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畅，钢 花

资本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研究

齐 畅1，钢 花2

（1.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2.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呼和浩特010070）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资本的国际化进程，资本将进一步摆脱空间的限制在全球流动。那么，资本的国际化是否必然意味着国家职能的弱化？如何认识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成为一个愈加重要的问题。运用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分析方法来考察资本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表明资本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国家职能的弱化，不意味着国家应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国家一直在影响并且全面地主导着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体现为国家在积极引导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循环有序进行的基础上，调解着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过程中遭遇的矛盾和争端。

国家；资本国际化；资本循环的国际化

引 言

面对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正在酝酿的深刻调整，我国提出了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将外国的资本引进来不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现更加需要我国的资本“走出去”深度融入资本的国际化进程。丝绸之路基金、新发展银行（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构建是中国的资本逐步迈向国际的重要步骤，之后会有更多各种形式的民营资本走出去。

不可否认和逆转的趋势是，我国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将愈加深化，资本将借助信息传输和货物运输系统愈加脱离空间的限制在全球流动。那么，资本的国际化是否必然意味着国家职能的弱化？是否必然意味着超国家组织对其监管？这种弱化国家在干预资本国际化方面职能的想法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架构下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就有意实践该设想，它赋予了跨国公司超越东道国法律程序解决争端的权利，这令学术界展开了有关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地位的讨论。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本文将在梳理和考察马克思主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研究

学界对资本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研究一直存在分歧，以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就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前者认为国家与资本是对立的，国家应该在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一方面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可能对资本产生负外部性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在国家税收收入与企业留存利润之间的权衡取舍上。后者则强调，国家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产权的界定者，有权利也有义务管理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扩张。虽然主流经济学两个学派的观点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将国家与资本的扩张视为两个相对独立运行的主体，而不是像马克思一样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资本扩张的维护者和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机器。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在强调国家的阶级特性，进而低估了国家的制度特性。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曾经将国家视为剥离了阶级特性的制度存在［1］66-67，然而他警醒到，正是制度下的权力刺激了资产阶级去夺取国家的统治地位，所以不能剥离阶级特性谈论国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的分析只是他计划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的一部分，他本打算将就国家理论所作的研究成果编纂成册，但是未能如愿。虽然马克思没有建立连贯和完整的国家理论体系，但是这没有阻碍他在相关著作中表达他对国家的理解。我们研究资本国际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依据马克思提出的相关一般理论展开讨论。在资本国际化理论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性驱动了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不断膨胀和扩张，对剩余价值不竭的欲望导致了“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2］也就是说，资本要不断变革空间关系——既要减少“绝对空间”中的高关税壁垒等社会政治障碍，又要将资本跨越物理上的距离所消耗的时间和成本缩减到最低限度，使得资本在以时间和成本衡量的“相对空间”［3］中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关于国家，马克思认为国家的存在“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4］584。也就是说，国家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它并不能完全自治和中立。这是因为，国家是不能摆脱阶级关系和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的，虽然阶级的对立和冲突需要一种能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来调节和抑制，但是维系这种权力需要的是社会财富的支撑，这就决定了看似自治的国家是寄生于资产阶级的。同时，资产阶级也需要掌握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政治方面占据统治地位，这样它就获得了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5］资本主义的胜利只有在“它本身就是国家时才能到来”。［6］

从马克思提出的有关资本国际化和国家的一般理论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为资本国际化的分析提供了历史与空间的分析视角，同时研究了国家的性质，但是没有充分地将二者融合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下。伴随着二战之后跨国公司的扩张与1990年代冷战的结束，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尝试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有关国家与资本国际化关系的新理论，但是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二、围绕资本国际化与国家关系的学术争论

围绕着资本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研究，国外学者基于马克思的文本主要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由区域化理论、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和帝国理论支撑的，强调了国家在干预资本国际化方面职能的弱化，只能作为“命令的传送带”维护超国家组织的利益；第二种观点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资本的国际化运动越剧烈，就越需要国家不可替代地、更加全面地主导资本的扩张；另外一种观点则指出，资本在世界市场中会动态地调整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只能依据资本扩张的具体情况被动地调整对资本国际化的干预程度。在上述三种观点中，尤其引起热议的是由曼德尔、罗宾逊和哈特等人提出的，国家职能在资本国际化运动中的弱化的理论。

