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胡乐明

后福特主义缘何起源于日本

王 杰1，胡乐明2

（1.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山东威海264209；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081）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黄金年代”，其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是福特主义。随着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涨”，宣告了“黄金年代”和福特主义的终结。这意味着，福特主义将被一个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所取代。通过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福特主义演变时序进行研究发现，日本率先产生并确立了后福特主义的主体地位。对福特主义演进的渊源进行研究，可得出，日本之所以率先完成，关键在于其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危机感。

生产组织方式；福特主义；丰田主义；后福特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余年中，以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作它们的“黄金年代”。随着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涨”，宣告了“黄金年代”的终结。

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变革，力图确立新的增长模式。在众多变革中，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以及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二战前，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和西方发达国家“黄金年代”的结束，福特主义逐渐走向终结。这意味着，福特主义将被一个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所取代。随着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生产力将获得一定程度的释放，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看来，研究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对于新的增长模式的确立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福特主义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厘清这个问题，将有助于确定福特主义的演进方向；其二，众所周知，福特主义起源于美国，并在其基础上演变出各种具体模式，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产生的渊源又是什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一、福特主义演进的方向

福特主义终结后，其演进方向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普遍认同的两种观点：一是福特主义向新福特主义演进；二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威廉姆斯（Williams）等认为，新福特主义通常通过降低劳动力报酬和抨击劳动力保护法，来建立高度弹性劳动市场以提高边际利润的战略，但该组织形式仍然保留泰勒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模式。［1］后福特主义通常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它在许多方面具有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特征。可见，新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继承了福特主义的大部分特征，可看成是其某种程度上的延续；而后者基本上背离了福特主义，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与福特主义的决裂。尽管新福特主义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后福特主义似乎在争论中有胜出的趋势。阿明（Amin）认为，即便是法国调节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已经从这个（新福特主义）立场偏离，已经开始认为，后福特主义不同于福特主义，不是福特主义的延伸。［2］法利斯（Fairris）认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变动是必然趋势。［3］汪达尔（Vidal）也提出，“应停止使用新福特主义概念，而应采用后福特主义概念。”［4］

表1 各指标两个时间段的平均值的差异性统计检验

为了判断福特主义的演进方向，可以日本为例，进行实证检验。为此，可先列出与生产组织方式特征密切相关的10项社会经济指标，再根据相应标准，判断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何时得以建立，然后根据该标准，大致判断日本整体实现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时间。根据相关标准分析得出，新生产组织方式出现的时间大致是在1980年。因此，可以1980年为界，将1980年之前定为时期Ⅰ（福特主义阶段），1980年之后定为时期Ⅱ（新的生产组织方式阶段），再运用相应统计方法，检验这些指标在两个时间段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见表1）。若所有指标均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说明福特主义正向后福特主义演进，反之，则反是。

检验结果显示，这10项指标在两个时间段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1980年之后的生产率增长率要比1980年之前平均下降了2.60%，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考察表征生产组织方式的最核心的指标即“资本-劳动比”，则可得出，相对福特主义时期，该变量值上升了1.783。这说明，由于资本对劳动的不断替代，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其他指标，无论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还是IT技术等，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福特主义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时期，从产业结构看，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看，兼职就业率上升，女性参与率也上升；与此同时，劳动报酬份额有所下降，非自愿失业比率上升，劳资关系恶化。此时若IT出口额大幅度上升，表明日本的IT技术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时期得以广泛地普及。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福特主义终结后，社会经济环境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终将导致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而不是新福特主义演进。运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当然，后福特主义的演进，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王美玲（Meiling W.）研究发现，“由于日本和台湾的企业拥有不同的标榜的价值体系，因此台湾在实施精细生产系统时，必须适应当地的文化”。［5］

