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金光熙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金大中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置及其影响

金海燕，金光熙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金大中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应急措施使韩国从日本型资本主义转变为美国式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成为韩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分水岭，新自由主义通过金融危机在韩国扎根，加剧了两极分化，使韩国成为英美式资本主义国家。

金大中；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

一、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

金大中长期投身于国家民主化运动，称其政府为第一个推进财阀改革的政府。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为金大中政府的财阀改革提供了可能。外部力量试图把韩国经济束缚于霸权式新自由主义，尤其是美国式市场经济标准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害关系之上。推动财阀改革的内部要求更加复杂，至少有三个流向：第一，循序渐进地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第二，以英美式股东重组；第三，社会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大中政府强烈地推进财阀改革。金大中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从重视当事人参与的“大众经济论”转向英美式市场资本主义的“金大中经济学”。1998年4月，金大中指出：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机制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依靠这两个轮子就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金大中经济哲学的基本点是“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并行发展”[1]。在金大中政府看来，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军事政权时期的遗留问题，即权威主义政府介入使各类市场未能顺畅地发挥其功能。[2]财阀改革政策的效果和局限是由这种政策基调的转换决定的。

1997年，韩国制定“关于培育风险企业的特别处置法”，培育风险企业被提上了产业政策的中心日程。对于具体的政策思考，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开发、消除失业问题等三个方面考察。金大中政府把“从财阀经济到风险经济”的转型定为产业政策的基调，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追求技术开发和提高生产效率，将风险企业培养视为失业对策方案。

不加区分地滥发信用卡和家庭生活费贷款，批量生产了信用不良者，其总数突破了150万。金融危机时期，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得到强化，出现了被裁减人员创建中小企业的潮流。援助中小企业的政策反造成IT泡沫，泡沫的破灭使众多的中小企业倒闭。在此期间，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滥发信用卡，拿信用卡预支的大部分人均为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与内需连在一起，内需又与中小企业发生关联。这种循环结构的运转不灵导致低收入阶层受到很大损失，中小企业随之崩溃。唯独大企业享受了好处，设备投资大幅度增加。就IT产业来说，设备投资在2003年增加了54.7%，2004年增加了72.8%。

这时期，房地产投机狂风把有房户和无房户的差距拉大。据2005年国情监查资料显示，在没有贷款的前提下，要想在首尔购得110平方米的公寓需要30年，购得83平方米的公寓需要23.2年。[3]

二、新自由主义在韩国扎根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被财阀体制完全束缚的不负责任资本主义矛盾积累的结果。在危机中，大企业连续破产和倒闭。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生活艰苦的特征主要有不稳定的工作、劳动时间的延长和时常加班、出生率降低、自杀率增加、对他人信任和对生活满意度下降等。

民生问题不仅仅是雇佣不稳定和缺乏良好的职位。[[4]156新自由主义两极化增长体制的结果是没有构筑福祉体制对策和基本社会圈。韩国式开发主义自由化路径跳过福祉国家阶段，直接跨入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阶段，转型痛苦由大部分劳动者和市民大众承担。韩国社会福祉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属于最下位。[4]157韩国的居住、教育、医疗、看护、养老、安全等均未达到欧洲的平均水准，与新加坡、中国台湾等邻近国家和地区相比也相差甚远。韩国的低水平福祉是开发时代发展第一主义或先增长后分配主义留下的遗产，也是跳过福祉国家直奔自由化和脱缰的市场、打破“后分配约定”的结果。韩国民众因为工作岗位不足而惶惶不安，在不安和被剥夺感边缘痛苦挣扎。韩国社会在世界最高水准的教育费支出、房地产投机狂潮、超高速进行的低生育高龄化、家族离异、生活难导致的自杀狂澜之中呻吟。

在克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在韩国站稳了脚跟。韩国式新自由主义也就是金融依附和对外依附，财阀出口主导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两极化”。首先，在金融危机的管理进程中，整理解雇和雇佣柔软化深化了雇佣和工资的两极化。出口主导增长和财阀权力的强化拉大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导致工人与企业差距扩大、收入与资产两极化、贫富差距扩大。

