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桂芬，秦　莹（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纳西族农耕文化对饮食习俗的影响*1
——以丽江古城区西关村为例

秦桂芬，秦莹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纳西族的农耕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羌人时期，他们的饮食习俗受到地理迁徙和山地定居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根据地理环境，创造了纳西族自己的饮食文化；另一方面在农耕文化中保留了游牧民族和汉族以及藏族的一些饮食习惯。二者兼收并蓄，从而发展出独特的纳西族饮食文化。

纳西族；农耕文化；饮食习俗

一、纳西族农耕文化的渊源

纳西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羌人时期。羌是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由此可知，羌族在当时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大概在夏商周时期，羌人向东、西、南迁徙。东部羌人散居于黄河中游，与当地居民相融合后形成华夏族，即今日汉族的祖先。西迁羌人即今日藏族之先民，南迁到蜀汉境内闽江流域，成为西南各民族的先民，纳西族即为其中的一个分支。

方国喻先生提出外来说观点的同时，对纳西族的迁徙路线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在1944年发表的论文《么些民族考》中提出了纳西先民闽江—大渡河的迁徙路线。1979年，他与和志武先生联名发表文章《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其中有这样一段带有结论性的文字：“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黄河、湟水一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流域地带。”［1］1984年出版的《纳西族简史》全面采用了方国瑜先生的观点。他所主张的纳西族先民迁徙路线，实际上是由河湟地区南下至岷江流域，又西到大渡河流域，顺这一流域南下，才到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2］

纳西族的祖先古羌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但迁徙的路程却是逐步偏离游牧所具备的地理条件。秦汉到唐宋时期，分布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攀枝花市盐边县、雅安地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地区。此后的时间，纳西族的重心逐步地向丽江地区转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今天绝大部分纳西族居住在滇西北的丽江市，其余分布在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古羌族逐水草而居，游牧于高原草甸，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离开河湟地区，向各地迁移后，生活方式逐步受到当地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从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沿途区域来看，他们生活的地区从草原变为山地，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巨大的改变——从游牧民族完全蜕变为山地农耕民族。此后农业在纳西族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明清两代，丽江地区的纳西族一方面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文化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就饮食的基础农耕方式而言，明代丽江木氏土司采取开明的政策，积极引进中原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根据丽江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大力兴修水利，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清代，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在当地存在已久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封建地主经济，为丽江农业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加之政府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耕地面积大大增加。从纳西族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他们从游牧民族演变为山地农耕民族，动摇了其饮食文化之根基。就饮食文化而言，明朝时期，汉族的教育方式和文化典籍就传入丽江地区。到清代时，政府大力鼓励民众学习汉文化，使纳西族中产生了很多熟悉汉文化的知识分子。最关键的是，清廷以当时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衡量纳西族的生活方式，强制性的要求纳西族移风易俗，结果导致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在政治的强力介入之下，纳西族传统饮食文化随之式微，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占据强势地位，纳西族渐渐改变了本民族的饮食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借鉴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

二、西关村个案视野中的纳西族的日常饮食结构特点

纳西族定居下来之后，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水稻、小麦、马铃薯、棉花、甘蔗等。西关村位于丽江古城区七河镇，距离古城区10公里，是一个典型的纳西族定居村落，第一批入选2012年由住建部带头组织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村169户，700余人，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村民以纳西族为主，另有少数因为婚姻嫁娶进入的汉族等外来民族。但这些人进入村庄生活后，都一致遵守纳西族的生活方式。每户人家都住在纳西特色的建筑里，除少数人在外经商，全村人几乎都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村庄的左侧是国家4A级观音峡，南侧和西侧是农田。村庄现有布局呈现“葫芦形”，中间窄小两端较宽，村内以东西走向的主路为分界线，村民分别居住在道路两侧。

纳西族在迁徙的过程中一路吸收沿途相遇民族的特点，定居之后更是深受聚居区民族的影响。这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民族，擅长引入外来生活方式来改变自己不合时宜的地方。在饮食文化上同样如此，西关村的农耕文化实际上是纳西族若干年来生活的一个缩影。饮食结构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富有纳西、汉族、藏族的特色。

