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介红



论迟子建小说的历史叙事
——以《群山之巅》为例

翟介红

摘要：本文以迟子建的最新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为例，从“民间性”的叙事立场、宏大叙事视角下个性化的书写、“环形链式”的叙事结构和对传统历史叙事及其美学的还原四个方面论述迟子建小说的历史叙事。

关键词：迟子建；《群山之巅》；历史叙事

翟介红/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山东青岛266100）。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叙事传统。所谓叙事，是指一种把特定的事件按照一定的时间序列纳入一个能被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并赋予其意义的话语模式，在通俗意义上被理解为“讲故事”［1］。因此，历史叙事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能被理解和把握的远离现实的话语空间，当代文坛的历史叙事经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革命历史叙事、新历史小说等模式的流变。对迟子建而言，长篇小说《群山之巅》舍弃了自以为把握了历史本质和规律的宏大政治历史叙事模式，也没有同新历史小说一样去架空历史，而是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人写作的主体性，继《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再写红尘中的精灵、白雪下的罪恶、群山之巅的太阳火。

一、民间性叙事立场

在《群山之巅》的创作中，迟子建“把‘民间’看成了一个与‘庙堂’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与空间的特殊概念，成了个性与自由的载体，本源和理想的象征”［2］。从民间的立场去探求历史的真实，关注个体在历史中的生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大历史叙事对个人的遮蔽和遗忘，展现了对“历史”和“个人”的深切思考。

毫无疑问，《群山之巅》写的是中国现代的历史，作品避开了宏伟的革命历史叙事的框架，记录了一群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将历史的主体完全还原于个人。基于这样一个微缩的历史修辞，从鲜活的生命入手，见证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小说的背景选在了龙盏镇——一个北中国的农村小镇，故事在如此“民间”的地方展开，从一开始就与宏大历史背景剥离。“‘回到民间’不但意味着对小说基本性质的把握，还意味着对曾经被异化、扭曲和利用的历史，以及现今依然存在的某些非艺术外力作用的逃避与反拨。”［3］迟子建关注“历史”的细枝末节，以琐屑的生活描写代替宏大的历史叙事，以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解构历史。其历史书写的是庸常的民众生活和民间的历史精神，以边缘性、民间性的叙事立场讲述底层小人物的遭际和命运。这与她的创作理念息息相关，“能够不动声色地把时代悲痛融入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通过整个人物的描述而令人感动，这才叫真正的史诗”［4］。迟子建小说历史叙事的观念，不是关于“历史大逻辑”的建构，也不是对于“历史真相”的追问，而是关于“历史处境中的人”的命运的关怀与追寻。

小说《群山之巅》采取以民众生活表现历史变迁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从抗日到当下的风云变幻。第一，迟子建的民间性叙事立场体现在将重大历史事件延展于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底层生活的叙述还原历史。将激烈的抗日战斗、日本的移民开拓团、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返城、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轨迹进行生活化的展示，将巨大的时代历史隐匿成背景，展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群山之巅》同样贴近当下生活的热点，再现了复杂的人性和真实的生活。第二，迟子建的民间性叙事立场还体现在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情感的关照层面上。《群山之巅》里的这些底层人都与死亡打过交道，迟子建写出了这些人物的卑微、弱小、挣扎，个体的生存经验具有普遍性，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之间无法改变的无力感，浸透着个人对历史的无奈与荒谬的叹息。小人物身上有更多时代的痕迹，对他们的描写和叙述完整了历史。第三，迟子建的民间性叙事立场也体现在对于民间风俗的书写上。普通人的生活大都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迟子建在《群山之巅》里朴素地描写了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状态：除夕夜吃饺子、初七吃面条、正月十五吃汤圆、二月初二吃猪头肉，被奉为神仙的安雪儿为将死的人制碑，龙盏镇的斗羊节和旧货节等。迟子建对民间风俗的描写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的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审美趣味。

二、宏大叙事视角下个性化表现

文学作品中叙事视角分为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和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在第三人称叙事的宏大视角之下，叙述者掌握着人物的命运和作品的节奏，同样在第一人称叙事的限制性视角之下，叙述者以人物本身的逻辑去思考问题、发表意见。宏大的叙事视角更多地是反映“历史本质”，限制性的叙事视角关注的是个人情感和体验，注重的是个性化的书写。迟子建在《群山之巅》的写作中，综合运用了这两种叙事视角，既反映历史的风云变幻，表现“历史本质”，又深入到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凸显生命尊严。

《群山之巅》将宏大叙事视角和个人化叙事视角相融合，让叙述者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它”既能够高屋建瓴地推进故事情节，又能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内心，表达他们的爱恨情仇。这样宏大的历史隐藏于小人物的命运里，历史进程就这样外化为小人物的经历和遭际。辛开溜所在的抗联队伍只有他自己一人生还，隐喻抗日战争的惨烈。辛开溜的日本老婆秋山爱子是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移民，秋山爱子辗转日本、中国、俄罗斯，同样揭示了战争中风雨飘摇的历史。辛欣来的亲生母亲刘爱娣，这位来自上海的知青未婚生子，返城的她将孩子抛弃，以骨肉分离表现一代知青的艰难抉择，反映出当时知青返城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老年人为了抵抗丧葬制度的改革进行“集体的慢性自杀”［5］，折射出在中国推行火葬制度受到的阻力。关注个人的个性化书写使历史脱离了教科书般的说教，没有得出对于历史总结性的结论，使历史成为鲜活生命里的一抹底色。

