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对策分析

2016-03-25王大为

当代经济研究 2016年4期

王大为，谭晶

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对策分析

王大为1，谭晶2

（1.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长春130012；2.中国核工业集团同位素公司，北京100032）

2014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存在潜在产出缺口的国家应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恢复经济基本面为首要任务；资本外流严重、经济对国际市场价格敏感的国家应实行不同程度的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经济对出口依赖较高的国家应选择弱势货币政策，以刺激出口增长；资源净进口国应实行强势货币政策，否则本币贬值将抵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成本优势；资源净出口国应实行弱势货币政策，本币贬值有助于抵消国际市场价格下降所造成的贸易损失。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资本

2014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一个较低速度的新时代。除个别国家（主要是印度）之外，新兴经济体11国（E11）中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呈现急剧放缓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较慢的增长正在成为曾经是全球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长期特征。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的不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及影响因素也不相同。本文通过对新兴经济11国（E11）中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并相应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能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一、新兴经济体进入经济新常态

1.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2015年，E11中的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巴西GDP前3季度萎缩了3.2%，而俄罗斯GDP全年下降了3.8%①。韩国、南非和阿根廷勉强保持经济增长，但与2014年相比，GDP增速迅速下滑至2.5%以下，处于衰退的边缘。墨西哥、沙特和土耳其的经济表现要稍好，但已不复当年高速增长的盛况。印尼和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形成。唯一的亮点是印度，2015前3季度GDP增速达到7.6%，较2014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经济依然处于强劲增长的势头中。总体来看，曾经是全球最具活力的E11整体经济增速呈现放缓趋势，这意味着较慢的增长正在成为E11经济增长的长期特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1］

2.新兴经济体物价变动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从通胀总体变动趋势看，2010～2015年E11平均通胀率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6%的水平。从国别变动趋势看，2015年E11中有5个国家（巴西、印度、印尼、俄罗斯和沙特）通胀率呈现上升趋势，6个国家（土耳其、韩国、南非、中国、阿根廷和墨西哥）通胀率呈现下降趋势。从绝对水平看，俄罗斯和阿根廷的通胀最为严重，2015年通胀率都超过了2位数，分别达到12.9%和14.3%。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的通胀也较为严重，2015年这三国通胀率均超过7%。印尼、南非、沙特和墨西哥的物价水平较为稳定，2015年这四国通胀率均在4.5%以下。而中国和韩国则陷入通货紧缩的边缘，2015年中国通胀率降至1.4%，韩国通胀率更是只有0.6%。

3.新兴经济体总体就业状况趋于恶化。从就业状况总体变动趋势看，2015年E11整体就业状态出现恶化态势，前3季度E11平均失业率升至8.7%，较2014年上升1.1个百分点，为2010年以来的最高点。从国别变动趋势看，2015年E11中有6个国家（巴西、韩国、南非、俄罗斯、沙特和土耳其）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2个国家（阿根廷和墨西哥）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失业率则基本稳定在4.1%左右。从绝对水平看，南非、沙特和土耳其的失业情况最为严重，2015前三季度失业率均超过2位数，分别达到25.6%、11.6%和10.3%。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的失业率稍高，2015前三季度三国失业率分别为6.7%、6.6%和5.6%。韩国、中国和墨西哥的就业情况较为乐观，2015前三季度三国失业率分别只有3.8%、4.1%和4.1%。

4.新兴经济体出口急剧下降。受全球经济减速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2010年以来，E11出口的平均增速不断下滑，至2015年E11整体出口陷入负增长，2015年前3季度平均出口增速暴跌至-11.1%，形势极为严峻。从国别变动趋势看，2015年E11中除南非外（前3季度的出口增长了4.7%），其余国家出口均大幅下降。其中俄罗斯、阿根廷、印尼和巴西等四个资源出口大国情况最为严重，2015年前三季度四国出口下降幅度均超过了2位数，分别为-32%、-16%、-14%和-12.4%。而在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中，印度出口下降幅度最大，2015年前三季度出口降幅达到-17.4%；土耳其、韩国和墨西哥的出口下降幅度稍低，但2015年前三季度的出口降幅也分别达到-9.0%、-6.6%和-5%；中国出口下降幅度最低，2015年前三季度的出口降幅为-2.8%。

