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秀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先秦反义并列词语成词误判探讨

赵明秀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虽成词标准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无论是宽标准还是严标准，都应有成词的底线，否则将会出现成词误判。尤其是在复音化初始阶段的先秦时期，在判断是否成词时更应谨慎。以反义并列词语的成词问题为例，杨吉春、伍宗文等人曾列举并研究先秦成词的反义并列词语。但经考证，杨书等所列举的在先秦成词的反义并列词语，实际并未成词。四种原因导致了误判：一、未知组成反义并列词语的单个语素的意义在先秦时期的引申义相加等于反义并列词语的整体意义；二、随文释义；三、错误理解文义；四、未知临时用法。反过来说，组成反义并列词语的单个语素义的引申义相加不等于整体意义、非随文释义、正确理解文义、非临时用法，这四个方面也应成为成词的底线。

关键词：成词；误判；先秦

一、引 言

短语与词的划分历来众说纷纭，马真（1980）讨论了划定先秦复音词的标准①全文在引用或表述过程中的“双音词”“复音词”“复合词”均为一类.，马文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复音组合的结合的紧密程度来划定合成词”，进而提出了几条定词标准，其中第一条为“两个成分结合后，构成新义，各成分的原义融化在新的整体意义中，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不是短语；两个同义或近义成分结合，意义互补，凝结成一个更概括的意义，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不是短语。”［1］54

杨吉春（2007）认为，先秦时期成词的反义并列复合词有95个；伍宗文（2001）也简要罗列了27个先秦时期的反义并列复合词；向熹（1987）列举了5个《诗经》中的反义并列复合词。杨书、伍书、向书均采用了意义标准，即产生新的整体意义算成词。

产生新的意义是在成词标准上的宽标准，也有严标准，但无论是宽标准还是严标准，都应有坚持的底线。无可厚非，产生了新的整体意义确可作为判断成词的标准，也是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成词标准，但马文、杨书等所用的意义标准是否会出现误判？马文的“构成新义”的“新义”到底有多“新”？“新的整体意义”，怎样的意义才算是“整体意义”？如果仅是以“各成分的原义融化在新的整体意义中”来判断“构成新义”，那么与原义有关联的所有引申义哪些算是整体意义？有些引申义虽表面上看起来是凝固的整体意义，但实际有可能是原词语中两语素各自的意义相加而来；有些词语看似产生了新的整体意义，但实际这个整体意义是因为随文释义而来，也或是因错误理解文义而来，并非是词语本身产生的意义；有些词语在某个时代看似产生了新的整体意义，但却是这个时代的临时用法，并未在后代流行开来。

尤其是在先秦时期，“这个时期内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双音词和双音词组，就是说，开始迈出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第一步”［2］24。这一时期还处于复音化的初始阶段，词组与词大量并存，在判断是词还是词组时，更应该谨慎行之，考察周全。

据此，选取先秦20部文献来考察杨吉春（2007）、伍宗文（2001）、向熹（1987）所列成词的反义并列词语在先秦时期所出现的意义及其成词情况。选取文献的标准为：一是年代基本可考为先秦时期的文献；二是口语性强、具有典型性，能够代表当时语言面貌的文献。通过以上标准，所选取的20部文献包括《尚书》①因《尚书》成书年代复杂，经多方考证，最终确定利用的篇目为《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尧典》、《皋陶谟》、《汤誓》。、《诗经》、《周易》、《左传》、《礼记》、《仪礼》、《周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楚辞》。

经过该文所选取的20部先秦语料调查及判别，杨吉春等人所列的词语中，在先秦时期成词的反义并列词语只有15个，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反义并列词语仍是以短语的形式出现，并未出现大量的反义并列复合词。为何杨书所列会有95个之多？杨书就每一个成词的反义并列词语在先秦的用例举出一例；伍书只是简单列举，并未有见其论证过程；向书也是简单将其中两个词语成词的用例举出。与杨吉春等人的论证对比之后发现，有四个方面导致其将未成词误判为成词。

