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园

（洛阳师范学院河南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934）

文化转型与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变革

袁园

（洛阳师范学院河南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934）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根本转变，以精神剖析、形式探索与话语实验为表征的现代主义美学体系，遭到影像化、娱乐化与日常化的后现代美学体系的挑战，历史小说叙事全方位转型：叙事文体由一元文体转向跨文体；叙事主题由历史理念转向世俗生活；叙事策略由历史思辨转向娱乐历史；叙事技巧由形式探索转向技巧淡化，呈现出去历史化、去理念化、去技巧化与跨文体的变革。

文化转型；叙事变革；电子媒介；新历史小说；网络历史小说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根本转变，依托纸质媒介的印刷文化遭到电子媒介裹挟的视觉文化猛烈冲击，大众文化、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占据主流文化，后现代文化思潮在反叛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全面解构传统历史小说创作观念、表现手法甚至文体自身。如果说1980年代，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新历史小说，革新了传统历史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提高了历史叙事的技术含量，从而颠覆了前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叙事；那么随着1990年代的文化转型，凸显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历史小说沦为反叛对象，标志着以精神剖析、形式探索与话语实验为表征的现代主义美学体系，遭到影像化、娱乐化与日常化的后现代美学体系挑战，历史小说叙事呈现出去历史化、去理念化、去技巧化与跨文体的变革。

一、叙事文体：从一元文体到跨文体

作为小说文体分支，历史小说文体有其自身规定性，回顾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历史小说创作，如姚雪垠《李自成》、凌力《星星草》、顾汶光《大渡魂》、杨书案 《九月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是历史小说创作基本规范，能否真实再现历史是判断历史小说文体的重要尺度，历史小说文体应受到以下制约：“主要历史事件，特别是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有基本的历史依据；主要历史人物的基本思想性格特征必须符合历史真实而不能虚构；当时的典型环境，包括时代气氛、生活风尚、历史人物的相互关系等必须真实；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而虚构的人和事，也应该是当时历史环境里可能产生的，合情合理的。”［1］（P81）文化转型后，历史小说文体走向开放多元，文体规范遭到剧烈冲击，历史小说概念亟待重新界定。

1.历史真实的淡化。相对于其他文体，历史小说必须受到历史真实制约，艺术虚构要限定在史实容忍的范围内，正如顾汶光所说，历史小说创作必须“严格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在重大的史实上，忠于历史，不能擅自变动；史料上没有的，或无关宏旨，不会影响历史真实的枝节问题，则在符合典型性的前提下，进行合理虚构。”［2］然而文化转型后，历史小说叙事打破了艺术虚构必须依附于历史真实的规范，改变了反映论一统天下的独断格局。刘醒龙 《圣天门口》、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李洱《花腔》、格非《人面桃花》等小说，不再指涉真实历史人物事件，故事情节冲破史料束缚，历史淡化为世俗生活的遥远布景。新世纪以来的网络历史小说更是将历史处理为任意驰骋的想象空间，与传统历史叙事呈现明显断裂：以虚构代替考证、以想象代替史实、以玄幻代替写实，架空历史小说如唐七公子《华胥引》、海晏《琅琊榜》、墨武《江山美色》、晴了《调教初唐》、赵子曰《蚁贼》、酒徒《明》、三戒大师《官居一品》，上述作品历史人物可以虚构，历史进程可以改写，历史时空可以穿越，不再亦步亦趋拘泥于历史真实。玄幻历史小说如萧鼎《诛仙》、Freash果果《花千骨》、我吃西红柿《盘龙》、说不得大师《佣兵天下》、江南《龙族》，更是彻底摒弃了历史考证，完全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动辄上天入地神魔相斗，虚拟奇伟瑰丽的魔幻世界。

