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英



世界体系理论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吴英

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以世界体系为框架、长时段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理论，为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作整体、动态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自创立以来，世界体系理论在不断扩展其影响的同时，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针对来自韦伯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大卫·李嘉图倡导的“比较优势规律”的拥护者、新欣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世界体系理论所提出的各种批评，沃勒斯坦作出了有力回应，并在新近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中对以前没有涉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由此更全面和深刻地展现出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论内涵及其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批判与回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法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他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而闻名于国际社会科学界。作为一种理论构建，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标志就是沃勒斯坦在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①[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郭方等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第2卷②[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郭方等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卷③[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1730-1840年代》，郭方等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最终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这一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新理论体系，影响遍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今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学派。沃勒斯坦摒弃了传统的对单一“国家”和“社会”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以“世界体系”为框架、长时段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理论，从而为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作整体、动态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当然，世界体系理论自形成以来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沃勒斯坦在为新近出版的该书第4卷以及为重新出版的前三卷撰写的序言中④[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吴英译，庞卓恒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第4卷时也一并将前三卷重新出版，并新增了作者为每卷所写的序言。，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本文将结合沃勒斯坦对来自各方面批评的回应，阐发世界体系理论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一

把沃勒斯坦新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和先前出版的第1至3卷结合起来阅读，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他所阐释的从16世纪延续至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发展及其走向解体的必然趋势的认识，尤其使我们对他的方法论有了新的认知。他为前三卷新写的序连同第4卷的序，一方面回应了来自当今西方各主要学科领域和主要学术流派学者对他的理论和方法提出的批评或质疑，同时也进一步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回应和阐述将我们引入了作者宏大而富有独特创意的世界体系理论和方法论的殿堂，使我们受到许多启迪。即使他的回应和阐述还难免留下一些未能使我们释疑的问题，但也将促使我们沿着他的思路去进一步思考，从而向着最终释疑的方向推进。

关于韦伯主义，沃勒斯坦主要针对它认定“某些类型的价值观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指出“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2011年英文版序言，第2页。以下凡引沃勒斯坦语而未另注出处者，都出自该序言。。这显然坚持了“经济转型”的客观存在决定精神、意识，而不是与之相反的观点。为此，韦伯派指责沃勒斯坦“太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沃勒斯坦却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新斯密主义”。

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申明他“指的是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即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由苏联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乃至由大多数托洛茨基派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的世界体系分析“违背了所有”他们认为必须坚持的一些基本的“前提”，即“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本质上是在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商(主要是工业企业家)之间展开的”的斗争；“经济基础相对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而言具有首要性”；“有关在因果解释中内部因素(即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那些因素)相对于外部因素(即在一个国家外部产生的那些因素)而言具有首要性”；“有关进步的必然性，即沿着一种由不同的所谓生产方式组成的序列做必然性的演进”这样一些理论前提。沃勒斯坦回应道：“这种指责，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分析的合理性。”我们虽不清楚那些“指责”的具体细节，只是从沃勒斯坦的回应来看，如果以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体系、而不是以其中的个别国家作为分析单位，那么，关于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演进序列等方面的分析角度，自然会同以个别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两种分析角度都各有其合理性。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对于更深刻地透视当代世界整体及其中各个局部的关系和它们的起伏变迁，显然是有益的。偏执一端,则难免有所缺失。

关于大卫·李嘉图倡导的“比较优势规律”的拥护者，沃勒斯坦指出，由于他揭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之间的交换是不平等的交换，“实际上是从历史方面反驳大卫·李嘉图揭示的、永恒存在的‘比较优势规律’的一次重大努力”。而且，沃勒斯坦还强调不平等的交换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所以，“这个学派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是危险的”。由此观之，沃勒斯坦对“比较优势规律”论者的反批评显然是有理有据的。另一方面，该学派的论者批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未能解释在当代世界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也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比其他欠发达国家更能改善其境遇”。我们觉得，这的确是他的分析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且这个薄弱环节的存在，是同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只强调世界体系整体的分析角度而排斥对整体中的各个国家进行个别研究的分析角度的偏颇态度有关。