二、成词误判的讨论

仔细考来，有四个方面导致误判，一是未考虑到某一词语“xy”在某一时代所出现的意义，是否这一词语中“x”的意义和“y”的意义的相加，也就未能进行实际调查，有些所谓的凝固义其实是“x”的意义和“y”的意义的相加，这也是出现最多次、最主要的误判；二是错将随文释义所得出来的意义作为这一词语在这一断代已经出现了的意义，并认为是产生了新的凝固的意义；三是错误理解文义，进而错误归纳词语的意义而误认为是成词；四是有些词语在某个断代是临时用法，意义并未巩固下来，而将其认为是成词也是欠妥当的。反过来说，组成反义并列词语的单个语素义的引申义相加不等于整体意义、非随文释义、正确理解文义、非临时用法，这四个方面也应成为成词的底线。

（一）未知单用引申义组成词语义

张博（2008）提出“同素异义型多义词”，即“在构词语素之一或全部具有多义性的情况下，多义语素可在不同意义上分别与另一语素组合，使复合词产生多个义项”［6］14；华学诚（2009）也认为“在汉语丰富的多义复合词中，事实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复合词的各个义项并不都是从复合初义衍生而来，甚至也不是从凝固成词之前的词组异义发展而来，而是在语素（或词）义组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复合词的词义实际上与语素（或词）义相关”［7］6。

这也就是说，一个词的意义有可能是语素义组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判断是否成词时也同样受用，既然采用意义标准作为是否成词的主要标准，那么在考察一个词语在某个断代是否成词时，势必要考察这个词语在这个断代的所有意义。

如果用“xy”来表示反义并列词语，除去本义，有哪些是“xy”中两个组成成分“x”和“y”意义的相加（即“x”“y”的意义已在先秦时期出现了用例），又有哪些是成词后在整体意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意义。其中，如果有些意义是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的“x”的意义和“y”的意义相加，那就不能算“新的整体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算是成词。因而反义并列词语的多个意义要看是由其内部两个组成部分“x”加上“y”意义构成的，还是自身成词之后引申出来的意义。而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在杨吉春等人书中所认为成词的都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反义并列词语中单个语素在先秦时期产生的意义相加等于反义并列词语本身的意义。

现将杨吉春等人所列举的成词的反义并列词语，但经实际考察并未成词的例子，略举例如下：

“左右”一例，杨书认为“左右”在先秦时期出现“帮助；辅佐”之义，认为产生新义进而成词；向书举出《诗经》中“左右”表示“侍从”和“辅佐”之义的例句，认为“左右”在这两个意义上成词。而经调查，表示“侍从”之义的“左右”确已成词，但表示“辅佐”之义的“左右”并未成词。调查如下：“左右”这个反义并列词语在所考察的先秦20部文献中总共出现了384例，共有七个意义，分别是“左边和右边”“左手和右手”“御者和车右”“辅助”“附近”“近侍”“支配、影响”，其中“左右”在表示“附近”“近侍”“支配、影响”之义上成词，而表示“左边和右边”“左手和右手”“御者和车右”“辅助”这四义的“左右”为短语，并未成词。因为“左”在先秦出现了表示“左边”“左手”“御者”“佐助”之义的例子，也就是说“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备了这些义项，且“右”在先秦时期出现了表示“右边”“右手”“佐助”之义的用例，也就是说“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备了上述这三种义项。举例论证如下：

例1 杕杕之杜，生于道左。（《诗·唐风·有之杜》）

例3 左旋右抽，中军作好。（《诗·郑风·清人》）

例4 寇近，亟收诸杂乡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墨子·杂守》）

以上四例中，例1“左”与“道”搭配，说明此处“左”指的是方位，表示“左边”之义；例2“左”后跟动词，且与下文“右”对举，所以与后边“并轡”“援枹”搭配的应该分别是左手和右手发出的动作，则此处“左”是“左手”，相应的“右”是指“右手”；例3中，“左旋右抽”的下文是“中军作好”，出现了“中军”说明上文的“左”和“右”也是指的人，应该是左边的人和右边的人，在《左传》中，“左”通常解释为“御者”“右”为“车右”；例4中，“左”后跟人搭配，且上文“金器若铜铁及他可以”是“左”的工具，则此处“左”是指“佐助”之义。

“右”举例如下：

例5 折其右肱。（《周易·丰》）

例7 左旋右抽，中军作好。（《诗·郑风·清人》）

例8 王右伯舆。（《左传·襄公十年》）

例5中“右”与“肱”搭配，来形容“肱”，说明“右”即指“右边”之义；例6和例7已在上文中出现，不再论述；例8“右”与“王”和“伯舆”搭配，两个指人名词中间夹一个“右”，说明“右”是个动词，表示“佐助”之义。