2.历史时空的穿越。历史小说以历史为表现对象，小说叙事必须严格限定在过去时空不能逾越，一旦出现年代与地点错误，会被认为违背基本历史常识，是历史小说创作最为忌讳的硬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时空是历史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标志。建国以来乃至1980年代的历史小说，如姚雪垠《李自成》、任光椿《戊戌喋血记》、徐兴业《金瓯缺》，小说叙事在封闭历史时空内展开，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近乎一致，情节发展与历史进程基本吻合，呈现出单向度的线性时间特征。文化转型后，历史小说冲破历史时空的禁锢，如王小波《万寿寺》与《红拂夜奔》、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与《温故一九四二》、毕飞宇《叙事》、李冯《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历史叙事在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同时展开，由单向度线性时间向多维度立体时间转换。新世纪以来的网络历史小说更是突破历史时空束缚。桐华《步步惊心》中都市白领张小文穿越到清朝康熙年间变为宫女马尔泰若曦，身不由己卷入九子夺嫡的宫廷斗争；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中现代青年郑少鹏投胎转世到明朝正德年间，竟与明武宗朱厚照意外相识；阿越《新宋》中历史系学生石越回到北宋熙宁年间，帮助王安石变法获得成功。黄易《寻秦记》、老白牛《明末边军一小兵》、灰熊猫《窃明》、雁九《重生于康熙末年》、天使奥斯卡《篡清》等网络历史小说，讲述现在时空青少年因为意外事故，穿越到古代历史时空，取代真实历史人物成为主角，以现代人视角亲身体验历史，以现代知识改变历史进程，将青春想象与憧憬投射在历史之中。

猿.历史小说文体的杂糅。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变，历史小说与其他文体界限逐渐模糊，不同文体渗透进入历史小说文本中，呈现出开放、多元与杂糅特征，不仅文学范畴之内的文体如武侠、科幻、神话、言情、职场、励志等，而且文学领域之外如电影、电视、电子游戏都对历史小说文体产生影响，强烈地冲击传统历史小说的文体规范。二月河《乾隆皇帝》借鉴武侠小说文体，描绘武侠打斗与术士斗法的精彩场面；黄易《寻秦记》中项少龙被选为时空穿梭机的首位实验者，却因为故障意外回到战国时代，显然借鉴了科幻小说的表现手法；沐轶《刑名师爷》中明朝师爷段平与孟天楚竟然掌握现代刑侦技术，精通痕迹学、犯罪心理学与解剖学，明显受到侦探小说影响；流潋紫《后宫·甄嬛传》以后宫女性为小说题材，浓墨重彩表现嫔妃争宠与后宫权谋，暗合了职场小说的办公室政治主题。此外被改编为热播影视剧的网络历史小说，如桐华《步步惊心》、慕容湮儿《倾世皇妃》、瞬间倾城《未央沉浮》、唐七公子《华胥引》、蒋胜男《芈月传》大量借鉴影视叙事手法，对白、冲突、场景充斥小说文本，影视剧本文体特征非常明显。萧鼎《诛仙》、我吃西红柿《星辰变》、说不得大师《佣兵天下》等玄幻历史小说为了吸引网络游戏公司关注，凸显魔幻场景与通关情节，成为电子游戏改编的脚本。

回溯历史小说文体的演变轨迹，从古代依托正史的讲史、纪传与演义，到现代白话历史小说，再至当下新历史小说、架空历史小说与玄幻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文体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革。1990年代以来，影视文化、网络文化与娱乐文化日益勃兴，精英文化、印刷文化与审美文化逐渐边缘，作家与作者对历史小说理解发生转变，自然推动了历史小说文体观念变革。对此我们不能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狭隘地以传统历史小说文体标准来约束多元历史创作，要以兼收并蓄的前瞻性视野，充分汲取其他文体特长丰富历史小说表现手法，为历史小说创作繁荣提供多元艺术养料。

