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9）

从部族到国家：元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历史与逻辑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9）

在蒙古部族走向元代民族国家途中，古代中国漆器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共同体“转型为”政治体“的文化裂变。漆器文化生产尽管有”工奴制“”技术思潮“”植物图案“等许多部族化偏向的实践议题，但海上丝绸之路为漆器文化及其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敞开了中西文化对话的新空间，并在海外文化传播中释放出巨大的文化溢出能量。元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外溢不仅促进了漆器自身发展走向技术至美，还重塑了元代国家文化的世界形象，并激起海外人的中国文化想象，更见证蒙古部族向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历史意义与逻辑内涵。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漆器文化；部族；国家；溢出效应

在历史渊源上，“部族”与“国家”的文化旨趣是大相径庭的。前者是一个为个体成员提供情感归属的“共同体”谱系分支，后者属于有民族统治色彩的“政治体”范畴。从蒙古部族到元代国家，古代中国漆器文化的发展历经了从“共同体”转型为“政治体”的文化裂变。在蒙古部族走向国家后的诸多政治经济实践议程中，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漆器文化的生产与溢出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议程敞开了新空间，它的背后隐喻了元代国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与逻辑内涵。

一、蒙古部族性漆器文化生产

1271年以前的封建蒙古部族实则是一个多族群的部族①共同体，蒙古部族内多样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及其宗教信仰在没有形成国家之前显然是较为松散的，并没有明显促成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态势。不过百年的元朝历史昭示，将共同体的蒙古部族文化结构与运行模式带入元代国家是渐次失效的，并在文化发展上深深烙上蒙古部族性印记，蒙古部族性漆器文化生产就是一个例证。

在部族共同体下，蒙古草原文化培育出它们的勇悍好杀与尚武轻文的部族习性，即便刚刚进入元代国家议程中，他们仍然无法摒弃部族生活习性，沉湎于奢靡物欲之中。此时，奢华的漆器已然成为元代社会所追捧的消费对象，特别是皇家贵族对奢华漆器消费更是视为时尚，抑或身份的象征。在蒙古贵族奢靡生活态度以及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的思想支配下，元政府实施“抽户为工”之策。在全国大规模招募巧匠，大肆掳掠、拘役各地工匠以供给官府或贵族作坊所用，并垄断和控制了国家漆器重要生产部门。在国家层面上，“抽户为工”与“招巧匠”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发展了皇家部族手工业，并为古代中国漆器发展及其文化承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元政府大肆拘役全国工匠，高度垄断与控制国家手工业生产部门，致使民间手工业发展受到极大破坏。

受部族文化理念的影响，元代早期漆器文化生产明显带有部族性及其审美特征，特别是“大根脚”蒙古贵族“重技轻文”的偏向致使髹漆行业呈现出一股“重技潮流”。在忽必烈之后，随着汉人在国家统治集团中所占比重减少，元代士大夫地位明显下降，以致于出现“十儒九丐”的颓废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元代社会精神生活普遍被奢侈的物质生活所冲淡。关汉卿在《不伏老》中坦言：“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愿朱颜不该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甚闲愁到我心头。”［1］这或许是元代士人的基本心声或生活立场。精神生活的失落恰好被宋以来技术生活所填补，因此，元代社会重技术、重物质的社会风气狂飙突进。就漆器而言，元代雕漆技术登峰造极，手工精细，磨工圆润，剔犀娴熟，镶嵌螺钿、素髹及戗金技术艺臻绝诣。总之，元代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开始走向没落，但重物质重技术的生活思潮有所抬头。

“大根脚”一统天下后，元代知识分子备受压制。于是，“摇船去，浊醪换取，一串柳穿鱼”的江湖隐居风尚自然流行。在唐宋以来的隐逸文化基础上，元代漆器装饰出现以君子象征的梅兰竹菊等植物花卉图案，特别是秋葵、梅花、菊花、牡丹、山茶、栀子花等是元代雕漆工匠最为青睐的题材。这些象征高洁的花卉抑或是元代文人的一种审美心态，或是一种社会隐逸符号。实际上，雕漆所呈现出来的“枝繁叶茂”或“含苞欲放”之美，与元代草原部族的美学情怀是十分贴切的。从出土的元代漆器看，我们很少能看到唐宋漆器娇花或折枝之美，更多的是满铺图案。这是元代部族社会在漆器图案上的一种艺术表现，也是元代部族社会转型至国家形态下的艺术体现。

