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　刘彦青



新时期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

张新科刘彦青

19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思潮的影响，曾出现过解构汉赋经典的情况。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通过传播、评论以及创作接受等方式，汉赋的价值得到重新肯定，经典地位得到重新建构。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和新材料的发现，使汉赋研究呈现多学科综合研究态势。借助网络媒体，新时期汉赋的传播与接受更加广泛。汉赋经典地位的重新建构表现出文学经典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承、评价包括汉赋在内的文化遗产，如何把握评价汉赋的标准，如何认识政治变化对汉赋经典建构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新时期；汉赋；经典化；重构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辞赋史上树立了典范。汉魏六朝以来，对汉赋经典的建构和解构并行，但总体上看建构占主要地位。文学经典的建构或解构，读者是主体，是读者对作品扬弃、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典认同。笔者曾撰写《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古代赋论与赋的经典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文，对汉赋的经典化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今再就新时期以来汉赋的经典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基础

新时期是指1977年改革开放至今将近40年的时间。汉赋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于这些赋作本身的思想艺术水准，在历代读者、评论家、文学选本、文化思潮与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赋经典被树立起来。1950年代由于政治思潮的影响，汉赋经典被解构。进入新时期，随着新的治学方法、文献材料、文学思潮、传媒途径、文艺政策以及读者群体等的变化，人们开始了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这种重新建构，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基础。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古代乃至近现代对汉赋经典的建构为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赋产生后，从汉魏六朝以来就存在批评和赞扬两种倾向。批评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汉赋进行指责，尤其是对大赋，批评指责更多。这在其创作的时代就开始了，司马迁批评司马相如赋“多虚辞滥说”①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73页。，扬雄批评汉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②扬雄：《法言·吾子》，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班固说汉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56页。。唐代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将屈宋以降辞赋一概目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五二七《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6139页。。唐代刘知幾《史通·载文》批评汉赋诸家“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往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4-115页。等等。对汉赋的批判，大到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小至遣词造句，甚至对司马相如、扬雄这些汉赋作家的生活经历、政治仕途上所谓的“污点”进行批评，进而批判他们的赋作，如苏轼说：“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几殆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苏轼：《东坡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页。朱熹《楚辞辨证·晁录》云：“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6页。而对汉赋的赞誉者在汉代也开始出现，汉宣帝就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班固：《汉书》卷六十四《王褒传》，第2829页。。班固《两都赋序》也认为赋“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肯定汉赋的价值。王充《论衡·案书》甚至预言“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74页。南朝时期的刘勰认为：“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5页。(《文心雕龙·诠赋》)，充分肯定汉赋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唐代韩愈肯定“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页。。柳宗元赞誉“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五七七《西汉文类序》，第6592页。(《西汉文类序》)。直至清代，焦循在其《易余龠录》里也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欲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录其赋……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焦循：《易余龠录》卷十五，焦循著，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843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进一步肯定汉赋的地位：“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页。可以说汉赋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总体来看，历代对汉赋经典的建构占主要成分，肯定汉赋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大量的赋选、赋集、赋论、赋注释、赋点评、赋创作等，都体现了对汉赋的推崇、学习、认可、接受。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汉赋大家的赋作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文人模仿的对象，历经各时代而不衰，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1950年代对汉赋经典的解构为新时期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提供了反思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文学研究、学术研究也随之发生了新的乃至质的变化，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古代文化遗产。但是受“左”的思潮影响，许多人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以至于出现学术上的偏颇。除个别学者对汉赋有一定的客观认可外(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余冠英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主流则是对汉赋的批判。如有人认为汉赋是反现实主义文学、御用文学等，最有代表性的如茅盾在《夜读偶记·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指出：“汉赋主要是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们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茅盾：《夜读偶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9页。这个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的《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三辑)认为“汉赋是一种地道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厚古薄今批判集》第3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页。，可以说从内容、形式到影响都对汉赋进行了彻底否定。

(三)新时期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为汉赋经典重新建构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

