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文献学概说

2016-03-28马强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武陵山文献历史

马强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00）

□武陵论坛

构建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文献学概说

马强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00）

武陵山区是我国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神秘地带”和薄弱环节，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历史文献记载的稀少与零散。历史文献的整理是构建区域历史地理的前提，武陵山区的历史地理文献虽然十分零散，但通过搜集整理，可发现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正史文献类、古代舆地文献类、古代诗歌文献类、出土文献类和地方志资料等，这些史料构成了武陵山区历史地理文献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整理、发掘这些杂芜零散的历史资料，对于尚待开垦的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国内外有志于此的学者共同努力。

武陵山区；历史地理文献；文献分类

一、引言

武陵山区是指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地跨渝、黔、鄂、湘4省市交界的广袤地区。具体地说包括今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西北部之间47个市、区、县。武陵山区以独特的喀斯特溶岩地貌为主，具有地质、地貌构造复杂、生态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及民俗文化多样性特征，民族分布以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仡佬族为主，总面积约11万km2，是国家著名的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从历史上看，武陵山区地处中原与中南、西南交接过渡地带，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早在战国时楚国设立黔中郡，秦朝因之，两汉、魏晋南北朝则在此地设武陵郡、沅陵郡，唐置黔中道或黔州等。在文化地理上，武陵山区地处巴渝文化、荆楚文化、夜郎文化、百越文化的交汇地带，具有文化多样性与交汇性特征，濮楚文化、巴蜀文化、夷獠文化、桃源文化、土司文化、巫祝文化、流贬文化及现代红色革命文化等在该区域层累叠加。武陵山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关怀意义，如对该地区交通地理的复原研究可为现代国家中、西南山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和借鉴，对武陵山区历史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展示可以直接有助于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及脱贫致富等。同时，武陵山区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薄弱区域和神秘地带，也留有诸多可资探讨的学术空间。这里仅就构建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历史文献史料数据库，略陈管见，以期对该区域研究有所裨益。

文献史料是从事任何历史研究的依据与基础，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也概莫能外。文献史料包括传世的正史、档案、典章、别集、野史、笔记、游记、地方志、口述资料及其历代诗词歌赋外，还包括历代各种地方民间文献如碑刻、家谱、族谱及其他私人著述等。同时，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也是不可或缺的新史料。从中国史学史和历史地理文献角度看，古代武陵山区由于远离华夏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地缘偏远、荒蛮，长期被排除在主流历史学记载之外，因而传世的历史文献记载相对稀少、零散，尤其缺乏专门性的区域史地专著文献，这确实给当今研究该区域历史地理诸问题带来很大的难度。尽管如此，按照现代多学科资料使用和研究方法原则，只要我们多方搜集，细加梳理，仍然可以将诸多零散支离的相关资料汇集起来，建构武陵山区历史地理文献的基本资料库。

