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新，曾圣伟

(1.廊坊师范学院 期刊部，河北 廊坊 065000；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论《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中的波德莱尔考察

王满新1，曾圣伟2

(1.廊坊师范学院 期刊部，河北 廊坊 065000；2.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波德莱尔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后期的杰出诗人、散文诗作家和英语文学翻译家。1919年之后，现代中国作家以复杂的情感深切地关注了波德莱尔。现代中国作家对波德莱尔的多重接受，是中法文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有关波德莱尔的考察分别集中在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的翻译与接受三节。通过这三节，作者梳理了波德莱尔在中国由“恶魔诗人形象”到“现代左派诗人形象”的转变过程，呈献出一个丰富、全面的波德莱尔形象。

现代中国作家；法国文学；波德莱尔；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

波德莱尔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后期的杰出诗人、散文诗作家和英语文学翻译家。因为波德莱尔在诗歌领域的创新行为，1880-1900年间象征主义诗人尊崇他为先驱者，由此，他开启了法国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思潮。1919年之后，现代中国作家以复杂的情感深切地关注了波德莱尔。现代中国作家对波德莱尔的多重接受，是中法文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1　波德莱尔对现代中国作家影响的重要研究著述

刘波博士是第一个以波德莱尔研究为课题写作博士论文的中国学者，他写道：“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的20世纪20年代，以最为猛烈和具体的方式震荡和影响中国文坛的外国文学家大概应当首推西方一群以‘象征主义’作为标榜的诗人、作家，其中又以法国的‘恶魔’诗人波德莱尔为最重要者[1]。象征主义是1880年代发源于法国的现代主义流派，显然，波德莱尔被象征主义诗人视为其先驱者。波德莱尔是现代中国翻译次数最多、争议持久的法国诗人之一。从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小河》的白话诗的短序中首次提到波德莱尔，时间已过将近百年，然而，波德莱尔的研究热度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反而趋向了更加蔚为壮观的景象，仅期刊论文涉及到波德莱尔的就约有900多篇，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已不再仅仅关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而是开始注重国外的波德莱尔研究著述。有的人还追溯到了翻译、批评里的波德莱尔形象、法国式的波德莱尔形象等等，再返回来对中国现代作家如何接受波德莱尔这一问题做出解答。

1980年至今，中国文学研究者对波德莱尔的主要关注点大抵如下：（1）波德莱尔的诗歌；（2）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3）波德莱尔美学；（4）波德莱尔的应和论；（5）波德莱尔与其他作家（本雅明、艾略特、坡等）的比较；（6）波德莱尔对中国作家（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的影响与中国作家的接受；（7）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波德莱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与中国作家的接受研究，绝大部分是在诗歌（译诗）文本分析中得出结论。其中，关于波德莱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与中国作家的接受研究，一些重要论著有：郭宏安的《插图本〈恶之花〉》，此外，郭宏安还翻译了《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波德莱尔作品集》（四卷）《一八四五年的沙龙》《一八四六年的沙龙》《浪漫派的艺术》《给青年文人的忠告》《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美学珍玩》《现代生活的画家》和（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镜中的忧郁》等等；还有刘波、尹丽的《波德莱尔十论》，张松建的《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金丝燕的《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钱森林的《法国作家与中国》等等。

彭建华先生于2008年3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革新时代、人、期刊、出版社》一书，其中“波德莱尔的现代接收”对波德莱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外国文学（德·昆西/坡/霍夫曼/拜伦）和法国文学（浪漫主义——雨果/戈蒂耶/邦维尔/巴尔比埃/奈瓦尔；写实主义——司汤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对波德莱尔的影响；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1857年和1861年《恶之花》的几大主题（批评主题：虚伪的资产者世界/人类世界的罪恶/美学批评的诗歌，忧郁和理想：拉丁主义的享乐主义/憧憬理想/忧郁，讽刺诗、田园诗、哲理诗、宗教诗、反抗、酒、死亡）；波德莱尔的诗歌与散文诗；关于波德莱尔的道德论题等。

吴岳添先生曾高度评价《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道：“《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详尽地介绍了法国文学对1950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其资料之丰富和评论之全面令人叹为观止。本书虽非理论著作，但也可以看出作者呕心沥血、功夫不凡，足以使本书成为研究中法文化交流著作中的典范”[2]。