进入新时期，解放思想成为新的风气，实事求是的学风带来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前一时期被批判否定的传统文化遗产(包括汉赋)被重新认识与评价。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在健康的学术氛围下，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经典、评价经典、建构经典。被解构的汉赋经典又需要重新树立形象，曾经被视为无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汉赋需要人们重新认识。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包含汉赋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条件下，海内外的学术交流逐渐频繁。一些国际汉学家的汉赋研究成果被关注，代表性的如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汉代狂想曲：扬雄赋的研究》对扬雄赋作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且对西方及日本学者关于扬雄乃至汉赋的研究成果多有引荐，拓展了国内学者的见闻。日本学者中岛千秋的《赋之成立与展开》有专论汉赋展开的章节，主要探讨了汉赋的发展和代表赋篇的内容及形式特点，被学界认为是日人研究汉赋用力最深的著作。港台学者如简宗梧的《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从汉代文学思想的源流追溯汉赋的起源，并关注了汉赋的美学价值。简宗梧的另一部著作《汉赋史论》分析了编纂《全汉赋》的必要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一些汉赋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并且对汉赋本质和特色进行了历史考察。曹淑娟《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从汉赋“体物”“写志”两方面展开论述论述汉赋的价值，在论述中注重了对赋家心态的分析。此外张清钟《汉赋研究》，何沛雄《汉魏六朝赋家论略》、《汉魏六朝赋论集》，张体正《赋学》，李曰刚《辞赋流变史》等都有对汉赋的专门论述，这些著作在大陆获得了不小反响，其观点、研究方法对大陆学者有很大借鉴价值。1984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龚克昌的《汉赋研究》是“文革”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专论汉赋的著作，其后姜书阁、马积高、高光复、刘斯翰、万光治、曹道衡等学者关于汉赋的专门论著也陆续出版，使得汉赋研究逐渐活跃并繁荣。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赋体文学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汉赋成为辞赋创作学习的典范。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的现象。国家也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许多濒危的传统文化遗产得到发掘保护。汉赋,特别是大赋，其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文势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认为是在大一统形势下“壮汉代之声威”的作品，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展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0页。,与汉代这种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国家富强的社会背景相适应而产生了汉大赋。在新时期，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也刺激着当代的一些文人选择传统的赋体文学来描绘和展现这个时代。而且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使都市文化得以繁荣；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自然山水、优美风光，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可以说时代为“体物写志”的赋体文学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丰富的表现内容和广泛的应用空间为赋体创作提供了契机。汉赋所表现的广阔的思想内容，所采用的纷繁多样的艺术手法，都是文人们借鉴学习的对象。赋体文学创作实践仍然需要从汉赋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而汉赋能否确立为学习的榜样就成为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重新评估汉赋的文学地位。

二、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途径、方法

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人们对汉赋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汉赋的经典地位得到重新建构。其主要途径和方法如下：

(一)汉赋传播

汉赋传播主要包括汉赋的整理、评点、注释等。传播是文学经典化的基础，有了广泛传播，汉赋作品才得以流传，才有可能产生审美效果，被读者接受。而传播的基础则是文献的系统整理，包括作品的汇编与选编。在此基础上的评点与注释方便了作品在更广阔范围的传播。汉赋传播与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因素存在着密切关系。特别是与新时期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有关，汉赋这种历史上局限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专利”的雅文学逐渐走出狭小的圈子，为更多的普通读者所接受。