1.资本国际化与国家职能的弱化

伴随着20世纪70、80年代跨国公司的急速扩张和欧盟与日本作为新资本积累中心的崛起，资本的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理论的发展也愈加强调国家权力的腐蚀和职能的弱化，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理论：区域化理论、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和帝国理论。

曼德尔和罗欧森提出了对资本的国际化进行区域化组织干预的理论。他们认为，为了在与美国和日本的竞争中维护整体利益，欧共体的成员国应该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一个超国家组织，该超国家组织可以通过运用统一货币和税收制度等政策工具监管资本的国际化。他们的观点在冷战之后被再次强调，管理资本国际化的“区域化”构想被应用到欧共体以外的区域，一个新的贸易和货币体系可能诞生：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元区域、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元区域和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区域。在这种设想下，布哈林提出的金融资本利益的“国家化”与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已经不能成为主要矛盾了，主要矛盾转变为监管资本国际化的“区域化”和资本的“国际化”之间的矛盾。曼德尔和罗欧森在超国家的区域层面探索了对资本国际化的干预，指出“要么在区域层面建立与资本利益相一致的超国家体系，要么完全改变资本的国籍”［7］，但是他们的理论忽略了另外一个选择，即国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组织和管理国外的资本。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将资本的国际化“内部化”，将超国家组织在资本国际化方面的功能内化于国家。［8］

相比对资本的国际化进行区域化干预的理论，罗宾逊和哈里斯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更具“去领土化”特点。他们强调，跨国资本家阶级将代替国家行使监管资本国际化的职责，国家将在超国家组织建立的密集指挥网络下，在国家领土范围内作为“命令传送带”维护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但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必须依赖跨国生产网络和跨国组织的建立，即不仅要求在全球层面组织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取代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形式，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监管资本的国际化。罗宾逊和哈里斯等学者的立场很明确，即超国家组织将取代权力被严重蚕食的国家，国家只是超国家组织的“命令传送带”和“沟通全球经济和国民经济的纽带”。［9］但是，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阶级的形成还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跨国资本家阶级还没有在现实中占据主要地位。况且，跨国资本家阶级内部的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分化了的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仍需要国家进行调解。国家“不仅要遵循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逻辑，也调解着该逻辑下跨国资本家阶级与民族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10］

与上述理论相比，耐格里和哈特提出了监管资本国际化的最具“去领土化”性质的理论——帝国理论。该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必将迎来“空间上无止境，时间上无界限，社会上无所不包，政治上无中心，全球和平”［11］的新阶段——帝国的到来。该理论的建立要追溯到马克思提出的三个“去领土化”基本观点：一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中，资本将劳动力赶离了土地，二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通过流动性最高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资本来体现，三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不断实现的本性而非国家的引导决定了资本的扩张，即“资本需要的不是超越资本的主权管理，而是资本内在的法则。”［12］316正是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逐利本性决定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就是不稳定的，以至于疆界是动态变化着的。所以，整个世界市场占据了有效开展资本主义管理和统治的唯一主导地位”。［12］388也就是说，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主导资本扩张的世界霸权。

可以看到，区域化理论、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和帝国理论的依次提出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帝国理论的理论设想应该是与现实的世界秩序差异最大的。这是因为耐格里和哈特主张的思想——资本主义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范围的扩张会引起资本主义“质”的巨大变化，否认了该变化的影响仅止于资本主义存续时间在“量”上延长的观点。泰伯等学者评论到，“现在的变化应该从长历史角度审视，变化是不同的，但不是独特的”［13］，因为这些变化都是资本主义不变的本质——“资本主义天生就是在世界市场上加速积累的全球扩张体系”［14］决定的。不仅如此，耐格里和哈特提出的“政治上无中心”构想从现在看来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美国不能重回二战时期最鼎盛的世界霸权阶段，但是美国具备的是对世界大部分政治军事资源的绝对占有以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且当今的美国仍有意愿主导世界经济，“我的底线是：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如果不领导世界，谁来领导”。［15］