通过以上论述，“左右”表示“左边和右边”“左手和右手”“御者和车右”之义完全可以看做“左”和“右”之义的相加，并未产生新义，不能将其判断成词。另外“左右”表示“佐助”之义有可能是“左”和“右”同时表示“佐助”之义，则这时候“左右”就成了同义词并列，也不能将其看成产生了新的整体意义，因此表示“佐助”之义的“左右”也未成词。

例6 枹

表示“附近”“近侍”“支配、影响”之义的“左右”，“左”和“右”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关的意义，将这些意义上“左右”看做成词。其中“近侍的人”之义的“左右”，由于“左”在先秦时期引申出了“御者”之义，而御者就是站在左边的那个人，相当于左边侍立的人，“右”在先秦时期引申出了“车右”之义，车右就是站在右边的那个人，相当于君王右边侍立的人，这似乎可以说明“左右”表示“近侍的人”之义“左”的意义和“右”的意义的相加，从而不能将其判断成词。但是通过调查，“左”的“御者”和“右”的“车右”在先秦时期只是出现军事场合，他们的职能是保护君王。而“左右”所表示的“近侍的人”确实包括左边侍立的人和右边侍立的人，但是意义已发生引申，不光是在军事场合，职能也有所扩大。因而“左右”表示“近侍的人”之义是新义，将其判断成词。

现将三个意义上的成词的“左右”及其论证举例如下：

（1）表“近侍的人”义，共210例，举例如下：

例9 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韩非子·二柄》）

例 10 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吕氏春秋·义赏》）

例 11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庄子·说剑》）

例9中“左右”和“曰”搭配，成为动作的施事，说明这个“左右”只能是指“人”，而不是方位名词，并且这个“左右”是与“韩昭侯”相对而言的，应为韩昭侯旁边的侍从臣子。因而此处的“左右”表示的“近侍”，形成凝固的意义，将其判断成词，以下各例都是此种情况，不再一一赘述。

（2）表“旁边”义，共有3例，如下：

例12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大雅·文王》）

例13 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诗·小雅·采菽》）

例 12中“文王”一个人并不能在“帝”的两个方位同时存在，应该是在“帝”旁边，说明此处“左右”表示的是“附近、旁边”；例13“平平”是“辩治”之义，郑《笺》云：“诸侯之有贤才之德能辩治其连属之国，使得其所，则连属之国亦循顺之”，则可知“左右”是指连属国，并不一定是指“左边和右边的国家”，因此这个“左右”应该是个泛化的概念，表示“附近、旁边”。另一例是《墨子·明鬼》中引入的《诗·大雅·文王》中的这一句（即例12），不再赘述。

（3）表“支配、影响”义，共有2例，如下：

例15 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国语·越语》）

例14参杜预《注》：“左右，未进退在己”，且“左右”与指称代词“之”连用，容易使“左右”带有谓词性质，表方位之义已经无法满足此句的需求，则知“左右”有支配之义；例15韦昭《注》：“左右，在君所用之。”“左右”后搭配指称代词“之”，前边出现主语“君”，则容易使“左右”产生谓词性质，这种语言环境使得“左右”带有了支配之义。上文也已经说过“左”和“右”并没有分别引申出与“支配”相关的意思，所以表示“支配”之义的“左右”被认为是产生了新义，将其判断成词。

“左右”这样的例子是在部分意义上成词的例子，还有一些是在先秦时期所有的意义上都未成词的例子。

比如杨书所举“雌雄”一例，调查之后发现，在先秦时期共有四个意义，分别是“母鸟和公鸟”“雌性生物和雄性生物”“女性和男性”“高低、胜负”。其中“母鸟和公鸟”是其本义，且在先秦时期也有了“雌”“雄”单用表示“母鸟”和“公鸟”之义，因此这个意义上的“雌雄”是短语。其余三个意义都是产生了新的整体意义，但不能就此判定其成词。根据调查，这三个意义上的“雌雄”都不能判断成词。

表示“雌性生物和雄性生物”的“雌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一雌死，潜醢以食物夏后”，这句话中“雌”与“龙”搭配，已泛指雌性生物。《诗·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这句话中“雄”与“狐”搭配，已泛指雄性生物。可见“雌”“雄”单用已可分别表示“雌性生物”和“雄性生物”之义，而“雌雄”只不过是两个词的相加，只能看做是短语，不能看做词。

