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洪晴

阿特伍德小说中女性的死亡言说与书写方式

杜洪晴

对阿特伍德来说，言说和书写就是女性的一种存在方式，其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常常借助假死、鬼魂附身、死者托梦、下至冥界等形式，或展开死亡言说，或进行死亡书写，替死者伸冤，向死者赎罪，与死者和解，对男性话语权威实现了巧妙的消解，并不动声色地建构起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威。

阿特伍德小说；女性；死亡言说；死亡书写

福柯认为话语是构成知识的方式，人的主体性只有在话语中才得以建构，在话语的实践中才有意义。而“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而实现的。”［1］38千百年来，男性一直掌握着权力话语的主导权，通过操纵文化符号体系，建构起象征男性意志的秩序和话语权威，而女性总是处于边缘的失语地位，无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女性想要获得权力，必须要改变女性话语的边缘地位，解构和颠覆男性话语，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威。阿特伍德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偏爱以死者的身份加以言说，或者进行死亡书写，形成了抵制男权话语的“对抗话语”，实现了边缘话语对主流男性话语的挑战和改写，使其小说成为一部部代表女性话语声音的“女书”。对阿特伍德来说，言说和书写就是一种存在方式。女性借助假死、鬼魂附身、死者托梦等形式，下至地府冥界，以“逝者”的名义发出女性的呐喊，书写自己的故事，这是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绝地突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一、《别名格雷斯》：鬼魂附身的疯癫呓语

小说《别名格雷斯》很好地诠释了女性弱者如何通过鬼魂附身发出的疯癫呓语，间接地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女仆格雷斯被判谋杀而入狱多年，然而她始终声称对事发经过丧失了所有记忆。根据精神病医生的调查和格雷斯的自述，与格雷斯一同做工的女仆玛丽被雇主诱骗怀孕，被弃后堕胎身亡。格雷斯目睹了玛丽的身亡，之后陷入了十几个小时的昏睡，她“非常清楚地听见她的声音就在我耳边说，‘让我进来’”［2］196。玛丽的鬼魂在此时附身于格雷斯的身体。而小说结尾，为了探究真相，人们对格雷斯实施了催眠术。被催眠的格雷斯竟然变成了玛丽，借死者之名发出了疯狂之语：“我可不是格雷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借用了一会儿她的衣服……她在尘世的外壳，她的肉体衣服。”［2］447此时，格雷斯在监狱中经常哼唱的圣歌被唱起：“多年的岩石，为我开裂，让我藏身于你。”［2］445案情终于大白，是玛丽附身于格雷斯杀死了其雇主金尼尔及其情妇南希，向男权社会复了仇，行了正义。而格雷斯在“附体”的掩护下，在看似疯癫的状态下，说出了很多“离经叛道”之语，不着痕迹地控诉了整个不公平的男权社会。格雷斯最终被释放出狱，她通过来自“冥界”的玛丽为自身赢得了解放。

借助鬼魂附身，同处于底层社会的两位弱势女性联手，对不公平的男权社会施行了控诉和报复，为女性争取了话语权，这是长期受压迫、被噤声女性爆发后的绝地反击。她们通过歇斯底里的喊叫、控诉、附体、谋杀等极端行为为自己伸冤昭雪，向男性权威话语提出了挑战，为受到多重压迫的底层妇女争取到了言说的权利。

二、《帕涅罗帕记》：双重女性叙事的复调曲

《帕涅罗帕记》是阿特伍德尝试让女性死者言说的另一经典力作。小说开篇就巧妙地改编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对神话经典中的男性英雄人物和男性话语去神圣化。阿特伍德一改传统史诗的男性叙述视角，将话语权交给了帕涅罗帕和被吊死的12位女仆。代表上层妇女的王后珀涅罗珀对自己身世的回忆与12位女仆对自身悲惨命运的诉说和控诉男性残暴的合唱歌咏，彼此交互穿插，构成了双重女性叙事的复调曲。小说通过历史与现代、人间与冥间、真实与荒诞、男性英雄主义与女性道德情操等多重元素的交织、碰撞，使长期处于失语地位的女性他者得以发声。

在小说开篇，帕涅罗帕以地府鬼魂的身份替女性开口言说：“我已是死人，因而无所不知……自从死亡以来——自从达到这种没有骨头、嘴唇、胸部的境界以来——我懂得了一些我宁愿不懂的事情。”［3］2生前，帕涅罗帕背着“贞妇慈母”的美名，苦苦等待丈夫20载，还要与贪婪的求婚者周旋。在女性长期受压抑的男权大文化中，作为一个小女性，她无权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选择缄默忍耐，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死后的帕涅罗帕，作为鬼魂反而获得了开口言说的权力：“该轮到我来编点儿故事了。我也该对自己有个交代……所以我要讲自己的故事了。”［3］5死后的帕涅罗帕不用再扮演敬仰丈夫的贞妇，而是以嘲讽的口吻揭露奥德修斯的种种不良行为。曾经对丈夫的“圆滑”“狡诈”“狐狸般的诡秘”三缄其口的帕涅罗帕，现在可以毫不留情地指责道：“这是他的专长：愚弄别人……他总显得那么似是而非……他狡黠得很，说谎成性。”［3］2可见，下降到“冥界”的珀涅罗帕清醒地意识到，曾是活人的她一直活在不真实的世界中。女性只有成为一个“死者”，才能发出异于男性话语权威的、真实的女性声音。而歌颂丈夫丰功伟绩的特洛伊战争在帕涅罗帕口中也被叙述成荒诞残暴的大屠杀：“街道被血染得殷红，王宫则火光冲天；无辜的童男被扔下悬崖，特洛伊的妇女被作为战利品瓜分，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们也在其中。”［3］69帕涅罗帕最终通过死亡从男性象征秩序的话语束缚中超脱出来，获得了超常的体验。

