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源（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论王十月小说《无碑》中的城乡矛盾冲突*1

高源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无碑》是对上世纪90年代城市底层真实的文学表述，堪称众多打工文学作品中的力作。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一代打工者的底层生存状况，展现了特殊社会时期强势的城市文化与弱势的乡村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并以此揭示打工者面对尴尬身份的追问与焦虑，直击他们所承受的生存困境，以具有人文关怀的笔调完成了打工者自我的呐喊与诉求，真切地体现了文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无碑》；城乡矛盾；身份；生存；心灵诉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随之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时代转型。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下，大量的农民涌入南方沿海城市，浩浩荡荡的南下打工浪潮就此形成，“打工文学”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于中国当代文坛。打工文学作家不规避社会矛盾，而是紧扣社会现实进行现实主义创作，在作品中真实而深刻地揭示社会矛盾。王十月以自己的打工经历为创作背景，在《无碑》中书写了南下打工者这一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在文化层面缺乏话语权的群体，揭示了城乡矛盾冲突。作品中的城乡矛盾不再单纯地指地域概念上的二元对立，而是指在城市一元中展开的城乡价值观念和城乡文化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南下打工者寻求身份认定时的城乡价值观念冲突，打工过程中遭遇困境时强势的城市文化对弱势的乡村文化的支配。王十月以其真切的文字传达了对底层打工者的人文关怀，代表了一代打工者的心声。

一、身份的认定

身份的认定是打工文学底层意识中常常表现的内容，所谓“身份”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 （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1］（P5）本文中所要探讨的“身份”是指广义上的“身份”。在《无碑》中，作者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打工潮”南下的底层打工者，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脱离了土地走进工厂，然而由于特殊社会时期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城乡两地居民对打工者身份价值的认定存在分歧，使他们对自身的身份归属产生了不确定性，打工者面临着身份的尴尬，表达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质疑或焦虑，进而渴望寻求身份认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打工者在中国呈大潮般涌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可以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打工者；第二代农民工则是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的打工者。《无碑》中所书写的以老乌为代表的打工者，于90年代初期来到南方瑶台，属于第一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老乌初到瑶台的梦想是“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此处千般好，终非吾故乡。老老实实打几年工，存点钱，回家盖三间房，娶媳妇，开小店，搞点种植养殖。这就是老乌的中国梦。”［2］（P4）老乌的“中国梦”代表了其时一代打工人普遍而简单的梦想。当他们离开家乡走入城市，自己已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不再属于农村，然而，打工者虽步入城市，但他们与城市人则显得格格不入，得不到城市的认同。外来打工者只能住在条件很差的打工者聚居区，无法如预期那样在城市得到平等的待遇，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城市获得归属感。这群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群体，是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不确定者”，正如作品中的老乌，打工初期他的名字是“‘捞仔’，‘盲流’，‘三无人员’，‘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确定者”的身份意识，在遭遇了现实的障碍后被最大地激发出来。老乌打工伊始坚信瑶台是“老乌的瑶台”，把自己当作瑶台的主人，但当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治安队扣留时，他认定的身份意识遭遇质疑与否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焦虑。直到后来，老乌才明白自己对于瑶台来说，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外来打工者中的一员，最初“老乌的瑶台”这一观念转变成了“瑶台的老乌”，留下了无限的惆怅与落寞。

“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于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紧张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落至更低的阶级”。［1］（P6）身份焦虑是城乡价值观念矛盾的一种表现，“在瑶台，说白话的人，骨子里有种优越感，瞧不起说普通话的人”，［2］（P40）打工者身在瑶台，他们是瑶台工业区的主要生产力量，为瑶台的发展挥洒着自己的汗水，“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与文化自信。当今进城务工的主要是青年农民，尽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城乡文化的巨大差距，但他们还是带着人生理想和乡村的自信向城市进发”。［3］（P179）然而在打工者渴望成为城市的主人之时，残酷的现实将他们的愿望无情击碎。外来打工者努力在城市中重新建构自己的现代人格，但在乡村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却深深扎根于他们自身，致使他们经受着来自城乡二元对立的冲击，打工者终究只能是异乡人，这不仅是本地人的观点，也是打工者自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在瑶台工业区，老乌目睹了两个女人—— “大肥腰”和“小蛮腰”打架的场景，围观的有本地人，也有外省打工者，对此情景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本地人大声在骂其中的外来妹“小蛮腰”，而外来者虽然觉得“大肥腰”出手太重，也只敢小声议论，不敢像本地人一般理直气壮地支持“小蛮腰”。在身份追问中屡遭挫败后，外来者也想过回到自己的家乡，然而农村也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着变化，农民思想上的转变使得这些外出打工者面对返乡抉择而无法适从。打工者既无法融入城市，也无法回到农村，这样的游离状态使其深深陷入担忧、焦虑之中。