赋总集的整理和汉赋选，除《历代赋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的影印外，刘祯祥等的《历代辞赋选》选录历代37家49篇赋作，其中汉赋10家12篇。毕万忱等《中国历代赋选》收录先秦迄近代126家197篇，其中汉代12家22篇，田兆民《历代名赋译释》选历代84家125篇，其中汉代16家25篇，吴云《汉魏六朝小赋译注评》选汉魏六朝小赋25家36篇，其中汉赋10家12篇。郭预衡主编《中华名赋集成》选136家167篇，其中汉赋19家28篇。张巨才《中华历代名赋金典》选155家176篇赋，其中汉赋25家28篇。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是一部专收汉代赋体文学的断代文学总集，收录汉代83家293篇赋(包括全篇100多篇，存目24篇，余为残篇)，并进行了标点校勘，是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汉赋总集。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共评注汉赋70余家，195篇(不含建安赋)。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文白对照全汉赋》收录汉赋90家319篇(完篇约100篇，存目39篇，余为残篇)，并对收录赋篇作了翻译，赋篇后有前代人的相关评论，极大地方便了阅读。赵逵夫主编的《历代赋评注》选历代赋家329人(佚名除外)583篇,其中汉赋41家78篇。曲德来、迟文浚、冷卫国主编的《历代赋广选新注集评》共选赋348篇，其中汉赋占73篇。此外由马积高等编集的《历代辞赋总汇》收录先秦至清末7391家30789篇，是迄今为止最完备、宏大的通代辞赋总集，其中计有汉赋79家241篇。这些赋总集的整理和汉赋选本极大地方便了学者获取汉赋资料。这些选本在吸收前代经典赋篇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审美风尚与趣味，在选篇上多有新变，这是当前汉赋经典重构的框架基础。此外如《文选》学的再次兴盛，对汉赋注释与评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赋学工具书的编纂，规模较大的有迟文浚等主编的《历代赋辞典》，其中“名篇评介”选64家105篇，含汉赋19家32篇。霍旭东等主编《历代辞赋鉴赏辞典》收录历代辞赋200家276篇，含汉赋20家27篇。影响比较大的还有霍松林、徐宗文主编的《辞赋大辞典》，费振刚、仇仲谦《汉赋辞典》，对于宣传辞赋具有积极意义，方便了汉赋的普及，为一些非专业的辞赋爱好者学习了解辞赋提供了途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时期各种出土材料的发现，科技的进步，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便利，学者们对一些前代学者无法获取或很难获取的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敦煌文献便是其中的代表，伏俊琏的《敦煌赋校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赋的校注作了富有创造性的总结。赋论汇编则有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高光复《历代赋论选》、叶幼明《赋话丛编》、陈良运《中国历代赋学曲学论著选》等，这些赋论汇编中有很大部分是关于汉赋的。这些工作对于汉赋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应指出的是，汉赋进入大学教材、大学课堂，这也是汉赋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汉赋专题课，对汉赋传播、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三十多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是一个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互联网、手机的普及逐步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传统的纸质阅读与网络阅读相结合，促进了辞赋的传播。关于辞赋的专门网站如中华辞赋网、中国辞赋网、中国诗赋网、中国骈文网等在新时期汉赋的传播中起了很大作用。以中华辞赋网为例，有专门的“辞赋赏析”、“当代赋选”、“辞赋评论”、“名家专栏”、“辞赋推荐”等栏目，在“辞赋赏析”、“辞赋评论”、“辞赋推荐”里汉赋是重要的内容。借助网络传播的方便性、快捷性、普遍性，经典的汉赋在时空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应该看到，这些辞赋网站及其他论坛上传播的赋篇依然没有超出传统的经典赋篇范围，这与辞赋网站和一些辞赋专家、爱好者的有意识推送有关。这些专家、爱好者有的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素养，了解辞赋发展历史，受传统的经典汉赋篇目影响更大，故而他们的推送选择多将视野集中在经典选篇上，从而导致广大读者接触了解的多是经典篇目，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构的重要途径。

(二)汉赋评论

构建“企业小循环、产业中循环、区域大循环”的新格局，形成了硫化铜镍矿开采—镍铜钴冶炼—镍铜钴压延及新材料产业、二氧化硫—硫酸—硫化工、硫酸—磷酸—磷化工、烧碱—氯气—PVC—电石渣—水泥、原煤—捣固焦—焦炉煤气—合成氨—磷铵等环环相扣、“吃干榨尽”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