二、古代正史文献中的武陵山区资料

中国历史记载系统丰富而完整，虽然专门的区域史志文献在正史文献中分量较少，但由于历史上多次重大事件或者经济文化现象涉及武陵山区，历代史家仍然对该地区不断有所记载，因此隐现在历代正史中的武陵山区文献记载仍然不可小觑。古代正史注重政区建置沿革的记述，有关武陵山区的政区建置沿革及其地名演变材料较为丰富。武陵山区从战国开始就先后设置过黔中郡、武陵郡、黔中道等高层级政区。《汉书·地理志》详载：“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五十八。县十三：索，渐水东入沅。孱陵，莽曰孱陆。临沅，莽曰监元。沅陵，莽曰沅陆。镡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过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无阳，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八百九十里。迁陵，莽曰迁陆。辰阳，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莽曰会亭。酉阳、义陵，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莽曰建平。佷山、零阳、充，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对西汉武陵郡建置时间、政区隶属、人口数量、山川水系、地名、交通路线等有简明的交待，也奠定了后来武陵山政区的基本行政地理范围。东汉时期的武陵山区行政区划，《后汉书·郡国志》有如是记载：“武陵郡，秦昭（襄）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前202年）更名。洛阳南二千一百里，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临沅；汉寿，故索，阳嘉三年（134年）更名，刺史治；孱陵；零阳；充；沅陵，先有壶头；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建武二十六年（50年）置，作唐。”按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诏析孱陵县地新置作唐县。从中可以看出，东汉武陵郡较之西汉，人口及某些节点、县治都已经发生变化。《晋书·地理志》载：“武陵郡，汉置，统县十，户一万四千。临沅、龙阳、汉寿、沅陵、黔阳、酉阳、镡成、沅南、迁陵、舞阳”。从中可知三国两晋时期的武陵郡县数、人口均有所减少，但政治中心仍然在临沅即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唐朝建立不久，武陵山区即纳入国家行政范围。唐初将天下划分为10道，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又进一步划分为15道，武陵山区分属江南道、黔中道，区域出现两个行政中心：朗州（武陵郡）与黔州（黔中道），前者在今湖南常德，后者在今重庆彭水。黔中道领黔、辰、锦、施、巫、业、夷、播、思、费、南、溪、溱、珍、充等州，治在黔州（今重庆彭水），涵盖今日渝东南、黔东北大部分地区，这说明武陵山区在唐代政治中心出现北移迹象。这里列举的只是武陵山区一级政区的大致演变情况，县级政区及其隶属、沿革，正史记载往往更加细化，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武陵山区政区地理演变最为重要的权威参考依据，自然不可轻视。限于篇幅，兹不详举。不过，正史中武陵山区政区的记载也时有遗漏、模糊与错简，使用时又不得不慎重考虑。如秦汉武陵山区到底是否存在过洞庭郡？湘西里耶秦简数处提及洞庭郡，而《史记》《汉书》无载，唐代黔中道为什么从江南道析出？黔中道所领州、县，两《唐书》之地理志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也互有出入，孰是孰非，需要结合多种史料加以辨别。

三、中国古代舆地及杂史文献中的武陵山区记述

《易经·说卦》“坤为地……为大舆”，后世遂以“舆地”指大地，因而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舆地学实际上就是地理学，古代的舆地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地理学文献。只是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传统悠久，国家正史系统完整且长期占据主流史学地位，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历代正史一般都设有《地理志》《州郡志》类，为与正史相区别，古代舆地学文献一般是指正史《地理志》以外的地理学文献，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官修或者个人编纂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如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南宋《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5大地理总志。元朝《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以后，全国性地理总志演变成“一统志”称谓和体例，包括《大元一统志》《明一统志》和《清一统志》。此外，古代山水地记、山水游记、舆地记、风俗记、耆旧记等这些舆地学文献往往不同程度地包括有区域性地理资料，只是明代以前这类文献大多散佚严重，存世不多，但今人大多有辑佚汇编，仍然从中可以各取所需，有所发现。

武陵山区是中国古代地理视野中的神秘地带，诸多文献中的武陵记述是以猎奇、“录异”作为出发点的，带有较为鲜明的“他者”（other）视角和地域歧视倾向，目的是让中土人士领略“异域”地理风物。武陵山区早期水文地理，由于缺少专书，加之地处偏远、荒蛮，故记述中的名物不一，互有歧义，古代武陵山区的地理认知较为陌生、模糊。如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夷水”到底何指？古代记载众说纷纭[1]。但要了解今日鄂西南清江流域早期的历史地理状况，“夷水”问题又不能绕过。除《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外，《水经注》卷37《夷水》同样是重要的参考文献。《夷水》篇对夷水流域的历史、传说、风土、民俗、物产记述纷繁。古代对江河起源地向来认识不一，这一问题在武陵山区早期历史上就十分典型。今日鄂西地区的清江，现代地理学一般认为发源于湖北利川市西七曜山麓[2]73，流经利川、恩施、建始、巴东、长阳，在宜都注入长江，而《水经注·夷水》篇则开篇即言“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这就提出了清江发源地古今存在不同观点的地理认知问题。而且《水经注》记述夷水、酉水、澧水、沅水等长江支流流域时又多处引用了袁山松《宜都记》等早已失传的古地志文献，虽然只是吉光片羽，本身却弥足珍贵。秦汉、魏晋南北朝之际，文献学史上曾经出现一些武陵山区山水地志文献，但后来基本上散佚殆尽，难窥全豹。幸运的是唐宋时期编纂的全国性舆地总志收录了大量的地志文献摘录，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代5大地理总志等方舆总志文献中有关武陵山区的记载比较丰富。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武陵山区水系：“东有沅江水及诸溪，并合东注洞庭湖；西有（巴）延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牁北历播、费、思、黔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黔中故地，炳然分矣。”[3]卷30江南道六黔州观察使，736正确地指出了武陵山区沅江水系与乌江水系的分布及其归宿。《元和郡县图志》所引早已失传的《武陵记》《沅陵记》《荆州记》也是唐以前珍贵的武陵地志文献。另外，《元和郡县图志》在辰州“沅江县”条中明言“秦黔中故郡城，在县西二十里”[4]卷30江南道六黔州观察使，748，为寻找秦黔中治所提供了重要的方位和线索。

