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

“眼前所得到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从一个人毕生所获取的无数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最新经验。因此，新的经验图式，总是与过去所知觉到的各种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

一一鲁道夫·阿尔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

世博会博物馆的建筑形态表述性难题

2013年，上海市政府在世博会成功举办三年后正式确定建设世博会博物馆。它是世博园区会后开发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文化设施，也是国际展览局在其总部之外唯一永久性的官方授权博物馆和文献中心。对上海未来的深度发展而言，它具有传承和发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特殊意义。尽管具有国际化的背景和跨越时代的主题，世博会博物馆在形态设计上仍然存在不少难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在曾经辉煌的本土文化事件背景下，赋予建筑一个可正向解读的“好看”的形态（图1）。

与中国传统方块表意文字的发展历程密切相似，文化认知的重要传承特征之一是一切图形式样均被赋予某种含义，而拟物联想则是进行环境图像认知的最直接途径。时至今日，这一传统沿革的变化仍然无关途径本身，因年代背景不同“望文生义”产生的结果会随着体验主体价值观的演变而有所变化。因此，在世博会博物馆的设计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分析和运用建筑语言进行形态表述机制的重要性，需向最终体验者传递具有价值指向可控性的信息，这样可以摆脱对建筑形态本身能否正向确义的纠结。

建筑形态表述的意义引导机制

设计形成的建筑形态由“构架”、“界面”和“空间”三部分物理视觉体组成，其中“空间”是作为前两者的关系结果存在的。建筑形态基于视知觉原理为体验者提供解读意义，而具体获得怎样的意义是由体验者自身所处的环境文化和教育背景等因素决定的。建筑设计的过程本质上并不直接产生意义的内容（即使对建筑形态进行明显的象征性符号附着），只是为意义解读搭建了一个可理解的线索平台。建筑师按照一系列既定的动机，通过操控建筑的实体构件，运用一定的构成技艺构建线索平台。这其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这一平台本身在公共视觉定义中的“美丑”会对其内附文化意义的解读结果形成不确定的影响。

在“构架”、“界面”、“空间”三者的关系中，当“构架”和“空间”成为设计的主导手段时，形态以建构表述的方式来引导意义生成，建筑的结构和构造会成为意义解读的判据主体；而当“界面”和“空间”关系成为设计的主导手段时，形态则以意象表述的方式来引导意义生成，意义的解读判据主体则是建筑的表皮形廓（图2）。

以上两种关系在建筑形态的表述中通常都会同时存在但以一方为主，能够增加体验的清晰性。其共同作用一旦表现得比较平衡时，就会使意义指向含糊不清，其意义也会表现得较为中庸。但有趣的是，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杰作都是在以上两种关系平衡作用影响下产生的，这或许暗示出在形态表述的意义引导机制中还存在着某些历时可变性价值循环规律（图3）。

建构表述与意象表述的动机差异

用哪种表述方式生成建筑形态取决于建筑师的决策动机，依据自身的价值好恶、资源能力和对结果机会的预期做出选择。建构表述关注结果形成过程的内在逻辑，意象表述关注结果存在状态的外在意义。虽然价值的着眼点不同，但二者都关注对体验者空间图像认知的引导，同时也强调自身设计途径的正确性、公共思维的正义性和建筑评论中的地位正统性。

这两种表述方式前者强调建筑结构，后者强调建筑表皮，谁对于生成形态更具有主导作用是在建筑设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立场阐述。尽管两种立场作为设计理论流派，相互辩驳催生出了许多形态极端化的直白与浮夸，但在建筑师个体的项目实践中，大部分会选择“你中有我，不一而拘”。当我们把一些东西方现代建筑案例放在反映形态表述差异性的坐标系中时，这种关系就会很明显地呈现出来（图4）。