三、两极分化和就业难

1996年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291，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则超出了0.3,1999年第二季度为0.311,2000年第二季度为0.317，这反映出财富的分配逐渐恶化。[5]938韩国经济得益于出口和开放，1997年以后出口的比重较高。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高度成熟意味着内需比重高，出口和内需相互连贯关系也上升。因此，既要确保开放的利益，也要提高国民经济的内部合并和防止自我中心。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经济掉入陷阱，亮起民生痛苦和增长动力弱两盏红灯。

韩国出口以IT产业和运输装备产业(汽车，造船等)等组装工业部门为中心。[6]因此，出口增长只是引起资本、货物量扩大和全球外包，而非与国内投资扩大和国内产业连贯深入连接。在由财阀、大企业、IT主导、单独出口构成的两极化增长体制里，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运作的出口和内需连贯关系断开。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进行金融部门结构调整，投入了约170兆元的公款。这种庞大规模的“费用社会化”结果是金融企业的崩溃，银行投入住房金融，成为房地产投机共犯。[4]154市民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地域贷款被搁置，中产阶层规模的缩水也很严重。据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的舆论调查反映，70%～8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这一数字在卢武铉时期缩减为30%。[5]1062金融危机之后，中产阶层中的所有人沦为社会底层。结果，卢武铉时期韩国的经济两极化加深。两极化加深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不加区别地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在社会经济两极化深化扩大的情况下，韩国经济顶端是少数大财阀。由出口及组装加工产业主导的经济就是财阀主导经济。金融危机后形成的超级财阀主导的市场经济与开发资本主义模式是十分不同的。韩国财阀推进的不是增加就业，而是减缩职工和雇佣非正式工。对中小企业，财阀不是与其共生合作，而是单方面掠夺。

在韩国经济重组的积累体制中，财阀可以要求更多的特权，即取消更多限制、减税、私营化、柔软化和开放化。相反，市民、劳动者、国民大众的劳动权和福祉权、生活权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发言权减少。“民生”、“生活的”、“民众的”这些概念从讨论领域中被排除掉。自民主化以后，民主主义被分成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两条路。把开发和竞争视为金科玉律的经济自由化，无序地取消监控，使财阀和大企业原本应该担负的社会、国民责任消失。在全面开放体制下，增强竞争力成为至上命令，弱化了改革政府。乘着无序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标准”的规范趋势，超国籍的金融资本和国内财阀寻求共生。

韩国统计失业率时将3%～4%视为完全雇佣状态，把就业准备生归类于就业者。如果把每周不到18个小时的就业者列入“待业”人口合计的话，失业率将倍增。对此，有学者认为，2003-2011年的“实际失业率”是公布失业率的3～4倍。

金融危机之后，新失业者大部分是技工、销售行业员工、纯体力劳动者、组装工、白领等，相对稳定和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中间阶级(管理职、技术职、专门职)的大规模失业是一种新现象。金融危机以后，整理解雇首先在不可能集体反抗的管理工作、事务岗位、行政岗位、研究岗位内实行。在1997年以后的三年期间，从事管理工作的每5人中就有1人被解雇或者离职，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岗位各有7万和8万名经历过失业。①中间阶级的收入差距减少，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差异显著缩小，上升为中产阶层的期待或者希望大大减少。[7]248这种现象在青年的高失业率中也得到体现。青年(15-29岁)人的失业率是政府统计失业率的两倍以上。青年雇佣率在金融危机过后的1998年记录为40.6%，2004年上升为45.1%，2009年为40.5%。韩国15-24岁就业率在2008年不到23.8%，这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值(43.2%)低19.4%。

金融危机后，非正式工的规模大大增加。据政府统计，2011年3月，非正式工有577万1000名，在全体带薪劳动者中占33.8%。但是，工人组织把政府分类为正规职的劳动者中雇佣契约期未满一年的临时、日用工都归结到非正规职。考虑到这种情况，2011年3月，非正式工劳动者为828万名，占所有劳动者的48.5%。据工人组织统计，金融危机以后，非正式工的整体比例到2002年飙升至56.6%，在实行非正式工保护法之前，到2007年这一数字停留在55%～56%，到2010年3月降到50%左右。[8]2