通过从女性视角重述史诗故事，阿特伍德对男性话语权威进行了巧妙的解构，消解了其代表男性意识的价值与意义。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阿特伍德将一部分话语权交给了被绞死的12位女仆，一群长期被忽略的底层妇女，让她们组成合唱队，开口诉说自己的遭遇，控诉奥德修斯的残暴凶狠和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她们甚至质疑和否定帕涅罗帕叙述的真实性，驳斥其指派女仆们诱惑求婚者的初衷，继而在女性内部掀起了一场话语权的争夺，从而形成了典型复调小说中多个声部的碰撞和融合，也激发了读者的进一步思考与反思。

三、《盲刺客》：左手写成的死亡女书

阿特伍德在其专门论写作的著作《与死者协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中着重探讨了死亡与写作的关系。她指出写作赋予了她一种与死者对话的机会：“所有的写作，其深层动机都是来自对‘人必有死’这一点的畏惧和惊迷——想要冒险前往地府一游，并将某样事物或某个人带回人世。”［4］113而人们最想要的，莫过于从死者那里获得“秘密”。除了借由死者之口言说，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们往往诉诸于写作，完成与死者的对话，达成与死者的和解，以书写的形式达到建构女性话语权的目的。女性们通过写作对死亡发出了追问的声音，而作家的特有身份恰恰使她们有机会将死亡和写作紧密地联系起来。

《盲刺客》中的姐姐艾丽丝在风烛残年之际，回顾了她与妹妹劳拉的恩怨情仇。父亲为挽救家族工厂，把艾丽丝嫁给了资本家理查德，妹妹劳拉默默爱恋着姐姐的情人亚历克斯，并为了救他被理查德诱骗，最后绝望坠车自杀。艾丽丝翻看劳拉遗留的笔记本明白了残酷的真相：劳拉被理查德多次诱奸，怀孕后被囚禁，强迫其堕胎。而艾丽丝却一直对其视而不见，成了杀害妹妹的“盲刺客”。为了赎罪，艾丽丝以劳拉的名义撰写题为《盲刺客》的小说，讲述妹妹的遭遇。小说一出版便引起轰动，致使理查德身败名裂，自杀身亡。

妹妹死后，艾丽丝一直被噩梦缠身，有关妹妹的回忆频频闪现，恰恰影射出死者渴望被表达的强烈愿望：“不能忘却。记住我。我们向你伸出我们的枯手。这是那些渴望关怀的鬼魂们的呐喊……再没有比理解死者更困难的事了……再没有比无视他们更危险的事了”［5］421。死者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既可以知晓过去，又能预言未来；死者更是掌握着真相与秘密的一方：“死者控制过去，也就控制了故事，以及某些种类的真实。”［5］127因此，作家的使命就是要下到冥界，跟死者打交道，与死者协商。妹妹的死成了触发艾丽丝写作的动力，艾丽丝的写作就是她与死者劳拉协商与合作的过程。艾丽丝只有将妹妹劳拉的秘密撰写成书，并公布于众之后，才能获得安宁。艾丽丝借助写作代妹妹言说，从死者身上获取了力量，用手中的笔刺向男权社会，控诉男性对女性的迫害与压抑。在写作中，劳拉的幽灵与艾丽丝的灵魂融为一体，成为了她的一部分：“劳拉是我的左手，我也是她的左手。我们一起写出了这本书。这是一本左手写成的书。”［5］425通过与死去的妹妹的不断“协商”，艾丽丝以写作揭开了尘封的真相，得到死者的谅解，获得了自我解脱和救赎。艾丽丝最后向自己的孙女萨布里娜发出召唤，这是祖孙间的某种交接仪式：“我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当你读到这最后一页时，那里……将是唯一我存在的地方。”［5］431弥留之际的艾丽丝深知身为作者的自己最后也将成为死者，而作家留下来的文字却可以超越时间成为永恒。艾丽丝肉体虽死，但精神却在文字中获得永生，而劳拉也在书写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复活。