表示“女性和男性”的“雌雄”，《墨子·非乐》：“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其中的“雌”指“女性”“雄”指“男性”。也即是说“雌”“雄”在先秦时期出现了单用分别表示“女性”和“男性”之义，那么“雌雄”这一反义并列词语只不过是两个词的组合，不能将其看做是一个词。再次表示“高低、胜负”的“雌雄”，《庄子·天下》：“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其中的“雄”与“知”搭配，“雄”与“守”搭配，根据上下文可知“雄”表示“柔弱”，“雄”表示“强盛”，则可知“雌雄”连用表示“高低、胜负”只不过是“雌”“雄”各自引申义的相加，只能将其看做短语，不能是词。

再如杨书所举“黑白”一例，“黑”和“白”的本义都是指一种颜色，《说文·黑部》：“黑，火所熏之色也。”《说文·白部》：“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先秦时期“黑白”也主要是指“黑色和白色”，如《庄子·天运》：“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先秦时期“黑白”还引申出了“是非、善恶”之义，在所调查的文献中，只有1例，见于《楚辞·怨世》：“小人之居势兮，视忠正之何若？改前圣之法度兮，喜嗫嚅而妄作。亲谗谀而疏贤圣兮，讼谓闾娵为丑恶。愉近习而蔽远兮，孰知察其黑白。”但在《楚辞》中也出现了“黑”“白”单用的例子，《楚辞·怨思》：“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此句中，“白”和“黑”与“行”搭配，显然不能是“白色”和“黑色”之义，“白”即指“清白、善”之义，“黑”即指“非法、恶”之义。则“黑白”的“是非、善恶”之义，可认为是“黑”和“白”义的相加，不能判断成词。

又如“夫妇”一例，在所调查的材料中总共出现74例，共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丈夫和妻子，再一个指男人和女人。而“夫”在先秦较早文献中已经出现了表示丈夫的意思和表示男人的意思，如《诗·秦风·黄鸟》：“维此奄息，百夫之特。”此句中“夫”表示男人的意思，是对成年男子的通称。《易·小畜》：“夫妻反目。”此处表示丈夫的意思。同样，“妇”也出现了表示妻子的意思和表示女人的意思，如《诗·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饁彼南亩。”此句中“妇”指妻子。表示女人、妇女，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女德无极，妇怨无终。”此句中“妇”指妇女、女人。

综上所述，反义并列词语“xy”的意义有可能是“x”的意义加“y”的意义，也有可能是“x”的意义并列“y”的意义，也有可能是“x”和“y”组合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意义，不是由“x”的意义和“y”的意义组合。如果两个词义在先秦时期的引申义相加等于它们构成反义并列词语的意义，那么这种反义并列词语就不能算作成词。可归纳为两个公式：

（1）公式1：两个不同意义的引申义相加不能视为成词。

在双音节词“xy”中，如果 xy=a+b。

并且：x=a，y=b；

那么：xy=x+y，xy是一个具有互补性的联合结构的短语，不算成词。

（2）公式2：两个相同意义的引申义相加不能视为成词。

在双音节词“xy”中，如果 xy=a+b。

并且：a=b；

那么：xy=2a，或xy=2b，xy是一个具有强调性的联合结构的短语，不算成词。

（二）随文释义

在判断是否成词时，要回归文献本身，从文献中概括归纳某个词语的意义，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随文释义。何为随文释义？即有些词或短语的意义只有在一个固定的语境中有这个意义，脱离了这种语境就不存在这个意义，此时应将这种意义视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词义，是随文释义。而随文释义得来的意义并不是词语本身的意义，而是语境义。

以“父母”为例，杨吉春（2007）举出《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一句，认为在这句中，“父母”指“万物化生的根源”，产生了新的整体意义，“父母”成词。但实际分析，此句中“父母”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思是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其实“父母”的意义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指“父亲和母亲”，只不过放在语境中似乎与常规的“父亲和母亲”之义不太相同，其实是将天地比喻成了万物的父亲和母亲。在所调查的文献中还出现一例，即《庄子·达生》：“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此句中的“父母”实际是指“父亲和母亲”之义。