二、元代国家漆器文化生产

元代社会是多部族衍生出的民族国家，这些部族主要由蒙古、色目、南人、汉人等构成。漆器消费主要集中在贵族与蒙古部族首领生活中，这些族群主要是由 “大根脚”蒙古贵族和色目勋贵及汉官员组成。对于这些以“弓矢得天下”的蒙古部族而言，奢华的漆器正好满足与迎合了他们的物欲需求。因此，元代国家在制度、管理与行为上严格规定漆器文化生产，以期满足他们的漆器消费。

在制度层面，从部族走向国家的蒙古王朝，漆器制作及其文化发展必然走向国家行为轨道，并极易走向中央集权之路。譬如，严格的“工奴制”使元代漆器发展走向部族集权的顶峰。元代大都留守司下的司局种类繁多，分工极细，这种集权化国家管理对于漆器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元代大都留守司下设油漆局，将作院下设漆纱冠冕局，足见元代髹漆制作施行官方经营的“工奴制”。作为国家生产活动的漆器制造主要为皇家贵族服务，于是元代国家专设油漆局掌管两都宫殿髹漆之工，以利于统一管理与监督漆器制造。据《元史》载：“诸色人匠总管府，隶属工部，下置出蜡局、镔铁局、油漆局等”［2］（P1593）。《元史》又载：“油漆局，提领五员，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掌两都宫殿髹漆之工。”［2］（P1593），油漆局隶属工部管理，并设提领、同提领、副提领，以管理宫殿髹漆之事。

在管理层面，掌两都宫殿漆工均为专业髹漆之工，他们均从全国各地掳掠或集中迁至大都，集中管理。据《元史·张惠传》载，公元1236年掳中原民匠近72万户，1275年掠江南民为工匠凡30万户之多。在国家行为下，元代国家髹漆获得空前集权化发展与繁荣。据《新增格古要论》载：“元朝初嘉兴府西塘有彭君宝者，甚得名，戗山水人物、亭观花木鸟兽种种臻妙。”［3］（P130）同书还载：“元朝嘉兴府西塘杨汇人张成、杨茂剔红最得名。”［3］（P128）张成、杨茂两人均擅长雕漆，尤见剔红、剔犀等髹漆技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剔红赏花图圆盒，盖里针划“张敏德造”款铭文，张敏德为张成之后代。彭君宝、张成、杨茂、张敏德等均是元代髹漆名匠，尤以雕漆成就最高。换言之，在统一的国家管理与行为体系下，元代国家漆器作坊能培育出髹漆名匠，并集中力量发展髹漆。

实际上，当忽必烈部族走向大元国家之后，他所面临新的国家政治体显然不同于以地域为区分的部族共同体。抑或说，忽必烈从“部族”走向“国家”之后所遭遇的统治议程亦将发生新的变革，它至少意味着以下三个重要转向：一是在部族范围内，原蒙古内各部族开始解体而日渐形成文化多样性的统一民族；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多民族的大力度的民族国家化建构将成为蒙古部族的首要政治议程；三是在世界范围内，蒙古王朝在国家体系中提升或重塑国家形象将成为重大政治议题。这些重要转向在国家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丝路”）漆器文化外溢中充分显示。

三、元代国家海上丝路漆器贸易与输出

元代部族共同体向国家政治统治体的过渡必然要求元朝在开拓疆土的同时，注重商业贸易，尤其重视以海上贸易提升民族化国家建构的财力与形象。于是，海上丝路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议程敞开了一个新空间，也为建构国家形象提供一种新路径。与唐宋相比，尽管元代官僚部族对海商的严格控制，越来越让元代政府感觉到开放港口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元素与日俱增，但是元代国家疆域更为宽广，国家对外开放程度更大。