在唐宋野史笔记文献中，不乏对武陵山区地理风物的关注与记载。张鷟《朝野佥载》就记载了唐代武陵山区“五溪蛮”的悬棺葬俗：“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祀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5]卷2，40这种葬俗及崖墓葬如今在酉水、沅水河岸仍然有所遗存。《朝野佥载》的记载不仅将仡佬人的丧葬习俗追溯至唐代，也表明隋唐时期“五溪”之地流行的崖墓悬棺葬俗源远流长。南宋朱辅《溪蛮丛笑》专记湘西夷族风俗与物产，是一部接近现代区域民族地理志的宋代文献，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云：“溪蛮者，即《后汉书》所谓五溪蛮。章怀太子注，称武陵有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今在辰州界者是也。辅盖尝服官其地，故据所见闻，作为是书。所记诸蛮风土、物产颇备，如阑干布之传于汉代，三脊茅之出于包茅山，数典亦为详赡。至其俗尚之异，种类之别，曲折纤悉，胪列明晰。事虽鄙而词颇雅，可谓工于叙述。”[6]《溪蛮丛笑》中屡屡提及的仡佬、苗瑶，今天仍然是居住在湘西、黔东地区主要民族。

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的《太平寰宇记》是宋代全国地理总志的开山之作，涉及武陵山区地理风物较之《元和郡县图志》，内容有所增多，其《江南西道》第十八至第二十二用较多的篇幅记载了涪州、黔州、夷州、播州、费州、思州、南州、溱州、沅州、业州等位于武陵山区州县政区建置沿革、四至八到、地名演变、风俗、丹砂、土贡及其山川、河湖及生物资源。《太平寰宇记》对于理清唐宋之际武陵山区一些州县沿革、隶属及其城镇方位有重要的认识作用，如关于汉代涪陵郡地望及其行政范围，该书考辩了隋唐一些地志文献的错误记载：“又按《十三州记》云：枳在郡东。按：今黔州，亦与巴郡东南相抵。据谢本所论，《晋志》所说今夷、费、思、播及黔南等五州悉是涪陵故地。又隋《图经集记》及《贞观地志》云，黔中是武陵郡酉阳地。按：汉酉阳在今溪州大乡界，与黔州约相去千余里。今之三亭县西北九百余里，别有酉阳城，乃刘蜀所置，非汉之酉阳，事已具武陵郡。隋《图经》及《贞观地志》并言刘蜀所置，酉阳为汉酉阳，盖误认汉涪陵之地也”[7]卷120江南西道第十八涪州，2390，这对于考察汉代涪陵郡的地理范围无疑有重要的价值。汉代枳城坐落何处，《汉书·地理志》及《华阳国志·巴志》均没有明载，《寰宇记》指出汉涪陵郡治在唐宋黔州：“汉涪陵，盖在今涪州东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里”[8]卷120江南西道第十八涪州，2389，并非与唐代涪州州治同城。而汉代枳城遗址，《四夷县道记》说：“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来，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鸡鸣峡，上有枳城，即汉枳县也”[9]卷120江南西道第十八涪州，2388，则与今天涪陵区核心城区大致同地，这为今天对汉代涪陵郡及其首府枳县城的地理定位与考古挖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关于摩围山的得名，《舆地纪胜》作如是解释：“西南过江五里有摩围山，夷獠呼天为围，以其高摩于天也。”这提供了民族语言学的地名解释。唐代武陵山区涪州、黔州两大政区夹杂有诸多夷獠民族，因而同时兼管一些羁縻州，但具体羁縻州县名称及大致分布，两《唐书》《元和郡县图志》等却大多有遗漏，或者语焉未详。《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黔州》所附《四十四州洞内羁縻州》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黔属羁縻州名单，并且透露这些羁縻州“寄治山谷”，并无定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困扰历史地理学界多年的羁縻州县治所难寻问题揭示了思路。