汉赋评论从汉魏六朝以来就颇有成就，到清代形成高潮。赋论是对汉赋作品的阐释，通过挖掘作品隐藏着的“密码”和价值，引导读者理解作品的内涵，结合时代文学思潮发掘汉赋的当代价值。赋论是连接作者、文本(作品)、读者的桥梁，对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时期以来，大量的论著对汉赋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与古代赋论不同的是，这些专题研究，不再是零散的、片段式的、感悟式的，而是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仅汉赋研究著作而言，主要表现在：第一，汉赋发展史，高光复《赋史述略》全书共分九章，以汉魏晋南北朝赋为重点概述辞赋发展历史，唐以后则以不到十分之二的篇幅简述其流变，肯定了两汉是赋的时代。马积高《赋史》“是国内赋学界第一部系统而具有很高学术及文献价值的中国古代辞赋通史著作”*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中国赋论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7页。,在系统论述辞赋发展史的同时，力破成见，认为“赋始盛于汉，但汉赋不是赋作成就的最高峰”，“唐赋是赋的发展高峰”*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以朝代顺序，阐明了辞赋演变历史中七大段落的艺术流变和美学特点，将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辞赋发展期定位为“光大鼎盛期”，给予了汉赋很高的评价。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认为“辞赋发展到律赋已完全没落，在文学史上不再占重要地位”，并有“西汉辞赋”、“东汉辞赋”的专章论述。第二，汉赋专题研究。如龚克昌《汉赋研究》是一部以汉代代表性的赋家作品论为中心的汉赋研究专著，在思想和艺术上肯定了汉赋的价值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汉赋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她反映了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象，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她努力摆脱经学束缚，顽强地显示出文学艺术的特征；汉代提出了系统的辞赋理论，使文艺创作改变了自发被动的局面而进入自觉的有意识的崭新阶段，因此，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刘斯翰《唯美文学之潮——汉赋》从审美角度审视汉赋，认为汉赋在继楚辞之后开辟了一个“唯美”的新时代，给中原文坛带来了南方的文学觉醒和活力，并且从汉赋开始，中国文学走上了南北文学合流演进的道路。姜书阁《汉赋通义》以“考史”为重点，对汉赋的源流、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并对的汉赋内容、形式技巧及价值得失都有讨论，内容丰富，史论相兼。万光治《汉赋通论》从“文体论”、“流变论”、“艺术论”三方面对汉赋进行深入研究，内容广博，资料翔实，是一部有独立见解的著作。赵逵夫《诗赋论集》、康金声《汉赋纵横》纵向探究汉赋文体的渊源形成、发展流变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横向论及汉赋的创作思想、题材内容、颂美讽喻、审美价值和艺术表现，肯定了“汉赋是一代文学的正宗”，“是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春雷”。章沧授《汉赋美学》对汉赋作了文体界定后，从美学渊源、美学思想、讽谏艺术、创作艺术、语言风格、山水自然和文化艺术之美，以及“美文学特征”等方面，论述了汉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成就、特点和美学价值。阮忠《汉赋艺术论》在“说赋”并论述“汉赋生成与演化”后，切入汉赋作家的风采与创作趣尚，论述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和风格。曲德来《汉赋综论》包括“赋体的来源及汉赋的范围分类”，汉赋“内容意识论”、“艺术论”、“影响论”几个方面对汉赋进行研究，肯定汉赋是“最能体现汉代文学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和充沛的创作力的文体”，是“汉代文学的最高代表”。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全书分为“汉赋知识谱系考索”、“赋家的制度性焦虑”、“专制政治下赋家的生存性焦虑”、“汉赋的象征、政治神话与乌托邦”、“汉赋的意识形态功能”、“汉赋修辞的政治意义”，可以看出作者试图通过汉赋勾勒汉代文人的心路历程，挖掘汉赋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此外，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制度与批评》，程章灿《汉赋揽胜》，骆冬青《气象丰凡的汉赋》，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余江《汉唐艺术赋研究》，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汉赋与汉代文明》，刘向斌《西汉赋生命主题论稿》等深入到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对汉赋在汉代兴盛的原因、特点、变化、影响等的认识是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构的有力支撑。三是汉赋理论类，如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选辑《史记》到近代刘咸炘《文学述林》中有关赋论方面的资料90则，是当代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赋论方面的资料集。高光复《历代赋论选》选录自司马相如到朱自清的100位论者的赋论资料，内容集中在赋文体源流、特点、各代辞赋成就及著名赋作的评论方面。叶幼明《辞赋通论》涉及辞赋文体的界定、源流、发展、辑录与整理五个方面，是一部探讨辞赋文体有关问题和总结历代辞赋研究状况的综合性论著。曹明纲《赋学概论》设“赋的特征”、“起源”、“分类”、“演变”、“作用”、“赋集和赋话”、“影响”等章节。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自西汉至现当代赋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是赋学界第一部以历代赋论为研究对象且兼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赋论史专著，之后进一步修订出版成《中国赋论史》，全面地总结了历代赋论的成就和价值。孙福轩《中国古体赋学史论》则专门总结历代对古赋评论的成就。对历代辞赋理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辞赋研究的领域，汉赋评论无疑是其评论中重要的部分。四是汉赋研究史的总结，以踪凡《汉赋研究史》为代表，第一次系统勾勒历代汉赋研究的历史，给人们提供许多重要资料。五是以《神乌赋》的出土为契机，结合敦煌文献中的俗赋资料，引起人们对汉代俗赋的重视，其中系统的研究以伏俊琏《俗赋研究》为代表。除著作外，大量的汉赋研究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涉及的问题更为广阔。总体来看，汉赋的经典地位得以重新树立。可以说，新时期的汉赋研究通过使用新材料、新方法，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文学研究为本位，广泛涉及考古、历史、政治、地理、城建、制度、民俗等多方面内容，由于这种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与文本依然是传统的汉赋经典篇目，在深入发掘这些要素的同时，又提高了这些篇章的知名度，这些传统的经典篇目也因这些方面的文化价值而重新获得生命力，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化一条不可忽视的途径。