2　《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对波德莱尔的考察

彭建华先生继《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之后的又一力作《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一书，2013年8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在《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的基础上对法国文学研究的延伸与拓展，它们同属于彭建华先生“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法国文学的译介”课题。该书主要论述了五位“法国派的中国诗人”——李金发、梁岱宗、戴望舒、艾青、李劼人，并以五位作家自身为主体，详细地梳理了他们本人对法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批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他们“接受了法国文学的什么”、“法国文学怎么样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其中有关波德莱尔的考察分别集中在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的翻译与接受三节。

2.1李金发对波德莱尔的翻译与接受

此节对李金发《微雨》诗集附录的三篇译诗与波德莱尔原诗进行了比较和考察，也对李金发对波德莱尔的引用、接受与差异进行了考察。通过对三首译诗（《你把整个宇宙放在你的内室》《穿着波样流动的……》《快乐的死者》）的考察与分析，彭建华发现——李金发对波德莱尔的观察角度分解了“民国时期批评家标签式的波德莱尔形象”，即“忧郁的、创造性的自我主义者，黑色的、诅咒的爱情诗人”[3]形象。彭建华指出：李金发关注的是波德莱尔那令人惊讶的想象力，尤其是其穿透一切神秘的洞察力；李金发并没有像唯物主义批评家想象的那样，感染了波德莱尔的颓废和对死的偏执而歪曲的表现，李金发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发现了诅咒的魅力——对生活的腐败恶劣的诅咒，以及在窒息的社会罪恶中，他那忧郁的从地狱深处发出的愤怒呼喊[3]。

对于三首译诗的考察，彭建华详尽地列举了大量原始文献。比如，为了论证“李金发多次运用了波德莱尔的‘裂钟’意象”这一点，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8个文献。而在对李金发对波德莱尔的引用进行考察时，彭建华则通过“打动”与“引导”、“认同”与“改变”、“认同”与“突出”、“改写”与“去掉”等一系列关键词充分论证了李金发对波德莱尔的接受与超越、认同与创新。他认为，是波德莱尔影响了李金发、引导了李金发，但李金发并没有追随波德莱尔走得太远，波德莱尔对人生的腐败和罪恶的、愤怒的忧郁的态度，却加强了李金发的个人主义或古典英雄的理想，人生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倾向，从而向古典中国的忧世—济世情节回归[3]。

2.2梁宗岱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与批评

在早期中国现代文学中，人们对波德莱尔及其诗歌的翻译和接受较多是其恶魔、颓废、怪诞的一方面，并使用了“腐尸诗人”这一称呼。然而，通过对梁宗岱《象征主义》一文的考察，彭建华发现梁宗岱对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比以往有了全新的诠释：“从题材上说，再没有比波德莱尔底《恶之花》里大部分的诗那么平凡，那么偶然，那么易朽……可是其中几乎没有一首不同时达到一种最内在的亲切与不朽的伟大”[3]。他认为，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表达了对《恶之花》的全新发现，找到了波德莱尔研究的新视角，也拓宽了现代中国波德莱尔的研究空间——批评视域中的波德莱尔。

在对梁宗岱有关波德莱尔的批评进行考察之后，彭建华又对梁宗岱翻译的5首波德莱尔诗歌（《契合》《露台》《秋歌一》《秋歌二》《塞拉芬剧院》）一一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这些诗歌大致再现了波德莱尔诗歌的三种倾向：其一，“那亲密的感觉以及那神秘的情绪和肉感的热忱底模糊的混合”[3]；其二，“诗底形式和技巧上的绝对的纯粹与完美”[3]；其三，“那出发底狂热，那给宇宙所激起的烦躁的运动，和那对于各种感觉和感觉之间的和谐的呼应”[3]。彭建华认为：梁宗岱赋予了波德莱尔全新的形象和意义——把眼光转移到了波德莱尔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上，没有像以往一样纠缠于波德莱尔的颓废，走出了道德批评，重申了波德莱尔的“应和论”，给波德莱尔的中国迻译活动带来了新的启发。