此外，中国古代舆地总志重视记载区域有特色的经济物产。武陵山区许多地方矿藏丰富，其中丹砂资源在古代即闻名天下。《太平寰宇记》不仅对这些矿产资源有多处记载，如黔江县在汉代即以出产丹砂闻名，《寰宇记》载汉丹兴县即唐宋黔江县，并引张孟阳语“丹兴、汉葭二县并出丹砂”[10]卷120江南西道第十八涪州，2389。唐宋方舆总志对此已很关注，到明清，对武陵山区丹砂资源的记载范围扩大到以往常被忽略的偏远地区。如明代辰州府（今湖南怀化，治沅陵县）盛产水银，《明一统志·辰州府》言：“水银，沅陵卢溪二县出”；“丹砂，沅州及沅陵、麻阳三县出砂之品甚多，出老鸦井者为上。其大如栗，有芙蓉、箭簇。光色明彻者又为鸦井之最。”[11]卷65辰州

地理环境的制约使古代武陵山区封闭落后，经济贫困、交通原始的现象十分突出，这在宋代舆地文献上有清楚的反映。王象之《舆地碑目》言：“摩围山唐人石刻云：巴黔路途阔远，亦无馆舍，凡至宿泊，多倚溪嵓就水造飡，钻木出火。”[12]卷19黔州彭水县黔州交通险阻，馆驿建设的封闭而落后由此可见一斑。荒僻的地理环境不仅严重地制约了武陵山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形成了特殊的风俗民情。《明一统志·靖州》载：“风俗、嗜好、居处颇与巴渝同俗……民淳好俭，俗尚巫鬼。”该书同卷又引南宋汪藻《靖州记》说靖州（今湖南怀化苗族侗族自治县）“蛮壤犬牙，岁久声教所覃，去椎髻之习，而饰冠巾，转侏亻离之音而通字画，奉官吏约束，一如中州。”“形胜：夷、播、叙三州之境，东通于邵，南通于融，北接武陵，东亘长沙，山川险阻。”[13]卷65辰州这些记载反映了宋代靖州地区虽仍然保留了不少五溪蛮民俗方面的原始风貌，但华夏之风已经逐渐地南传濡化，从服装发式到语言文字均有较明显的汉化，从中可以看出华夏文明在武陵山区南下的进程，武陵山区的的汉化趋势已经日渐明显。

四、中国古代诗歌等文学文献中的武陵山区资料

诗歌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体裁。虽然诗歌的主要功能是抒情、言志，但由于中国古代诗歌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又有不少诗人墨客游历、纪行、过境等具有写实意义的作品，多涉及地域、物候、风俗、景观包括地理感知等，折射了诸多古代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和时代特征，因而中国古代诗歌又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学意义。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创新性提出“以诗证史”的著名方法论以来，以诗证史、补史的诗史互证方法已经被学界普遍认同并使用。就武陵山区历史地理而言，古代诗歌特别是唐宋时期有关黔中题材的唐诗不仅名家众多，数量可观，而且影响颇大，其中不乏具有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的作品。余10年前在作博士论文时曾对唐宋黔中诗的地理意象及地理学史价值作过一些初步探讨，后来又将这一部分整理出来写成《论唐宋黔中诗的历史地理意象及其意义》刊布[14]，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就唐宋诗歌包括的题记作品对于解决武陵山区的交通地理问题略陈管见。

