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石荣+张磊

“淡泊恬静朴为本，平平淡淡拙是真。滴泪泣血说语文，从容练达做韩军。”

“父亲老年，属于过去，将逝的。那么老师呢？”“将逝。”（众大笑）“你是属于将逝的吗？”“不是。”“生命过一天就少一天，再过100年，你是将逝的吗？”“是。”“那么你是属于将逝的吗？”“不属于。”（众大笑）“生命是有限的，脆弱的，肉体的生命终将逝去，我们要珍惜。”

2015年12月3日，重庆市璧山中学学术报告厅，韩军在《背影》公开课上与学生的对话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声音饱含激情又抑扬顿挫，带有淡淡的“北京腔”，极富感染力。动情处，在场的很多听课老师不禁动容。

《背影》一课，是韩军沉潜近十年后拿出的代表课。2011年9月至11月，韩军先后在凯里、成都、乌鲁木齐、贵阳、合肥、石家庄六讲《背影》，在语文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2012年初，韩军把自己历经多年的思考成果《生之背，死之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背影>新解码》连续两期发表在《语文教学通讯》。然而让韩军始料不及的是在文章发表两年后，先后有多名大学教授以及一线教师撰文批评其对《背影》的解读——以“先入之见”代替学生的解读，偏离语文教育的正道。

“我觉得很可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面对记者，韩军有些无奈，“如果我的那些观点本身很奇、很怪，违背常识，那么我觉得引起争论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但我对于《背影》的看法完全是常识，常规性的东西，是朱自清文本中理所应当、合情合理的东西，却引起争论，这是我想不到的。”

而这，并非韩军第一次处于话题的漩涡中。从1993年他在语文教育界首次提出“人文精神”，到世纪之交批判语文教育中的“伪圣化”和“技术化”，提出并构建“新语文教育”理论体系，到解读《背影》的争议，再到个人出资设置“背影语文教师奖”“雷雨语文教育著作奖”“国文课堂奖”，韩军似乎总以特立独行的先锋姿态，行走在潮流的浪尖。

这不禁让我们追问，这样一个“现象级”的特级教师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支撑他一步步走到今天？他留下的“背影”又将给中国教育带来怎样的启示？

“喊一嗓子”的人

有人说韩军是语文教育界的“思想者”，有人说他代表了语文教育界的自省与反思。韩军本人则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为“久旱”的中国语文教育引入一丁点儿“思想的甘霖”。

韩军是以一个激愤的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在语文教育界的。“我对任何侵蚀语文教育的精神本质的现象，都心怀忧虑，都抱有警惕。”

1993年韩军发表《限制科学主义 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学的思考》一文，剑指纯工具性的语言观：一是以“文以载道”的社会形态本位语言观，一是“文以交际”的科学主义文本语言观。“所谓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知识意向、价值意向。它在本质上强调人的情感，人的体验，总体特征趋向于综合整体、动态化、无规则、无序列、内隐和模糊。”

韩军也成为语文教育界倡导“人文精神”的第一人，并引发语文教育界持续多年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大讨论。

2000年前后，韩军发表了《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反对“伪圣化”》《一个危险的倾向：重技术，轻精神》等多篇文章，批判语文教育的“伪圣化”和“技术化”痼疾。

韩军认为语文教育中“伪圣化”表现为不允许师生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师生共同使用一套标准公共话语；言说以及写作总有“升华”到“先进思想”和伟大情感的情结。

“技术化”就是“无视人的精神存在，无视人的人文涵养、人文积淀、人文价值之于语文教师、之于语文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把语文教育降低为纯粹技术操作手段。”——把语文教育化简为程式化的操作，语法学、修辞学、阅读学、修辞学堆砌以及字词、句、段、章的理性分析。

《反对“伪圣化”》发表后，韩军复印了一份并在上面写了一个联系电话寄给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收到信的当天晚上钱理群就很激动地给他打了电话：“你居然有这种想法，这都是我考虑多年的，这个概念你说得太准了。”