二、叙事主题：从历史理念到世俗生活

当代历史小说叙事主题存在根深蒂固的理念化倾向。“十七年”乃至文革时期，历史小说创作必须遵循官方历史理论，如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进步论，能否透过纷繁历史表象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被奉为历史小说题材价值的唯一标准，因而叙事主题普遍表现为农民起义、革命斗争与反封建压迫。姚雪垠认为：“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写好阶级斗争，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不写自己所不理解的事，也不写在历史本身规律之外，历史条件允许之外，附加不可能的事。”［3］（P114）新时期受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以及精神分析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新历史小说剥离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抽象演绎西方舶来的新历史主义，剖析本能、表现潜意识以及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也是这一模式的具体表现。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在大众文化、娱乐产业以及影视传媒等诸多因素合力推动下，精英与大众、审美与生活、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融，呈现出由雅到俗的转换趋势，以往被宏大历史所遮蔽的日常生活，如柴米油盐、风土人情、家长里短成为历史表现重心，长期遭压抑的世俗生活终于获得合法性。

员.日常生活。建国以来的历史小说，无论是宏大历史叙事还是先锋历史叙事，日常生活被认为是遮蔽历史本质的无关表象，遭到先入为主的历史理念挤压，被剔除在历史表现题材之外。为了矫正上述缺失，文化转型后的历史小说从日常生活经验进入历史，提供另一种表现历史的可能。格非《人面桃花》哲理思辨色彩明显淡化，作者不再剖析复杂人性，也无意阐释深刻哲学命题，而是讲述凡俗人物陆秀米的人生境遇。铁凝的《笨花》从冀中平原名叫笨花的小村折射北伐至抗战的历史变迁，笨花村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习俗，成为小说艺术表现重心。作者铁凝自叙道：“在《笨花》里我关注的是世俗的烟火，我希望用准确的、简朴的、温润的、结实的方式来表达人的平凡生活。”［4］凌力《梦断关河》围绕梨园子弟柳天寿一家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坎坷遭遇，以家庭日常生活取代恢宏的近代历史。流潋紫《后宫·甄嬛传》避开对雍正王朝帝王将相的表现，将其淡化为幕后背景，着重描写后宫女性的日常生活。

圆.世俗人性。尽管新历史小说颠覆了完美无缺的革命伦理，但由于对先锋哲学理念的过度演绎，却又走向了审视人性丑恶的极端，因而塑造的人物缺乏世俗人性内涵，始终无法跳出理念先行的窠臼。为了克服上述艺术弊端，文化转型后的历史小说从丰厚日常生活出发，给笔下的人物形象注入鲜活的世俗人性，既避免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道德神话，又克服了新历史小说的极端丑恶，显得立体丰盈真实可信。都梁 《亮剑》塑造的李云龙形象既意志坚定忠心报国，又自私自利好狠斗勇，世俗人性与革命伦理融为一体，有效克服了革命英雄塑造的理念化。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参加革命后劣迹不改，始终保持草莽英雄本色，打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道德进化模式。莫言《檀香刑》中起义首领孙丙起义动机并非源于政治觉悟，不过是因为失手打死洋人不得不造反，依然跳不出愚昧迷信的小农意识。

猿.细微历史。文化转型后的历史小说有意识背离宏大历史视野，审视历史角度下沉到被正史所忽略的底层民众，力图复活由无数个体构成的细微历史，因而宏大历史分裂为多元历史碎片，民间史、家族史与个人史成为表现主题。迟子建《伪满洲国》摆脱宏大历史叙事模式，作者始终眼光向下关注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将底层小人物如当铺掌柜王恩浩、跑堂的王小二、妓女四喜推向历史前台，真实再现了属于千百万底层百姓的细微历史。方方《武昌城》并没有表现武昌保卫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将视角聚焦于武昌城中的百姓，真实再现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对于被围困的武汉城内的百姓而言，他们并不关心战争正义与胜负，他们只求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百姓吃光了城内的野菜、野狗甚至老鼠，甚至不堪忍受饥饿折磨跳湖自杀，成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从根本上说，1990年代以来文化语境由理想型精英文化向务实型大众文化的转型，是世俗化历史叙事勃兴的根源所在。人们不再相信启蒙神话与终极承诺，“一方面沉湎并满足于日常生活的现状，滋长着强大的现世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和感官主义。在越来越关心现实生活，越来越讲求日常生活质量的潮流面前，生活的哲学就成为普遍的意识形态”［5］（P312）。传统历史叙事万马奔腾的宏大场面，出场人物众多的史诗气魄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世俗生活。陶东风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6］日常生活在历史叙事中的凸显，把历史从意识形态的垄断下解放出来，使历史回归到人类生命的最基本内容，不仅是对以往凌空虚蹈的超验历史叙事强有力纠偏，而且颠覆了与生活保持距离的传统审美范式。

