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

她可能是文艺圈最著名的寡妇。贴着前卫、癫狂、消费列侬、巫婆、歌手、二流艺术家等标签，小野洋子始终给人一种浮光掠影的印象。

2015年11月15日，北京林冠艺术基金会的“金梯子——小野洋子个展”开幕。这是她首次在京举办个人展览，她试图通过作品让大家感受到她所倡导的“和平”“生命”以及“爱”，而走进展厅的观众也从作品中寻找那些若隐若现的“列侬”。

这是小野洋子第二次来中国。

除了黑色西装，圆顶大帽子，和招牌墨镜以外，小野洋子和以往在公众视野出现的她并没有太多变化。唯一细微的改变可能来自听力，她的耳朵保持着80岁老人应有的衰老速度，在公众场合，她越来越依赖一个可以在她耳边为她传递话语的人。

高大的保安仍在任何场合都跟着她，保持一贯以来标准的神秘。主办方都不知道她具体住在哪家酒店，会在中国待几天。

上一次，2008年，在上海，小野洋子对迎接她的当代艺术中心表示，“此次到沪，要求有保镖16人，其中贴身保镖要有4人。”自1980年，约翰·列侬被枪杀后，这位自嘲为“职业寡妇”的女人，便不得不在巨大的不安中开始扮演越来越多重的角色。

中国人会怎么形容她？亚洲女人、裸露、胡闹、精明、列侬老婆、前卫、惊悚、癫狂、消费列侬、巫婆、势利、歌手、二流艺术家……能形容她的词太多了，但词语的堆砌恰就证明我们的认识只局限在对她浮光掠影的印象中。

似乎她已逝的老公约翰·列侬对她早已有了一个宿命般的评价：“世界上最著名而不为人知的艺术家：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名字，可没有人知道她做了什么。”

在北京，她展出她著名的装置艺术品《出口》，由70个头部长着松、竹、梅的木质棺木组成，意在纪念那些被战争和自然灾害夺取生命的人们，也是对大自然自我重生能力的庆祝。展览介绍源自小野洋子一贯以来的生命哲学：“生和死，看似对立，却形成了生命的动态和谐”。

同样是这个作品，几年前在上海，大雨天，冲着小野洋子鱼贯而入的人群瞬间挤满了棺材之间的缝隙，混乱中，有人踩坏了一口棺材，一名在旁等候的观众，戏谑地说：“要是踩死了，正好旁边有口棺材。”

无所适从。

尴尬的艺术市场

不仅是在中国，在小野洋子的整个艺术生涯中，她的“前卫”姿态都时常让这世界无所适从。

上世纪60年代，随着抽象表现主义走到尽头，波普艺术泛滥，很多艺术家靠成为艺术家而非作品扬名。小野洋子承袭着杜尚的反叛先锋，与约翰·凯奇、安迪·沃霍尔成为同道中人，更因为长寿，成为现代艺术的活标本。对曾经与世界断层的中国而言，小野洋子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小野洋子是不折不扣的前卫艺术家。她的父母是日本贵族，保守的音乐家和现实主义画家，她为了不与父母走上相同的道路，就叛逆地一路往先锋走。

她的艺术经历乱七八糟，涉足电影、音乐、视觉艺术等，这难以避免地让很多人反感，不用在意基本的技术或手艺，单凭观念就能成为艺术家吗？恐怕是的，自杜尚以来，艺术家往往认为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生活就是艺术，“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度过的美好时光”，杜尚说。

即便小野洋子在世界负有盛名，但以有形作品以及作品价格来衡量艺术家的惯性一直持续着，她作为前卫艺术家的日子就不会有多好过。事实上多年以来，小野洋子一直没有受到艺术市场的欢迎，她的作品被博物馆、画廊拒之门外，也无法进入收藏领域。

在过去的10年里，小野洋子在经历完披头士粉丝40年的指责后，终于开始取得她至高无上的地位。

2000年，评论家迈克尔·基姆尔曼还在《纽约时报》上称她为“趣味畸形，故弄玄虚的概念艺术家”；2009年，小野洋子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2012年，英国《卫报》称小野洋子“实至名归”的日子即将到来；到了2014年，评论家乔纳森·琼斯则对她的作品作出了“美丽动人”的评价。

她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个展《一个女人的展览，1960-1971》，受到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但即便是这样，在拍卖市场上，小野洋子的表现却与她的地位大相径庭。

在她的作品拍卖纪录里，成交额最高的是在2010年5月苏富比拍卖场上，《 Play it by Trust （in 33 parts） （1986-87）》以高出预期6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但最终的成交额也只有11.65万美元。那是一套是用白色颜料刷白的黄铜象棋，限量8套。

第二高的价格则连这个的一半也达不到。200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Finarte Venezia拍卖会上，产生了小野洋子拍卖纪录里最低的成交价格，166美元。

Artnet数据库列举了小野洋子的53件作品拍卖结果，在这些作品当中，只有33件找到了买家。

Artnet记者Eileen Kinsella认为她在拍卖场如此尴尬的原因是：她的作品多为概念艺术创作；重要的作品很少在拍卖场上亮相。

独立艺术顾问温迪·科隆维尔说：“也许小野洋子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在艺术创作之外经营一个可持续市场的想法。”

平庸的艺术

不过大多数时候，小野洋子的作品都让人不太敢恭维。她最有名的实验电影《苍蝇》，全程25分钟都在拍摄一位沉睡的女子，唯一运动的是一只苍蝇，镜头跟着它停留在身体的不同地位。另一部电影《末端》，拍摄的是她在纽约的艺术家朋友们裸体在街上走来走去，必须被阐述和过度阐述才能成为作品……