二、生存的困境

“许多人的写作，只是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层抚摸，他们普遍缺乏与现实、存在深入辨论的能力。”［4］王十月是在2000年之后涌现出来的打工作家，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酒店刷过碗，在建筑工地上抬过水泥，在时装公司当过绘画师等等，这些真实的打工经历，使得他深入体验过打工者的艰辛与困境。他创作出来的打工者被自己的梦想支配着，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来到繁华的南方城市，但现实中的他们却生活在城市的底层，面临着生存的困境。从工厂老板对打工者的支配与乡村女性对城市男性的依附，作品隐含着强势的城市文化对弱势的乡村文化的支配，揭示了城乡的文化冲突。

改革开放初期，从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掀起的打工热潮席卷了我国广大农村，人人都将那里视为一个遍地黄金的福地，为了捞金，许多外来者涌入南方特区。打工者的到来是为了摆脱农村的贫困，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现代身份理想认为， “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则与“贫苦”直接相关，所以打工者都具有很大的物质利益诉求。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许多企业还处于原始资本的积累阶段，打工者的物质利益并未得到很好的保障。在小说中，老乌家乡的打工潮缘起南方一家工厂招工，第一批出去打工的人，大多混得风生水起，连在农村的家人都跟着春风得意，令人欣羡不已，面对这样的变化，村里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打工大潮。然而那时打工者的生存状况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遭受着许多不平等待遇，比如做工时间长、工资偏低或被拖欠、安全条件差、得不到应有的劳动保护等。在小说中比较典型的莫过于基德厂，基德厂通过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意在使员工成为驯服的、没有思想的机器；工人每天五点半就起床，在上工期间只有一次离位的机会，用完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不得离位，稍有不慎就会被辞退；基德厂广设保安，大门口、每层车间、生活区门口都有保安的监视；一个杂工每月的工资只有二百，且要押三个月的工资。他们在屈辱中生活，忍受着生活中的一切不平等和一切苦难。在小说的叙述中提及一句话——你要老板的钱，老板要你的命。哪怕是为人厚道的厂长黄叔，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让打工者在致人患白血病的有毒的车间里工作。随着打工者的不断涌入，打工潮成了浩浩荡荡之势，打工者的数量供大于求，找工作慢慢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为了能在城市立足，实现自己当初简单的梦想，他们不得不在超负荷的工作中忍气吞声，坚持劳作。

《无碑》在关注底层人物艰难的生存境遇的同时，也将笔触深入到底层打工者在对待金钱与道德、金钱与伦理、地位与人格尊严时出现的价值观抉择中。其时的打工者远离农村，满怀希望来到城市，都是源于最初那简单的梦想，可是身处物欲纵横的城市，底层打工者“在温饱和住行尚不能解决的条件下，人性中卑琐和狭隘的一面往往会被凸显放大”。［5］在一些打工者求生的过程中，作为异乡人的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求身份，身份的焦虑使他们产生了精神的变异，为了摆脱焦虑，他们开始了拙劣的模仿，进行自我变形，城市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爱情，甚至超越了生命本身。处于弱势的打工者承受不了现实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眼看着与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他们想去改变，于是选择婚姻或性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为了融入城市而牺牲了自己。在瑶台经常上演正室与作为情人的打工妹厮打的场面，对于这样的外来妹来说，能最快改变她们处境的途径，就是有朝一日获得某位男人的性的眷顾，并从而获得自身的解放和梦想的实现。最典型的莫过于阿湘的例子，阿湘心高气傲，不甘心做一个打工妹，一心想成为城里人，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可现实面前她看不到希望，只有将自己的梦想依托在他人身上，和在治安队工作的烂仔阿昌的交往与分手，都源于此。眼看阿昌并不是能让她梦想成真的人，转而给货车司机乔治当情妇，因为乔治让她觉得实现自己的梦想触手可及。在事情败露后阿湘被乔治的妻子拳打脚踢，是老乌搭救了她，在生下她与乔治的儿子后，为了她的“不甘心”，她欺骗老乌，抛下儿子，最后嫁给了六十多岁的有钱人。