可以说，《盲刺客》是一部左手写出的作品，一部姐妹俩共同完成的阴性书写，让女性被压制的声音通过书写得以复现。艾丽丝没有像格雷斯那样借助鬼魂“附身”报复男权世界，也没有像帕涅罗珀成为死者后才发出女性自我的声音，而是依靠写作主动地从死亡中获得动力和灵感，用写作冲击男权话语权威，使死亡书写成为女性自我成长和自我救赎的途径。

四、《神谕女士》：来自死者的“神谕”

《神谕女士》中的琼本身就是一名哥特作家，她深知写作不止是谋生的简单途径，更赋予了女性言说的权力与自主的身份属性：“现在，写作变得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一人分饰两角，拥有两套身份证明，两个银行账户，有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相信我的存在。我是琼·福斯特，同时也是路易莎·K·德拉寇。”［6］239撰写哥特小说带来的经济独立并没有给她带来心灵的满足，“但……的确，我过着双重的生活。而在停歇下来的日子里，我感到两种生活都并非完全的真实”［6］243。因为她的哥特小说完全是男性阅读期待下的产物，是按照男性思维编写的英雄救美的套路：“我的《哥特式服装》仅是白纸，纸城堡，纸衣服，纸娃娃，就像玩偶，眼神空洞，毫无生气，死气沉沉。”［6］138因此，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书写”。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中向女性发出呼喊：“写你自己。”西苏认为要抵抗二元对立的男性书写方式，必须发展女性自己的“阴性书写”。在西苏眼里，书写“是女人可以抵抗象征秩序的一个场域，而且是一个充满颠覆与救赎意义的场域”［7］137。托洛·莫伊也指出，书写作为深思式的自我表达，让个人可以拥有释放自己，回复到原初母亲浑然一体的至高力量。

当琼陷入感情困境时，写作也灵感匮乏之际，她开始尝试自动书写，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书写”。当琼点燃蜡烛凝视镜中世界时，她潜入了自己的无意识，看到长长的走廊里的黑暗之女和有着多重伪装的邪恶男子，而她每次清醒后都会在纸上写下一些词汇。其实，她看到的镜中女人就是她的母亲，而她在纸上无意识写下的那些词汇是母亲从彼岸世界发给她的“神谕”：

她双膝跪倒，她弯下了腰，

在权势的威逼下，

她的泪水黝黑，

她的泪水参差，

她的泪是让人生畏的死神，

在水面之下，水照云光中，

她泪水落下，如黑暗之花［6］249。

琼将这些词汇整理成了诗集《神谕女士》，大获成功。琼最终意识到，母亲就是神谕女士，“她就是那个在死亡之舟上的女人，那个被困在塔中、披着光滑秀发、眼神哀伤的女人。”［6］那本诗集正是母亲从冥界向琼口述的一本有关女性命运的女书。琼也正是通过代表女性话语的“自由书写”与母亲的幽灵展开了潜意识的对话。而在现实生活中，母亲与女儿却隔阂、误会频生，无法达到真正的交流。母亲的幽灵以另一种“阴性语言”向女儿发出“神谕”，而早已习惯了使用男性话语思考的琼一开始对母亲发出的“神谕”并不理解。当她逃出家庭，一个人在男性社会摸爬滚打、屡屡受挫时，才体会到曾经加在母亲身上的不公与痛苦，才听懂了母亲发出的“神谕”。母亲通过死亡逃出了男权社会对她的身体禁锢，以特殊的母性话语从地下世界向女儿诉说了女性的痛苦，告诉了琼有关生死、两性、自我的秘密，更促使她走出了生活困境，不再逃离过往。琼最终摆脱了“逃亡艺术家”的身份，通过倾听、讲述母亲的故事，洞察了父权社会对女性实施的话语魔咒，找到了基于平等、尊重、包容的女性话语方式，建构起了自己的话语权威和主体身份。

五、结语

从《别名格雷斯》中格雷斯被死者附身、借死者之口发出控诉之音，到《帕涅罗帕记》中帕涅罗帕与12位女仆成为“死者”后对男权话语的直接篡改与颠覆，到《盲刺客》中艾丽丝通过叙述死亡、纪念死者向死者偿债，再到《神谕女士》中琼通过编排死亡、体验死亡与死者达成和解，阿特伍德的死亡叙事层次不断拓展，对死亡主题的探索也更加深入。女性们或借助鬼魂附体，或直接下至冥界，开口言说控诉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伤害，或利用书写之笔揭示被蒙蔽的事实，替死者伸冤，向死者赎罪，与死者和解，将写作目的升华为对生命价值和道德的思考，让写作的本真意义在死亡书写中得以复现，让女性们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言说和书写中获得了主体身份的建构。

[1]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别名格雷斯[M].梅江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帕涅罗帕记[M].韦清琦，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死者协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谈写作[M].严韻，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5]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M].韩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神谕女士[M].甘铭，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编辑：文汝）

I106.4

A

1673-1999（2016）12-0058-03

杜洪晴（1981-），女，硕士，徐州工程学院（江苏徐州221008）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加拿大文学和英美文学。

2016-08-15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女性视阈下阿特伍德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策略研究”（2015SJD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