关于崇奉德国政治史家奥托·欣策强调政治相对于经济具有自主性的新欣策主义学派，沃勒斯坦认为，他们主要是批判“我错误地将政治和经济两个分析领域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领域，实际赋予了经济领域以首要性”；“在今天仍有许多人将世界体系分析视为太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他们的意识中，这样说通常就是指它太过于‘倾向马克思主义’”。针对这样的批评，沃勒斯坦回应道：“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对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政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仅仅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制度。”然而，沃勒斯坦也不赞成像他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割裂地强调经济的首要地位。他力求“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显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认经济相对于政治的主导地位，也难免有损于整体分析中的因果解释的完整性。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沃勒斯坦认为“这个学派要求做概念上的‘解构’，宣称‘宏大叙事’或‘总体叙事’的终结。他们大体是在说主张经济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的阵营、尤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忽略了话语在社会现实演进中的中心作用。”他们认为沃勒斯坦也属于这个阵营，同样犯了强调经济因素而轻视文化因素的错误。对此，沃勒斯坦指出：“这个阵营在逻辑一致性上存在着致命缺陷。一部分人主要关注于坚持文化的首要性地位，确实也是在维护知识分子特有的利益。但另一部分人却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即那些在以前的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群体。随着后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实际上也对宏大叙事感兴趣，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1968年之前时期所运用的宏大叙事，这个联盟走向解体。”沃勒斯坦针对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这些反批评显然具有合理性。

面对上述各个学派的批判，沃勒斯坦的态度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目前，我仍然拒绝承认这些对世界体系分析批判的合法性”。我们对他这种为追求真理而据理力争的坦荡态度深为钦佩。

二

沃勒斯坦对于各方面对他的批评的总指向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归纳：“在1974年以后的时期，我被质疑忽略了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和环境领域。所有这些批判者都坚持认为，我的分析框架太过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我们看到，沃勒斯坦对于这样的批评除了给予前面提到的一些较为具体的回答以外，看来还有一个总体的正面回应，那就是，他既没有“忽略了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和环境领域”，也没有“太过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holistic analysis)，把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领域全都纳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剖析。他认为争论经济、政治、文化孰为首要决定因素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讲究普遍性规律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将因果首要性赋予经济领域。新欣策主义者含蓄地将它赋予政治领域。可以预期，也会有人(指后现代主义文化解构论者——笔者注)将因果首要性赋予文化领域。”他认为所有这些“首要论”都是不可取的。

这就涉及到了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那就是，考察诸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这样的研究对象，除了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怎样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外，是否还需要找到决定那个整体产生、发展和衰亡的终极原因或因果解释中的逻辑起点。19世纪的研究者大都肯定必须找到那样一个终极原因或逻辑起点，只是大都把它归结为“人性”、“理性”和作为“人性”、“理性”的最终决定者的“神”，由此形成以“人性”、“理性”为终极原因(最终以“神意”为终极原因)的“人性理性决定论”。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个终极原因或因果解释的逻辑起点归结为人的劳动及其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演进，由此推动由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形态或生产生活方式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生产能力决定论；但它经常被误解为极其模糊因而可作任意定性的“经济决定论”。到了20世纪，由于世界范围内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剧烈演变既越出了“人性理性决定论”者的预期，也越出了“经济决定论”者的预期，于是许多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抛弃了一切的决定论，连带着也把讲求终极原因和逻辑起点的线性因果解释方法论当作垃圾一起抛弃，而去信奉多元折衷主义的“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

然而，不可否认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在证明自己的某个论断的正当性或评判他人的某个论断的是非得失时，总是离不开“因此，所以”的因果解释程式；也就是说，总是无法摆脱“讨厌的因果解释”的纠缠。问题就在于，许多人由于自己的价值偏爱驱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去设定某种自己偏爱的前提，作为推断某种因果关系的终极原因或逻辑起点；但同时又感到自己设定的那个终极原因或逻辑起点很容易遭到质疑和否定，于是就同时设定一个“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作为抵挡质疑和批驳的挡箭牌。如马克斯·韦伯断言，欧美国家之所以能够从中世纪传统社会发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从古代犹太文化中的畜群私有制和“个人主义”、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公民民主意识等等孕育出来的“新教伦理”激发了“资本主义精神”；东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是因为伊斯兰教、“儒教”、道教等等东方信仰都孕育不出西方那种“新教伦理”，也就不可能激发出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精神”。这实际上就是把文化价值观设定为揭示社会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或逻辑起点。但他显然感到人们很容易对这种极粗劣的文化价值或精神决定论提出他无法回答的反驳和质疑：从历史和逻辑上看究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是相反，后者孕育了前者呢？韦伯为了对这种致命的反驳预先加以防备，就精心设置了一道道多元折中论的挡箭牌：他一再声称,虽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那样的精神因素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他并未断言那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西方特有的城市制度、官僚行政机构系统化,簿记和账目核算合理化等等，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德]马克斯·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黄宪起、张晓玲译，曹铁珊、杨小滨校，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第14、91-92、141等页。。