（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

为稳固沿海，至元十四年，即公元1277年，元世祖下诏：“行中书省承制，以闽浙温、处、台、福、泉、汀、漳、剑、建宁、邵武、兴化等郡降官，各治其郡。”［2］（P129）同时，在泉州重置市舶司，任命地方闽广大都督蒲寿庚担任提举，也使得泉州和平渡过朝代更迭，这为海上贸易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力量。史载：“（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诏谕军前及行省以下官吏，抚治百姓，务农乐业，军民官毋得占据民产，抑良为奴。以中书左丞董文炳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唆都、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4］元世祖任命唆都、蒲寿庚为“中书左丞”，并实施“宠礼”和“抚治”等措施，确实起到安抚诸夷目的，尤其是“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为海上丝路贸易提供了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依据与制度保障。

元代丝路贸易除了亚欧陆路之外，还有重要的“海上丝路”通道。布尔努瓦《丝绸之路》中描述得很清楚：“当时中国北部出售茶叶而购入马匹，中国南方出口瓷器、漆器和丝绸，特别是向东南亚国家出口。……在元帝国统治时代，从黑海到太平洋的这条通道又先后变成了香料之路、茶叶之路和瓷器之路，而且也是外交使节们来往的必经之路，并不完全是丝绸之路了。只有从中国经西伯利亚到中亚蒙古人地区的一段路程例外，那段交通路线上仍从事珍稀织物的少量交易。这类珍稀织物也沿着十三和十四世纪的两条路少量地流入欧洲。这两条道路之一是塔里木——小亚细亚的传统道路，另一条则位于靠北很远的地方，从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海港出发，沿着黠戛斯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一直到达北京或喀喇和林。”［5］根据布尔努瓦的描述，元代海上贸易路线至少有三条：一是传统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南洋丝路；二是从太平洋到黑海的西洋丝路；三是从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海港出发，沿着黠戛斯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一直到达北京或喀喇和林的北方丝路。

第一，与东南亚的南洋航线。元代南海丝路贸易的路线见元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该著系作者访问真腊（今柬埔寨）国后写下的，特别能反映从温州港出发到东南亚国家的航海路线及其经过的国家，并与其港口城市贸易的具体盛况。《真腊风土记》载：“真腊国或称占腊，其国自称曰甘孛智。……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至大徳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其风土国事之详虽不能尽知，然其大畧亦可见矣。”［6］根据周达观遣使招谕访问真腊的记载，元代“通商来往之国”的路线图或国家是：从温州港出发，历经闽、广诸港，后过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七洲列岛）、交趾洋（今海南岛之占城洋面）到占城国（今越南中部）。又自占城到真蒲（真腊国以东边界地），历过昆仑洋（马来西亚以北洋面）入第四港（美荻港）。自港口北行后抵达查南，换乘小舟经过半路村、佛村（菩提萨州），再横渡淡洋（今洞里萨湖）抵至干傍（柬埔寨地）。从《真腊风土记》描述中，说明元代海上丝路贸易有温州港、泉州港、广州港等市舶司，以通东南亚占城国、真蒲、马来西亚、查南、淡洋、干傍等诸番贸易。

第二，与欧洲的西洋航线。所谓“西洋航线”，即郑和时代的“西洋航线”。汪大渊于元顺帝时期，曾两次乘船于东西洋而游，后著《岛夷志略》。该著多有描述元代中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全书共18处提及“西洋”。元代泉州港直接与西洋贸易，可以从史载的龙牙门、古里地闷等海上贸易可以推断当时中国与西洋的通商货易情况。《岛夷志略》之“龙牙门”条载：“贸易之货，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7］（P213-214）这段文字描述了泉州商人在今新加坡海峡附近与西洋的通商货易。《岛夷志略》之“古里地闷”条载：“居加罗之东北，山无异木，唯檀树为最盛。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货也。……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7］（P209）这段材料描述泉州商人吴宅到今马来群岛南段之帝汶国贸易，并有西洋丝布货易。不过，元代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除了直接贸易之外，还有多条间接贸易路线。譬如甘埋里与北溜作为元代在中东的贸易中转站，它与西洋贸易极其频繁。《岛夷志略》之“甘埋里”条载有印度洋西海岸的甘埋里国 （今伊朗哲朗岛）与欧洲也有贸易往来，“北溜”条载有马尔代夫的马累与西洋有通商货易。再者，元代东南亚诸番作为中转站与西洋的贸易，从苏禄、旧港等国的通商货易中可以见出。《岛夷志略》之“苏禄”条载有今菲律宾之苏禄酋长国与西洋的通商货易，“旧港”条载有西洋人来到今苏门答腊岛南部港口之巴邻旁（《诸蕃志》作巴林冯）“取田内之土骨以归”之情况，并与欧洲通商货易。另外，作为元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从无枝拔、东淡邈、古里地闷等国货易“西洋布”可见证这些地方与欧洲的贸易情况。《岛夷志略》之“无枝拔”条载有今马来半岛中南部之马六甲与西洋的通商货易，“淡邈”条载有今印度尼西亚中部爪哇岛与西洋的通商货易，“须文答剌”条载有今苏门答腊与西洋的通商货易。