帝国理论并没有重视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过分强调了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危机。这种片面的分析只会令理论永远被迫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愈行愈远。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其他两种观点驳斥了国家在干预资本国际化方面职能弱化的相关理论，一些学者坚定地指出，资本国际化程度的愈加深化伴随的是更加全面的国家干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资本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国家只能依据资本扩张的具体情况被动地调整它对资本国际化的影响。

2.资本国际化与国家职能的强化

以普兰查斯、克里斯汀和伍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区域化理论、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和帝国理论提出了质疑，虽然他们也同意资本的国际化逻辑在经济层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否定了国家干预的“去领土化”逻辑在政治权力层面的支配地位，肯定了国家对资本国际化干预职能的强化，尤其强调了国家在调解劳资矛盾以及资本之间的矛盾方面仍然起到关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普兰查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那些“晦暗不明的文字”［16］中挖掘出了国家与资本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资本国际化的空间存在许多相对封闭的国家“子空间”，国家掌控了自己的子空间并且利用资本吸收同化着其它子空间，或者被其它子空间吸收同化，这种过程的往复就形成了“双重立体空间”［17］：一个是没有尽头的资本国际化空间，一个是包含了隔阂、中心外围结构和地区间差异的空间。后一种空间的存在令普兰查斯坚定地认为国家对资本国际化干预职能的强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即使资本的空间是国际的，但是国家的空间还是民族的，只有国家才能调节双重立体空间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克里斯汀与普兰查斯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运用的方法并不相同。克里斯汀批评了将研究国家与资本扩张关系问题的重点仅置于分析跨国公司的方法，因为跨国公司只是部分地而非完全地反映了资本国际化的特点。比较而言，涵盖了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扩张的资本循环理论更加全面。克里斯汀在应用资本循环理论考察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之后，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就开始持续地影响资本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历史地赋予了国家提供货币、确立法律、构建阶级和社会机构，以及活跃在世界市场中的职责”。［18］但是，克里斯汀和普兰查斯的观点并不完善，因为虽然他们明确了国家一直在干预资本的国际化，却没有分析国家干预强度的变化。伍德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借助的是国家强制力量与经济相分离的机制，这种“分离”机制的矛盾性决定了国家是更加全面地主导资本国际化的不可替代的工具。这种矛盾性体现在，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要与资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资本在世界市场上无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张，另一方面维系“分离”状态需要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组织框架创造稳定的秩序，“不存在任何一种全球政权能够像国家之于民族资本那样，来确保它所需要的秩序”。［19］那么，资本的扩张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就越需要国家不可替代地维持秩序和调解争端。

此外，默里和霍洛韦也对资本国际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们既不完全同意应该弱化国家在监管资本国际化方面的职能，也不完全同意应该强化国家对资本国际化干预的职能。在他们的理论中，国家与资本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比喻来理解：国家是“引水和储水的蓄水池”，全球资本是“不可控的、无休止迅猛流动的河水”，国家间为了吸引资本相互竞争，但是资本是流动着的，是不能固定在世界的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中的。因此，国家只能被动地对资本国际化进行干预。也就说，默里和霍洛韦并没有指明资本的国际化与国家之间的确切关系，他们认为上述学者提出的理论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

3.资本国际化与国家关系问题的争论焦点

围绕着资本国际化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文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为什么这些理论难以达成共识呢？纵观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与资本的国际化关系的思考，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反思并总结了上述理论的争论焦点。

第一，是否应该将资本的国际化笼统地理解为货币资本的国际化。在霍洛韦，耐格里和哈特的研究中，资本是体现了所有商品价值的流动性最高的一般等价物，并将其比喻为“无休止迅猛流动的河水”。实际上，他们将资本笼统地理解为货币资本，忽略了资本循环中的另外两种资本形态——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这导致在高估了资本流动性的同时低估了国家对资本循环的影响，因为相对于货币资本而言，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性较低，会在一定时期固定在某个国家特定的产业中，那么耐格里和哈特所谓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就是不稳定的，以至于疆界是动态变化着的”［12］250观点就是不成立的。