5.新兴经济体货币普遍贬值。自2014年10月美联储正式退出量化宽松后，E11所有成员国的货币均出现大幅度贬值现象。［2］2014年10月～2015年12月，E11所有成员国的货币平均贬值幅度达到25%。其中巴西货币贬值幅度最大，2014年10月～2015年12月巴西货币贬值了69%；南非、阿根廷、土耳其和印尼等国的货币贬值幅度也都超过了20%，2014年10月～2015年12月这四国货币分别贬值了35%、35%、31%和20%；中国和印度货币表现稍好，但2014年10月～2015年12月也分别贬值了5%和9%。另外，2015年全年俄罗斯和墨西哥的货币贬值幅度也分别达到24%和16%；而韩国货币在2014年10月～2015年9月的一年时间内也贬值了14%。

二、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尽管新兴经济体11国经济发展表现不尽相同，但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通过对比分析新兴经济体11国和G7国家集团的GDP各项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发现，在E11国家之中，除了中国和沙特的消费贡献率相对较低，2013年分别为36.2%和29.7%，其余国家均在50%以上，其中土耳其达到70.9%，超过了美国的68.0%；墨西哥和阿根廷略低于美国，分别为67.2%和66.4%，但与G7其他国家相比要高一些。由此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拉动E11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也说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趋于合理化。

2.投资。金融危机之后，E11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复苏势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高的资本形成，2011～2014年间，E11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均值约为26.8%，远远高于G7集团的19.6%。其中，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47%，远高于其他国家，印度和印尼居于其后，均在30%以上，韩国虽然整体占比很高，但呈逐年下降趋势。这是因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致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新兴经济体避险或获利，加之新兴经济体采取的宽松财政政策等，均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强化作用。

3.净出口。总体而言，E11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正值，但呈现出逐年走低的趋势，2011～2013年，从2.3%下降为1.5%，由此可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分国别来看，沙特、俄罗斯、韩国和中国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最为显著，其余国家基本为负值，沙特和俄罗斯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分别从26.6%和8.5%下降为21.2%和5.9%；韩国则出现大幅攀升，从1.5%上升为5.1%，这与其外需环境改善密切相关；中国基本维持在2.5%～3%，较为稳定。

4.国外直接投资（FDI）。持续稳定的FDI净流入为新兴经济体11国提供了保障其健康发展的国际资本。2010～2013年间，E11的FDI净流入年均大约为1473.6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G7的FDI净流入均为负值，年均大约为3378.4亿美元。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资本回流至美国，考虑到日本和欧洲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使用，发达经济体政策的分化，可能导致国际资本异动，对E11产生冲击效应。

三、当前新兴经济体可供选择的应对措施

新兴经济体为应对当前经济下滑趋势，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1.紧缩性货币政策。最为传统的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措施是通过大幅度提高本国利率来降低本国与美国的利率差，削弱资本外流的动力。新兴经济体中央银行可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提高本国市场的利率水平，提高资本留在本国的激励，降低资本外流的动力。［3］当然，受利率影响而流动的资本主要是短期资本，这部分资本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其流动方向并不稳定，易受市场预期变化的影响，这一点需要相关国家的央行引起足够重视。

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需求的紧缩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从而恶化本国的经济基本面，进而对市场预期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对长期投资资本而言，决定其流动方向的根本因素是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和基本走势。或者说，长期投资资本流动是投资者对一国经济增长态势预期的函数。当一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增长时，投资者预期投资未来回报率上升，为追求该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资本将流入该国；反之，若一国经济走势趋于疲弱，经济增长乏力，则投资者预期投资未来回报率下降，为追求更高的长期回报率，资本将流出该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因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而对长期投资资本的流动产生违背政策预期的冲击，从而在整体上恶化其资本和金融账户，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新兴经济体政府在决策时应全面权衡，谨慎选择。