跟正式工相比，非正式工的月平均工资和时薪更趋恶化。2000年8月，非正式工的月平均工资只是正式工的54.7%，到2010年3月时降到46.2%，2011年3月时又升为47.9%，呈小幅改善局面。同时期时薪从55.9%降到47.5%，到2011年3月时又小幅上升为49.8%。2011年法定最低工资是时薪4320元，时薪劳动工人为204万名，占全体劳动者的12%，其中191万名(占93.6%)为非正式工。2000年8月，此比例达到4.2%，之后持续上升，2007年以后维持在12%左右的高水平。[8]16

金融危机过后，包括整理解雇在内的雇佣柔软化进行的结果是对终身职场的期待烟消云散。除了整理解雇，非自愿离职极其罕见。2010年韩国雇佣情报院以有离职经验1383名工人为对象进行调查，62%的人有非自愿离职经验，参加工作后有平均4次以上转职经历。不管白领还是蓝领，都有被解雇和失职的不安。经调查，30多岁的白领职业人员感觉被辞退的年龄是38岁。在没有升职到企业理事的情况下，40岁之前也可能退休。[7]262在2010年举行的韩国就业调查中，10名职业人员中有7名在现职公司没有工作到退休年龄，平均50岁之前就已考虑离职。当这些人被问到对现在的雇佣状态是否感到不安时，48.1%的人回答“是的”或者“非常是的”。该调查自2006年以后每年都实施。2009年的调查显示，57.9%的人对雇佣状态感到不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连最低的社会安全保障都没有。以2011年3月为准，社会保险(国民年金、健康保险、雇用保险)的加入比率是工薪劳动者的60%～90%，非正式工的社会保险加入率约为32%～37%。[9]失职后不慎跌入贫困层的不安感增加。[7]263

四、结语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金大中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应急措施使韩国从日本型资本主义转变为美国式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前，韩国虽没有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之名，但有终身雇佣制之实。韩国社会的“体质”完全变了个样，从此变成只讲利润的“企业型社会”。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韩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节省成本，雇佣廉价的临时工现象极为普遍，滥发信用卡、不讲道德的房地产投机狂潮全都是为了利润。韩国成为美国型社会，虽然平等主义倾向十分明显，却鼓吹个人与个人无限竞争的文化，视高强度的劳动和长时间工作为理所当然。

总之，金融危机成为韩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分水岭，新自由主义通过金融危机在韩国扎根，加剧了两极分化，使韩国成为英美式资本主义国家。

[注 释]

①从事管理职和专门职自从2000年以后陆续增加，但是白领中属于下层的服务业和销售业从2000年起持续减少。这意味着由于经济危机，雇佣人员变化主要出现在劳动者和下层白领阶层。申光英：《韩国阶级和不平等》，乙酉文化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1]韩国财政经济部,韩国开发研究部.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M].首尔：大韩民国政府，1998.

[2]金大中.金大中的21世纪市民经济浅说[M].首尔：山河，1997.

[3]朴世吉.开创未来之韩国人史：经济[M].首尔：时代之窗，2010.

[4]李炳天.韩国资本主义模式[M].首尔：书世界，2014.

[5]任荣泰.大韩民国史[M].安山：原野，2008.

[6]金美子.韩国IT产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分析[J].当代韩国，2006(4).

[7]申光英.韩国的阶级和不平等[M].首尔：乙酉文化社，2004.

[8]金有善.非正规职规模和现状：统计厅“经济活动人口调查附加调查”(2011.3)结果[M].首尔：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2011.

[9]李昌根.通过劳动者经济指标观看李明博政府4年[M].首尔：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2011.

2016-05-28

金海燕(1989- )，女，硕士研究生，从事世界史研究；金光熙(1968- )，男，副教授，从事世界史研究。

K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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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6)11-008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