2.3戴望舒对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与批评

这一节是该著作中有关波德莱尔考察篇幅最长、分析最细、论述最深的一节，彭建华采取总分总的顺序对戴望舒对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与批评进行了考察。首先，从总的方面对戴望舒翻译的《恶之花》中25首译诗给与了评价：戴望舒选译的25首诗“表现了戴望舒打造的新的波德莱尔形象”，即过滤掉“颓废”和“恶魔”色彩的波德莱尔形象。彭建华将25首译诗分成了5个主题（爱情主题、形而上学主题、理想主义主题、恶的沉思主题、批评主题），指出这5个主题分别具有不同的倾向与风格：其中，8首爱情主题和理想主义的诗歌为波德莱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接受提供了明朗而健康的形象；4首批评主题的诗歌再现了波德莱尔的左派倾向—对社会下层的同情和对资产者的厌恶；7首温和的、恶的沉思主题的诗歌暗示了一个积极批评而不是颓废的理解方向。也就是说，除开6首中性的形而上学主题的诗歌，波德莱尔是一个积极的社会/人生批评的诗人，所谓波德莱尔的颓废是一种误解。其次，彭建华对戴望舒的7首波德莱尔译诗《异域的芳香》《音乐》等，从诗行、字数、韵式以及译诗受了谁的启发和影响，甚至他们的差异等方面，都一一进行了分析，有的还对版本和出处做了具体的交代与考察。

彭建华认为，戴望舒在扭转现代中国波德莱尔“恶魔诗人”形象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翻译了《波德莱尔的位置》一文，以帮助我们去深入了解波德莱尔；（2）重新选译了卞之琳第一次对《恶之花》作出新阐释转向的译诗《应和》、《人与海》等10首中的9首；（3）在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歌中特别关注了波德莱尔诗歌的形式与技巧；（4）对1946—1947年中国对波德莱尔的固定观点作了争辩。彭建华对戴望舒在扭转波德莱尔形象过程中的贡献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为了革新现代中国波德莱尔的新阐释，戴望舒费了极大的苦心来重译波德莱尔诗歌，远远超出了显现波德莱尔的真实形象本身；《恶之花》的翻译在根本上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波德莱尔，是为了能够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借鉴其精华[4]186。

此节的“戴望舒对波德莱尔的接受”部分，在评价了王文斌和陈丙莹对戴望舒和波德莱尔的比较之后，彭建华通过对戴望舒和波德莱尔的3组诗歌的比较，对戴望舒对波德莱尔的接受进行了考察。第一组，波德莱尔的《邀游》与戴望舒的《对于天的怀乡病》：两首诗“有极相似的理想主义和怀旧情绪，而戴望舒所表达的却是熟悉的日常生活境况”。第二组，波德莱尔的《头发》与戴望舒的《夜是（清爽而温暖）》：两首诗较近似，“突出表现了青春犹豫”，但戴望舒的诗往往过滤掉了波德莱尔式的享乐色彩。第三组，波德莱尔的《月的哀愁》与戴望舒的《流浪人的夜歌》：《月的哀愁》比《流浪人的夜歌》“有更加精致细微的感官描述，也更加纯粹而浏亮”[3]。

3　《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对波德莱尔诗歌的重译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研究的过程。“在翻译中，你整个身心和全部情感都融合到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里，融合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了，体验着主人公们最隐秘的、最微妙的思想、情感的脉动，你就能真切地、深层次地领悟到一般阅读难以领悟到的东西，就能充实与深化你对作家、作品的认识与研究。”[4]从事翻译的翻译家是否能从事文学研究，在翻译界是个热议的问题，而从事文学研究又能同时从事翻译的学界鲜有。然而，彭建华却是一边从事文学研究，一边从事翻译工作，此书就是很好的例证。翻阅全书，他亲自翻译了近100首法国诗歌，仅波德莱尔的诗他就重译了12首。重译与接受研究的结合代表着一种深层次的、直接的、逻辑的导向，这无疑是一种充满智性的考察。

彭建华重译的12首波德莱尔的诗歌分别是《阳台》《秋歌》二首《异域的芳香》《音乐》《破裂的钟》《快乐的死者》《穷人之死》《高举》《月的哀愁》、《黄昏光色》《美人》，另外还有一首《头发》（节选），散文《塞拉芬剧院》第十五段。这12首诗的重译有别于为了研究需要对个别句子进行的翻译，这是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待翻译的崭新态度，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在这些重译的诗作中不乏有佳作，现迻录《月的哀愁》一诗如下：