唐宋诗歌作品除可从中考察古代国人对武陵山区的地理意象与地理感知外，唐宋诗歌还有助于探讨诸如中古武陵山地区的交通路线、里程等问题。例如有学者曾经指出唐代诗人窦群《自京将赴黔南》中“西南一望云和水，犹道黔南有四千”[15]的空间距离描写过于夸张[16]318。实际上查证《元和郡县图志》等权威舆地文献发现，诗中所言唐两京至黔中的空间距离是接近实际里程数的。《元和郡县图志》卷31《江南道·黔州》记黔州距离京师长安“东北至上都，取江陵府路，三千六百五十里。北取万、开州路二千五百七十里。”距离东都洛阳的距离为“东北至东都三千四百四十五里”[17]卷31江南道黔州，736，与窦群所言“犹道黔南有四千”距离虽有差异，但里程出入并非很大。从诗歌语言艺术而言，应该已经接近实际。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上述记载，我们还可知道唐代自长安去黔州的交通路线的大致方向和里程数，如去长安赴黔州一般要取道江陵府，出三峡后舍舟登陆，再经万州、开州抵达黔州，这应该也是唐废太子李承乾及重臣长孙无忌等人的贬谪路线。

再如宋代从京城汴梁到黔州的交通路线到底怎样行走？由于从夔州至黔州的长江沿岸多为险江绝壁，并不存在循长江沿岸直接西上的陆路，宋代舆地总志也没有交待清楚。故现代一些宋诗注家多以猜测之辞“指定”黄庭坚等诗人贬黔、涪的经行路线。实际上只要深入研究宋人诗歌写作的时代背景及其旁证材料，有的问题不难解决。关于宋代中原人士从汴京入黔州的交通路线，根据黄庭坚《山谷集》所载赴贬地黔州的日程记载，大致是可以搞清楚的。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案遭政敌诬陷，流贬涪州别驾，实为黔州编管安置。据黄庭坚的回忆，“初，元明（黄庭坚兄）自陈留出尉氏、许昌，渡汉、江陵，上峡，过一百八盘，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围山之下。”[18]卷20书萍乡县厅壁按“一百八盘”“四十八渡”都是自巫山往施州（今湖北恩施）去黔州沿线所经的地名，前者系指巫、施之间翻越高峻南陵山上的羊肠小道，后者则在黔江县，明人曹学佺说：“黔江县，隋之石城县也。《志》云：城东二十五里为旧县矣，又云歌罗驿在治东百九十里。黄鲁直《竹枝歌》七首题于驿壁，其一云：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志》云：四十八渡水在治西二十里，发源栅山，溪水折流四十八湾，夹于两岸之间”[19]卷19重庆府黔江县，可见黄庭坚流贬赴黔路线，是自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启程，经许昌南下江陵，溯江西上，入三峡，经巫山、施州至黔州，其中要过“一百八盘”“四十八渡”，艰辛备尝。70多年后，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自江浙赴任夔州通判，到巫山县后，游历瞻仰先辈大诗人的峡中遗迹，也明确地指出黄庭坚系由巫山县经施州抵达黔、涪，“巫山县在峡中，亦壮县也，市井胜归、峡二郡。隔山南陵，山极高大，有路如线，盘屈至绝顶，谓之一百八盘，盖施州正路。黄鲁直诗云：‘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归梦绕羊肠’即谓此也。”[19]卷48入蜀记，295上述资料皆可证明，宋代自三峡赴黔州，必须自巫山县翻越南陵山南下施州，再从施州才能抵达黔州。

此外，唐宋时期的“竹枝词”这一民歌形式也主要流行于夔峡、湘西等武陵山区，这类民歌体诗歌虽然以抒情为主，但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鲜活反映，其中包含着一些地方民俗、语言、音乐、地名等文化地理内容，限于篇幅，此不多述。

五、出土文献与武陵山区资料

构建武陵山区历史地理文献库，近几十年来出土的里耶秦简等文献不能忽略。武陵山区在21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无疑当推2002年在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出土的大量秦代简牍。里耶古城位于酉水中游,地处武陵山区的核心地带。据里耶秦简记载，2 000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的县治。里耶秦简首先对研究秦代武陵山区政区建置增添了新的内容。里耶秦简内容十分丰富，它涉及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等，对于传世的秦朝历史记载几乎一片空白的武陵山区而言，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按：秦朝的一级政区，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一般认为只有36郡，其中并无洞庭郡，但里耶秦简数处提及“洞庭郡”，迁陵正是洞庭郡的属县。其中简文有秦王嬴政三十四年（前213年）记录“迁陵以邮发洞庭”“洞庭叚（假）尉觿谓迁陵丞”“以洞庭司马印行事”“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等。里耶秦简中有洞庭郡而无黔中郡，现代学者推测，秦朝统一后曾改黔中郡为洞庭郡，但由于楚国人对秦的抵制，仍习惯用黔中郡称呼，所以造成史书记载有误。《史记》和《汉书》记载的黔中郡应该就是洞庭郡，里耶秦简的发现，证实了洞庭郡的存在，而且其政区控辖主要在湘西地区。