二、福特主义演进的时序

1970年代初期，当其他国家深陷福特主义泥潭的时候，日本丰田公司率先对其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这种变革之后的生产方式被称为丰田主义。丰田主义的产生揭开了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序幕。其后，欧洲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引入丰田主义，并将其改造为适应本国国情的具体模式。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从而逐渐完成了后福特主义对福特主义的更替。因此，毋庸置疑，日本作为后福特主义发源地，在后福特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肯尼和佛罗里达（Kenney&Florida）就曾指出，尽管未来还不确定，但是毫无疑问，日本在到来的后福特主义时代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6］

后福特主义诞生后，对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均产生了显著影响，首先劳动生产率。单斯等（Das，et al）以蓝星公司精益生产系统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精细生产系统显著提高了空调线圈制造业的生产率。［7］因此，判断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作为整体是不是进入了后福特主义，可以将生产率作为重要标准之一。马克·艾兰姆（Mark Elam）依据日本的工业实践，认为“只要生产率实现‘跨越’，达到显著的类似于像丰田公司那样的水平，就可以推断出其反映了一个新的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初始形成。”［8］

不幸的是，马克·艾兰姆关于后福特主义确立的标准由于过于苛刻而遭到质疑。乌伊贡和斯特劳布（Uygun&Straub）指出，尽管很多公司精益生产的应用已达到了可接受的成果，但是可持续的成功仍然低于预期，甚至第一个精益生产出现20年后，公司仍无法达到丰田相同的效率。［9］但是，以生产率为标准，对于判断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后福特主义，确实提供了一个客观的依据。福特主义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普遍较高，但是在福特主义末期，该指标持续下降，最终导致福特主义的终结。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某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增长率开始出现恢复性、系统性增长，可以大致断定该国家已经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

依据上述标准，我们推算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若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确立的年份（见表2）。根据表2可以判断，后福特主义产生之后，经历了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扩散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局部探索阶段。后福特主义在日本出现后，并没有扩散到亚洲或者美洲，而是首先扩散到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老牌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后福特主义在日本出现后的第2年，英国和法国确立了自己的后福特主义。（2）快速扩散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一些工业化国家芬兰、德国和荷兰也相继进入后福特主义。此外，最令人关注的是，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亚洲国家——韩国也开始步入后福特主义。（3）放射状地扩散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一些欧洲的老工业化国家爱尔兰、意大利、瑞典外，美洲的两个重要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也终于迈进了后福特主义的大门。

表2 若干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福特主义确立的年份

由以上分析可知，日本率先产生并确立了后福特主义，其他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逐步确立本国的后福特主义模式。在后福特主义的带动下，日本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尽管后来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国家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但也不能因此抹杀后福特主义的贡献。可以说，后福特主义对于日本乃至全球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这里尤其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后福特主义率先在日本产生而不是在美国等其他诸多发达国家产生呢？

三、福特主义演进的渊源

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是个复杂的过程，国家的国情不同，决定了其演进的过程是有差异的。马克·亨特（Mark Hunter）研究了南非民主化后生产方式的改革，认为实现后福特主义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双赢的“高”路径，另一个则是非双赢的弹性“路径”，结果发现前者很不乐观。［10］85南非后福特主义路径选择进一步证明，后福特主义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具备，即便移植也未必成功。

同样地，后福特主义之所以率先在日本产生，很有可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且这些条件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后福特主义的产生。为了反映这种差异，这里构建了生产率增长率、进出口比例、第三产业比重、大学学历比例和兼职就业率等若干指标，采用包括日本在内的若干西方发达国家在1971～1980年的数据，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差异性检验（见表3），并根据这些差异提出相应的分假设命题，然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验证。

表3统计资料显示，日本与其他国家在上所述指标上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指标看，比生产率增长率显著高于日本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瑞典和英国。尤其是美国，在这段时间平均高出日本3.225个百分点，是西方国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显著低于日本的国家只有挪威，其他国家与日本没有显著差别。马克·亨特指出，“精益生产确实带来生产率的较大改进”。［10］67据此，我们提出假设Ⅰ。