从批判现代语文教育的弊病入手，韩军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新语文教育”，包含六大理念：一是，真实自由，让学生真实、自由、个性地做人；二是，举三反一，讲究积累、积淀，大量读书，整体感悟；三是，美读吟诵，传达文字生命动感；四是，重视文言文的学习；五是，重视文字素养的培养；六是，化意为字，让学生个性化地表达。

韩军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立人”为主旋律——立现代人，从国民精神立人，立个性自由的主体之人。但后来“救亡图存”压倒“立人”，新文化中断。“新语文教育的‘新质就是承续‘五四新文化，以主体的人为核心，通过语言，让学生立精神，扬个性，做真我。”

有人说韩军是语文教育界的“思想者”，有人说他代表了语文教育界的自省与反思。韩军本人则认为自己“只不过多多少少充当了一个概括者、张扬者、倡导者的角色，做了一个‘喊一嗓子的人。只不过是为‘久旱的中国语文教育引入一丁点儿‘思想的甘霖”。

夹缝中的自我救赎

“你把我摁在这个槽上了，我就要吃草，我就要干好我这个活，我要尽我的全力。”

李海林教授曾指出，韩军的“这种激愤，来自于对现代语文教育弊病根源的透彻认识，来自于韩军对语文教育的热忱盼望，来自于韩军孤军奋战的寂寞和悲凉，更来自于韩军对自己‘中间物历史地位无可摆脱的无奈”。

回首韩军从教30多年的历程，他走过的就是一条在现行教育体制和个人理想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之路。

韩军坦言，做教师，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不是他的最爱。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播音员。1979年，17岁的韩军考上山东省德州师专中文系，原本想复读的他，被父亲逼着读了师专。毕业后，他不情愿地去了一所中等师范任教。

不认同教师这个职业，不表明他不敬业。韩军说自己就像一头牛，勤恳劳作，不敢休闲，任劳任怨地为这个职业而努力，为孩子们付出，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耗在学习上和学生身上。

刚走上教学岗位，韩军深感知识不足，于是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收听天津教育广播台播出的中文授课节目。坚持了三年，把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听了一遍。他根据录音，记录下讲课的所有内容，记录的手稿摞起来足有半尺厚。“等于又上了一个大学。”

1984年，韩军经过三轮淘汰性考试（比当初考大学还难），以优异成绩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本科班，“第二次成为正式的大学生”，离职插班学习两年。最后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这使他从教有了更加充实的知识与能力。

1991年，韩军参加全省教学能手讲课大赛，被评为文科组第一名，荣获“山东省教学能手”称号。同年，还被推选为“山东省优秀教师”。

然而，即使在当教师11年后，韩军依然对教师职业没有本心的认同。1992年，30岁的韩军报名参加了山东省广播电视厅的主持人招聘，从一千多人中脱颖而出。最终因为学校领导不放人，不了了之。

“你把我摁在这个槽上了，我就要吃草，我就要干好我这个活，我要尽我的全力。”1994年，32岁的韩军，成了一名特级教师，并在全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而他之所以在语文教育界发出了“人文精神”的呐喊，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勇气，更是因为他的底气。一个有思想底气的教师，才有了自我救赎的勇气。

身为语文教师，韩军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从走上教学岗位第一天起，就把阅读的视野、触角伸向了文化、哲学类典籍报刊。《读书》《新华文摘》《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等杂志，《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等书籍，都是他的钟爱。

韩军认为：“正是这些阅读，开阔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的学术思维，使我能够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来对语文教育进行宏观的思考，使我对愈走愈狭窄以至拐入死胡同的纯粹工具化的语文教育，有了一定的反思。”

