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健，郭华俊（玉溪师范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木雕大师“悲剧人生”的多面色彩*
——试析《雕天下》中的高石美

石健，郭华俊
（玉溪师范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杨杨的长篇小说《雕天下》通过对木雕大师高石美这一人物的塑造，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对不利于艺术孕育的环境进行了批判，对于艺术家充满颓废——唯美色彩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剖析，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世纪末景观。由于写出了特定环境下人物的复杂性，使高石美这一人物形象在现当代小说艺术家画廊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关键词：《雕天下》；戏剧；文化；艺术；颓废唯美；世纪末思潮

云南著名作家杨杨的长篇小说《雕天下》通过木雕大师高石美的人生经历展开叙述，在戏剧、木雕、文化与人生的扭结间凸显了人物的不幸遭遇，以及人类悲剧命运的神秘性，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对于艺术家的生存困境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揭示与描绘，使得高石美这一人物形象在中国现当代小说艺术家画廊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地方戏剧折射的文化反思

《雕天下》的主人公高石美有其现实原型，即来自作家故乡通海县的近代民间木雕大师高应美，其代表作木雕格子门现被珍藏于当地的三圣宫内。高应美的艺术造诣，在杨杨的一本散文集中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事实上，在一百多年前，高应美雕刻这一组木门的时候，中国的木雕艺术已经走完了它的最美丽、最辉煌的时期。如果那些与高应美同时代的木匠们制作三圣宫大殿上的这种既讲究物质性又追求虚无性和象征性的扇门，大概只需十天半月就可完成。而高应美则走上了一条与他们相反的不归之路，他力求让每一刀都能为人们开掘出最接近心灵的节奏、气象和图画，让每一刀都是一种发现。他努力改变着木头的本来模样，使木头成为一个既陌生又新鲜，既温暖又丰硕，既精灵又脱俗的艺术世界……这也许就是匠人与大师的区别吧？他们各自用处理事物的时间和方向作了感性的说明。［1］（P86-87）

对高应美神奇技艺的“感性的说明”，在《雕天下》高石美这一人物形象中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不过小说毕竟是小说， 《雕天下》着重表现的是艺术家高石美的命运，尤其是其辉煌的艺术成就与悲惨的人生经历之间所呈现出的强大张力。可以说，这种张力从小说开篇就已经初见端倪，它主要体现于对当地流行剧种——关索戏的着力描绘中。

高石美的父亲高应楷是有名的木匠，不过其老本行是唱关索戏。关索戏是云南仅有的一种汉族戏曲剧种，属于古老的傩戏，它在演出形式上仍保留着较原始的面貌，开演时要举行祭祀。由于连接着古老的宗教传统，关索戏在当地居民眼里具有神奇的功能，即可以驱魔避邪，这也是高父对其情有独钟的原因。而在瘟疫流行时，他对高石美说，尼朗镇需要关索戏，关索戏可以拯救尼朗镇。缘由便是关索戏是可以镇邪的，关索戏所到之处，一唱起来就能让人看见金戈铁马，感受到气吞万里的如虎之势，任何妖魔鬼怪都会闻风丧胆，落荒而逃。在小说中关索戏的确发挥了作用，尼朗镇的瘟疫就在高应楷唱戏过程中得以驱散。

《雕天下》中的关索戏具有如此超现实般的魔力，这与当地长期流行的关公崇拜有关。据民间传说，关索戏得名于关羽之子关索，诸葛亮出征南中时，以关索为先锋。关索是否实有其人已不可考，不过正因为这一传说与关羽有关，所以关索戏专演三国故事，关羽的形象更是必不可少。以天神祭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一直是慰藉国人心灵的源泉，虽然不同于天神与祖先，关羽在中国乡土宗法文明崇拜中却一直具有特殊的意味——长期以来，他以其忠勇、仁义的形象为具有不同信仰的大众所普遍接受。