第三，“北方丝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上贸易路线，但从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海港出发，沿着黠戛斯草原和西伯利亚南部一直到达大都的这条贸易路线，也具有港口贸易的性质与内涵。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入朝蒙古后著《东方诸国风土记》一书，书中有“契丹国记”之描述：“契丹国者，地面最大国也。……然其国亦实多奇异物品，贩运四方，制工优雅，精美过人。诸国之人，亦诚不能及之也。”［8］（P982）契丹国，即中国。亚美尼亚亲王海敦所述元代中国“国滨大洋海”，特别是国内“奇异物品”而“贩运四方”的港口贸易之繁荣景象。

（二）元代市舶提举司的复置及法律运作

元代在浙江庆元（今宁波）、澉浦（今海盐）、杭州、温州、上海等处置市舶司，以通诸番货易。各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并制定相关“互市之法”及征税方法。

市舶司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海关”或官府，元代市舶司直接由行省管理或直隶于中书省。从《元史·食货志·市舶》［2］（P1592-1593）记载看，从1277年至1322年，元代市舶司的设置经历多次革新或复立。市舶司或归入盐运司，或并入税务，或置制用院。大致由从市舶司到市舶都转运司或都转运司，再到市舶提举司。1277年立泉州市舶司，后立庆元、上海、澉浦等三市舶司，并任命福建安抚使杨发管理。特别是在1284年至1322年之间②，元代市舶司或市舶提举司制度又历经多次革新与发展。不过，元初基本沿用南宋市舶司互市制度，即“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2］（P1372）后日久弊生，勾当横行。元政府为了打击贵族官僚海商舞弊，加强市舶司海外贸易管理，而增加国家税收，先后制定了相关市舶法，主要有“抽分之法”（保护性关税法）、“选人入蕃”制（控制官僚贸易法）、“漏税之法”以及“市舶抽分杂禁二十二条”等。

第一，保护性关税法——从“双抽、单抽之制”到“抽分之法”。该关税体系由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提出，后确定为“双抽、单抽之制”，即规定对洋货双抽，对本地土货单抽也。该制度后经耿左丞完善，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最后定位为“抽分之法”。它有效保护了元代地方货物贸易的优先权，并确定了市舶司改“纸币”以“铜钱”为交易货币的体系，这为明代以“白银”为交易货币提供交易范例。

第二，“选人入蕃”制。元代国家奢靡之风日盛，商业功利主义盛行。特别是一些贵族官僚把持对外贸易权，控制国家经济财政。为打击贵族官僚对海商贸易的控制，元政府规定“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蕃客旅就官船卖买者，依例抽之”［2］（P1273），这样对官民之贸易作分类管理，并通过税率的政府调控，严格控制官府权势者经商，以保护贸易人合法贸易，以确保国家对外贸易的调控权。

第三，“验货抽分”与“漏税之法”。元代国家的部族官僚把持商业贸易，偷税漏税现象时有发生。为打击偷税漏税，元政府命市舶验货抽分，并由中书省规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对凡是商贩在泉州、福州等地已经抽税者，则在本省市舶司地卖者，规定细色二十五分取一，粗色三十分取一，并免除输入税。对于市舶司买者，则停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税。对于偷税漏税之物货，则依例没收。“验货抽分”与“漏税之法”很好地保护了海洋贸易的正常运营与发展，特别是打击了不法官僚权势对贸易的控制权。