三、叙事策略：从历史思辨到娱乐历史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展开，文学创作全面向五四启蒙主义复归。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历史小说叙事策略体现出鲜明的精英文化价值取向，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价值标准渗透在历史小说文本中，其叙事策略呈现出技巧性、深度性与哲理性特征。这典型体现在先锋色彩浓重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中，先锋作家刻意彰显语言形式实验，凭借历史演绎先锋哲学理念，与大众阅读口味相去甚远。随着文化语境的整体转型，审美与日常生活、纯文学与非文学、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日益模糊，休闲娱乐取代深度思考成为艺术价值取向，人们的价值标准、阅读趣味与接受心理发生巨大转变，大众化、日常化以及娱乐化审美诉求强烈冲击着历史叙事，从根本上颠覆了精英历史叙事策略。

员.历史叙事大众化。由于市场化文学机制的建立，历史小说的大众文化价值维度得以彰显。与以往概念化存在不同，市场经济中的大众摆脱了默默聆听的被动角色，一跃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宰。面对商品经济市场价值的铁律，文学作品要想获得生存，就必须经受文化市场检验，获得大众的认同与接受。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变，迫使知识精英不得不低下高傲头颅，摒弃轻视大众的文化偏见，调整自己的叙事策略以争取不同口味的读者，只有将历史叙述得生动有趣，才能最大限度吸引读者眼球，在残酷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二月河明确表示对精英历史叙事拒绝，把读者奉为作家的衣食父母，“我只想说，在读者与专家中，我尽可能兼顾两者，认真的要开罪一方，我宁可对专家不起。你固然鉴别得我用材的虚实，钻研得诗词的真伪，挑剔得取舍的当否，可惜的是书的命运在读者掌握，我只能尽力地用自己的才识与汗水买通你们。”［7］（P220）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充分照顾到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借鉴传统叙事手法，汲取民间文化资源，极力凸显历史叙事的趣味性、通俗性与可读性。迟子建《伪满洲国》、王梓夫《漕运码头》、成一《白银谷》以及朱秀海《乔家大院》，注重表现普通民众的凡俗生活，避免繁复叙事技巧与深度模式，力求以通俗易懂叙事风格吸引读者。

圆.历史叙事娱乐化。随着中国全面进入消费社会，面对高压力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大众不再有耐心去倾听知识精英独白，亟待寻找宣泄焦虑与压力的途径，休闲减压成为大众对文学的普遍期待。因此，“以消遣娱乐性为本位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学摆脱了历来过于沉重的政治的、文化的负载，回到原初的消遣娱乐的状态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解放。”［8］（P278）历史小说的载道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遣价值日益彰显，历史卸下了庄严神圣的面纱，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休闲娱乐。二月河拒绝板起面孔说教的精英叙事，努力营造轻松愉悦的叙事风格，如《乾隆皇帝》精心设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采用通俗易懂的小说语言，凸显历史叙事的故事性与趣味性。小说糅杂了武侠小说的精彩打斗、公案小说的清官断案、言情小说中的儿女情长等诸多娱乐因素，穿插大量的笑话、对联、酒令等民间文化习俗，产生轻松娱乐的阅读效果，因而满足了大众读者的消遣娱乐心理，形成反响强烈的“二月河现象”。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秉承历史可以写得更好看的叙事策略，用娱乐化手法重写明朝历史，受到读者狂热的追捧，引发了2006年的 “明月门事件”。