1.山地农耕对食材的影响

从古羌人一路迁徙演变为今日的纳西族，其饮食也历经了从以狩猎为主的食肉时期逐渐发展到如今的以粮食为主，肉食、蔬菜、奶制品为辅的漫长过程。根据东巴经记载，纳西人定居之初，因为农耕还未发展起来，有过以野兽肉为主要食物的狩猎时期。他们食用鹿肉、野猪、马鹿、岩羊、羚羊等。随着农业社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吸收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种植了新的农作物之后，山地农耕逐渐发展起来，纳西人的习惯慢慢改变，开始以玉米、小麦、荞麦、稗子等为主食，并逐渐种植蔬菜，辅以奶制品及野兽肉等。对此，东巴经中用象形文字不仅记录下了诸多农作物及蔬菜以及蒸、炒、煮、烧、捏面团、饭团、炒面等烹调方法，还对一些相关的炊具进行了描述。

西关村种植水稻、小麦、马铃薯、蚕豆、油菜等。每家院子里都圈养着猪、鸡、鸭、鹅。即使在商业发达的今天，土地上出产的食材仍然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西关村周边是山林，每年七月份到十一月份，山上出产大量的野生菌子，鸡枞、牛肝菌、松茸等都有，尤其以松茸居多。山林被精通菌类习性的村民承包，大部分出售，一部分留作自家食用。七月份到九月份是菌类的高峰期，十月份之后，仍有出产，但产量已经明显下降。

2.与汉族相似的饮食结构

西关村一日三餐，早餐有馒头、包子、水汽粑粑、米饭、米线等，有的人家早饭有酥油茶。午餐和晚餐一般吃大米饭和大米、玉米混合蒸制的饭，另有炒菜，炒菜时经常使用自家腌制的腊肉或咸菜。周末，全家聚到一起时也会食用火锅，以自家的腊排骨做底料。

纳西族日食三餐的的生活习惯可以通过东巴经的记载，追溯到明代，即木氏土司积极推广汉文化时期。日食三餐是中原汉人的饮食特点，针对田地劳作的主要。看似简单，实际上包含了农业的独特因素在里面。农耕意味着稳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会有时间一天吃三顿饭。田地劳作耗费大量体力，必须通过三餐饮食来补充必要的身体能量，这是游牧民族所不能具备的特征。在同一时期，云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以狩猎和采集为主，无法做到一日三餐的规律生活，也不具备稻米和麦面这样的物质条件。

稻米和麦面在西关村人的主食中基本上是平分秋色，根据各家的饮食爱好不同，可能有所偏重。据我们在西关村的调研，馒头、大饼、包子的制作方式与汉族相同。用酵母发馒头，用猪肉韭菜制作包子的馅料。古时用青石板，今日用现代化的电饼铛烙饼。馒头、大饼曾是西北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汉朝时被汉族借鉴。纳西族食用面食一方面有其羌人传统，更多的则是明清时期大肆推广汉文化所致。纳西族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民族，藏族、白族在历史上都对其产生多影响。但木氏土司借助政治手段推广汉文化，显然在强度和力度上胜过其他民族的民间交流影响，因此纳西族的饮食结构与汉族有更多的相似性。

3.一日三餐中蕴含藏族饮食特色

政治势力交错，茶马古道繁荣，均带来藏族的饮食方式。藏族和纳西族都源于古羌人部落，迁徙过程中分化成两个不同的民族。公元7世纪，吐蕃的势力进入丽江地区。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统治区域除云南滇西北区域外，还蔓延到康巴和西藏部分地区。历史上曾出现了一条贯穿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漫漫长路—— “茶马古道”，这条古道是联结藏、汉、纳西、彝、傈僳等众多民族的一条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而纳西族和藏族在这条历史商贸通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在西关村，几乎家家都饮用酥油茶，干酪，糌粑在一些家庭里也可以看到。四川和西藏的纳西族在定居之后，学习藏族种植青稞，并把青稞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但西关村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种植这种粮食作物，本地也没有供制作奶酪和酥油茶的养殖业。该村没有藏族，全村都遵循纳西族的生活方式。但藏族的饮食特色在村子里无处不在。追其历史，藏族与纳西族因交往密切而自然融合了各自的饮食方式。茶马古道在民族饮食上扮演了重要的调配资源的角色。