假设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积极探索丰田主义乃至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动机之一。

从进出口比例反映的国际贸易条件来看，比日本进出口比例高的国家有美国、丹麦、芬兰、爱尔兰、意大利、韩国、挪威和英国，而比日本出口比例低的国家只有德国，其他国家则没有显著差别。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依赖海外市场，因为可通过海外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出于此考虑，将国际贸易条件包含在第一个假设中。

在产业结构方面，从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的比较来看，该指标比日本高的国家有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韩国、荷兰、挪威和英国。比日本低的有美国、丹麦、芬兰、意大利和瑞典。这说明，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并不是很高。很显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必然上升，这或许客观上会成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重要推动力。据此，提出假设Ⅱ。

假设Ⅱ信息技术的发展，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日本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在劳动力的结构方面，总体上看，除了德国外，日本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显著要高，尤其比加拿大高出更多。表3显示，日本在1971～1980年期间，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要比加拿大高出34.09%。福特主义是去技能化、标准化生产，而后福特主义则更加强调用熟练工人进行个性化生产。汪达尔将精益生产界定为广泛应用熟练工人的生产组织。［11］曼纳（Meine）则认为弹性专业化是采用多用途的机械设备、创新，具有创新思想的熟练劳动力，运用通用的设备生产需要的产品。［12］因此拥有较高比例的熟练劳动力无疑可以推动后福特主义的构建。据此，提出假设Ⅲ。

表3 日本与若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1971～1980年

假设Ⅲ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劳动力中大学比例的上升、小学比例的下降，会使日本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概率提高；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日本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必要条件之一。

以兼职就业率来看，在以上诸多国家中，日本的兼职就业率显著最低。从统计数据看，日本比意大利的兼职就业率低30.32%，即便比挪威这个兼职率较低的国家也显著低出2.83%。虽然日本与瑞典的兼职就业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总体上要低一些。众所周知，日本长期以来实行雇佣终身制，因此，兼职就业的比例普遍较低。兼职就业率偏低，意味着工作较为稳定，从而能够提高劳动者对企业的责任感，而有利于技术或者管理方式的变革。而后福特主义强调员工的参与程度。多姆布罗西等（Dombrowsi，et al）认为，企业为了实现较高的生产率、较好的质量和顾客导向，企业不得不接受像精益生产漫长道路的现实。转变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员工的参与。［13］据此，提出假设Ⅳ。

假设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兼职就业率偏低而雇佣终身制的工作稳定成为日本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重要保证，有利于日本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除了以上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日本是一个能源等资源缺乏的国家。日本在1955年即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以前，能源进口率只有20%，到1970年增至80%，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竟达88%。此后日本的能源进口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在80%左右。资源短缺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的危机感以及信念，也有可能是激发日本企业进行后福特主义探索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检验该因素在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作用，设定命题Ⅴ。

假设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石油价格的上升使日本相对其他国家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概率更大。

显然，以上几个分假设命题构成后福特主义起源研究之理论基础。这几个命题的检验结果，将决定后福特主义产生的渊源。为了检验以上命题，以下设定计量模型，完成相应命题检验。首先确定相应的变量。

（1）被解释变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后福特主义，该变量取值为0，1。当该变量取值为0时，表示福特主义；当该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后福特主义。

（2）解释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生产率增长率、石油价格、信息技术、第三产业比重、劳动力市场因素变量和与日本相关的几个交互变量。其中劳动力市场因素包括兼职就业率、对正式劳动合同工人的保护、女性就业率、非自愿失业率、大学劳动力比率和小学劳动力比率。在福特主义时期，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当福特主义结束之后，政府对劳动力的市场管制逐渐放开，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将有利于后福特主义的建立。此外，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是促进后福特主义建立的主要动力。这里用IT出口额作为信息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为了检验为什么后福特主义起源于日本，设定几个与日本有关的几个交互项：日本×生产率增长率；日本×石油价格；日本×大学劳动力比率；日本×兼职就业率；日本×第三产业比重。虽然石油在这几个国家的价格可能差不多，但是考虑到日本是个资源极其短缺的国家，为此也设定为交互项，这样一共有五个交互项。这五个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福特主义的起源。