前面已经提到，沃勒斯坦反对韦伯的价值观决定论，坚持“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观点。可是他不但没有彻底坚持“经济转型”决定价值观转变的因果解释方法论，而且有时倾向于“多种因素随机促成论”，有时甚至采取了同韦伯主义相近的“意识形态决定论”。这突出表现在他的新著《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的论说中。

三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沃勒斯坦把“中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驯服”“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及其在国家创建、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乃至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等领域的展现，作为第4卷“整卷书的论点”，这样的论证体系实际上就是把“中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步“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放到了引起1789年到1873/1914年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区也就是西欧、北美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终极原因和逻辑起点的地位。但这样一来，就使他自己陷入了他批判过的韦伯主义认定的“某些类型的价值观的存在是实现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的逻辑困境。

要摆脱这样的困境，就必须坚持沃勒斯坦在批判韦伯主义时阐述的正确观点：“价值观是伴随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而发生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发生的”。而且，还需把这一观点推到更彻底的深度上去，那就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引起的“经济转型”和与之相应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中找到处于衰落中的封建贵族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初生无产者阶级这样三种阶级力量和他们所持政治立场的原因，进而看到保守主义、中庸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三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原因，也看到新兴资产阶级和它所秉持的中庸的自由主义立场逐步“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原因。所谓“中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实质上是当时处于封建贵族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两者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无疑是沃勒斯坦在第4卷中所作的一系列论证的真正精辟之所在。

例如，沃勒斯坦在论述取得胜利的“中间派”怎样以“中庸的自由主义”立场创建“主权在民”的“自由主义国家”时论述道：“在1789年，没有人真正了解将主权从君主转移到人民手中实际意味着什么。人们也许认为它同限制政府任意行使权力有某些关系，而任意行使权力又是同绝对君主制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使确实将权力转移到人民手中，但那样做，仍然需要为各种各样的政治领导人暂时结合作出决策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对所有那些有效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人而言，认真对待人民主权的口号似乎暗示要服从由无知、任性的群众作出的反复无常的决定，这无疑是令人不快的。因此，对显贵们而言，问题是如何确立一种框架，表面看似乎是人民拥有主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这样，但它还能获得相当数量‘人民’的支持。这并非易事。自由主义国家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解决方案。”*[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第38-39页。他还指出：“从1815年之后时期的政治方面看，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两种主要政治遗产。一种是对恐怖的印象，直到今天它还影响着法国和世界的政治，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恐怖不可避免地同民主联系在一起。很长时间，恐怖事实上成为显贵们用于反对扩大选举权的主要论据。‘根据这种经验，像路易·基佐或邦雅曼·贡斯当等人拒绝将政治权利赋予那些贫困的阶级。’第二种遗产同第一种遗产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不断地推动将较低阶层完全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排除出去。”*[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第39页。这些论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主权在民”原则和“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原则和制度，绝不是什么“普世价值”的体现者。

又如，沃勒斯坦在评述19世纪标榜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府实行的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时指出：“取消谷物法运动的成功——反对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象征的谷物法——同重大社会立法在英国(和在大陆国家)开始确立，二者同时发生是支持柏莱柏诺所言的强有力证据。柏莱柏诺断言，真正发生的并不是转向自由放任，而是‘从由国家干预商业转向国家干预工业’。古典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一直对自由放任采取一种很微妙的立场，从亚当·斯密到边沁再到纳骚·西尼尔都是如此。”*[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第115-116页。他还指出，标榜“不干预市场”的“小政府”实际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强政府”，并指出：“有许多理由能够说明资产阶级为什么认为强政府是有用的。一个理由是能够帮助他们积累资本；另一个理由是为这种资本提供保障。如果资产阶级以前没有认识到的话，那么在1848年之后，他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强政府——即改良主义政府——才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工人不满的破坏性影响。”*[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第121-122页。这些论说对于我们认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本质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4卷的结语中写道：“依据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各种经验证据和理论观点，我们提出了这种分析。这里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与其说是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延长的19世纪的方法，不如说提供的是一种更适合于对这个世界的社会现实的整体性做出解释的方法。”*[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第343页。纵观第4卷的整个论说，我们确实感到，沃勒斯坦尽力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区的西欧、北美地区在“延长的19世纪”期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迁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运动来考察，显示了他倡导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优势所在。我们十分赞赏这种方法论的创新探索。只是觉得，如果在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中加上经得住检验的因果联系的逻辑起点(终极原因)，势将使整体中的各个层面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此说是否允当，谨请同仁们酌评。

[责任编辑扬眉]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