民族融合，藏族融合于纳西族，但保留了部分民族特色。从公元七世纪开始，藏族和纳西族就不断融合，在丽江坝区，山地农耕的生活方式逐渐掩盖了藏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多生活在此地的藏族在民族性上完全融合于本地的纳西族，后世也成为纳西族的一部分。但在融合的过程中，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一部分饮食习惯保留下来。在西关村，有些人家说自己祖上曾经是藏族，但经过历代通婚后，身份就完全变为纳西族了。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杨福泉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纳藏两族融合呈现出来的情况更为典型的是两种文化的混融并存，一方融合于另一方，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因此，就出现了两族语言、宗教、饮食、服饰、居住、婚姻等习俗共存于一体的现象，而这种文化趋同的倾斜度则取决于特定区域的主体民族，在藏区，融合于藏族的纳西人中的文化就更多一些藏文化的比重，相反，在丽江等地，融合于纳西族的藏民的文化性质就更多地接近纳西族。［4］

4.现代生活中保留传统的特色，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仍然存在

纳西族的创世神话中提到，先祖崇仁利恩善于放牧，他的妻子衬红褒白是个善于种植的农民，二人在洪水泛滥之后开始创业。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纳西族隐藏在农耕文化中的游牧情节。在饮食中也是其如此。看似与汉族和藏族相近的饮食，其实也包含着游牧的影子。

来自西北地区稗子曾经是当地重要的粮食作物。据村子里的老人讲，村子里曾经种植过稗子，稗子曾经是当地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兴起之后，稗子的种植就逐步减少，到今天就完全消失了。史书所载，古代纳西族广大人民多以荞麦、稗子、圆根为食。明清以来，在大量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新农作物的基础上，纳西族的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生活也有了新的变化。以玉米、小麦、大米、大麦、稗子为主食。这时的稗子虽还有一席之地，但地位已经很微弱了。时至今日，稗子则完全退出了纳西族人民的餐桌。

馒头、粑粑中蕴藏着游牧民族迁徙的历史。小麦原产地在西亚，在新疆的孔雀河流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小麦，孔雀河即历史上的楼兰，就是在楼兰的小河墓地发现了四千年前的炭化小麦。纳西族种植的粮食作物中，从小麦到稗子，作为原产地中国西北的粮食作物，蕴含着游牧民族南下的历史。用小麦粉制作的馒头、粑粑虽然在技艺上来自汉族，但最早的食用方式确是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直到汉朝之后才在中原地带流行，并被南下的汉人带入少数民族地区。

5.与时俱进的山地农耕文化带来现代化的饮食

出租土地给商业利益集团促使食材和烹制方式现代化。西关村共有1000多亩土地。出租给丽江著名的民营集团滇西本草360亩，用来种植三七，村民以农业工人的身份在土地上劳动。剩余的土地分配之后由村民自行种植自家需要的粮食作物。出租收益归全体村民所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上的收益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了，因此出租土地是提高当地生活水平的一种重要方式。村民们把三七、天麻加入肉食中，熬制鲜美的汤类。但由于三七不能当饭吃，还需要购买大部分粮食。

旅游业促使食物的种类更加丰富，烹调方式更加现代化。西关村靠近丽江著名的观音峡景区，游客如织。传统的耕种方式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当地村民试图利用丰富的游客资源发展生态农业。一方面满足游客观赏和饮食的需要，另一方面增加收入，改善了自家餐桌。由于食材自给能力不足，多从市场上购买，不论品种还是数量都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村民还根据游客的饮食需求，调整了传统的饮食种类及其制作方式。由此，除了传统的饮食习惯外，外来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方式也日益革新着纳西族聚居村落。鱼虾也更加频繁的出现在村民的餐桌上。村民们烙饼开始使用现代化的电饼铛，煤气灶代替了原始的锅灶。年轻人倾向于咖啡等外来饮料。

三、山地农耕文化影响节日饮食习俗

纳西族的节日活动很多。每个节日都伴随一定的祭祀活动，不同的祭祀仪式则有不同的饮食贡品。家祭、公祭都有约定俗成的食谱，必须依照食谱准备食物，否则有违东巴文化的精神，给生活带来凶兆。从对水稻、小麦的重视，到猪肉的食用，无不显示出这个民族的农耕文化特色。而且纳西族严禁杀狗、牛和马，因为这些牲畜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为纳西人的生活立下汗马功劳，笃信东巴教的纳西族在生活中处处表达对自然界万事万物尤其是动物敬畏。

“吃新米节”表达丰收的喜悦和纳西族对稻米的珍惜。纳西族以种植为主，稻米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为此每年都要隆重举行这一节日。时间是农历九月，稻米成熟之后。过节的具体日期，按传统的风俗习惯，由各户自己择定，最好是选择月中鼠日的那一天。因为属鼠在纳西族称为“富库”。“富”与汉族的“富”字同音，所以纳西族人视这天为吉日。在富库这天欢度吃新米节，来年一定会丰衣足食，吉祥富裕；反之则不利。