不同文化背景的形态表述结果差异

在建筑历史的流程中对两种形态表述方式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倾向似乎总是存在反复和变化，同一形态的结果在不同的时间、文化背景下会被不同地解读，而这种解读的差异多数受当时社会公共价值取向的影响。基于此，如果能对历史上一些典型的建筑风格和案例进行对比梳理，就可以窥探出一些形态表述方式与社会公共价值取向的关联性特征，这将有助于我们结合当下时代特征对世博会博物馆的建筑形态生成方式做出较为合理的选择。

以西方近现代建筑运动和上海近现代建筑案例在一种时间差异坐标系中的呈现来进行说明（图5，6）。可以看出“建构”与“意象”这两种表述方式的群体性选择倾向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建造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心态协调变化的高潮期和周期率。

从社会建造技术的角度出发，在结构材料技术诞生发展的时期，建构表述以其清晰的思想、非凡的先进性和相对高的效率会逐渐成为主流，建筑师也更愿意追随其成为社会进步的代表，而业主则会在过去习惯的辉煌和当下的技术时尚之间做出选择（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现代建筑和古典建筑同时光耀一时）；到了结构材料技术深化应用的时期，建构表述的新鲜感已经消褪，对结构应用的熟练使得建筑师更愿意探究在其之上附着变化的可能性，于是意象表述以绝对价值消解者的姿态逐渐成为主流，并向异质化演变。

相较于技术引发变化时常具有的偶然性特征，从社会发展心态角度观察的“表述—形态”结果相关性似乎更加明显。当整体经济较为萧条时，相对简朴直接的建构表述通常更具现实吸引力；而一旦经济膨胀，借助资本的推动，更多社会诉求的追逐使得意象表述的对外宣誓性变得更加重要，其不可避免地会被推至前台。

综合来看，对这两种建筑形态表述方式的倾向性选择正是由社会公共价值观在技术和心态两方面的反复波动所决定的，而其背后螺旋式的发展规律也反映在上述时间差异坐标系的循环交织状态中。

世博会博物馆的形态表述途径选择

对表述性规律的探究结果使我们对建筑形态解读意义的生成有了实证性的认识，也给了我们在上海的社会人文环境中生成世博会博物馆最终形态的方法论提示。

为了使博物馆形态结果能够得到清晰正面的联想定义，我们选择同时运用建构表述和意象表述来完成形态生成，并通过在两者之间寻找模糊的平衡点来应对复杂背景下的多元价值评判。其方法是用建筑的内部构架直接引导饰面边廓和空间形态的设计，依赖外部界面的肌理和色彩对外传递意象信息（图7）。这样的结果使得建筑构架和界面两方面都无法单独完成对建筑形态表述结果的倾向性控制，每个体验者都需要依赖经验，在一种依赖想象的暗示氛围中进行互动来完成对形态意义的不同解读。而在建筑空间体量中，故意设定的自然图景暗示又将这种个性的解读引向关于世博会和人本的广义思考，“好看”的形态结果在建构表述和意象表述的共同正向叠加中得以呈现。

建筑形态表述的文化宿命和近未来

由世博会博物馆设计引出的建筑形态表述性思考使我们有机会从一个近年来被建筑评论刻意回避的表象角度梳理除了建筑形态以外的内外表述机制，也体会到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态附着意义的内在强迫性。以最终体验者的心态和公共价值观为主导的空间图像解读方式影响着一个时代建筑形态的总体表述特征，无论是结构理性，还是表皮浮夸，都有其必然存在的意义。当然，不论建筑师选择以建构还是意象作为其形态表述的核心手段，操控“技艺”进行表术能力的高低仍然是决定形态结果“美丑”的关键。正是如此，建筑的“美”和“怪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将会是并行不悖的客观存在，并不会被批评所消灭。

在可预见的近未来，随着经济发展的相对紧缩和投资的减少，建筑形态表述的社会动机将不可避免地趋于理性。而与之默契相应的无人数字建造技术将使得效率再次成为价值判断的主流导向。建构表述的地位将会随着结构生成技术的新一轮工程化而得到强化，并有机会在实践中成为主导（图8）。由钢筋水泥统治了近两百年的建筑世界，似乎正循着规律准备迎接建造技术变革大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