(三)汉赋接受

新时期的汉赋接受主要是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借鉴与学习，这是汉赋经典影响史的体现。汉代的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等对当代辞赋创作都有影响，只不过或明或暗，或大或小。这一时期的赋体创作是伴随国学复兴的热潮而兴起的，自1980年代一些学者、艺术家开始辞赋创作，王学仲、魏明伦等，这些大家本身有很高的辞赋素养，加之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其赋作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新时期一些辞赋研究专家，在学术研究之外也有赋学创作，如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就有《南征赋》效仿汉赋《东征赋》、《西征赋》、《北征赋》的主题，许结、阮忠、詹杭伦、易闻晓等，都有辞赋佳作。由于这些学者本身是辞赋研究的专家，其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很高水平。除此之外，还有各类作家的辞赋创作，包括大量模仿汉赋之作。2007年《光明日报》开辟“百城赋”栏目更是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王禹《澳门赋》虚构罗山与而已君进行问答，陈洪《天津赋》虚构盘山君、九河伯、渤海若之间问答，这明显模仿汉赋主客对答的模式。方牧的《舟山赋》里直接说明结构上是模仿枚乘《七发》而作*余海波主编：《百城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为了更好地宣传本城市，选出一篇好的本城市赋作，哈尔滨、苏州、徐州、商丘等许多城市向全国征稿反映其城市面貌的赋作。在此影响下，小的城市也出现如《陕西百县赋》这样的赋体创作。这些以城市为主题的赋作一般追述城市的历史，铺叙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现状，展现主政领导风采，表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盛世荣华的时代精神，从内容到艺术方式上继承和发扬光大汉代都邑赋的传统。对此，有论者深入论述，并指出：“赋这种古典文体，能够在这时被想起并被重新拾起，充分说明‘盛世作赋’的文化传统深入人心”*王树森：《“百城赋”与古典文体的百年际遇》，《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当为知言。

除了传统的出版渠道外，互联网成为赋体文学创作与传播的重要平台。这使得辞赋创作者的身份多元化，题材多样化。从创作实际来，互联网上的辞赋创作范围广泛涉及新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网络辞赋作家，他们的赋作直接间接地受着汉赋的影响，但是由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多种职业和多种文化层次创作者的参与使得网络赋作显得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

在传统新闻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推动下，新时期逐渐出现赋体创作的热潮。总体来看，多数的作品还是能把握赋体文学的基本艺术手法，如赋法表现、典故、押韵等这些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色。这些基本的艺术手法多是由汉赋开创使用的，而很多赋作是在对经典汉赋学习基础上进行的创作。虽然新时期的赋体创作在文辞、赋法以及规模上远不能与经典汉赋相比，但这种赋学创作活动却不失为赋这种古老的文体在新时期重新寻找生命力的一种有益尝试。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广泛使用白话文，生活内容复杂变化的时代，与大多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赋体文学失去了其繁荣的制度、文化和社会背景，如何重新寻回自己的魅力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与诗文相比，赋这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特别是汉大赋)，因其宏大的结构、生僻的字句、陌生的典故等特点更不容易为当代读者接受，但是依赖前代经典化基础，特别是依赖经典化选本的传播，经典赋篇的阐释、评论，新时期的创作者能够把握住汉赋的基本精神与艺术手法而进行适应这个时代特色的赋体创作。