猿.历史叙事青春化。在印刷文化语境下，由于发表媒介资源垄断在成年作家手中，青少年无疑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弱势群体，历史小说生产形成了成人写成人看的格局，历史叙事难以契合青少年接受心理，近乎3亿的青少年读者市场完全空白。新世纪以来，历史小说创作进入全民写作时代，网络媒介赋予了青少年零门槛的自由创作空间，他们既不要迎合成人审美标准，也无需遵循历史小说规范，任意挥洒青春想象与体验，只要点击鼠标即可上传发表，极大推动了架空、穿越与玄幻历史小说的勃兴。由于网络历史小说的作者大都是80后、90后青少年写手，自幼看着“无厘头”电影、好莱坞大片与日韩偶像剧长大，他们汲取的文化资源与与专业历史作家有着很大不同。青少年写手并不在乎作品的历史是否经过严谨考证，也不关心能否达到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而是注重青春体验的宣泄与表达，因而其叙事策略将历史与青春融为一体——天马行空的青春想象、清新自然的青春体验、桀骜不驯的青春叛逆，从而引发规模浩大的青少年历史写作热潮。仅起点中文网2015年收录的作品就达到34918部，如武昌鱼《穿越明末当土豪》、宋默然《重生三国》、庄不周《混在东汉末年》、千斤顶《我的军阀生涯》、随轻风去《奋斗在新明朝》等，从标题就可以感受浓重的青春文化气息，青少年以他们的视角进入历史，表达对历史的青春想象与感受，毫无成人历史话语的说教，契合了青少年读者的文化心理，因而迅速占据庞大的历史文学市场。如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出版竟然超过一千万册，而二月河、唐浩明、熊召政这样的大家也就卖到十万册，更多作家才一两万册，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历史小说生产格局。

四、叙事技巧：从形式探索到技巧淡化

由于当代历史小说长期囿于极左政治文化，革命现实主义成为唯一表现手法，导致历史叙事水准停滞不前。新时期以来，以往被忽视的艺术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历史叙事技术含量大幅度提升，特别是新历史小说积极借鉴西方叙事理论，对叙事技巧的迷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完全舍弃故事内容沦为形式展览。如余华所说，他对现实的日常生活漠不关心，所关注的就是“虚伪的形式”。文化转型以后，文化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产品，使得读者拥有极大的挑选余地。火爆荧屏的《甄嬛传》、《步步惊心》、《琅琊榜》收视率高居榜首，极大地冲击了以文字为载体的历史小说，使其原本不多的读者逐渐萎缩。面对电子媒介的挤压，历史小说如果再不改变表现手法，一味地玩弄叙事技巧，只能遭受到大众抛弃，被文化市场淘汰。

如果说新历史小说反映了精英知识分子纯文学意义上的审美观，那么随着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占据主流文化，“艺术不再是单独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物或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9］（P99）历史叙事技术含量普遍降低，好读好看成为首要标准，平实的语言、简短的句式与起伏的情节日益凸显。这突出体现在新历史小说作家前后期作品的巨大反差，以莫言、格非、余华为例，他们的后期作品《檀香刑》、《人面桃花》、《许三观卖血记》，由早期激进的技巧实验逐渐走向质朴平实，故事情节成为叙事重心。其他作家如凌力《梦断关河》、迟子建《伪满洲国》、铁凝《笨花》、刘醒龙《圣天门口》等，对艺术形式关注大大降低，更加注重对世俗生活表现，历史叙事技巧明显淡化。新世纪以来，网络历史小说更是加剧了历史叙事去技巧化倾向，形式主义美学体系彻底遭到解构。网络媒介使读者由读书转向读屏，由于眼睛很难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阅读方式由品味细读转向浏览浅读，阅读动机由审美转向消遣，这就势必决定历史叙事尽可能简短明了，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眼球，从而取消了叙事技巧的媒介基础。因而网络历史小说叙事呈现出口语化、去文言化、去修辞化特征，戏仿、反讽与恶搞是主要表现手法，世俗生活、搞笑情节以及口语对白构成主要内容。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采用直白诙谐的口语，繁复叙事技巧完全剔除。禹岩《极品家丁》充斥无厘头式的搞笑幽默，轻快明了的青春话语令读者耳目一新。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解构庄重严肃的精英历史叙事，以幽默诙谐的笔法营造出狂欢化效果，随机选取几段引文：

