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先



从书斋走向神龛

梁培先

众多史料证明，两宋时代是颜真卿的历史形象、书法形象以及书史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在苏轼将其书法推崇到“能事毕矣”的最高境界之前、之后，各种扭结在一起的社会力量共同促成了这种变化。本文试图通过这一案例，揭示出书法之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某种结构方面的相互嵌入性、社会化的运动以及人文现象对于书法史的深刻影响。

一、北宋初期、中期的前半部时间对于颜真卿书法的态度

在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诞生之前，北宋文人认识颜真卿的最可靠的知识来源是《旧唐书》。就像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断代史一样，《旧唐书》述及颜真卿生平的文字接近两千字，而论及其书法的只有三个字：“尤工书”。这种过于悬殊的反差说明，中晚唐以来的人们更习惯于将颜真卿视为忠臣烈士，而不是书家，或者说，书家的身份只是一个不重要的陪衬。

后来的五代和北宋初期①一般认为北宋历史分期为：初期为宋太祖、太宗时期；中期为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从神宗到哲宗、徽宗、钦宗为后期。，这一情况基本没有改变。贬抑者，如南唐李煜认为颜书失之粗鲁，像个“叉手并脚”的“田舍汉”；又如太祖建隆二年（961）王溥所编《唐会要》卷三十五即书法卷，记载有关唐人书法的事件、言论，给予唐太宗、陆柬之、王方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甚至更晚的柳公权，却只字未提颜真卿；再如北宋初年李昉奉太宗之命所编《太平御览》一书，从第七四七卷到七四九卷、总计三卷的篇幅专门论说古今书法，举凡宋以前的名家多有评述，亦无一笔给予颜真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