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

出任首相颁布宪法

伊藤博文至关重要的第二次出洋考察，是1882年3月带队专赴欧洲考察宪法。这时年至不惑，位居政要的伊藤博文，已由积极主张把“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开明风气”移入日本，使日本进入“开明诸国之行列”“创立不比欧美诸国差的新文明于日本国”的早期“开国论”者，深化为更加成熟理性，主张立宪救国的宪政论者。西方的高度发达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治国实践，催生了他关于日本应该建立以天皇为首，上下统一、中央集权、高度权威的政体思想，对国家政权如何组织思考得很多。

伊藤博文曾在1875年提出“设立元老院，以防寡头专制；设立大审院，巩固审判权威；确立地方官会议，以沟通民意；将内阁与各省分开，以收天皇亲政之实效”的4条立宪纲领，以此形成的政体草案受到天皇的首肯，下达了“立宪政体诏书”，开启了日本的立宪之路。1881年，宪政问题成为日本时政焦点。是年7月，日本的元老院拟制了《日本国宪按》草案，因起草者只是生搬硬套了西方各国宪法，归纳、嫁接和结合日本国情都很不够未获通过。此外，在向英国学习还是向德国学习上也有分歧。受德国顾问伊斯莱尔的启发和帮助，岩仓具视整理了以德国为主的有关宪法的文件上陈天皇，得到重视，诸大臣推荐由伊藤博文担纲赴德国考察学习宪法。行前，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开列了31项考察条目，要求伊藤博文考察时围绕这些内容将欧洲立宪君主国的宪法渊源、沿革、实施状况及经验教训逐一弄清，特别要对各国中央机构、皇室、行政、立法、司法乃至地方制度等具体事项深入了解。岩仓具视则有更明确的目标意图，要求伊藤博文重点考察普鲁士宪法，以便以德国为楷模从速制定宪法。

带着嘱托，伊藤博文在欧洲考察了13个月。他克服语言障碍，用8个月时间与德国、奥地利的宪法学者格奈斯特、毛塞、莫斯、施泰因等人讨论宪法讲义，学习宪法知识。为了彻底弄清弄懂，他还修书国内，申请延长考察时间。经过不懈努力，最终确定参照普鲁士宪法。回国后，伊藤博文牵头组织了相关机构制度审查局，开始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

在伊藤博文的建议、设计下，日本先是于1885年废除了太政官制，由伊藤博文建立了近代内阁，出任了日本的第一位内阁首相（亦即内阁总理大臣）。继之，又于4年后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正是出自伊藤博文的手笔。1890年，宪法开始实施，日本就此确立了拥有从内阁、宪法到国会的一整套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制。宪法规定了天皇的最高地位和神圣权力；规定了国会设置两院；也规定了内阁向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规定了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天皇拥有绝对权力。此后，华族制度、内阁制度、皇室典范、枢密院等也相继建立，军队改革很快完成，《政纲五章》《官吏服务纪律》等相继出台，政府机构得以整顿，为日本加快发展，进一步实施“文明开国”国策，步入世界强国奠定了法制基础，伊藤博文因此被称为“宪法之父”。

侵华元凶魂断东北

从“开国论”看，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文明的推动者；从建立立宪制度看，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法制社会的奠基人；但从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看，他又是一个军国主义者，是侵华侵朝的罪魁元凶。

伊藤博文的军事扩张思想既来源于青年时期他的老师吉田松阴“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的侵华路径步骤，又来自于中年时期日本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海外雄飞野心，更来自于他的不断实践与思考。

早在1871年底，伊藤博文随岩仓考察团赴欧美期间，从美国给日本大陆政策始作俑者之一山县有朋等人写信，阐述自己的大陆思想。伊藤博文分析了美国对朝鲜的军事态度，认为“据了解，在朝鲜问题上，该国政府已经没有讨伐朝鲜之论”，认为日本应就库页岛问题，“迅速处置与俄国的关系”。他就美、英、俄军事关系作了分析，认为：英美如果开战，俄国会直取印度，直接威慑日本等国家，“日本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不能不早做打算”，他“十分担心日本的处境，希望各位（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人）深思熟虑，能找到良策，勿失时机”。此时距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尚有23年，距日俄战争爆发还有33年，早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十几年。

伊藤博文不仅在幕后策划侵华，也冲杀到一线与中国直接对阵。自1874年至1884年，日本兵犯台湾、吞并琉球、制造朝鲜“江华岛事件”、利用朝鲜“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等机会，着手控制朝鲜，图谋以其为跳板进军中国东北，乃至侵占整个中国。这其中，频繁闪动着伊藤博文的身影。

1883年12月，法国为侵略越南，向中越边界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借机染指朝鲜，于1884年12月策划了汉城政变，导致驻朝中日两军激战，酿成“甲申事变”。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先于1885年1月逼迫朝鲜订立同意赔款、“认错”的《汉城条约》，继而又于同年3月，派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动身来中国会谈朝鲜问题。

伊藤博文粉墨登场，以日本特使身份来华，于1885年3、4月间与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以双方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而告结束，有三款约定：一、中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四个月内各自撤回；二、事后中日两国均不派员在朝鲜教练军事；三、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当时，朝鲜本是中国藩属国，而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日本却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权利。6次谈判中，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评价是：“久历欧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并提醒有关当政者：“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伊藤博文则认为清朝因循守旧，“稍为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1892年，再次组阁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为发动侵华战争开动了国家机器，通过天皇诏书方式进行筹款，迫使议会增加军备开支，大肆购买武器。同时，伊藤博文精简了3200多名军政人员，节约成本补助军费；废除了与英国的不平等条约，与英国签订新的《通商航海条约》，结成同盟；公布了“服务战争”的大本营条例。

备战成熟后，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再次制造中日军队冲突，并悍然于1894年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胜出后，伊藤博文亲自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谈判，用亲自圈定的苛刻条款逼迫战败的中方接受。中方被迫同意赔偿2亿两白银，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的做法，影响了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在华利益，三国以武力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中国又追加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日本才同意将辽东半岛返还中国。

“三国还辽事件”，使日本感到是“千年之未有大辱”，上自天皇，下到福泽谕吉、德富苏峰之辈政客均觉难以接受，伊藤博文内阁为此遭受唾骂和攻击。伊藤内阁“卧薪尝胆”，决定用中国赔款大肆扩军，增设六个师团，建立“主力舰和巡洋舰各六艘的六六舰队”“总吨位由6.2万吨达到26.4万吨”“使现役军人由7万人增加到15万人”等等。凡此十年，伊藤博文已第四次组阁，但仍未放松备战。终于在1904年，他卸任不久，以元老的身份指导了日俄战争，将东北的大连从俄国人手中夺回。

为了日本在远东的安全，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来到朝鲜，逼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把朝鲜变为日本的附属国。他还担任了韩国统监，监管朝鲜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实际统治朝鲜三年。其间，伊藤博文又逼迫朝鲜签订了新的《日韩条约》，使朝鲜的内政、人事大权落入日本。霸权至此，他仍不收手。1909年，伊藤博文卸任回国，重任枢密院长后，为进一步密谋掠夺中国东北权益，取得沙俄对日本吞并朝鲜的“谅解”，亲来中国东北与俄会商。10月26日，就在伊藤博文抵达东北哈尔滨火车站，准备和前来迎接的俄国财政大臣柯科夫错夫会晤时，潜身人群中的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挺身而出，连发三枪，将伊藤博文当场击毙。这个一生志在侵华，谋夺东北，连续四任的日本首相，在给中朝两国带来深重民族灾难后，以暴毙东北的下场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血淋淋的句号。

本栏编辑/牛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