2.外汇缓冲政策。汇率作为外汇的价格，其变动主要是外汇市场供求（外汇收支）变化的结果。而一国的外汇收支状况由进出口和资本流动决定，出口和资本流入形成该国的外汇收入（供给），进口和资本流出形成该国的外汇支出（需求）。当一国资本外流时，外流资本就成为该国外汇市场的过剩需求，从而破坏市场供求均衡，导致外汇价格上升，本币贬值。［4］货币贬值的负面效应在于：一是容易导致市场信心崩溃，造成资本外流狂潮；二是导致进口成本上升，形成进口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维持本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是一国中央银行的重要任务。而维持汇率稳定最常见的做法是央行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动用外汇储备向市场投放外汇，以重新实现市场均衡，缓冲资本流动对本国货币汇率的冲击。

3.宏观上审慎的监管政策。由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发展时间较短，规模相对较小，市场成熟度相对较低，因此外资的流动会对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资本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拉动资产价格上涨，严重的甚至产生资产泡沫。尤其是开放度较高的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随着资本的流入，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房价、股价持续上涨。而当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部分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回美国，必将对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产生影响，导致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波动。资本外流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可能通过托宾的“q”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资本外流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对新兴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甚至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作为一项维持本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政策措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就显得尤为必要。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以控制经济主体（尤其是各类金融机构）货币错配和防范资产泡沫形成为主要目标，以应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引致的资本流动逆转对本国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冲击。

4.资本流动管理政策。资本流动对流入国的综合经济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金融系统的质量与效率；具有较高质量的金融系统能有效地将资本配置于实体经济，配置于高效率的投资领域，从而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而具有较低质量的金融系统则可能导致大量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在虚拟经济领域内空转，导致衍生类金融交易畸形繁荣，引发资产泡沫，从而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加大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最终危及该国的金融稳定。因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应该有更多的自由对涉及本国的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具体来说，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可实行诸如对短期资本流动和本国金融机构拥有的超额外汇头寸征税等措施的价格型资本流动管制策略，也可实行诸如征收惩罚性准备金、强制规定最低停留期限和进行额度管理等措施的数量型资本流动管制策略。对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可实行临时性的特定资本账户管制策略，以抑制短期投机资本的频繁进出。同时，为避免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而导致的资产泡沫和金融脆弱性，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也应加强对国内资本流动的管理。

5.加强新兴经济体区域货币合作。从国际储备管理的角度看，一国所拥有的有限外汇储备既要平衡国际收支，又要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从而导致有限且宝贵的外汇储备被动闲置，降低了使用效率。［5］因此，新兴经济体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应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区域内贸易的集中结算机制。即，区域内的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再逐笔结算，而是在一段时间内统一结算各自的净贸易差额。这样可减少所有成员国为平衡可能的国际收支失衡而占用的外汇储备。二是签订区域货币互换协议。这样在某一成员国面对资本流动逆转和货币贬值时，可通过货币互换从其他成员国取得外汇融资，从而提高该国应对措施的力度和可持续性；而且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共享对维护各成员国的市场信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新兴经济体应该采取适合本国的政策措施

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差别很大，没有哪一套政策措施是适用于每个国家的。因此，各国应根据本国经济增长的表现、宏观经济状态（主要是通胀和就业）、本国经济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敏感性以及本国金融系统和财政的脆弱程度等因素，综合规划自己的应对策略。最重要的是，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干预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流动逆转和汇率波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国经济基本面的状态。

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兴经济体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艰难的权衡取舍：一是在经济增长减缓环境下支持需求，二是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降低脆弱性。［6］有鉴于此，新兴经济体应对策略选择的基本原则可总结如下：

第一，存在潜在产出缺口的国家应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恢复经济基本面为首要任务；

第二，资本外流严重、经济对国际市场价格敏感的国家应实行不同程度的资本流动管制措施；

第三，经济对出口依赖较高的国家，弱势货币可作为选择，以刺激出口增长；

第四，资源净进口国应实行强势货币政策，否则本币贬值将抵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成本优势；

第五，资源净出口国应实行弱势货币政策，本币贬值有助于抵消国际市场价格下降所造成的贸易条件的损失；

第六，所有新兴经济体均应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以增强本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七，所有新兴经济体都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潜在产出水平。改革的方向是提高生产率和消除生产障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