关索戏演员在演出时，一般头戴面具，边唱边舞，有娱神歌舞的遗风。小说中高石美走进艺术殿堂，就是从雕刻这些面具开始的，不过，高石美很快就放弃了以关羽为主要范本的面具雕刻，转向了格子门的创作。面具与人格的关系已经被精神分析、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各界学者充分阐释，以上情节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反思信息，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当代作家经常关注的主题，于1990年代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杨杨，一方面对充满奇幻色彩的地方文化极度钟爱；另一方面则始终没有停止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这在以上关于关索戏的记述与描绘中体现得极其明显。在中国历史上，关羽作为超稳定人格面具的存在，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有着深切的关联。邓晓芒曾在比较文化学的视域内，以《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为参照，对《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进行了阐释。他认为，阿喀琉斯在作品中呈现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真人”特色，而关羽只是一个高度概念化与脸谱化的人物。“尽管他的思想感情理应是《三国演义》中最复杂、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在书中却恰好总是以白描手法一笔带过。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像那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所规定的那么简单，且越简单，越令人肃然起敬。”［2］（P243）这里虽然是就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不过也关涉到对中国文化的剖析。我们说非但关羽，在传统文化中繁衍、流变的一些圣人形象，都普遍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点，且被附会了许多美德，从而成为统治者教化民众的工具。鲁迅的名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孔子形象在后世的不断建构就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所以说，关于关索戏的书写，在显在层面上似乎是在渲染民间文化的神奇功效，而在隐蔽层面上，则是对中国民间信仰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剖析。小说用“噩梦似的幻觉和幽灵般的气息”来形容关羽面具，也预示了高石美人生之旅的坎坷与莫测。同时，正如杨杨在《通海秀山——秀甲南滇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对木雕大师卓越技艺所做的阐释——“把别人视为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一步一步向着那可能是天堂般的明净或者漆黑一团的事物逼近。”高石美的成就实质上不仅仅关涉艺术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构成了对习焉不察的文化积习的挑战。总之，作品中看似有些枝蔓的关索戏叙写，隐含的意味却十分丰富，可以说从一开篇，《雕天下》就因其具有浓厚的文化反思意味而立意不凡。

二、走向艺术窘途的内在根源

艺术在西方一直备受重视，相较之下，艺术在中国的地位则要逊色很多。不过，《雕天下》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赋予艺术以神奇的魔力，这主要体现在高石美父亲高应楷木匠手艺的独特功效中。

小说里，一个小男孩特别喜爱家门前树上的百灵鸟，父亲怕他不好好念书，打死了百灵鸟，男孩伤心不已，并患上重病。高应楷为小男孩家盖了新房，而自搬进新房后，男孩的病就好了，日后还写出了一部震惊朝野的音韵学著作。人们开始不明白孩子的病是怎么好的，后来父亲走进儿子的房间，才发现窗棂上有一只活灵活现的百灵鸟。并且，在百灵鸟身旁有一朵鲜花，引来了一只只蜜蜂和蝴蝶。毫无疑问，百灵鸟和鲜花都是木雕的，那是高应楷送给小男孩的礼物。此中传递的意旨，与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名篇《最后一片叶子》异曲同工。而作品中的另一位小女孩，长期受狠毒的继母虐待。继母逼她用很大的木桶挑水，水不满就要挨打，目的是想让她坠入水塘淹死。高应楷为小女孩打制了新水桶，桶底现出了其亲生母亲的形象，当继母要施暴时，看到桶底女孩生母的幻影对其怒目而视，便跪倒在地，对着女孩和水桶磕头求饶。从此，尼朗镇少了一个歹毒的女人，而多了一支又一支美丽动人的歌曲，那是小姑娘发自内心的赞歌，是唱给高应楷听的。这样的赞歌当然也是唱给艺术的，在这里艺术被赋予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给予人生命与博爱，惩恶扬善。吊诡的是，高父可以依凭木工手艺拯救两个孩子的命运，可是高石美贵为一代木雕大师，其艺术之旅却极为困顿多蹇。

高石美自小便展露出异于常人的艺术天分，他对于关羽面具的感受，便说明其有不凡的领悟力与创造力。在开始随父亲雕刻面具时，他常常有违父命，大胆而自由，随心所欲地开辟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他常对着自己雕刻的面具说话，与它们沟通，他的面部表情与它们一样丰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面具。正是他把自身的生命灌注到作品中，才令作品有了勃勃生气。高石美的木雕艺术是对木工手艺的改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在传统中国农村，木匠作为民间技艺的代表是很难向真正的艺术层面飞跃的:

中国乡村的木匠，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或者源自土地的价值准则上。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手工作坊，一般是挑着工具担子，挨家挨户上门做工，那一家农民为他提供吃住和一些工钱。农民必须亲眼看到木匠如何用料、如何使劲干活，心里才踏实。木匠的创造性全部消耗在农民家里。同时，决定一件家具究竟是朝美观努力，还是朝实用发展，由不得木匠做主，而是农民自己做主。农民希望越便宜越好，只要能用就成，结实、耐用、省钱就是最高价值。中国农民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严重地束缚了乡村手工业的专业发展。于是，木匠这样一个极有可能成为艺术家的行业，也就自然而然地堕落为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附属品。［3］（P107）

显然，高石美对于父亲的反叛及其自主创造的意识，是他从工匠到艺术家的现代性转型的表现。然而，高石美的艺术创作，时时有堕落为农业生产和生活附属品的隐忧，其雕刻格子门的工程，就受到来自于代表不同文化和信仰阶层的束缚和制约，而常常陷入彷徨无主的窘境。高石美在这样的环境下，克服重重障碍，花费十七年心血打造出木雕杰作——格子门，显示了不凡的技艺与惊人的毅力。然而尤为令人痛心的是，高石美及其艺术价值却长期不被世人赏识，只有来华修铁路的法国人安邺，才是高石美在艺术上的真正知音。只能求知音于异邦，是高石美作为艺术家的悲哀，更是中国艺术的悲哀。他与安邺的交往，在更深层面上折射出作者对荒漠一般的文化环境的质疑，以及对愚昧麻木的国民的批判。

小说“雕天下”这样的标题，隐喻着作者对艺术永恒魅力的无尽讴歌，也隐含着艺术家以艺术改造世俗世界的力量，然而故事情节的演进，却愈来愈远离了这样的含义。除了艺术不被人理解外，作为一名卓越艺术家，高石美不但一生穷困潦倒，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失败者。他的妻子因为他眼里只有木头，而与别人私奔了；高石美为寻找失散的女儿苦苦奔波，然而当父女相逢后，女儿对他的态度却冷漠得可怕，全书以高石美孤独地走向死亡而告终。在高石美所生活的时代，卓越的艺术家只能是无比孤独的，其作品也很难被真正承认。所以，像木雕格子门这样目前已被举世公认的杰作，在当时只能是个别天才偶然为之的产物。艺术与艺术家的沉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时代文化、民族精神沦陷的隐喻。而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开始把审美化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课题，并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学与美学的关系。”“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4］（P225）那么，真正美好的艺术是否确立了其应有的地位，是否得到了大力的弘扬与推广？当代艺术家的自身价值，又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体现？在呼吁人文精神回归的当今社会，《雕天下》对艺术家的地位以及艺术价值等问题的探讨，显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神秘悲剧命运的深层隐喻

《雕天下》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小说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描写:

1870年6月的一个黄昏，太阳就像病了，苍白、缓慢、孤独、茫然，迟迟不肯落山。不知为什么，夕阳下的尼朗镇显得更加衰败了。房屋散发出一种腐烂的气息，街道泥泞而肮脏。人们艰难地游走其间，年轻人和老年人走路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小心翼翼地前行。苍蝇一群一群地飞来飞去，嗡嗡作响，搞得行人晕头转向。有人在训斥苍蝇：天都快黑了，还出来找死？

此时，尼朗镇的瘟疫正在蔓延，紧接着，高石美出场了。这是否在预示他与苍蝇一样，走上了“找死”的人生旅途？以上描写呈现出典型的世纪末景观。西方学术界普遍把世纪末思潮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肇始，它是一种“文化情绪、文明感受、个人境遇、生存体验，是一种形而上的文化现象。”［5］（P16）这种世纪末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亦不绝如缕，主要即象征着人生与世界的没落，具有强烈的悲剧性意味，并天然地与颓废——唯美主义具有密切的关联。无论是《雕天下》的整个文本，还是高石美个人，都被刻上了浓厚的世纪末思潮的印迹，而高石美的颓废——唯美色彩，尤其明显。

