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杨

依法治市进程中市民法治意识的培养途径
——以成都为例

●白 杨

“依法治市”作为贯彻“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地方性重要举措，需要增强市民法治意识来为其提供内在的驱动和必要的支撑。因此，要进一步抓好依法治市各项工作，为成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提高市民法治意识是依法治市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依法治市；法治意识；成都

一、依法治市与市民法治意识的关系

依法治市与市民法治意识关系密切，市民法治意识在依法治市的进程中产生并不断增强，而市民法治意识的增强能更好地推动依法治市的各项工作，两者相互促进，协调统一。

1.市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是推进依法治市的思想观念前提。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要把这些落到实处，就必须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正如卢梭曾经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国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人们只有发自内心地信仰宪法和法律，把法律规定内化为行为准则，才能让宪法和法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

2.市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是推进依法治市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要实现依法治市目标，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执政为民、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依靠全市人民来推进依法治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法治意识的强弱直接决定着依法治市进程的有序推进。如果人们都能够有序地参与立法、执法、司法等活动，理性表达合理意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仅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同时也可以让法律更好地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

3.推进依法治市对市民法治意识的培养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全民普法和守法是依法治市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通过推进依法治市，能够更加深入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在各种法治实践中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认同，从而让人们不仅知晓法律知识，而且能通过法治意识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二、依法治市进程中市民法治意识的现状

当前，成都正处于“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攻坚期，需要良好的法治体系来巩固改革成果、改进社会治理和优化发展环境，而市民法治意识的培养是创造良好法治体系的关键所在。因此，立足成都实际，了解市民法治意识的基本情况，有利于依法治市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我们选取了成都市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街道、乡镇，采取走访、座谈等形式进行了调研。

法治意识是一个具有价值指向的概念，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研究依法治市进程中的市民法治意识的现状。

1.对法律的关注与理解。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法律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通过调查，目前绝大多数市民对法律的关注度都很高，包括对法规的制定修改、热门的法律案件等都比以前更为关注，为法律发挥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通过近年来普法工作以及宪法日的确立，让更多的市民意识到宪法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法律对自身工作生活的重要影响，对法律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但在调查中也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市民都意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但对基本法律知识的了解状况仍不容乐观，由于缺乏系统专业的学习导致曲解一些法律的具体条文。

2.市民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方式。市民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方式可以映射出市民对法律的认知及信任程度。在对权利意识的调查中，绝大多数市民都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但对于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认知还比较模糊。在对维权方式的选择上，超过半数的市民在遇到矛盾纠纷时首选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仍然有一部分的市民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选择了自行协商或是上访。这个调查结果说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即刑”的观念还有一定影响，一些市民在面临矛盾纠纷时仍保持着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从内心情感上排斥法律途径，影响了法治意识的形成与培养。

3.法律知识的获取途径。市民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取法律知识；二是以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作为获取途径；三是法治文化的浸润，包括普法教育宣传、法治文化示范基地等形式；四是法治实践的参与，通过自身及家人朋友对诉讼程序的亲身体验或在法规制定修改过程中的关注参与。通过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新兴媒体或创新形式的法治宣传来获取法律知识。

4.法治实践的认知。“法律不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1]因此，市民法治意识的培养不仅是对法律知识的了解，还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法治实践的认知，比如对立法、执法、司法等实践活动的关注和参与。

据2015年的民调显示，群众对成都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满意度达到94.5%，对党委政府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满意度均超过90%。[2]这说明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进程加快，成都市民的法治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日渐浓厚。

三、市民法治意识培养路径的成都实践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很好的法律。”[3]可以说，这一定义揭示出在法治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要想市民自愿接受法律规范，实现内心的认同，不仅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还要有理想的法治效果。

因此，在依法治市的进程中，只有紧紧围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四个维度，重点关注基层依法治理体系及能力，才有利于培养提高市民的法治意识。

1.科学立法是培养市民法治意识的前提。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是良好、完善的法律制度。在推进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工作中，成都市进一步完善了立法起草、论证、协商、审议机制，健全了立法项目征集论证、立法听证以及立法咨询制度，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广泛征求民众意见，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立法参与中充分感受并确信立法的权利保护，使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及修改充分反映市民意愿、代表民心所向，真正将社会共识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成都市还加强了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严格按照地方立法权限，围绕社会热点、突出问题和迫切需要开展创制性立法，让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让问题能够及时在法治轨道上解决。