根据上述原则，结合各国国情，E11各成员国应对策略组合如表1所示。

表1 E11各成员国应对策略组合（中国、俄罗斯除外）

五、中国的策略选择

中国做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为了提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合适的策略选择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应实行谨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紧缩不合适，无节制的货币宽松也不可取，会对结构改革形成扰动。因为泛滥的流动性无助于淘汰“僵尸企业”；而不淘汰大量的“僵尸企业”，供给侧改革所追求的“去产能”和“去库存”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此外，泛滥的流动性也阻碍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去杠杆”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基调应是中性的，在此基础上视情况施行谨慎的、有节制的适度宽松。宽松的目的是弥补国际收支顺差收窄和外汇储备下降所形成的基础货币缺口，而不是回到利用货币超发刺激经济的老路上。即，谨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证市场流动性的稳定，从而创造一个真正中性的货币环境。

2.应实施外汇缓冲政策。理论上货币贬值有助于阻止资本外流。因为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看，本国货币贬值将使国内资产变得更便宜，这意味着国内资产收益的上升，从而能提高本国资产的吸引力。而且人民币贬值有助于提振出口，这样既可以缓解经济增速下滑，又可以恢复外汇市场供求均衡，从而最终稳定人民币汇率。所以，很多学者（尤其是外国学者）主张央行应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利用更自由、更有弹性的汇率来解决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引致的资本外逃潮。但问题是，人民币小幅度的贬值无助于恢复因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而导致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人民币需要大幅度贬值（有学者测算可能需要贬值40%以上）。而短期内汇率的剧烈波动极易引发资本恐慌性外逃，这又违背了货币贬值政策的初衷。此外，放任人民币大幅贬值会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资源进口国，货币贬值将抵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增加国内大部分企业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实施外汇缓冲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所拥有的巨大规模外汇储备（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已经降至3.2万亿美元，但其规模仍然是IMF审慎基准建议的两倍）也为外汇缓冲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央行在进行外汇缓冲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应采取补偿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填补由此造成的基础货币缺口；二是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力度和节奏要控制好，防止市场形成人民币持续贬值预期。

3.资本管制可作为临时性的缓冲措施。现阶段，中国政府的一项紧迫任务是防止有限的资本外流演变为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因此，为给人民币汇率提供有力支撑，为平抑引发资本外逃的市场恐慌情绪，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动管制是必要的。对于资本管制政策，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资本管制政策应与宏观审慎监管协调进行，事实上宏观审慎监管也是一种“委婉”的资本管制方式；相关政策协调的重点应置于加强对“热钱”无序流动的管理上。二是要有配套措施尽力堵住资本地下流动的渠道。三是资本管制政策无论如何都应是一项临时性的缓冲措施，尤其是从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角度考虑，资本账户开放仍然是长期目标。所以，在资本外流压力减轻后，应及时调整资本管制政策，掌握好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重要的是，政府应在这一难得的缓冲期内，尽量快地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恢复经济基本面的稳定。

4.结构性改革是根本的应对措施。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干预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流动逆转和汇率波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国经济基本面的状态。因此，最根本的应对措施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7］在整个应对策略组合中，结构性改革应被置于核心地位，目标是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只要结构性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向好，市场预期就会变得更加理性，资本流动和汇率冲击对中国经济就不会造成严重后果。［8］

注释

①本文中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1］李计广，黄宁.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中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及启示［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3）：50-56.

［2］江时学.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J］.成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103-111.

［3］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J］.北京：国际经济评论，2010（04）：8-27.

［4］黄仁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J］.北京：现代国际关系，2009（11）：24-25.

［5］罗斌，刘锦薇，刘岭.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测度［J］.武汉：江汉论坛，2015（2）：18-22.

［6］于洋，王雅彤，钱强.人口红利、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哈尔滨：商业研究，2015（1）：47-52.

［7］李中.新常态下我国需求调控的战略转向［J］.武汉：江汉论坛，2016（2）：27-32.

［8］陈元澈，曹玲.中韩自由贸易的构建及对策分析［J］.长春：税务与经济，2014（2）：63-67.

责任编辑：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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