再如“水火”，杨吉春（2007）认为“水火”在先秦时期成词，并举出《周礼·天官冢宰》：“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其认为句中“水火”是指“烹饪”，这是随文释义。可能是将“水火之齐”一并作为“水火”之义，这是欠妥当的。“水火”在这里与“齐”搭配，很明显能看出表示的是“水和火”，并没有表“烹饪”之义。《汉语大词典》在“水火”下列了一个义项，“谓水深火热，比喻艰险的境地”，并举了先秦的两例：《管子·法法》：“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孟子·梁惠王下》：“簞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仔细分析这两例，《管子·法法》中的这一例，“水火”与“入”搭配，且与上文“白刃”“矢石”对举出现，说明此处的“水火”还是指事物，即“水与火”，并不能得出“艰难的境地”之义。《孟子·梁惠王下》中的这一例，“水火”与“避”搭配，还是指“水与火”，只不过是文义赋予了它一定的比喻义，在概括词义时，还是应该提炼其文义之外的意义，即“水与火”。因而不能将其判断成词。

综上所述，在判断词义时往往会出现随文释义的现象，而这时候就会出现误判，即认为该词语产生了新义，其实并不是该词语本身的意义，而是误将文中其他成分的意义也带入该词语本身的意义中。因而在判断是否成词时，应该严谨概括词义，避免误判。

（三）错误理解文义

某个反义并列词语在句中没有的意思，被主观判断为有了这一意义，就是错误理解文义造成的失误。

如“安危”，杨吉春（2007）所举“安危”在先秦成词的例子为《荀子·王制》中：“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3］196作者认为此处的“安危”是“安全”之义。

经过反复推敲，该观点可疑，且看上下文“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夫威强未足以殆邻敌也，名声未足以县天下也，则是国未能独立也，岂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胁于暴国，而党为吾所不欲于是者，日与桀同事同行，无害为尧。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堕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堕，必将于愉殷赤心之所。诚以其国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国为危殆灭亡之所亦危殆灭亡。”首先，将“安危”解释为“安全”，那么“臧否”就得解释为“好”，那么“危”和“否”就完全没有意义，这不太符合逻辑；其次，如果仅仅解释为“安全”，会造成整句话的不通顺，且下文“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出现“安存、危殆”这两种辨证的情况，说明上文也是说的国家的安全与危险、好与坏。且根据调查，“安危”在先秦时期只是表示本义，即“安或危”，并没有引申出其他意义，所以不将其判断成词。

又如“俯仰”，杨吉春（2007）一书所举“俯仰”在先秦成词的例子为《庄子·在宥》：“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3］197杨文将“俯仰”解释为“比喻时间短暂”。但是，如果“俯仰”是“比喻时间短暂”，那“俯仰之间”怎么解释呢？“俯仰”后边出现了“之间”，有了“之间”的搭配限制，“俯仰之间”就是指的“俯和仰两个动作之间”，“俯仰”就是“俯和仰”。或许这里可以把“俯仰之间”看作比喻“时间短暂”的修辞，但不能说“时间短暂”是“俯仰”的词义。

综上所述，在文献中概括词语的意义，应该联系该词语出现的上下文，否则就会出现错误理解文义的现象，导致成词的误判。

（四）未知临时用法

有些词在句中貌似产生了新义，但有可能是临时用法，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后代少有出现，只是在先秦时期出现几例，且用例不多。

比如“存亡”例，在所调查的文献中主要表示本义“存在与灭亡”之义，是本义，并未成词。杨书用《国语·郑语》中的一例来说明“存亡”成词“《国语·郑语》：‘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3］197。结合上下文，“存亡”与“周”搭配，且下文出现“不三稔”，“不三稔”即不超过三年，如果按句义来理解，不超过三年的意思也就限制了上文周王朝只是“存”和“亡”中的一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周王朝不会超过三年就灭亡，也可以理解周王朝的存在也就只有三年了。目前所见的比较倾向于第一种理解，所以将“存亡”认为是偏义复词，也就成词了。这种观点是欠妥的。原因之一，这句话可能有两种理解，“存亡”可以指“存在”之义，也可以指“灭亡”之义，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说明词义并不稳固，而且在所调查的文献中只出现一例“存亡”不表示存或亡这两种状态的用例，且后代未见有多例能确定“存亡”表示“灭亡”或“存在”之义的情况；原因之二，在古文献中，有一些只是说话人或著者为补足音节而使用两个并列的词组合来表达，在《诗经》中比较常见，如《诗经·陈风·泽波》：“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句话中“寤寐”既可以理解为表示的是“寐”义，即睡着，也可以就将“寤寐”理解为表示睡觉。