同时据考古学者研究，上文所引文字实际上是洞庭郡守礼给迁陵县啬夫及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等人的一份公文[21]。在交通地理方面，里耶秦简一再提及循酉水河东下沅水的邮驿路线，其从循酉顺流而下，到达沅水，需要走1天的时间，也是当时邮驿交通效率的一条重要史料。另外一条邮驿记录同样引人注目，其中有“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卌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的公文记录，应该是指从秦国都咸阳发出的政令从今河南南阳渡汉水经过湖北江陵，至湘西洞庭郡，再由郡府以次传送属县，到达迁陵，迁陵丞办理处置或再下发。记录的是从鄢到迁陵的邮程距离，这是迄今所见的秦朝最早的邮置系统里程核定表[22]。因此，里耶秦简作为近10多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湘西酉水至沅水流域的历史地理透露了诸多未曾知晓的信息与线索，作为武陵山区早期历史地理十分重要的出土文献，值得结合传世文献作进一步研究。

20世纪以来我国出土了数量接近万件的隋唐墓志铭，构成了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新史料体系①20世纪以来出土的隋唐墓志资料大多已经整理汇编出版，主要参见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人墓志汇编》（上、下、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7年；吴钢、吴敏霞主编《全唐文补遗》1-9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关于唐代墓志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参见马强《新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拓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4期。。虽然隋唐墓志中直接反映武陵山区的不多，且十分零散，但作为传世文献以外的唐代地下资料对黔中地区的地理风物、区域民族关系及其属地社会动乱，仍然不乏重要的历史信息。这里兹举几例：

收录在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铭汇编》上集的《张仁墓志》中透露：“日者南中逆节，徼外亏恩，聚余孽于牂牁，照明燧于包满。以君文武兼备，奉律龚行。师不逾时，殄此凶丑”。张仁前往镇压的过程十分简略：“师不逾时，殄兹凶丑。”虽然墓志没有明确地记述这次动乱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张仁最后以辰州辰溪县令参与镇压叛乱，可知动乱的中心应该在黔中道辰州（今湖南怀化市沅陵）一带。墓主因此而得到嘉奖，“是用授公上护军，特加优锡。”①《大唐故辰州辰溪县令张君墓志并序》，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铭汇编》上册，调露0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3页。墓主于仪凤二年（677）八月卒于辰州任上，则这次动乱应该发生在此前不久，很可能在仪凤元年（677年）左右，而两《唐书》对此失载。新近入藏陕西长安博物馆的《韦及墓志》披露了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溆州（今湖南溆浦）一带的动乱及其乱后地方官员善后的信息：“属元和八年（813年），溆州人拥遏皇命，攻劫齐人。邵阳郡界分黔南，西与溆川通。选在帝心，故拜是郡，将俟其捍患御灾也。时论屈之。邵州处湖湘之间，其民多莫徭，其土旷，其风墮（堕）。不勤稼穑之功，乡无田具。不知文学之要，境乏儒书。公于是训农务教，日省月试。取耒耜于秦野，传经籍于国庠”；晚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年），黄巢农民战争爆发，中原板荡，战乱频仍，武陵山地区也动荡不安，“五溪蛮”暴动不断发生，《韦询墓志》记述了乾符五年（878年）韦询任郎州（今湖南常德）刺史时“五溪蛮”骚乱的信息：“未经最课，属五溪蛮獠扰乱，相国（徐商）虑其奔冲，遂蒙除替，因将家寓于汉南。”[23]241虽然只是寥寥数笔简略提及，但既然郎州刺史都要远走他乡避乱，可见这次“五溪蛮”地区“作乱”规模不小。地处武陵山地区的黔州，在唐为西南汉獠混杂之地，向称难治。墓志记载表明，从初唐开始，治黔州者即以安抚无为为本。《张善墓志》谓：“武德（618-626年）之年。授黔州洪杜县丞……雕题犷俗，蛮陬陋梗。君佐驯翬而人俗，贰样鸾而罔忒。遂使鲜鼎克调，弦歌自韵。悟劳生于形役，保闲心以养神”[24]315，完全是把黄老之学搬到了黔州，并且成功实践。《爨古墓志》载爨氏在黔州信宁县为县丞时，“所在皆以清慎，恩惠早著。”[25]314唐人在黔中地区的这一“柔性”治理策略一直沿袭下来，恪守不变，而且行之有效。贞元年间（785-805年）陈皆任职施州、叙州刺史期间，就以怀柔为主，宽待夷酋，严治汉官，布施教化，收到良好效果：“属黔、巫地偏，种落相梗，公遂有施、叙之拜。乃宽夷礼以安豪家，反吏权以申王化。报政周月，夷人不胜其和。”[26]1933晚唐《王公操墓志》记述黔中道监军王公操在黔中治军抚民佳绩云：“（咸通）六年（865年）季夏，皇帝以黔中地连外蕃，不专信察而创监军，公即首任也。三年间，公以廉慎公清，处众为美，而俾阵戎敬服。至九年（868年）中春，牂牁昆明并诸部落，共献表章于阙下……公咸以抚绥有方，屈己而能字辑。蛮蜒顾义，犹善服也。”[27]282这些都是近年来新出土唐人墓志中的有关记载，系珍贵的新发现石刻文献资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武陵山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古代民族地理研究[28]。