2.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培养市民法治意识的关键。就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而言，有一部分来源于国家的普法宣传教育，而更多的是来源于其自身偶然的法律生活。正如西塞罗所说“法律是不说话的官员，官员是说话的法律”，民众往往会把政府与执法人员与法律紧密联系，一旦出现执法不严的情况，就会极大地动摇民众对法的信任。因此，在执法领域，成都市进一步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推进标准化执法，严格实施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办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坚决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作为保卫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及其公信力对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影响极大。“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4]在司法领域，成都市不仅健全了案件全程监控和质量管理机制，推进司法公开，同时还加强了司法信息化建设。

3.强化基层依法治理体系和能力是培养市民法治意识的重点。为了让市民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培养良好的法治习惯，成都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依法治市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完善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积极推进街道（社区）“合作契约”式共治，着力解决群众“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等问题，努力创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2015年6月，成都市肖家河街道办推出成都首个基于“互联网+”理念打造的社区法律服务O2O平台——“律金刚”服务平台①。其核心在于政府出资购买公共服务，引入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5]这一服务平台为市民提供了多样化、持续化、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引导市民以法治和理性的方式去解决矛盾纠纷。成都市各社区街办还配有“红袖套”队伍，由热心市民、保安、门卫、物管、社区巡逻队员等组成，对社区治安实时流动监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4.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是培养市民法治意识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针对当前市民法治意识的现状，成都市进一步提升普法层次，将普法宣传作为法治建设的重点，改变以前那种内容平淡、形式呆板的普法方式，针对不同群体进行不同的法治教育。主要做法有：一是深入推进“法律七进”工作。锦江区创新推出了“法律宣传7+3模式”，在“法律七进”的基础上推进了法律进楼宇、进工地、进景区。二是进一步完善“法治大讲堂”工作体系。各级政府部门拓展法治大讲堂内涵，相继开设了“劳动法讲堂”、“残疾人保护法讲堂”、“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讲堂”、“农民工夜校”、“青年法治大讲堂”等，为成都市民崇尚法律、依法办事培育了浓厚的法治氛围。三是把法治文化阵地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纳入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规划。青羊区在2013年打造了“东坡印象”法治文化阵地，用法治文化符号传递法治理念，2014年，彭州市建成了全省首个“旅游法治教育培训基地”，扩大了普法宣传的覆盖面和渗透力。四是积极开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艺作品和法治公益产品。郫都区以文艺形式展现法治宣传，把身边案例编排成法治小品，彭州市首创了曲艺剧场法治专场模式，崇州市将法治宣传语编成市民喜闻乐见的“顺口溜”。

目前，成都学法尊法的社会氛围日趋形成，社会法治化治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为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成都提供了一个有法治保障的良好社会环境。

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执政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必须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经济社会在法治条件下运行，才会使其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7]因此，在依法治市的进程中，要促进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一是推进法治实践，切实地厉行法治和力行法治，这是培养市民法治意识的重要途径；二是通过深化法治宣传教育这种外部促进机制，为市民法治意识的生成提供持续的动力。只有尊法、守法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只有法治理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注释：

①“律金刚”服务平台是肖家河街道办事处通过引入成都“律金刚”网络有限公司的线上资源，打造的法律服务平台。以“订制”社区法律服务卡的方式，让每户建卡家庭都有一个法律咨询通道和一个后台数据档案库，只要用户打开手机、电脑，或是通过拨打热线电话，便可获得包括婚姻财产、家庭继承、诉讼等近百项法律在线咨询服务。

[1][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4-15.

[2]据源于www.sichuanpeace.gov.cn[BE/OL].最后访问日期：2016-09-05.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2.

[4]培根.论司法[M].商务印书馆，1983.

[5]Http：//www.cdht.gov.cn/xwzxgxyw/44215.jhtml[BE/OL].最后访问日期：2016-09-0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7]王焱.法治城市建设中的市民法治意识培养[J].城市管理，2014（2）：75.

D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47（2016）06-0023-03

作者及单位：白杨，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110）

2016-10-16

责任编辑 王承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