第四，“市舶抽分杂禁二十二条”。为整顿市舶勾当，元政府制定市舶抽分杂禁二十二条。抽分杂禁规定不许私贩入番，除泉州于抽分之外，三十分取一为税。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回帆的时候，以次抽分，违期及作弊者罪之。

元代市舶司法较宋代更加趋于完善与严格，首次出现历史上具有保护性的关税法，即“双抽、单抽之制”。同时，对外海上贸易法更加制度化与规范化，特别是“选人入蕃”“验货抽分”“漏税之法”等市舶司法，对于官商舞弊、重复税收及偷税漏税等市舶勾当均有明确规制。另外，“市舶抽分杂禁二十二条”对市舶司的职责、权限等有“法律化”规定。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市舶法对于元代海上漆器、瓷器等大宗货物的合法交易具有重大意义。

（三）元政府四次海禁政策下的漆器输出

元世祖忽必烈先后进行四次“海禁”，元代停罢市舶与整治海防成为政府之要务。究其原因，元代政府的“海禁”政策是迫于对战争的需要，特别是对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征战屡次失败，为了防止与海外这些国家联系，特别是物资、军备及信息的外流，“禁海”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同时，元代实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3］（P1372）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维护国家对海洋贸易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在此情况下，私人出海经商自然被规为禁止之列。即便元政府多次海禁，也没能抵挡海外人对中国漆器、瓷器等精美工艺品的需求，无法抵制海洋贸易所带来的经济财政收及丰富的奢侈品的诱惑。因此，元代“禁海”政策不是一个长效政策。

元朝是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性庞大帝国，对外经济贸易网络系统发达。除了沿袭传统西北古道丝路之外，还在宋代海上丝路的基础上开辟了通往世界的新的海上贸易通道。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等港口贸易发达，其中，泉州港、庆元港与温州港的对外贸易中，元代的外销漆器占有一定份额。从进口看，元代港口外来舶货种类繁多，诸如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杂物等应有尽有。在所有进口货物清单中，也见进口新罗漆以及用于瓷器的青料等。因为，当时“高丽生产的新罗漆，质地极佳，适用于饰蜡器。元代青花瓷生产中釉料有来自海外的青料（氧化钴）又称苏泥勃青。”［9］新罗漆是一种天然树脂，是制漆的重要材料。宋人王云在《鸡林志》曾记载：“高丽黄漆生岛上，六月刺取，沈色若金，日暴则干，本出百济，今浙人号新罗漆。”［10］百济地处朝鲜半岛东南段，气候温和，盛产黄漆。由于元代“重末抑本”之风盛行，自然会影响中国大漆的生产，因此，进口高丽漆也属正常。从出口看，元代出口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绸、漆器、绢帛、铜、铁、金、银、铅、锡、茶叶、酒、糖等。较外销瓷器与丝绸相比较，元代对外漆器贸易也不可小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宋室南迁以及大批北宋漆工移居江南，沿海一带的漆业因此走向繁荣。《南村辍耕录·鎗（戗）金银法》曰：“嘉兴斜塘杨汇髹工鎗。鎗金银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为地，以针刻画，或山水树石，或花竹翎毛，或亭台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后用新罗漆。”［11］在元代，浙江嘉兴的张成、杨茂之髹器最负盛名。《辍耕录》漆器知识叙事反映元代南方江浙一带漆器生产繁荣，它为漆器外销奠定资源性保障。

就漆器输出而言，泉州港、庆元港、温州港等均是主要的漆器外销港口。泉州港，即刺桐港，它是当时海上丝路贸易的世界性大港口。《梦梁录》曰：“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12］1976年，南朝鲜新安郡海底沉船被发现，“沉船里所装载的货物中除陶瓷器、金属制品、木制品、石制品外，甚至还包括黑胡椒、桂皮和苏木、紫檀那样的香料和名香木，货物中还有日本的产品，如镰仓时代的古濑户瓶、彩绘漆器、铸咖社等图案的和式镜，直至大刀的刀鞘到穿的木屐。”［13］这里的“彩绘漆器”即可见证元代外销漆器的历史事实。对于这艘沉船的目的地，日本三上次男的观点是：“只是在日本没有发现过，而主要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菲律宾发现的青瓷和白瓷该船却装载了很多。我认为这艘船是打算在日本和高丽结束交易后取道冲绳，再前往菲律宾，最后返航庆元府（宁波）的周游船。”［13］在元代，漆器作为“华货”是被鼓励外销的，因为它的价值或税收远高于瓷器、丝绸等。《真腊风土记》之“欲得唐货”条有记载：“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鑞，温州之漆盘，……其麤重则如明州之席。”［8］（P305）说明，元代温州漆器远销真腊等东南亚国家，成为当地的时尚品。