在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中，一般日常意义上使用的“颓废”带有明显的贬义，多形容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等。“唯美”亦因长期被贴上“为艺术而艺术”的标签，而被视作不关注现实而只沉溺于艺术的消极取向。实际上，在普遍意义的现代美学阐释框架中，颓废首先代表了一种历史观，即认为人类或某一民族的历史及文化并非发展、进步，而是处在不断衰退、堕落的过程中。从历史观发展到人生观，典型的颓废者认为人生不过是生命力逐渐耗竭、趋向死亡的过程，充满了徒劳与虚幻的色彩，所以也是毫无价值的。既然颓废是人生不可抗拒的宿命，颓废——唯美主义者选择寄情于艺术，以艺术审美的方式，在不完美的世界里苦中作乐、聊以自慰。他们因为沉醉，因为超越，从而获得唯美的快乐主义心态。当然，这种快乐是经常与自我伤悼密不可分的，所以伴有浓重的悲剧意味。由于世纪末思潮本身具有“末日来临”的悲剧色彩，所以自然成了颓废——唯美主义滋生的温床。

“在更深入也更切实的意义上讲，真正的唯美主义者其实远非那著名口号‘为艺术而艺术’所标榜的那样，只是一个纯艺术的或者说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潮，倒是颇有一些很不单纯的非艺术因素和人生焦虑的。同样，真正的颓废主义也并非一般所理解的那样，只是指创作上的某些病态倾向和不健康趣味，而是包含着相当深刻复杂的生命情怀和人文情结的。”［6］（P66-67）《雕天下》的可贵，就是没有像许多同类作品那样，把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与其道德品行进行简单的对接，即过分拔高人物，而是充分写出了人的复杂性，写出了颓废与唯美取向对高石美艺术创作以及个人悲剧的影响，从而传递出深刻复杂的生命情怀和人文情结。

高石美的颓废色彩，至为明显地体现在他自怜自悼、哀伤嗟怨的人生态度中，呈现出与郁达夫笔下著名的“零余者”相近的多余人特征。除此之外，则主要体现在其日常的行为举止中。高石美沉溺于市井凡尘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堕落与颓废的一面，同时也联结着艺术家追求唯美的独特性。没有经历过生活的风波曲折，没有对人生的深切体验，是难以成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

笼罩高石美的还有浓重的神秘宿命意味。成长于瘟疫肆虐的尼朗镇，似乎就是他人生命运的谶语，高石美的生命与艺术旅程，也常常与某种神秘的预言相伴。比如他很小就因为不听大人话脱光衣服抬棺材，而被认为是把瘟神带进了尼朗镇，人们总是从他身上寻找瘟神与死亡的事实根据。一个算命的先生还对高父预言:“你家要出一个了不起的木匠，手艺非凡，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他都能用木头雕刻出来，而且像活着的一样。不，不是像活着的一样，而是有了生命，有了灵魂。那些东西就是你们高家的子子孙孙。所以说，你们高家的某一代就会因此断根绝种。”高石美刚开始从事木雕格子门的创作，师傅就对他说:“你要以生命本身作为代价，在格子里熬过一生。”高则“隐隐约约感到了某种危险和威胁向他逼近”。纵观高的一生，这些预言真切地隐喻着艺术与生命的神秘对应。艺术家的生命往往体现于作品之中，艺术家也往往由于他们对于艺术的倾情投入，而陷入艺术与人生极度融合乃至混淆的生存状态。并且，艺术家时常由于不能区分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而出现精神崩溃的症状，从而导致生活的困顿潦倒，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是永远不乏其例的。高石美没有像梵高等西方艺术大师那样的极端化行为，但是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顿，在文化取向上的矛盾，都体现出典型的人格分裂特点，他的人生悲剧与艺术生命是紧密相连的。