再如“得失”例，在先秦时期主要表示“得到或失去”之义，是本义，并未成词。杨书举“《战国策·韩策》：‘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讎也，岂不殆哉！”’”［3］197-198一例，认为“得失”在这一句中偏指“失”之义。这句话中出现的“得失”从上下文来看，似乎不能再表示“得到或失去”之义，“生得失则语泄”一句，从“语泄”来看，“得失”应与“失”之义类似，表示“过失”之义。但在所调查的文献中出现了这么一例，用例太少，有可能是“得失”的临时用法，或者为补足音节多加了“得”一词。基于这种怀疑，就无法完全说明“得失”确实出现了“过失”之义，后代也较少见“得失”表示“过失”之义的用例，因而仅根据先秦出现的这一例就判断其成词未免有些武断。

综上所述，某些词语在某一断代的用法还要结合后代是否常用来判断，否则就会出现误判。

三、结 论

以上共讨论了四种杨书等在讨论先秦反义并列词语成词时的误判。

其中，单用引申义组成词语义的情况是最容易忽视的，也是在讨论成词问题时最应该引起注意的。大部分的成词误判都是因为没有考虑反义并列词语“xy”在某一时期的意义是否是“x+y”的意义，也就没有调查“x”和“y”在这一时期各自的本义和引申义，进而确定“xy”的意义是否是“x+y”。针对此情况所总结的两个公式应该作为判断是否成词时应该参考的，即

公式1：两个不同意义的引申义相加不能视为成词。

在双音节词“xy”中，如果 xy=a+b。

并且：x=a，y=b；

那么：xy=x+y，xy是一个具有互补性的联合结构的短语，不算成词。

公式2：两个相同意义的引申义相加，不能视为成词。

在双音节词“xy”中，如果 xy=a+b。

并且：a=b；

那么：xy=2a，或xy=2b，xy是一个具有强调性的联合结构的短语，不算成词。

随文释义、理解文义是与能否正确概括词义密切相关的。而词义又是我们判断是否成词的关键因素所在。因此，在调查某个词语是否成词时，应该从实际材料出发，考察反义并列词语所出现的上下文，从中找出该词语的用法依据，尤其是充分利用与之直接搭配的词语，借以判断词义，不能主观臆断。临时用法又与词语使用的巩固性密不可分，这就要求应该对词语对这一断代或者后代的使用情况做详细地了解，看是都确已巩固下来进而成词。当然，在考察是否成词时，应该综合这四个方面进行判定，四个方面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能将其判断成词。

综上所述，判断某个词语在某个断代是否成词（或者某个词语在什么时候成词）时有四个容易导致的误判需注意：第一，未知组成词语的两个语素在某一时期所出现的引申义组成了词语的整体意义；第二，随文释义；第三，错误理解文义；第四，未知临时用法。

反过来说，组成反义并列词语的单个语素义的引申义相加不等于整体意义、非随文释义、正确理解文义、非临时用法，这四个方面也应成为成词的底线。因此，在考察成词问题时应该慎重，不能想当然，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应该从文献本身出发调查其意义，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去考察成词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5）：54-63.

［2］ 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刷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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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向熹.诗经语言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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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华学诚.华学诚古汉语论文集［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郑宗荣）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6）04-0075-07

收稿日期：2016-01-24

作者简介：赵明秀（1990-），女，山东德州人，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历史词汇与训诂。

The Misjudgment of the Lexicalization of Antisense Parallel Phrases in Pre-Qin Period

ZHAO Mingxiu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The standards of Lexicalization should have bottom lines. If not， we would make misjudgment. Especially in Pre-Qin period， the lexicalization was in the initial stage， we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on whether it was a word. Scholars such as Yang Jichun and Wu Zongwen have cited some antisense parallel phrases which have already come into words in Pre-Qin period. By careful investigation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hrases which they cited did not lexicalized. We find that there are four reasons would make misjudgments， i.e.， the additive meaning of the two morphemes in antisense words equals to the overall meaning which they cannot discover， interpreting in the text， misunderstanding of source text and temporary use which they had not discover. That is to say， there are four more bottom lines in lexicalization： the additive meaning of the two morphemes in antisense words does not equal to the overall meaning； do not interpret in the text； do not understand the source text and try to figure out the situation of temporary use.

Keywords：the lexicalization； misjudgment； Pre-Qin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