元代国家贸易远通欧洲两河流域，与白达国或报达国有贸易往来。刘郁《西使记》载：“七年丁巳岁（元宪宗七年，公元一二五七年），取报达国，……合里法以舸走，获焉。其国俗富庶，为西域冠。宫殿皆以沉檀乌木降真为之，壁皆黑白玉为之。金珠珍贝不可胜计。共后妃皆汉人。”［14］这里的“报达国”，或作“白达国”（见《诸蕃志》），相当于今天欧洲两河流域境内的伊拉克。其王“合里法”，即“哈里发”，而其妃皆汉人，可知元代欧洲两河流域与中国的贸易及其文化往来。1346年，摩洛哥商人和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抵达中国的刺桐港，随后游历杭州、广州以及大都等城市。1355年他用阿拉伯文写成《异域奇游胜览》如是描述：“翌日早上从第五城城门进城，这是最大的城市，……当地的特产之一是用竹子制作的盘子，那是由碎块拼凑而成的，极为轻巧。上面涂以红漆，这类盘子一套十个，……此种盘子运销印度、霍腊散（注：Hurasan，即波斯）等地。”［15］巴图塔的描述充满对中国工艺文化的惊奇与赞美，特别是对中国漆器及其贸易的描述见证了元代杭州的竹胎漆器远销印度与波斯的历史。

元代初年，阿拉伯人蒲寿庚来仕中国，并将中国漆文化带回阿拉伯③。蒲寿庚是阿拉伯商人后裔，系蒲开宗之子。他在泉州市舶司在位三十余载，是宋元回回番客之代表。据《宋史》载：“景（南宋景炎帝）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是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16］可见，元初泉州港与阿拉伯人的丝路贸易由密切往来，并设驻华泉州舶司蒲寿庚，管理与阿拉伯海上贸易。

简言之，蒙古部族在走向国家化建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的漆器文化输出与传播被释放出巨大的溢出效应，为元代国家建构议程提供有力的支撑，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元代国家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

元代漆器文化在日本、南洋、非洲等国家与地区的广泛传播，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独特贡献，也是中国文化深刻影响海外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在世界范围内，元代国家漆器文化外溢是全球文化的互动，它不仅是漆器对漆器的互动，更是世界文化的相互对话与交融，它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示范意义与独特内涵。

（一）元代漆器文化溢入日本、南洋与非洲

元代漆器艺术在日本备受人们青睐，特别是元朝嘉兴府张成、杨茂两位雕漆大师的“剔红”艺术品。据 《新增格古要论》载：“元朝嘉兴府西塘杨汇人张成、杨茂剔红最得名，但硃薄而不坚者多。日本国琉球国独爱此物。”［3］（P129）在日本人眼里，“堆朱杨（杨茂）成（张成）”成为雕漆的经典名号。1977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の漆工艺”［17］展出的元代戗金漆器便有10件之多，其中有4件为“延祐年”款。“剔红”对日本漆器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堆朱杨成”之誉也见证元代雕漆在日本的地位与身份。