(四)辞赋学术组织与学术会议

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一定的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使汉赋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这也是区别于古代汉赋经典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赋学会成立以来，1987年在湖南衡阳举行首届国内赋学研讨会,1990年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一直到今天共举办了十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历届赋学会对汉赋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为学界指出了汉赋研究的各种新问题、新方向。此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形式的辞赋研究机构，各高校的辞赋研究机构如山东大学辞赋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辞赋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诗词曲赋研究中心等。这些组织还有专门的辞赋研究刊物。还有一些高校设置专门研究方向培养辞赋研究的硕士、博士，为汉赋的持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有组织，就能团结海内外的学者，形成研究的合力；有组织，就能使研究更深入，更有计划性。这些组织和研究机构使汉赋的研究不再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而转变为系统的兵团化攻坚，借助集体的力量，依赖明确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汉赋研究成果，如出版辞赋研究丛书(南京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都组织出版辞赋丛书)、在学术刊物开辟辞赋研究专栏(《文史哲》等)以及讲演活动。尤其是中国赋学会自成立以来，在组织辞赋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国内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而且在境外如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地举办研讨会，一大批学者如马积高、龚克昌、许结等，在汉赋研究、组织学会发展以及培养赋学研究人才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汉赋在辞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每次学术研讨会上，汉赋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总之，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培养汉赋研究专门人才等，都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化的新途径，使汉赋的经典地位愈来愈巩固。

三、汉赋经典建构的再思考

新时期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对于汉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引发我们的诸多思考。

(一)如何正确对待包括汉赋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

新时期以来，我们有意识地去弘扬传统文化，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这是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自信的有益举措。建国后很长时间对汉赋的否定，与那个时期反封建的政治基调密不可分。庸俗社会学的泛滥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使得对包括汉赋在内的文学的研究与评论，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方式硬生生地为其划出非此即彼的论战阵线。这样的结果便是文学沦为政治斗争工具而丧失自身独立的价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盲目地一概否定是错误的。以经典汉赋为例，尤其是汉大赋，仅仅因为它铺张扬厉的艺术风格和一些歌功颂德的倾向便将其定位为反现实主义作品，忽视大量经典汉赋广泛多样地展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真切地表现了赋家内心情感，且在文字、辞采、谋篇等方面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汉赋繁荣的时代是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是汉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实力在文化上的反映。所谓“西汉文章两司马”，即是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史学的发达和以司马相如汉赋为代表的文学的繁盛展示了大汉一统的政治气势与汉人高度的文化自信。所以对汉赋的认识评价不能脱离它产生、繁荣的时代，而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其铺张扬厉的气势是大一统时代精神的展示，其所描绘事物的广博和奢侈豪华的内容也来自大一统的现实基础。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是源于当时社会的繁荣和制度背景，讽谏主旨则是出于经学文化背景下的儒家思想要求，而辞采、韵律方面的讲究也是文学逐步发现自身价值并即将自觉的表现。因此，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产生它的时代去分析，做到知人论世，实事求是，客观公允。

