“施利芬计划”素以冒险著称，但事实上，该计划恰恰体现了德军注重实践的作风，绝非“唯理论”式的空想。该计划的兵力分配是德军经过仔细的现地考察和推演得出的，在德军力量总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取胜之道。

计划制定前，德军进行过多次现地模拟对抗。也就是说，施利芬采取的是一种广义的兵棋推演方式。以旅行训练为例，在其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共举行了31次，其中德法边境16次，德俄边境15次，每次大约10到14天。据当时的德国战争部长艾内姆回忆，这种旅行训练根本不是什么轻松的户外旅行，而是一种现地进行的对抗式推演作业。对抗双方分别以25～35人编成指挥班子，每天的训练从4:30开始，先研究几个小时的地图，随后对抗人员充当指挥官骑在马上连续9个小时不间断地接收情况、定下决心、做出处置、下达指令。晚间稍作休息后，由施利芬对当天情况进行讲评。参与者一般要忙到后半夜才能休息[6]202。

在德军总参谋部1905年兵棋推演中，德军预料到东线俄军的作战部署会受到马祖里湖区的严重割裂，湖区南北的两个俄军集团军很难实施作战协同，这给德军以逐个歼灭之机。后来一战中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指挥的坦能堡战役与这一推演结果高度类似。其实，俄军也在类似推演中得到了相同结论，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厢情愿地命令俄军沿湖区两侧进攻，终因协同失调而被分割围歼[8]279-280。

正是由于建立在实际对抗演练的基础上，德军才敢于部署少量兵力迎战优势俄军。同样是通过对抗演练，德军认识到西线的对法作战中，必须在右翼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不如此则难以突破对方防线。据说施利芬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终有一战，务须加强右翼。”[9]36由于继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将原本用于右翼的140万人减为70万，“施利芬计划”未能彻底执行，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

四、兵棋与“闪击战”

一战后，《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生产坦克、飞机等武器，军队员额被限制于1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只能采取兵棋推演的方式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这使得德军兵棋推演地位进一步上升，应用范围从具体的作战方案拟制拓展到军事理论创新。

1927年，摩托化运输部队总监鲁兹组织了一系列试验性演习。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试验中在轿车底盘上拼接纸板以模拟坦克，以木头代替火炮。试验的方法可以认为是一种广义的兵棋推演方法。至1932年，鲁兹在演习经验报告中提出了坦克使用的基本原则，即独立执行任务、集中使用、力争达成突然性[10]218。鲁兹的试验被认为是“闪击战”理论形成的开始。之后，包括古德里安在内的大批德军军官，坚持以对抗的方式开展装甲兵运用研究，使“闪击战”理论不断完善。

此类推演的突出特点是为推演双方提供足够的发挥空间。进攻方可以灵活选择攻击的发起时间、地点和战术，防御方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各种手段挫败敌人的进攻。为评估对抗结果，德军基于作战和训练统计详细列出了各种条件下不同兵力、兵器对抗的裁决结果；对作战中无法量化的因素，则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裁决人员予以裁定。裁决人员与导演人员相互独立，以尽量避免裁决的主观化倾向。这一过程与“唯理论”式的研究过程截然相反，体现了德军面向实际、尊重实践的传统。正是在相对自由的对抗氛围中，德军提出了当时认为过于大胆的坦克集中使用原则。通过客观公正的对抗裁决和论证，德国人对“闪击战”理论抱有自信，敢于将其从试验场搬向战场，而战争实践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可以说，“闪击战”理论绝不是某一个天才军事家想出来的，即使有人提出类似观点，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实际作战原则。“闪击战”理论不是诞生于办公室，而是从将军到士兵的整整一代德国军人在演习场上用汗水浸泡出来的。

反观法军，却是另一番景象。1932年，“步兵与坦克运用学校”校长图雄就坦克作战效能组织试验性演习。与德军演习中裁判人员和导演人员分开的做法不同，图雄亲任演习裁判长和首席演习分析专家。图雄在演习报告中指出，坦克在面对敌方密集炮兵火力与地雷威胁的情况下注定会失败[11]145。此后，法军又进行了一系列演习，结论与图雄类似。终于，法军发展出“体系化作战”理论，否定了坦克的集中使用原则，并以条令的形式规定：坦克的主要作用在于支援步兵作战。

为什么德法关于坦克运用的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呢？从局部看，图雄的结论是正确的，面对专门设置的绵密防线，坦克确实很难突破。然而这里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坦克必须从对方严密防护的正面实施突破。与此相反，德军发现，敌方的防御效能不可能平均分布，依靠坦克的机动性从敌方防线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破，就能达成突然性，进而造成敌方全线崩溃，而这一点只能在自由对抗中才能被认识到。由此可见，法军演习成了导演主导的小品，导致了其结论严重脱离实际。而德军准确把握对坦克使用的原则，依托兵棋以对抗的方式进行研究功不可没。

一百多年过去了，战争的形态和制胜机理发生了根本变化，兵棋也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影响而脱胎换骨般地旧貌换新颜，当年德军兵棋推演的具体方式未必再适用于现代战争。然而，兵棋基于实践的本质没有改变，德军利用兵棋推演突出战争对抗性的做法至今令人深思。这不是游戏，是没有硝烟、排兵布阵的战场。在战争这种激烈对抗的活动中，尤其要注意提高推演的精准度，避免“唯理论”式的主观臆断而影响到推演效果。未来，兵棋系统的角色将作为作战筹划的重要手段实现大范围的综合性、全方位互动，并在战争新思想这片沃土中别样精彩、独显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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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obert M Citino.The Path to Blitzkrieg:Doctrine and Training in the German Army,1920-1939[M].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

[11]Robert Allan Doughty.Seeds of Disaster: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rmy Doctine,1919-1939[M].Hamden:Archon Books,1986.

(责任编辑李逢超)

[收稿日期]2016-03-10

[作者简介]张舒阳，男，山东枣庄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指挥系作战指挥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昊，男，河北石家庄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指挥系作战指挥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E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16)04-01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