不容忽视的是，霍洛韦、耐格里和哈特提出的理论不仅忽略了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形态，也高估了货币资本的流动性，因为货币资本并不是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哈维利用下面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说明。某银行持有数额巨大的、以在建基础设施为抵押物的债券。当该银行发现了其他能够赚取更高利润率的投资项目时，它不仅不能将所有剩余的货币资本投入到该项目中，甚至可能要追加原来持有的投资。因为如果不追加投资，该银行所持债券的价值可能会缩水，这部分货币资本的不可流动性保证了债券的顺利交割。正如哈维所说，“一部分社会总资本的不可流动性，为其他资本的流动提供了更大的弹性空间”。［20］

第二，应该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还是生产过程中研究资本的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这要从资本的本质谈起，“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21］也就是说，资本在本质上不仅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也是一种在流通过程中实现价值的运动。这说明在资本国际化与国家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不能仅讨论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的流通，还要结合资本的生产过程认识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资本，不可以被简单地认为是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循环，而应该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和阶级之间的对抗”。［1］109

普兰查斯和米利班德在分析资本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时尤为重视阶级分析的影响，普兰查斯指出，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扩张时，它的身份不仅是外国的直接投资，还是不断地在其它国家复制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力量。当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和劳动发生矛盾时，国家作为可以平衡阶级力量的矛盾调解者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米利班德对国家的看法不同于普兰查斯①，但是，米利班德也很重视阶级分析，他认为，即使国家批评甚至在某段时期内阻碍了资本的国际化，也包含着“阶级偏袒”的意味。因为国家干涉的目的并不是要妨碍资本家获得利益，而是“偏袒”资本家，令资本走得更远更稳，那么资本家也会接受国家政策的限制。

第三，应该把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延续，即资本主义的“量变”，还是应该把它看成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断裂或者一个崭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的“质变”。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最本质的特征——资本家剥削劳动力以生产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化，但是，反对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主义“质”的改变的理论无异于否定了历史，否定了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世界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性变化的肯定——从重商主义到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斯瓦兰登与伍德的争论中，斯瓦兰登也持类似的观点，“无疑的是，资本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但是没有区别资本主义的不同具体化身使得我们冻结在老旧和无效的斗争方式中，掩饰了信息技术带来变革的可能性。”［22］

实际上，“支持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在全球化这个词出现的很长时间之前就讨论全球化了。全球化是新诞生的词语，然而早在16世纪它就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现象出现了。”［23］沃勒斯坦将全球化看成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延续，却没有否认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变革下的各个“具体化身”，只不过强调资本主义阶段性的发展都是由不变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进的，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危机的形式强制地解决。只要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没有发生改变，资本主义只能经历阶段性的“量变”积累矛盾、通过危机强制地解决矛盾和再积累矛盾的过程，也就不会引起“质变”。

下文将根据上述理论争论的焦点，吸取这些理论的优势并弥补不足，并运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从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出发进一步分析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国家在资本循环国际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将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相结合的资本循环理论基础上的、对发生在世界市场中的资本积累进行阶段性分析的方法。运用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分析方法研究资本的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既充分考虑了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三种形态的资本循环，又分析了资本循环国际化背后的生产关系。该方法这种特点的形成是离不开马克思建立的资本循环理论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资本循环就是资本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又互为条件的转化，依次采取了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形态，经历了购买、生产和销售阶段又回到起点的循环过程。要维持资本循环的顺利进行，需要确保三种形态的资本在空间上并存和在时间上继起，“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24］121如图1所示，将货币资本循环当作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那么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也包含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了，三个循环的连续进行保证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证明了资本循环的稳定性是脆弱的，“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24］63，64。也就是说，资本在任何阶段受到干扰都会可能导致积累受阻和循环中断。第一种情况，在G—W阶段发生的积累中断，表现为资本家并没有用手中的货币购买劳动力或者生产资料，在不同程度上“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25］例如，面对全球总需求增长率的降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福特等企业都在全球购买了诸如融资公司等金融资产，制造业从“耐心地”追求长期增长转变成了“不耐心地”在金融市场获得短期利益，促进了货币资本逐渐进入国内外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部门。第二种情况是发生在W—W'阶段的全球劳动力过剩现象。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失业与去工业现象的发生。如在1980年代，工厂倒闭的浪潮就侵袭了很多老工业城市，如美国的底特律、匹兹堡、巴尔的摩，英国的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德国的埃森，法国的里尔和意大利的都灵等城市都亟待解决不同程度的劳动力过剩问题。第三种情况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受阻。在W'—G'阶段，剩余价值的实现遇到障碍会导致存货增加、企业应收帐款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没有流通检验的资本，就不再是资本”。［4］90