接下来设定计量模型。模型用的是面板Probit模型中的总体平均模型。限于篇幅，这里不详细介绍。我们用stata13.0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见表4。估计结果显示，生产率增长率、石油价格、IT技术出口额、第三产业比重、对正式劳动合同工人的保护、女性就业率和非自愿失业率总体上对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有显著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测度各因素对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的影响，分别计算了各因素边际影响。以生产率增长率为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生产率增长率每下降1%，则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的概率上升10.10%。这说明福特主义时期的生产率比较高，而后期的生产率下降是福特主义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IT出口额每增加1亿美元，转变的概率上升0.08%。由此可知，IT技术的发展也是促使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产业的比重的边际分析结果显示，第三产业的比重每上升1%，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概率就会上升11.84%。

劳动力市场因素同样普遍影响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变。对正式劳动合同工人的保护每上升1个单位，演变的概率就会上升63.3%。由此可见，虽然福特主义终结后，开始建立弹性劳动力市场，但是也必须重视对劳动力合法权益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劳动过程的顺利演变。此外，女性就业率每上升1个单位，演变的概率会上升4.18%。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可能更容易接受资方的指令；另一方面，女性参与率的上升，给男性劳动力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不得不听从资方的安排。而非自愿失业率的上升每上升1个单位，演变的概率会上升20.09%。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在于，随着非自愿失业率的上升，对在职的工人产生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同样不得不接受资方的安排。

以上因素均对西方各个国家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产生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问题在于，为什么后福特主义没有在其他国家产生，而在日本产生呢？这只能从与日本相关的几个交互项检验结果寻找答案。交互项的估计结果表明，只有石油价格因素变量前的估计系数显著。石油价格的估计系数为0.0558，这说明对日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石油价格每上升1个单位，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演进的概率就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高出5.58%。因此，从估计结果来看，前四个假设命题均不成立，第五个假设命题成立。也就是说，后福特主义之所以在日本产生，很可能不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源短缺所带给日本国民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所推动的。

表4 面板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历经了由“黄金年代”到长期“滞涨”的经济转型。每一次经济转型，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尤其是特定的技术决定的生产组织方式。随着包含技术在内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生产组织会发生更替，生产力将获得一定程度的释放，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经济学界普遍共识是，二战后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福特主义，并在其终结后向后福特主义抑或向新福特主义演进。我们的研究发现，福特主义终结后，向后福特主义而不是新福主义演进。通过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后福特主义的时间发现，日本是最早建立后福特主义的国家。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后福特主义之所以起源于日本，不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资源短缺所带给日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所推动的。

日本率先实现由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演变过程和路径，对于中国这个仍然致力于成为强大的工业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应该遵循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规律，创造各种条件，选择相应的途径，为此，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重视信息技术的研发，促进技术的更新换代，从而推动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为此，国家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乃至收入政策，因势利导，激励科研机构、院所和企业，大力推动信息技术的创新；（2）积极创造社会经济条件，为生产组织方式的顺利转变打下良好的基础。任何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不会凭空产生，只能在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具备可能，因此，政府应该不断进行包括户籍制度等各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创建适合生产组织转变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3）积极改善劳资关系，尤其要重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是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4）为了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应该有一种民族危机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尚未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化体系。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于中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工业化的跨越，更是严峻的挑战。政府应该加强民族荣誉感的教育，激发民族自尊心，树立危机意识，从而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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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eine，P.Flexible Specialization，The New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95，7（1）：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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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贵才

F035

A

1005-2674（2016）04-063-08

2015-12-17

王杰（1974-），男，河北石家庄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胡乐明（1965-），男，山东烟台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