有评论说，小野洋子的作品，“让我们的惯性思维被扰乱，社会秩序被骚扰，既而对现有的世界观提出质疑”。

在资深艺术记者、独立策展人朱春杭看来，小野洋子的作品可以代表上世纪70年代的“偶发艺术”，但从长时间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她的大多数作品就像是一辈子在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这在概念艺术层面，对她而言，就连“工匠”都称不上了，只是个技术工人。“就像一个诗人一辈子只写一首诗一样（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挺行为艺术的）”，朱春杭说。

2008年，小野洋子在上海，朱春杭在发布会上向她提问：“你一直宣扬和平与爱，请问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否原谅了那个杀害列侬的人？”小野洋子拂袖而去，新闻发布会结束。

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满世界宣扬“爱与和平”时，中国正处于封闭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到21世纪初披头士进入中国大众市场，人们开始认识约翰·列侬时，“爱与和平”全然变成了另一种语境。

中国观众和小野洋子对于这个概念，大概并不处在同一个思考纬度上，80岁的她对战争的深刻体会此刻只能被接收为一种小清新的表达。

小野洋子在艺术视野下的平庸，却无法否认她一生都处在一种前卫姿态中。

1964年，小野洋子第一次在卡耐基朗诵厅表演她的作品《切片》：随机挑选几位观众上台把她的衣服剪成小于明信片大小的切片，直至她全身赤裸”，那时候她32岁，轻松解决了和观众互动这一难题。

1966年9月，当她在伦敦再次表演这个作品时，观众席上的列侬认为自己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女人”。

这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也促成了她最有名的作品：1969年，与约翰·列侬婚后，蜜月期间，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饭店举行了著名的“床上和平运动”，躺在床上一周，接受媒体和政客的访问，成为全球头条新闻。这带着小野洋子一系列标签：裸露、约翰·列侬、爱与和平。英国记者在现场对列侬大喊：“这个日本的女巫让你像疯了一样。”

列侬却深深为她痴迷，在这之后不久，披头士乐队解散了，大多数歌迷因此对小野洋子充满“仇恨”，不过列侬坚决否认是洋子拆散了乐队，直到近年来，保罗·麦卡特尼虽然也站出来说小野洋子出现之前乐队就已经处于困境中了，但歌迷执念于去编造那个梦，小野洋子也就永远无法摆脱骂名。

2003年，70岁的她又一次表演《切片》，跨越半个世纪，她说：“1964年我第一次做它时，心里满是愤怒和不安，但这次，我是怀着对你、对我、对全世界的爱而做的。”你可以认为，小野洋子对自己标签的使用完全是专业的经纪人路数。

当她每一次与列侬“一起”出现，就会背上“消费列侬”的骂名。在为性少数群体发声的时候，小野洋子说列侬其实是个双性恋，曾和经纪人有过暧昧关系。列侬也曾经告诉她，因为她的长相像男扮女装，所以会对她深深迷恋。歌迷在网络上一片哀嚎，小野洋子再次受伤，但若是列侬在世，必然也不会反驳她的这个说法。

成为自己

不过，在她的一生中，她总是尽力在尝试去成为她自己。在列侬之前，她已经属于前卫艺术界，混迹于大名鼎鼎的纽约前卫艺术圈，向外散发出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气场，绝不会循规蹈矩。

嫁给列侬，也是成为她自己，她证明自己是一个可以和列侬结婚的女人，不像列侬前妻与他的激情殆尽，婚后小野洋子对列侬的影响，更体现在列侬越发出色的作品中。

列侬死后第五年，她重操旧业，玩起怪诞的视觉艺术，她仍旧希望成为自己，摆脱列侬成为自己。

但这太难了，她至今也没能做到，小野洋子说：“做一个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女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认为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妻子们都在蒙受着损失，这是很痛苦的，事实上我们只能忍受。”

小野洋子有一件名为《我的妈妈很美》的作品，几幅女性生殖器与乳房的巨照赫然在列，她解释道：至今女性的处境并不乐观……

这些对身体的展示作品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但作者小野洋子仍然不是当代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仍然只是那个“职业寡妇”。

她希望自己女性主义色彩浓烈，2007年，她在《是的，我是女巫》里唱：“是的，我是女巫，是的，我是婊子！我不介意你们怎么说，只有我的声音才是真实的。我不会为你们去死，你们最好面对这个事实，我会一直好好活下去。”在《分居感受》里，她写：“这些歌献给所有在男权世界里无法幸免于难、死于悲伤的女人。”

当小野洋子还是一个披头士的女人时，他们聚在一起，男人都待在客厅，女人都待在厨房。那时候列侬会说：“洋子，你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但她知道女人都在厨房，她在列侬身边坐一会儿，就跑去厨房加入女人的谈话，过一会儿再回到客厅，来来回回好几次，“你知道吗，就算是披头士的女人们，也都只是待在厨房而已”，那时候她说，女人是世界上的“nigger”（下层人）。

在北京，英国记者再也不把她当成那个女巫，而是一个女性主义代表，向她提问：“如何看待如今女权主义在世界的发展（如何看待2015年女权行动者被捕一事）？”

小野洋子俨然又变了一个人，对此再也不激进愤怒，轻松回答：“我们不应该批判政府……”此外便是爱与和平的论述，英国记者满脸疑惑。

或许这就是小野洋子说的：“我是一个遗孀，这是一个事实，但大多数女人同时扮演很多角色。”

（张越荐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