吃新米节那一天，每户都要用当年的新米蒸米饭，煮一大块肥猪肉，再搭配其他的荤菜，全家在一起聚餐。最重要的是在入席之前，一定要盛一大碗喂家里的狗。因为在纳西族的创世神话《崇般图》中谈到，衬红褒白出嫁之时，其父极为吝啬，给的陪嫁很少。只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包荞麦种、一包燕麦种和一包玉米种，但是一粒稻谷种子也未给。由于狗的尾巴上沾有几粒稻谷，这几粒稻谷成了纳西族山地农耕的源头，狗立下了大功，因此纳西人对狗的感情特别深厚。［5］狗在纳西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动物，严禁杀狗吃狗肉。

丽江粑粑是每年庙会的主角。每年农历三月十五举行的龙王庙会、七月举行的骡马会，是世居滇西北高原纳西族群众盛大的传统节日。这两个节日实际上是商品交易会，交易的商品以牲畜和各种农副产品为主，时间大约7天左右。来参会的纳西族都要品尝当地特产“丽江粑粑”。丽江粑粑又称“千层饼”，这是一种以麦面为主要原料的食物，配上辣椒、火腿、苹果、糖、猪油、葱花，用小苏打发酵后做成。古时用青石板烤制，现在纳西人用电饼铛这一现代化工具了。丽江粑粑只有使用玉龙雪山的水才能做出独有的味道，曾经有人把这一食品带到丽江之外，但因为水质的原因，都以失败告终。

猪是祭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西关村规模最隆重的是祭天，纳西语称“美补”或“每毕”，它是纳西族文化内涵最为丰厚的仪式活动。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这段时间内择日举行，为期五天，有专门的祭天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祭天群。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记载：么些人“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由此可知纳西族对祭天活动之重视。祭天时，要宰杀村民轮流喂养的祭天猪，各家各户都要捐大麦、小麦用来酿酒，做饵块。仪式结束后，用猪血灌肠，猪头、内脏烧汤，做熟后按户数分而食之。大祭后三天，还要进行以各家各户为单位的小祭。

除祭天之外，在其余的节日中，猪肉也是必备的食物。比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均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期中春节是最大的传统节日，并且伴有许多祭祀活动。届时家家都要宰杀年猪，除夕之夜要杀鸡、炖猪头祭灶君和祖先。晚辈给长辈拜年时，要送一圈猪膘肉。初五，全村寨男女老幼带活鸡、活鸭、猪膘肉到温泉洗浴和野炊。

四、结语

古羌人一路南下到达滇西北地区，从游牧民族变为山地农耕民族，饮食方式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西关村一年四季的耕种和节日礼仪来看，山地农耕文化对他们饮食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种植以稻米和小麦为主，养殖则以猪、鸡等家禽为主。饮食上就地取材，根据土地生长的食材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烹饪方式上却可以找到历史的影子，细节处彰显民族融合的特征。纳西人信仰东巴教，在他们的经文中亦大量记载农耕方式和饮食习俗。从饮食习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极为温和的民族，他们在文化上采取包容的态度，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民族融合的现象，他们既保留本民族的特性又博采众长，避免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为纳西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J］.民族研究，1979，（1）.

［2］赵心愚.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及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4，（2）.

［3］杨福泉.略论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4］杨福泉.略论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5］孔润常.纳西族食俗趣闻［J］.食品与健康，2006，（10）.

（责任编辑陈兰）

The Inf1uence of the Farming Cu1ture of the Naxi Nationa1ity on Eating Customs -Using the Xiguan Vi11age as an Examp1e

QIN Gunfen&QIN Ying （Yunnan Agricu1tura1 University，Kunming，650201，Yunnan Province）

The farming cu1ture of the naxi nationa1ity has a 1ong history，dating back to the ancient qiang peop1e，their diet custom is affected by the geographic migration and mountain sett1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1 environment，they create the naxi own diet cu1ture，on the one hand，they retained the nomads in the farming cu1ture and the inf1uence of the han and Tibetan.They deve1op a unique naxi food cu1ture.

the Naxi nationa1ity；farming cu1ture；diet custom

TS972.182.857

A

1671-7406（2016）04-0008-05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土地利用智慧研究”，项目编号：YB2015026。

2016-02-12

秦桂芬 （1978—），女，云南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学。秦莹 （1968—），女，云南农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