元代唐人在真腊颇受欢迎与敬畏。据史载：“往年土人最朴，兄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状伏地顶礼。近亦有脱骗欺负唐人者矣，去人之多故也。”［18］《真腊风土记》是使臣周达观前往柬埔寨后写成，全书“对真腊境内的城郭、官室、服饰、文字、山川、出产、贸易、器用，属郡等都分别一一详述。据书中所载，当时中国物品在真腊国家极受欢迎……甚而中国的雨伞、铁锅，乃至箕和木梳等都为真腊人民所喜爱。”［19］《真腊风土记》之“欲得唐货”条记载“真州之锡鑞，温州之漆盘”［14］（P148）无疑说明温州漆器在真腊等南洋国家极其受到青睐。据《岛夷志略》载，有丝路漆器贸易的南洋国家还有民多朗、彭坑、戎等地。《岛夷志略》之“民多朗”条载：“货用漆器、铜鼎、阇婆布、红绢、青布、斗锡、酒之属。”［7］（P60）苏继庼注，藤田认为是今越南之潘郎，但他认为“民多朗”（柬埔寨语）大概为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岛夷志略》之“彭坑”条载：“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属。”［7］（P96）苏继庼认为“彭坑”（PAhang）大概为马来半岛南部东岸一带。《岛夷志略》之“戎”条载：“贸易之货，用铜、漆器、青白花碗、磁壶、瓶、花银、紫烧珠、巫嵛布之属。”［7］（P106）苏继庼注，藤田认为“戎”大概为马来半岛克拉地峡春蓬附近。《岛夷志略》所载漆器等均为元代中国与马来半岛等地的贸易之货，马来半岛也成为中国漆器远销海外的一个桥梁。中国漆器文化在这里与世界文化互相交融。

元代中国与非洲交往也甚密切。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非洲东海岸的情况，包括“贸易之货，用牙箱、花银、五色缎之属”。摩洛哥旅行家受王之托，前往中国。“拔都他游历中国记”曾记载：“余辈游运河时，见有无数舫船，皆满载游客。船有甚华美之帆，光彩夺目。又有丝蓬盖，以蔽日光。船中悬挂无数美画（玉尔本作客皆持丝伞，船漆甚华丽）。”［8］（P93）这段文字见出拔都他对中国漆船及其装饰艺术非常羡慕与神往，尤其拔都他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手工艺技术表示惊叹。他曾对摩洛哥苏丹王说“中国人技艺上特别之天才。中国人较他种人，技艺天才特高，艺术精美异常，世人皆承认之，甚多书中，已言之矣。”［8］（P631）在杭州，他曾看到过市场上出卖的漆制品。漆盒“其制造物如大小平盘，系藤丝编成者，尤为精美。盘上涂红漆，灿耀闪光，细审之乃为十小盘所叠成。初视之，犹如一盘也，人工之妙，夺天巧矣。”［8］（P652-653）可见，中国人之“特别之天才”，特别是漆器制作“人工之妙”以及“夺天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拔都他游历中国所记以及回国后向摩洛哥苏丹王所言说的中国工艺文化必将在非洲留下无限的想象，也间接地表明中非文化在漆器互动上显示了一般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内涵。

（二）马可·波罗的中国漆器艺术想象

从13世纪意大利商人与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描述中，可以看出元代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手工业的繁荣，也见证了元代港口城市的商业繁荣状况。在中外漆文化交流中，马可·波罗所见中国漆器艺术除了生活实用漆器之外，论述或赞美最多的是中国建筑漆艺、游艇和画舫漆艺等。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描述蒙古大汗奢华的鎏金漆柱御苑。《马可·波罗游记》在“大汗在上都所建的豪华宫殿和皇殿上的礼仪”章节描述：“我们一行告别了张家诺，朝东北方骑行三天，抵达上都（Shandu，Shangtu）。这是当今皇帝忽必烈大汗建立的都城。……御花园中，有一片葱绿的小树林，他在林中修建了一间御亭，亭内有许多华美的龙柱，裱上金箔。每根木柱上盘着一条龙，龙头向上承接着飞檐，龙爪向左右伸张，龙尾向下垂着，龙身上也裱上金箔。屋顶和其它部分是用竹制成，油漆得很好，可以防潮。”［20］（P174-175）漆是天然优良涂料，素有“涂料之王”之称号。可见，马可·波罗已认识到漆器的防腐之作用。另外，这里所见的“裱金箔”是建筑漆绘的重要工艺技法。《马可·波罗游记》之“雄伟壮丽的京师市”章节描述：“这个地方经营的手工业，有十二种高于其它行业，因为它们的用途比较广泛和普遍。……杭州人民的住宅，建筑华丽，雕梁画栋。他们对于这种装饰、画图以及富有想象力的建筑物，表现了极大的爱好。”［20］（P170-180）马可·波罗眼中的“雕梁画栋”是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之法则。元代王子一在《误入桃源》第二折曰：“光闪闪贝阙珠宫，齐臻臻碧瓦朱甍，宽绰绰罗帏绣成栊，郁巍巍画梁雕栋。”［21］足见古代建筑彩绘装饰十分华丽，重视油漆彩绘。 另外，大漆不仅有防腐之作用，还有耐碱防海水之功用。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于古代船只。《马可·波罗游记》之“雄伟壮丽的京师市”章节这样描述：“除此之外，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整只画舫，油彩斑斓，五光十色。还绘上无数的图形，越加美丽。”［20］（P180）这些油彩的游艇和画舫想必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的印象。