然而，韩军的“痛苦”，也正来源于制度困境下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教师的痛苦。韩军渴求灵魂自由，希望孩子们“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真实的人，一个灵魂自由的人”。但他又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妥协，“我得承认，当学生参加一些关于他自身命运的语文考试时，我也曾为让学生得高分，违心地让学生写假话、套话。我为此自责。”

韩军曾在《一个语文特级教师的反省》中写道：“应试的语文教育确实害学生，也害教师。至少是我觉得，由于残酷的应试教育，我自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坐下来认真地读一些滋补精神的书了，由此，我的精神品位，我的文化视野，就这样一天天下降，狭隘而不自知。”

课堂重建的另一种可能

“蓝图画好了，地基打牢了，就要搞一课一课的建设。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一层一层往上建，垒起来的东西就是一座大厦。”

作为语文特级教师，韩军对语文教育中的种种弊端，曾发表《文就是道——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反思》《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新语文教育”论纲——兼论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三重误区》等宏文进行反思和批判，构建了“新语文教育”理论体系。

随后的几年间，韩军都没有发表“那种振臂一呼的抽象大文章”。2005年，应教育部要求出版的专著《韩军与新语文教育》，也是他从教至今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专著。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语文课堂重建之中，用行动践行“新语文教育”。

“蓝图画好了，地基打牢了，就要搞一课一课的建设。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一层一层往上建，垒起来的东西就是一座大厦。” 韩军表现出更加务实的态度，在“应为与能为”之间，探寻切实而又有成效的路径。

一是寻求人文精神与应试能力培养的平衡之道。韩军认为没有必要把应试“妖魔化”，当深度介入到文本中的时候，人文精神和语言文字训练可以相互融合。《背影》一课，韩军除了从“生——死”的生命视角解读文本，还设置了九个语言训练环节。例如他依次问学生，《背影》中“写了几个儿子，几个父亲，几个祖辈，几个孙辈”，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思维的训练，深化对课文的理解。

二是通过公开课进行示范引领。他总是抓住各种上公开课的机会，为众多一线教师做出示范引领。在重庆市璧山中学，韩军连续两天分别上了《背影》和《雷雨》公开课。每每公开课一结束，整个报告厅都响起热烈的掌声。众多一线教师纷纷走到前台向他请教，韩军不顾连上两个课时的体力消耗，总会俯下高大的身子，笑吟吟地解答问题。他甚至与一个教师一谈就是十多分钟。

江西省吉安市城北学校罗章华老师在观摩了韩军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课后说：“不去着意课堂是否成功或完美，原汁原味，自然天成，没有斧凿之迹。这就是名师的坦荡，率性而为，倾情奉献。”

“我现在就是通过《背影》告诉老师们，我们可以精神自由地去讲课。我们离朱自清更近了，我们触摸到了朱先生的内在精神自由，他的灵魂，而且又不怕应试。我的《雷雨》课也是这样上的，我所有的课都是这样上的。”韩军告诉记者。

三是个人出资设置“背影语文教师奖”“雷雨语文教育著作奖”“国文课堂奖”鼓励教师。2015年12月5日，韩军把“背影语文教师奖”分别颁发给了山东潍坊教师韩兴娥、河北衡水教师张红梅；“雷雨语文教育著作奖”颁给了干国祥的著作《生命中最好的语文课》；“国文语文课堂奖”分别颁给了其他四名一线教师、大学教授。“我设这三个奖的目的就是试图给语文教育展示另一种景观，展示一种理想，展示一种可能。”

重估韩军们的意义

作为有独立思想的教师，通过一课一课的课堂重建，实现“制度困境与自我救赎”的突围。

著名教育哲学学者王坤庆教授把韩军作为新时代语文教育改革者领军人物之一，“他和他同时代的新成长起来的语文教育改革者是我们在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应该给予重视的人物。”要重估韩军们的意义。

2012年教师节前夕，致力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十余年的钱理群宣布“告别教育”，“没有相应的社会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从社会体制性改革到教育改革，其路漫漫。这期间，教师还有什么“能为”？