月的哀愁（彭建华译）

今夜，月儿极慵懒地做着梦，

恰似倚靠着多重锦被的美人，

她用手娱乐自己，轻轻地抚摸

她乳房的轮廓，在入睡之前。

在雪似的柔和且光滑的（云）背后，

即将消失的月，遭受了长久的昏厥，

她的眼睛移动在白（云）的幻景上

这幻景在天空里升起，像花儿绽放。

有时，月儿颓丧而怠惰，向着地球，

她留下缓缓流露的静悄的眼泪，

一个虔诚的诗人--睡眠的厌恶者，

双手里捧着这白色的眼泪，泪儿

像乳白石碎片一样反射出虹彩，

放在他的心里，远离太阳的眼[4]203。

4　《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中有关波德莱尔考察的贡献

综观《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有关波德莱尔的考察，我们认为彭建华先生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梳理了波德莱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由“恶魔诗人形象”到“现代左派诗人形象”的转变过程：（1）1925年11月李思纯翻译了波德莱尔的《鬼》、《腐烂之女尸》等10首诗，这10首诗从内容方面讲突出的是波德莱尔诗歌的颓废主义特征和怪异性；（2）1928年梁宗岱等从根本上转变了这种“恶魔诗人”的阐释方向，极力崇尚波德莱尔在智力上的发现；（3）1933年5月卞之琳翻译《恶之华零拾》，第一次对《恶之花》翻译作出新的阐释转向；（4）中国现代文学早期在波德莱尔接受方面受日本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影响较多，接受的多是波德莱尔“恶魔诗人”的一面，而1943年5月20日戴望舒由首次刊载《波德莱尔诗抄》4首（对《恶之花掇英》的翻译）开始，则有意识地转变早期波德莱尔接受受日本文学和英国文学影响的一面，消除了波德莱尔身上严重的颓废色彩。戴望舒的翻译不但有效地消解了波德莱尔的宗教色彩，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波德莱尔的拉丁文学和法国文学传统在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再现。尤其是，戴望舒翻译过来的诗歌语言近于抒情化的语言，于是“恶魔诗人”波德莱尔被成功地转化为一个抒情性浓重的“现代左派诗人”波德莱尔。第二，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丰富的、全面的、多维度、多角度、多侧面的波德莱尔形象：中国译文或翻译里的波德莱尔形象，中国本土批评和经翻译后的国外批评里的波德莱尔形象，中国现代诗人翻译过来的波德莱尔诗歌里的波德莱尔形象和法国波德莱尔诗歌原作中的波德莱尔形象。第三，为今后的有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方法：以已接受过法国文学影响的活跃诗人（如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等）为主体，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进入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然后进行综合性地考察，尤其是将中国作家翻译的文章与法国作家的法语原文及其他译文进行比照，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法国文学怎样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即现代中国文学的系谱学之考察），进而得出中国作家接受了法国文学的什么。第四，突出了文学翻译的分析研究（比如，不管涉及到波德莱尔的哪首译诗，彭建华都是将有关的两个中国人的译诗通过表格的形式进行一一比照），表现出较高的翻译理论水平和熟练的考察具体翻译现象的分析能力，部分出色的波德莱尔诗歌重译，有利于对现代作家的译诗作出更加准确而恰当的评价。

此外，《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中三节有关波德莱尔考察，无论是对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三位白话新文学作家的全局性把握，还是对他们个人的主体性接受、文化的过滤、文学的社会生态学解释，也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有利于人们今后细致而深入地了解现代中国文学演进的细节事实和中国现代文化进展的内在逻辑。

5　结语

《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中法比较文学论著，它包含了不可忽视的创新性研究，尤其是其客观而科学的精神保证了论述中的结论合情合理，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主观化、简单化的偏执。该著作文献资料详实而丰富，理论建构审慎而细致，对原诗的翻译切实而精炼，研究的态度客观而理性，论述审慎而富有创新性，材料和认知上也具有新发现。

[1]刘波，尹丽.波德莱尔作品汉译回顾[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2）:62-69.

[2]吴岳添.评述《现代中国的法国文学接受》[EB/OL].（2008-06-27）http://blog.sina.com.cn/pretendant.

[3]彭建华.现代中国作家与法国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2013.

[4]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3.

[责任编辑：余义兵]

10.13420/j.cnki.jczu.2016.0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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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4-1102(2016)05-0091-04

2015-07-03

王满新（1963-），女，河北大城人，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审，研究方向为编辑学，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