其实朝廷斗争，就是街头打架斗殴，但斗争的手段和程序比较特别。

当然朱棣绝不会想到，一百年后，这位宁王的子孙也会依葫芦画瓢，去造他后代的反。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

上述引文句式短小，语汇直白，作者大量运用幽默、调侃以及戏拟手法，将流行语、外来语、口头语、网络语糅杂在小说语言中，全面消解传统历史小说高雅、古朴与庄重的叙事风格，具有鲜明的娱乐搞笑、躲避崇高与反叛权威的后现代特征。作者将朝廷派系斗争比喻为街头打架斗殴，用通俗浅显的日常口语将本质表现出来，不仅深入浅出而且形象生动，去除了正统历史的严肃刻板，迎合了大众愉悦放松的阅读心态。对朱棣后代的造反，作者引用了当下流行语“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将靠造反起家的朱棣比喻成黑社会混混，产生强烈的新奇感与错位感，令读者捧腹大笑。作者还大量运用戏仿的手法，将现代政治语汇套用到古代历史人物身上，比如多尔衮同志、后金人民等，故意打破历史小说语言不能现代化的禁忌，流露出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反叛精神，正如南帆所说：“这些作者机智俏皮、妙语连珠。他们的幽默表现了某种智力的优势；同时，他们的幽默还包含了不凡的想象——这些幽默的想象甚至突破了陈陈相因的现实结构而赋予另一种出其不意的秩序。”［10］因此，网络历史小说充满了插科打诨与嬉笑怒骂，历史的启蒙、教化与审美价值被消解，而娱乐消遣价值强化到了极致，颠覆了精英历史叙事审美表现体系。

文化转型对19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效地矫正了重形式轻内容的艺术弊端，强有力地反拨了精英历史叙事的一元独断，冲破了传统历史叙事规范的禁锢，彰显出历史叙事范式的变革。然而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文化转型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同样明显，在网络媒介推波助澜下，历史小说创作尽管产量惊人，但是精品少经典缺失，泡沫化异常严重。大众对历史的过度娱乐、消费与解构，摒弃了历史小说的人文传统，导致历史叙事庸俗化、粗鄙化与欲望化。文化产业为了谋求商业价值最大化，将历史小说与影视、游戏、网络链接，全方位开发为影视剧、游戏与动漫等文化产品，严重地败坏了历史小说的艺术品格，暴露出脚本化、模式化与类型化的弊端。我们要时刻警惕表象繁荣掩盖下的艺术危机，汲取整合新旧历史叙事资源的有益质素，构建开放、健康与多元的历史小说创作格局。

［1］吴秀明.在历史与小说之间［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2］顾汶光.关于天国恨的通讯［J］.山花，1982，（5）.

［3］姚雪垠.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4］甘丹.铁凝《笨花》转型［N］.新京报，2005-12-28.

［5］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J］.浙江社会科学，2002，（1）.

［7］二月河.二月河作品自选集［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8］王铁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9］［英］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0］南帆.游荡网络的文学［J］.福建论坛，2000，（4）.

【责任编辑：向博】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arrative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s

YUAN Yuan
（Hena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Luoyang Normal College，Luoyang，Henan，471934）

Since 1990s，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The modern aesthetic system characteristic of psychoanalysis，form exploration，and discourse experiment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post-modern aesthetic system of visualization，entertainment focus and daily themes.Historical novel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omnidirectional transformation:they have shifted from unitary-style writing to cross-style creation in narration，from historical ideology to mundane life in themes，from historical analysis to history entertainment in narrative approaches，and from form exploration to technique dilution.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is manifested by de-historization，de-ideology，de-technique and cross-style cre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narrative reform；electronic media；new historical novels；online historical novels

I 207.4

A

1000-260X（2016）01-0120-06

2015-11-15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历史小说影像化叙事研究”（2014BWX035）

袁园，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从事当代历史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