这或许是韩军的时下意义——作为有独立思想的教师，通过一课一课的课堂重建，实现“制度困境与自我救赎”的突围，让学生立精神，扬个性，做真我，把“能为”做到极致。

“男人的‘背意味着强大、厚重，意味着依赖、温暖；能‘负之人方为‘夫”。在《背影》课上，韩军如是解读“背”。生于齐鲁大地、身材高大的韩军，也有着宽大、厚重的背。他自觉背负起“立人”的使命，重建现代语文教育的时代精神。而这种使命，不止于语文，更之于教育。

每上一堂课就是垒一块砖，拱一个卒

——对话韩军

今日教育：时代的物质化、功利化、浅表化，使人的精神向度被压缩到极小的空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您觉得语文教育如何才能承载起“精神立人”的使命？

韩军：当今的语文教育，应该反对精神虚无，要有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参与。语文课要有一定的精神深度，有学生和老师这种精神主体的参与，我们才能让语文教育具有一定的灵魂，具有一定的精神世界。语文并不是表面的一些字词句，更是跟人精神成长相关联，要用语言建构人的精神根底，建立人的精神世界，开阔人的精神视野。但是这个精神世界、精神视野，它是由语言文字建构的。我一直强调的精神，并不是思想教育、道德教化，是通过语言文字建构一个人的精神。精神是活跃的、是主体的、是个性的，思想道德则是共性的。

今日教育：您在20世纪90年代就批判语文教育的“伪圣化”和“技术化”这两大痼疾，您觉得目前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了吗？

韩军：现在的语文教育，还是这种情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说你看一系列论文和书，听一些课，多数是技术的滑动。要不然是人云亦云，说假话套话，伪圣化。所以我说我从年轻一直到现在都不想做老师，这也是一个缘由，因为总有一些技术的东西捆着你。我觉得这是当老师的无奈。就像鲁迅所说的，那种内心精神上的孤独，不是人际关系上的孤独，那种乏力常常涌上来。但既然我成了老师，你把我摁在这个槽上了，我就要吃草，就要干好这个活，要尽我的全力，当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师。

今日教育：正如钱理群教授一本书的书名“做老师真难”，您的痛苦更多的是来源于精神层面？

韩军：是啊。就是来源于对灵魂的自由的追求，尤其是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代又一代人，包括我儿子，让他有灵魂的自由，让他做一个思想者，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真实的、灵魂自由的人。

今日教育：作为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往往有“制度困境与自我救赎”的矛盾，您觉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韩军：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不是有个寓言吗？石头下来了我们继续推上去，这是一种很悲剧、很悲怆的色彩。一代代往上推，最终能够把石头推上去。从我们文化人这个角度来看，不能不往上推，因为石头是要滚下来的。石头要比我们重得多，你推上去，它又会下来了，不能不推，肯定要有人来推。一个人不行，就两个人来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拱卒，一天天往前拱卒，不用将军，每天进步一点。我现在不写反对“伪圣化”这种理论文章，读懂这种文章的人可能不太多。但是呢，我上公开课没有一个人是看不懂的。我一堂课就是一个卒子。

今日教育：您有很清楚的路径吗？

韩军：我非常清楚。别人可能会说，韩军你怎么这么多年没有写振臂一呼的文章呢？我现在就是通过《背影》告诉你，我们可以精神自由地去讲课，我们离朱自清更近了。我们触摸到了朱先生的内在精神自由，他的灵魂，而且又不怕考试。我的《雷雨》课也是这样上的，我所有的课都是这样上的。我这一辈子上这样的课文50篇，或者更多，这个卒不就拱多了吗？如果每个特级老师也上个3～5篇，我们不就推进了吗？石头不就垒到半山腰了吗？所以要搞课堂建设，搞一课一课的建设。你一块砖一块砖地往上垒，教育的大厦就建构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