不过，《雕天下》中浓重的悲剧意识，又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悲剧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它冲破了物我混一的混沌、麻木状态，直面真实的现实人生，以独特的感性形式对人类的苦难和困境发出终极询问，闪耀着人类理性的熠熠光芒。”［7］（P4）能够打动读者的悲剧，既昭示出人类悲剧性的宿命之旅，也体现出人类在对抗悲剧中显现的高贵灵魂。在多难、多苦的世界中，高石美虽然在人格上没有完全走向独立，但是在某些关键时候也能够毅然担负起对抗不幸命运的崇高使命。他很小就体味到存在哲学那种被抛离到世界的荒诞感，同时追求自我选择与自我控制的自由。比如面对母亲的过世，高石美既没有发出父亲想象中的痛哭之声，也没有表示出惊讶，因为他已预感到这一切就要来临，他拒绝不了，也回避不了。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的名作《鼠疫》和《局外人》的主旨，在此有了近似的演绎。这种“反抗绝望”的承担意识，更明显地体现在高石美漠视极为不利的环境，孜孜以求地雕刻格子门的艺术跋涉中。可以说，他虽然也有陷落于庸常生活不能自拔的一面，不过正是有勇气面对苦难、承担苦难，才最终在一片荒芜的人文环境中，成为了一代木雕大师。

总之，浓郁的世纪末思潮烙印，即使文本的意义呈现出丰富的多维性，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命运神秘性的探讨。在深层文本结构中，《雕天下》具有现代主义的“荒原”体验，弥漫着一种颓废与唯美的气息，表现了现代人对与生俱来的人本困境的深切自觉。对高石美悲剧命运的刻画，使全书超越了同类作品惯常的对于艺术家穷愁生活的极度渲染，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意旨和色彩斑斓的风貌。

在《雕天下》的后记中，作者杨杨曾说:

这里的许多山林和村寨，在我的眼里好像时常漂浮着梦魇一般的气息，这里的人更多的好像还生存在半神半人的世界里。神话、传说、迷信、梦幻紧跟着他们的脚印、衣囊、背篓、刀斧、汗水和牛羊，撒满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充实而丰富的世界，承载着人性中某些最美好和最邪恶的元素。我们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写作者，正好可以从中去发现、保存、保护、演绎那些最宝贵的人类经验。

在这里，作家从本地文化中发掘“最宝贵的人类经验”的愿望跃然纸上。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小说《雕天下》是通海土生土长作家杨杨的作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一部独具地域文化特色，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艺术风格的作品。”［8］（P76-78）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雕天下》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作家的构想，即并非仅仅着眼于对地域文化的探讨，而是进入了对人性复杂层面的剖析与挖掘，正因如此，高石美的人生才被展现得颇为奇幻而丰富。高石美的生存环境并不具备现代性滋生、孕育的土壤，这注定其日常举止、行为裹挟着浓厚的小农意识的庸俗性。不过，其卓越艺术家的身份，使他在木雕世界中自由翱翔的同时，生发出鲜活而新奇的艺术经验与生命体验。于是，在一片偏远、闭塞的蛮荒之地，神奇地出现了这样一个具有颓废——唯美色彩、极具现代性感受的艺术家形象，这就是《雕天下》的主要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杨杨.通海秀山——秀甲南滇的历史文化名城［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

［2］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3］张柠.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6］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7］马晖.民族悲剧意识与个体艺术表现：中国现代重要作家悲剧创作研究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8］田甜.在地域文化视域中来探究木雕艺术的文化元素——以通海作家杨杨的〈雕天下〉为例［J］.科教导刊，2013，（12）.

（责任编辑徐芸华）

On the Multiple Aspects of the“Tragic Life”of the Master Woodcarver -An Analysis of Gao Shimei，Hero of Carving the World

SHI Jian＆GUO Huajun
（Yuxi Normal University，Yuxi，653100，Yunnan Province）

Abstract:By portraying master woodcarver Gao Shimei，Yang Yang’s novel Carving the World reflect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criticizes the environment unfriendly to artistic creation，and analyzes the tragic life of a decadent but beauty-hungry master woodcarver.The novel is a landscape of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an important work about contemporary artists because of its successful depiction of a complicated character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Key words:Carving the World，drama，culture，art，decadency，aestheticism，century-end thought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06（2016）02-0018-05

*收稿日期：2016-01-07

作者简介：石健 （1970—），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郭华俊 （1970—），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