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将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全球化令“长着翅膀的资本”［26］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借助信息传输和货物运输系统在全球流动赚取最大化的利润，必然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主流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推崇的全球化概念过于神秘，它并没有揭露这些现象的实质，而只是就现象描述现象。有幸的是，马克思早就运用资本循环背后的生产关系分析解释了资本循环的脆弱性，并解密了全球化。

图1 资本循环的国际化②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并不关心生产和销售的特定使用价值，却不得不生产使用价值以赚取利润或实现价值增殖，这是G-W-G’资本循环表达的最基本涵义。然而，资本家并不满足于G-W-G’的资本循环模式，他想要克服所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对资本的限制，甚至想完全摆脱生产使用价值这一环节，使得资本循环最终采取G-G’这种“纯粹”形式。资本想要实现上述目标，就要突破劳动力在生产使用价值方面对资本本身的限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来打破原来资本循环的稳定性，即在国内外市场上引进可以减少工人对生产节奏和生产过程控制的新技术和新设备。这意味着资本被围困在周转周期长、数额巨大的诸如厂房和机械等固定资本中，也就是说，产业资本更加依赖货币资本了。这是因为生产设备的维护和升级需要企业从信贷市场融资，承诺用未来的剩余价值偿还本金和利息，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信贷体系“根植于固定资本的再生产”。［27］所以，资本家企图摆脱G-W-G’以追求G-G’资本循环“纯粹”形式的机制而非全球化解释了资本循环的脆弱性。

马克思证明了资本循环是脆弱的，但是为什么有些资本循环还维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呢？马戈多夫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他指出，要理解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作为世界体系诞生的，它也必须作为世界体系存活”，二是深刻体会“资本主义必须持续地将所有或者大部分剩余投入再生产，这是它存活的必要条件”。［28］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保证资本循环在世界市场中连续稳定地进行，以便资本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不断地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但是，在资本积累的紧迫推动下，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资本的垄断没有消灭竞争，反而以垄断性竞争的形式加剧了资本的竞争。那么，资本想要在世界市场中不断地扩张以实现价值的增殖，就缺少不了国家垄断的支持。国家在维系资本循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可以结合资本循环国际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尽管不同形态的资本在空间上是并存的，但是主导国际化的资本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即总有一种形态的资本在世界市场的扩张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两种形态的资本起到辅助作用。资本循环的国际化经历了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循环国际化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在商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阶段，价值增殖在世界市场上的实现依赖于国家与资本家建立的政治交换关系。以17世纪的荷兰为例，它建立了以保护成本内部化为特征的政治交换关系。具体来讲，荷兰建立的东印度特许股份公司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国内生产的相对过剩商品资本W’（如图1），另一方面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类组织拥有空前的规模和财富，不但指它们商业活动的规模，而且指它们军事和海军力量的规模”，［29］将组织和控制波罗的海贸易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资本与国家不仅建立了贸易和军事保护之间的政治交换关系，还建立了贸易和战争贷款之间的政治交换关系。在15世纪的西班牙，富格尔家族为查理五世提供了战争贷款，同时查理五世将更多的采矿权让渡给福格尔家族，以便福格尔家族从贸易中赚取更多的利润，为西班牙的对外战争提供更多的财富。

在货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阶段，国内相对过剩的货币资本G主要以对外投资、贷款和国际援助的形式流出，促进了货币资本的回流和商品资本的输出，充分维护了资本家的经济利益。这种循环特点尤其体现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中。面对需求萎缩的欧洲市场和生产能力过剩的国内市场，美国于1948年启动了历时4年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一方面，美国通过输出货币资本，使得其他国家成为美国商品资本输出的市场，另一方面，商品资本的输出促进了货币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欧洲经济的重建意味着欧洲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同时经济援助的大量货币资本又回流到美国。