马可·波罗对中国建筑以及游艇和画舫等漆艺的溢美之词，不仅表达了他对中国漆器艺术的迷恋与神往，也能反映出中国元代漆器文化在海外人心中所激起的美学旨趣，更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漆器艺术所传达出来的审美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四、结语

在阐释中发现，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漆器文化的发展具有元代国家发展的一般意义与内涵，至少显示以下几点文化发展逻辑要义：第一，从蒙古部族到元代国家，古代中国漆器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从“共同体”转型为“政治体”的文化裂变。抑或说，元代漆器文化深深烙上蒙古部族文化结构与美学思想之印记。第二，尽管蒙古部族体系在走向政治国家途中，漆器艺术经历了“工奴制”“技术思潮”“植物图案”等许多部族化偏向的实践议题，但民族文化多样性以及海上丝绸之路遂为这个部族国家的漆器文化敞开了对话与发展的空间，并在对外传播中释放出巨大的文化溢出效能。第三，尽管元代漆器美学的发展走向部族化与贵族化的奢华装饰与奢侈消费之路，但在技术上致使古代漆器发展实现了一次大飞跃。抑或说，元代部族文化嵌入国家漆器文化的耦合发展中，使得元代漆器文化走向被人救赎的部族美学偏向。第四，元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外溢不仅促进了漆器自身走向技术至美与文化至善，还重塑了元代国家文化的世界地位与身份，特别是元代漆器文化激起了世界人们的中国文化想象。

注：

①摒弃“部族”范畴的某些学术争议，族体谱系分支下的“部族”显然有异于“民族”范畴。“部族”是基于地域为空间纽带的血缘共同体，而“民族”则指向以文化为区分的政治共同体。

②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州与泉州。1285年并福建市舶司入盐运司，改为都转运司，负责福建漳、泉盐货市舶事务。此时，元代已经有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等市舶司七所，后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1297年罢行泉府司。1298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同年又置制用院，1303年以禁商下海罢之。1308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1309年罢行泉府院以市舶提举司隶行省，1311年又罢之。1314年复立市舶提举司。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

③14世纪阿拉伯人对“漆树科”已有初步科学认知，从元代延祐到天历年间（1314～1330），担任饮膳太医忽思慧在其《饮膳正要》曾记载阿拉伯的药物马思答吉（漆树科乳香）等被宫廷饮膳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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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脱脱等.宋史（1）［M］.北京：中华书局，200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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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杨建新，杨建新文集（5）［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226.

［20］（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21］臧晋叔编.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58.

【责任编辑：来小乔】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Lacquer Culture along the Marine Silk Road in Yuan Dynasty:from a Tribe to a State

PAN Tian-bo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Screen Studie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Jiangsu，221009）

From a Mongolian tribe to the state of Yuan Dynasty，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acquer art experienced a cultural fission from“a community”to“a political entity”.The study of lacquer culture involves many practical issues at a tribe level，such as“slave labor""technological trends"，and“plant pattern”，but the Marine Silk Road opened a new space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for diversity development of lacquer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and released enormous energy in overseas culture diffusion. The lacquer culture spillover of Yuan Dynasty along the Marine Silk Road not only promoted the technology perfection of lacquer ware，but also reshaped the image of national culture of Yuan Dynasty in the world and inspired the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mong people overseas.Besides，it witnessed the historical meaning and logic cont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golian people from a tribe to a state.

the Yuan Dynasty；the Marine Silk Road；lacquer culture；tribe；state；spillover effects

G 125；J 527

A

1000-260X（2016）01-0023-08

2015-10-08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宋元明清海上丝绸之路与漆艺文化研究”（14BG067）；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漆艺史料辑注”（1439）

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艺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