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法寅

（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自贸区建设策略

徐法寅

（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以扩大开放为首要特征、以开放倒逼改革为核心的重大战略。同时，由于自贸区建设本身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因此，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本身也必然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建立自贸区，甚至在某一个区域之内会建立多个自贸区。据统计，2012年世界上有637个跨国性的自由贸易区，3000多个各种形式的免税区和自由港。这种制度形式上的全球性存在本身正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所说的是“虚无的全球化”。从内容上来说，自贸区建设也是全球化过程的构成性因素。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就认为，与民族国家打破了它之前的规模层级体系一样，全球化进程则打破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规模层级体系，因为全球资本市场、全球贸易体制、国际生产体系和跨境空间的产生已经打破了以民族国家的限制。但是全球化过程不是一种抽象的过程，而是具体地发生在地方层次上的环境和实践中的，尤其是40几个全球性大都市所组成的网络通过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联系在了一起，并对全球化的总体进程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自贸区建设就是在地方层次上所发生的具体的全球化实践。从影响上来说，自贸区建设是吸纳全球化成果的重要手段。托马斯·法罗尔（Thomas Farole）和格克汗·艾金奇（Gokhan Akinci）认为，自贸区（尤其是出口加工区）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970年代开始并于1990年代和2000年代加速发展的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进程。就中国的开放过程而言，张茉楠认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全球化红利期，但是以要素红利为主导特征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新战略，自贸区建设将会让中国获得新的增长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因此中国加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更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战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自贸区建设呢？按照“全球化构成理论”，就是要顺应全球化的结构态势，采取积极的策略性行动。

（一）顺应全球化结构态势

所谓全球化结构性态势，就是指全球化过程中相对于行动主体而言的具有外在性、普遍性和条件性的因素。这种结构性态势不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仅仅是全球化参与者采取行动的背景和条件，它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理念的传播。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全球化”一词在1990年之前几乎从未有人提及，但是如今“全球化”却挂在每个人的嘴上，一个流行的字眼瞬间转变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词汇。这种理念的传播通过提供一种认知框架，而形塑全球化参与者的具体行动。二是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扩散。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现代通讯技术已经产生了一个全球网络社会，虽然社会组织及其组成部分仍然坐落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他们的组织原则却是以信息网络为特征的流动空间。三是世界文化标准的形成。世界政体理论者约翰·迈耶（Johann Meyer）认为，世界政体的存在前提是世界范围内公民美德的增长和传播，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公民美德发展的基础是对相互依赖性、共同风险和面临风险时脆弱性的警觉。Meyer认为，在这种文化意识的基础上，在教育、政策和人权等方面一些行为模式和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展和接纳，从而形成了世界性和理性化的制度和文化秩序。四是世界性制度安排的出现。乔治·瑞泽尔关于“麦当劳化”的论述和安东尼·吉登斯关于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的论述很具有代表性。基于马克斯·韦伯的西方世界理性化的理论，瑞泽尔认为这种理性化原则尤其体现在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中。这种理性原则具有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控制和对理性的非理性信任等特征。

顺应全球化结构性态势，我国的自贸区建设就需要着力于从这样三个方面吸纳全球化的成果：其一，在发展理念上，要秉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理念。改革与开放作为中国迅猛发展的双引擎，在30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着基础与动力的作用，也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改革的动力；改革与开放如同双脚向前迈进，每一步都以前一步为条件，又成为下一步的前提。但是，就中国的整体发展而言，开放应该是一个总体方向，从而能够引进外资和技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当然，这个总体方向也要有深化改革的支持，让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世界上的普遍规则接轨，从而在世界上树立负责任、可信任的大国形象，进而才能吸引外资和技术。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总体关键是要为自贸区建设的主体提供生产、贸易、生活、金融等各个方面的便利。其二，从技术层面上说，自贸区的建设一定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全球化结构性态势的一个主要方面。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我们充分地跟随科技发展的脚步，并结合具体的战略目标和国情民意进行大胆创新。在未来的自贸区建设中，一定要强调创新型、智慧型城市的建设，充分利用技术优势来对自贸区建设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和治理。其三，还必须在制度层面上不断完善我国的自贸区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性文化的推进和扩展，这种文化的推进和扩展不仅要体现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也要体现在政府的监管中，还要体现在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等方面。

（二）采取积极的策略性行动

所谓策略性行动，就是指具有具体性、特殊性、复杂性、可塑性的全球化参与者的行动因素。策略性行动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全球化过程中结构性态势的出现；二是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全球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帮助我们从个人、民族企业、跨国企业、NGO组织、社会运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等主体的行动中找到这种策略性实践。

应该说，我国的自贸区建设并不是在全球化逼迫下所作出的被动回应，而是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所作出的通过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发展的策略性行动。因此自贸区建设一定要注意遵循这样几个原则：其一，要仅仅围绕我国建设自贸区的战略目标去行动。作为民族发展大计，改革和开放的最终目标还是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我们要做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引领者，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自贸区建设和全球化进程纳入中国的发展战略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根本，这也是自贸“试验区”的本义。其二，我国的自贸区建设一定要采取主动态度，注意协调各方的诉求和利益。自贸区建设包括政府、跨国企业和社会组织多方面的互动，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是建设好自贸区的关键。自贸区涉及到不同的产业，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业态是一个战略导向。自贸区建设还涉及到不同地域的整合问题，因此一定要主动采取行动，切实鼓励国际合作，采纳国际规则。其三，由于扩大开放也伴随着风险而来，有些风险需要自身改革来应对，有些风险则要严格掌控。在一线放开的情况下，二线高效管住也是对自贸区建设的关键要求。因此，我们也要对各个领域进行分类管理，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从而让开放和改革有序进行。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各国在合作之外，也会产生竞争。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之后，由于各国产业的重合度和产品的同质程度较高，各国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对各国而言，一个不利的后果就是面对低价产品的涌入，企业会陷入恶性的竞争，最后可能会两败俱伤，并使得很多产业和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很多国家有可能会迫于社会压力而采取非关税性的软性条款和技术性壁垒保护本国企业，因此，一定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责任编辑：林莎】

【学术信息】

“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与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举行

2015年12月26-27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深圳大学共同举办的 “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与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深圳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出发地，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值此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5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中国比较文学30年：进展与挑战”、“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可能及路径”、“进入新世纪的国际比较文学：走向与格局”、“跨文化语境下的世界华文文学：理论与实践”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外文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认为，在过去，当我们试图树起中国学派之大旗时，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几乎对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不屑一顾，即使偶尔提及中国的比较文学，也只是将其当成一个点缀物。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并且直接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该让以西方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了。”他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比较文学的民族性，立足比较文学的中国性；另一方面又不能躲在封闭的一隅，而应该认识到这一学科的世界性特征，努力将中国的比较文学成果通过英语的中介推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西方学者直接读到我们的论著和听到我们的声音，从而逐步发现，这是一种不同于他们的“中国的声音”。

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教授杨乃乔论述了“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杨乃乔指出，不同于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在研究上有着明确的客体时空界线，在高校从事比较文学科研与教学的学者，更应该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性构建上获有一种准确且专业的学科意识。

“比较文学与青年文化研究”是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江玉琴的研究题目。她认为，中国青年文化研究将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其一，更好地融合青年文化与文学、社会、阶层等问题的思考；其二，应将青年文化研究纳入城市文学、城市文化和都市现代性的思考中。

2015-11-10

徐法寅，哲学博士，深圳大学创新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讲师，从事社会理论、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