经典汉赋之所以能穿越千年，在各时代都产生很大影响，其思想艺术上的价值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传播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传播其中的经典作品是继承文化遗产的核心任务。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与传统社会相比，新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对古代文化的隔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如何让经典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将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当代创作接轨。在发掘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在创作的动力下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网络上存在着大量在体式、字法、句法、押韵、对仗、结构等方面不合赋体规范而冠之以“赋”的作品。古代经典辞赋是赋家呕心沥血之作，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谢榛说：“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谢臻：《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62页。很多古代赋家本身就是专业的学者，如司马相如、扬雄便是文字学家，班固是史学家、经学家，阮元在《四六丛话·后序》中说：“综两汉文赋：诸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耀采腾文，骈音丽字。”*孙梅：《四六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汉赋经典可谓是知识积累与时间积淀的产物。而反观当代很多出于名利或应酬“批量化生产”出大量赋作，一任这样的“赋作”传播，对赋体文学的创作是不利的。这就需要广大的辞赋创作者自觉学习经典，提高辞赋素养，谨慎下笔。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代辞赋创作的题材涉及城市赋、名胜赋、企业赋、店堂赋、品牌赋、工程赋，大量赋作是出于广告效应而作，笔者认为这一点无可厚非，许多经典汉赋也有干谒的原始动机。商业化的需要，是激励当代辞赋繁荣的土壤，我们也应该鼓励辞赋依靠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色在新时期充分发挥其价值，但是这需要辞赋创作者在迎合当代审美取向的情况下，有明确的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尊重辞赋的传统，坚守古典文学的底线，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弘扬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衡量汉赋作品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从历史上对汉赋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文学评论标准无外乎思想内容和艺术两个方面，此外如苏轼、黄震等那样从司马相如、扬雄生平污点出发否定他们的赋作，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化教育，并不涉及文学本身特质。建国前后以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衡量汉赋，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人本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等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如“新启蒙批判”、“文体批判”、“学院派批判”、“文化诗学批判”、“文学生态学批判”等等名目繁多的评价标准，这使得文学评价的标准出现混乱状况。而在新世纪的新媒体时代，消费主义成为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在这种多元化背景下，衡量文学、衡量汉赋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这是汉赋研究能否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当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提出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仍然是一种具有宏观视野的文学评价标准。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绝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指责歌德，而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537页。，在《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一文中又针对拉萨尔的剧本《格兰茨·冯·济金根》再次说道：“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7页。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更是明确地指出了“确定作品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做历史的分析了”*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261页。。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应该是美学的、历史的两者完美结合。在这种文学评价标准下我们关注汉赋，会发现其实借鉴《文心雕龙·诠赋》对赋体的定义，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可以恰当地评价汉赋。首先，“铺采摛文”是从美学方面对汉赋文体特质的概括，“铺”与“摛”是指赋法而言，“采”与“文”是就文辞文采而言，合起来形成汉赋敷张扬厉的艺术风格。对这种艺术风格历来也有不同的评价，司马迁认为是“虚辞滥说”、“靡丽多夸”，曹丕却认为这是赋体文学的特色，值得肯定，“诗赋欲丽”。从创作实际来看，汉代赋家是肯定这一风格而且非常重视作品的艺术美感的，汉代之后的古典文学作家也十分注重学习汉赋这方面的艺术特色。其次“体物写志”。“体物”是指描绘事物，包括广泛的社会生活，这是西汉大赋的内容。“写志”除了如骚体赋、抒情小赋抒发个人情志外，散体大赋更多地涉及汉赋讽谏与颂扬，这是汉赋的思想，也是历来对汉赋评价争议最大的问题。对汉赋思想的衡量，从扬雄开始，一直在讽谏与颂扬上进行讨论。这与汉代在经学思想的控制下，讲究讽谏、有益政治教化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的价值判断有关。“体物写志”是从历史的标准来评判的。大多数汉赋实际表现出更多的是颂扬，这就使得那些零散的存讽喻主旨的赋作(如赵壹《刺世疾邪赋》)显得尤为可贵。对汉赋而言，带有讽谏性、有利规劝时政与社会弊端的作品历来是各时代普遍认可的经典，这种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不朽魅力，在当代也应该是我们继承学习的经典。传统所批判的描绘帝王生活的赋作也是我们本时代应该正确认识的，应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赋篇。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审美的多样化，我们依然倡导文学作品在思想上表现真善美、抨击假丑恶，艺术上给人以美感和享受。评价文学作品时，美学的标准与历史的标准应是完美统一的。