六、武陵山区的明清地方志文献及意义

地方志是构成武陵地区历史地理文献又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各府、州、县普遍兴起地方志的编纂，形成了丰富的武陵山区地方文献，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地方文献稀少的状况。以地方志的体例全面地反映武陵山地区如府、州、厅、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与发展情况。据胡萍、倪萍的《武陵地区地方文献及其分类》，明清武陵地区地方志文献主要有嘉靖《思南府志》，清《思南府续志》、同治增修《施南府志》、道光《施南府志》、乾隆《永顺府志》等。州志有清代《施州考古录》、乾隆《酉阳州志》、道光《鹤峰州志》、光绪续修《鹤峰州志》、同治《续修鹤峰州志》《酉阳直隶州总志》、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等。厅志主要有乾隆《石柱厅志》、道光《补辑石柱厅志》、乾隆《凤凰厅志》《凤凰厅志》《松桃厅志》等。还有诸如明代《永顺风土志》《凤凰厅志艺文志》《松桃厅志艺文志》等专志[28]。县志方面，清代武陵山区各县几乎皆有编纂的县志流传至今，如彭水县在清代就先后有康熙手抄本《彭水县志》（残）、同治四年（1865年）《彭水县志》和光绪《彭水县志》等3种；近年来黔江区史志办整理的《黔江清代四志》，收录有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1875-1908年）末年4次编修的《黔江县志》，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地方志对于区域或地方而言，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上述地方志对于全面了解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的历史、地理、民族、土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自然资源、名胜古迹等，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综上，武陵山区的历史地理文献大致可分为正史文献类、古代舆地文献类、古代诗歌文献类、出土文献史料和明清地方志资料。这些历史文献构成了武陵山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整理、发掘这些庞杂纷繁而又十分零散的历史资料，对于尚较薄弱的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需要国内外有志于武陵山区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共同努力，协同分工，有组织、有规划、有目标地进行，包括运用现代高科技电子信息数据处理手段，以期最终能成功建立起“武陵山区历史地理文献资料库”，即永久保存武陵山区历史地理资料，又惠泽于当代学林，有助于区域地理的深入研究。

[1]周宏伟.廪君巴人夷水应为今大宁河考——兼论廪君巴人的迁徙原因[M]//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黄建民，熊正贤，等.第五章河流与湖泊[M]//.武陵山地理.内部资料，2016.

[3][4][1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唐]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清]纪昀，等.《溪蛮丛笑提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9][1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13][明]李贤，等.明一统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19][明]曹学佺.蜀中广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马强.论唐宋黔中诗的历史地理意象及其意义[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2）.

[15][清]彭定球，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6]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M]//李孝聪.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8][宋]黄庭坚.山谷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