生产资本循环的国际化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关联的。跨国公司利用相对过剩的货币资本G和劳动力A组织生产，“减少了自由贸易，扩大了公司的内部贸易”，［30］提升了利润。但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与东道国发生矛盾。一方面，东道国指责跨国公司掠夺了它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将赚取的利润转移出东道国。跨国公司的母国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采取了以下措施：提供贷款以方便跨国公司用机器设备交换东道国的原材料、帮助东道国发展互补性产业和提升产业结构，并开展以促进东道国出口为条件的投资等。

总 结

本文评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的国际化与国家的关系研究，并利用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分析方法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资本的国际化是否必然意味着国家职能的弱化，即应该如何认识国家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本文认为资本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经济管理的国际化，国家一直在影响并且全面地主导着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扩张。即国家在积极引导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循环有序进行的基础上，调解了资本在世界市场上扩张过程中遭遇的矛盾和争端。需要警醒的是，对国家在资本国际化中的地位认识不要被新自由主义迷惑，因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而是国家权力和巨额资本的一体化，是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对资本主义的保护和对市场经济的绞杀”。［31］

遗憾的是，本文并没有解决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争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应该把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延续，即资本主义的“量变”，还是应该把它看成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断裂或者一个崭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的“质变”，之后会追踪研究该问题。

注释

①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要的一部分。米利班德是“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强调国家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普兰查斯是“结构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国家并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担当基石的结构，均衡了阶级之间的力量。

②各符号的含义：G货币、G’增殖了的货币、W商品、A劳动力、Pm生产资料，P生产。

［1］史丹利·爱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3］Harvey David.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Volume II）［M］.London：VersoBooks，2013：27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44.

［6］Braudel Fernand.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Century Volume III：The Wheels of Commerce［M］.Harper&Row，New York，1982：56.

［7］Mandel Ernest.Europe versus America？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M］.London：New Left Books，1970：97.

［8］Sebnem Oguz.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Restructuring［J］.Science&Society，2015，79（10）：336-362.

［9］Harris Jerry.To Be or not to Be：The Nation-Centric World Order under Globalization［J］.Science&Society，2005，69（6）：329-340.

［10］Panitch Leo.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Socialist Register［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4：71.

［11］Abu-manneh Bashir.The Illusions of Empire［J］.Monthly Review，2004，56（12）：17-31.

［12］安东尼奥·奈格里，麦克尔·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3］Tabb William.Globalization Is An Issue：The Power of Capital Is the Issue［J］.Monthly Review，1997，49（10）：11-20.

［14］Magdoff Harry and Foster John.The Failures of Empire［J］.Monthly Review，2005，56（6）：1-13.

［15］奥巴马西点军校演讲：未来美国该如何领导世界［N/OL］.环球网，2014-5-29.http：//world.huanqiu.com.

［16］Poulantzas Nico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M］.London：Verso Books，1978：42.

［17］Poulantzas Nicos.State，Power Socialism［M］.London：Verso Books，1978：106.

［18］Albo Gregory.Neoliberalism，the State and the Left：A Canadian Perspective［J］.Monthly Review，2002，54（6）：10-36.

［19］埃伦·伍德.资本的帝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

［20］Harvey David.The Limits to Capital［M］.London：Verso Books，1999：419.

［2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2.

［22］Sicannandan and Ellen Wood.Globalization and Epochal Shifts：An Exchange［J］.Monthly Review，1997，48（9）：19-32.

［23］Wallerstein Immanuel.World-Systems Analysis：An Introduction［M］.Durham：Duke UniversityPress，2004：6.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7.

［26］Greider William.One World，Ready or not：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M］.New York：Simon&Schuster，1997：24.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13.

［28］Magdoff Harry.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Imperialism［J］.Monthly Review，2013，65（6）：1-13.

［29］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利与我们的社会根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7-51.

［30］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2.

［31］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12.

责任编辑：张旭

F114.41

A

1005-2674（2016）04-071-09

2016-03-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XJL001），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5XNH058）

齐畅（1988-），女，吉林长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钢花（1976-），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