叙事视角直接影响到作品呈现出的历史面貌，迟子建透过宏大的叙事视角进行个性化的书写，将探求“历史的本质”和关心“历史处境中的人”相结合，使《群山之巅》既带有历史厚重的沧桑感，又延续着个人化写作的温情。一笔带过十几年的战争历史，“赶走了日本人，又赶走了国民党人。锦州解放了，老百姓的日子终于恢复了平静”［6］。革命胜利后，战斗英雄安玉顺却在寻找父亲，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尽显温情。尽管按照新殡葬法的规定，绣娘应该在殡葬场进行火化，儿子们却用风葬送走了绣娘，“白马的骨架像一堆干柴，在绣娘身下，由月光点燃，寂静地燃烧着”［7］。因为触犯规定，安泰被调职。历史是残酷冰冷的，人的感情是温暖深情的。看起来既定的历史事实存在着荒谬，一直被误认为是逃兵的辛开溜骨灰里发现了弹片，悲痛欲绝的辛七杂大呼父亲不是逃兵，残留的弹片就是尊严的象征。尽管历史荒谬，人的亲情落上的尘埃会被真实吹落。作为知青弃子辛欣来罪孽深重，养父辛七杂领到养子的骨灰还是嚎啕大哭，体现出没有血缘关系依旧深厚的感情。

叙事视角的不同影响到叙事方式。在这里，叙事视角不仅是主体对客体感知的一个角度，更是体现着作家对客体的态度和情感，不同情感就需要用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叙事视角就这样与叙事方式建立起联系。《群山之巅》作为一部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描写当下的作品，大方向上，迟子建采用顺叙，却在每个小节讲述人物的时候采用倒叙，既利于叙事视角的灵活转变，又方便读者进行阅读。但是，只有一个人物——安雪儿，对她的叙述采用的是顺叙，其中饱含着作家对这个“云端精灵”的喜爱，同时让她“回归滚滚红尘”，变成了暴力和冷漠的牺牲品，表现出生活的真谛就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

三、环形链式的叙事结构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用“环形链式”来说明《群山之巅》别出心裁的结构。“所谓‘链式’是指整部作品的结构呈环形状，故事从辛欣来弑母奸女拉开帷幕到他归案而曲终，这个环形又好似由节节相扣的链条所组成，全书17个小题就是这根链条的17个小节，每个小节的结束与下一个小节的开头相勾连，引出新的人物，牵出新的故事。”斩马刀、制碑人、龙山之翼、两双手、白马月光、生长的声音、追捕、女人花、格罗江英雄曲、从黑夜到白天、旧货节、肾源、暴风雪、毛边纸船坞、花老爷洞、黑珍珠、土地祠的故事都是在龙盏镇展开，人物通过故事建立起彼此的紧密关系。

有着斩马刀的辛七杂，他痛恨是“逃兵”的父亲辛永库，他娶了不能生育的王秀满，收养了知青的弃子辛欣来，养子杀母并强奸了被奉为神灵的安雪儿，这样辛家的故事就与安家联系起来。把安雪儿看成龙盏镇招牌的镇长唐汉成认为辛欣来强奸了安雪儿，破了神灵的真身，比杀死母亲更加十恶不赦。这样，辛、安、唐三家的关系基本建立起来，随着新的人物的出现，围绕三个家族展开的故事也就变得更加丰富，讲述“历史处境中的人”的故事，关怀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他们的尊严。

“环形链式”的结构巧妙地安排了人物，同样完整地讲述了故事。每个小节人物鲜明，故事清楚明晰，没有一般小说中为了叙事而进行叙事，对社会热点的选取也没有生硬的堆砌感。相反，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复杂的人物、故事和世界。

四、对传统历史叙事及其美学的还原

《群山之巅》以一个人“杀人偿命”的故事贯穿始终，还有其中“沉冤得雪”的故事，都是古老的文学命题，同时，作者采用“环形链式”的叙事结构对叙事的解说，这些都体现出《群山之巅》对传统历史叙事及其美学的还原。

在中国传统的叙事美学中，“非常追求‘叙事的长度’，这个长度的特点便是‘个人与历史的同构’，具体说就是用人生的‘生——死’、‘聚——散’的模式，来隐喻历史的‘盛——衰’、‘分——合’模式。这决定了中国传统叙事特别注重‘因’与‘果’、‘始’与‘终’的长度，决定了它的悲剧美学构造”［8］。《群山之巅》展现的是一幕幕的悲剧，其中蕴含的感伤也是基本的美学格调。辛欣来的一生多舛，悲剧意味浓厚，被丢弃、被诬陷的命运隐喻着被抛弃的人生。个人被遗忘的故事同样就是小人物在历史处境中被遮蔽的境遇。辛开溜与日本老婆秋山爱子的结合与分离都是历史作用的结果，辛开溜是抗战老兵的代表，秋山爱子是日本移民开拓团的移民形象，他们是被战争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人。其中骨肉亲人的分离是伤痛的，他们人生的聚散隐喻历史的变换。被奸污之后，作为神灵的安雪儿已经死掉，怀孕生子的她在土地祠被单夏欺负，人物命运如此戏剧化，充满伤感。一直到死才能脱掉“逃兵”帽子的辛永库，当英雄被污蔑为逃兵，承受着巨大的非议，其中的悲剧性可想而知。

《群山之巅》叙述的历史是小人物的命运，凸显小人物作为“历史处境中的人”的尊严，为传统历史叙事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这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到谁的呼唤！”［9］《群山之巅》的呼唤是“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10］。无数个以生命为单位的叙事构成了宏大而又饱含深情的历史叙事，渴望花影闪烁，渴望五谷丰登。

参考文献：

［1］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J］.历史研究，2006（3）：23- 28.

［2］［3］［8］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8，257，181.

［4］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J］.小说评论，2002（2）：374.

［5］［6］［7］［9］［10］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们文学出版社，2015：220，65，307，323，328.

责任编辑：贺春健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6531（2016）05- 0027-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