(三)政治运动、文化思潮如何影响人们对汉赋经典的认识？

汉赋的生产、发展与汉代政治、文化思潮有密切关系。同样，对汉赋经典的认识、评价、接受也与每一时代的社会息息相关。社会的统一与分裂，政治的开明与封闭，经学的盛行与衰落，思想的禁锢与解放，文学的复古与革新，文化制度的多样与一元，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喜好与排斥，等等，这些都是历代汉赋经典化中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蔽地作用于汉赋的读者，影响读者对汉赋的认识。具体体现在汉赋选录的标准、汉赋评价、汉赋消费与接受等方面。如汉赋在汉代就已经开始经典化的过程，以大赋为例，当时大一统的时代，人们需要这种体制宏伟的辞赋歌颂盛世，于是《子虚》、《上林》成为大赋作家的学习典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个体生命意识突出，于是汉代的骚体赋、抒情小赋被普遍接受，这些赋作展示了身处乱世人们的普遍心理。但是西汉的煌煌大赋也是这些赋家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这既是一种赋体模范的学习，背后又是对那个昌盛时代的向往与想象追念。所以我们发现在主流创作抒情小赋的情况下，不乏刘桢《鲁都赋》，徐幹《齐都赋》，刘劭《许都赋》、《洛都赋》，吴质《魏都赋》，高允《代都赋》，左思《三都赋》，这些都是对汉赋都邑赋的模仿。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文学的自觉表现在对文体的细致划分、文学理论的出现等方面，特别是对文学之“文”的认识，“诗赋欲丽”、“赋体物而浏亮”，出现了对文学文采、句式、韵律、对仗等方面的强调，尤其是刘勰《文心雕龙》对汉赋的评价总结，萧统《文选》对汉赋经典作品的收录，使汉赋的地位得以稳固。初唐文坛主批判六朝以来的华靡文风，进而也对汉赋华丽的风格进行了批判。初唐很多文人甚至持偏激的观点彻底否定汉赋。但盛唐的伟业，使得汉赋的精神再次复活，所以出现了李白《明堂赋》、《大猎赋》，杜甫《三大礼赋》，李庾《西都赋》、《东都赋》等这样明显模拟汉代散体大赋的赋篇。宋人创作了如苏轼前后《赤壁赋》、欧阳修《秋声赋》等的这种新文赋，但依然出现了像周邦彦《汴都赋》、李长民《广汴赋》、杨侃《皇畿赋》、傅共《南都赋》、葛沣《圣宋钱塘赋》这样的体国经野之作。唐宋以来科举考试曾将律赋定为重要一科，为推动辞赋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到元代科举中辞赋考试由律赋变为古赋，楚骚、汉赋成为文人士子创作学习的典范，可以说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是对汉赋经典地位的重新构建。在元代辞赋复古风气的影响下，明人继续发扬了这种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复古潮流，特别是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下，大力倡导学习古赋。另一方面，思想上受“王学左派”的影响，李贽“童心说”、公安派“独抒性灵”主张反复古，对汉赋经典又是一种解构。明代赋学正是在这种复古与反复古的双重影响下发展的。大体来看，复古派主张汉赋自不必说，反复古派主张抒写内心真性情的要求其实也不出骚赋、抒情小赋的范畴，所以整体看明代辞赋基本涵盖了汉赋的各种形式。清人兼容历代赋艺，众体兼备，不拘一格。就特点来看，在乾嘉实学影响下，出现如徐乾学《经史赋》，朱筠《笔赋》、《拟招隐士》，王家冶《辅嗣〈易〉行无汉学赋》等融合经传、舆地、金石、史辩的学术赋。清代科举考试最重视八股文，从实际创作看，八股文文法和句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渗入辞赋，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较早注意到这点，认为清赋时代就是八股文时代。当代社会亦是如此，当“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冲击学术时，学术就成为政治的附庸，汉赋就成为批判的对象；当思想僵化封闭时，对汉赋的认识就很难实事求是。在“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影响之下，对汉赋的研究或是从其华丽内容着眼认为它是统治阶级御用文学，或者过度批判其夸饰艺术而定义其为反现实主义作品。进入新时期，当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审美方式多样化、学术走上健康之路时，人们能客观地认识到汉赋在思想艺术上的价值，汉赋的魅力得到再次彰显。总之，在每一时代的政治、文学思潮影响下，人们都会从思想和艺术上对汉赋进行一番讨论，对汉赋的肯定推动了汉赋的经典化，而对汉赋的否定往往是以一种“反经典化”的方式关注时代文学的某些弊病，对后代的文学不无裨益之处，可以说正是两者的结合促进了赋体文学的健康发展。但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的。我们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政治运动、文化思潮都对汉赋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运动、文学思潮影响下文学的新变，这种新变是在保留传统基础上接受时代新要求的创造，这是文学的一种进步，如历史上骈赋、律赋、文赋等的出现。它促进了文体的发展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是值得肯定的。还有一类是在政治运动、文学思潮影响下文学的审美属性降格，如汉代经学思想下对汉赋讽谏性缺失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学的一种规范化，但如当代初期对汉赋的否定那样，则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从汉赋经典的建构历程可以看出，汉代开始树立起散体大赋与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模式，经魏晋文学的自觉，与道分离开来，文学便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各时代的研究者、选本整理者、评论者、创作者等着眼角度不一，但是都能在汉赋这座矿藏中汲取有益成分而出现某种创新。在特殊时期文学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人们关注的是文学引起的社会功利属性，而不是审美属性。但是从汉赋经典化的建构及重新建构过程，可以认识到文学的引发人无限想象的魅力并没有也不会在政治的洪流中丧失，这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特质。我们注意到各时代所关注的汉赋篇目是大同小异的，可以理解为经典汉赋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魅力，特别是那些在思想、艺术上有开创之功，能够反映社会真实面貌，表达作家真挚情感的赋作往往可以称为永恒的经典。

[责任编辑刘培]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彦青，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