三、底层的诉求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打工文学的突起打破了原本的沉寂，“作为底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工文学以底层人群苦难与欢乐并存的生存境遇为主题，深入挖掘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感，抒写他们的人生追求与理想，使得长期以来沉默、被遮蔽的底层人群浮出水面，发出自己的声音。”［6］“‘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他们根植于生活所创造的独特文化产品，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意义。”［7］王十月的《无碑》不仅要让社会更多阶层的人关注城乡矛盾下底层打工者的生活，最主要的是要让广大的农民工透过苦难生活本身进行自我救赎，让自我意识在沉痛中觉醒，发现自我本身，它就是打工者的呐喊与诉求。

打工群体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特殊群体，打工者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在工厂一线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但这一群体却往往被社会遗忘，不被大众关注，处于一个弱势和边缘化的位置。打工者地位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边缘化、社会地位边缘化、社会心态边缘化等方面，基于他们地位的边缘化，也就表示这一群体并没有属于他们的话语权。打工小说是对打工者真实生活的记述，它所展现出来的是对时代的认知，对大众的关怀，对社会的忧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人生”的文学。王十月代表了一代打工者，他在谈及《无碑》的创作时说：“写作这部书，我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和书中的主人公老乌一样，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感受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折中的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希望、幸福、失落、悲伤……”［8］的确，他用他的文字为遭受城市冷漠对待的外来底层打工者代言，替打工者们向社会发出呐喊——渴望得到社会的关注。《无碑》中，面对老板对打工者人格与权益的漠视，打工者在无力的境地釆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造势来寻求社会的关注。同为打工者出身的管君，通过自己的学习了解了法律知识，当上了律师之后专为打工者代言，当遇到有家工厂不招河南人时，他站出来向法院起诉，替河南人讨回说法，索赔人民币一元。作为打工者来说，索赔一元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金钱的意义，而是希望凭借此事来博得社会对打工群体的关注。同样和老乌同处底层但心怀艺术梦想的刘泽、子虚、许一墨等人，一心想将瑶台建成一个艺术区，带着这个梦想，他们开始与杂志社、电台、电视台来往，利用现代媒体获得话语平台，扩大了影响力，铸造了属于这些外来者的瑶台村。作者这样的安排，实则是想表达打工者们渴望证明自己，渴望被社会关注的现实。

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无碑》为读者再现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下南方沿海城市的深刻变革，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催化下，外来打工者在瑶台做梦、追梦、梦醒，这一过程夹杂着欢乐与苦楚。在强势的现代城市文化与弱势的传统乡村文化碰撞中，弱势的乡村文化在挣扎与示弱。外来打工者带着梦想来到瑶台寻梦，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中，他们感受到来自于城市人的歧视，自尊不断受挫，身份归属的“不确定性”成了他们痛苦的始作俑者，他们渴求寻得身份认同，而现实中的城乡差异却成为阻碍他们立足于城市的障碍。对此，打工者一方面对自己的城市生活抱有美好的期许，另一方面却又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为此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由于打工群体的边缘化地位，使得在打工过程中遇到诸多不平等待遇，没有社会话语权的他们，各自承受着在进城求生的道路上所遭受的生存苦难。作者通过书写一些打工者面对不公待遇作出的应激性反应，为这个被社会忽略的群体发声，希望社会对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多些人文关怀。

［1］ （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王十月.无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3］周水涛，轩红芹，王文初.新时期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 ［J］.当代文坛，2009，（3）.

［5］刘娟.对苦难中人性和良知的思考——评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无碑〉［J］.文学界，2012，（10）.

［6］李新，刘雨.当代文化视野中的打工文学与底层叙事［J］.东北师大学报，2009，（3）.

［7］杨宏海.“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J］.南方文坛，2013，（2）.

［8］王十月.理解、宽容与爱的力量——王十月创作谈 ［J］.长篇小说选刊，2009，（6）.

（责任编辑徐芸华）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1 Areas in Wang Shiyue’s Nove1 No Monument

GAO Yuan （Schoo1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unnan Norma1 University，Kunming，650500，Yunnan Province）

Wang Shiyue’s nove1 No Monument is the bottom of the 1990s city rea1 1iterary expression，is the work of the many 1iterature of manua1 1abourers.The nove1 true performance of the under1ying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it shows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1ict between the strong urban cu1ture and the weak rura1 cu1ture in the specia1 socia1 period，and to revea1 the migrant workers face the embarrassed status inquiry and anxiety，hitting on the surviva1 di1emma，with sound of humanistic care of the comp1eted the migrant workers themse1ves and appea1，vivid1y embodies the modernity and rea1ity.

No Monument；contradiction of urban and rura1 areas；identity；existence；spiritua1 demands

I207.425

A

1671-7406（2016）04-0030-04

2016-02-28

高源 （1994—），女，彝族，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