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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家风

2016-03-23余世存

人生与伴侣·共同关注 2016年8期
关键词:海宁李敖金庸

余世存

考察金庸的家风,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一个千百年传承家族的特别之处。

金庸喜论政治。他的政治评论大胆、政治观察细微、政治预言精准。但跟中国发生了切身关系,家族中谨慎的一面就会发挥作用。

1951年,金庸的父亲被当地政府镇压。金庸在武侠小说里,写了很多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成长的故事,从隐忍到为家门争光,都有家族往事的影子。1981年,内地希望他做两岸的“传话人”。他因此能够到内地访问,拜见邓小平。

会见中,邓主动谈起金庸父亲当年被杀之事,说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不久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成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对权力,他有着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洞识。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他捧过国民党,一直跟国民党斗争的李敖看不起他。对政治,他也有明白的见解,但在他眼里的中美关系,除了冲突外,几乎没有别的,连朋友董桥和张五常都看不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庸把查家的家族文化庸俗化了。以李敖之江湖,他对金庸的评论一针见血,指其“金庸式伪善”。李敖说,金庸的信念“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

家族文化到金庸这里,有了一定的变化。金庸的成就和不足,都已经不属于家族,而属于我们华人社会。考察查家,隐忍的特点,在金庸身上或者还有表现,清贵之风,已经完全不见踪影。

金庸强烈的市场意识,在文人中是少有的。他办报以吝啬小气出名,以亦舒、林燕妮和他的交情,以及为报社做出的贡献,他所给薪酬仍是苛刻。亦舒要求加钱,他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而对林燕妮,他的回答更妙:“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了。”

金庸曾经跟李敖交流,说自己精研佛学,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李敖批评他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和《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旨。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据说当时的金庸有点窘,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财产呢?他答不出来。但这不妨碍金庸后来继续在市场上积累财富。

通过考察查家家族的历史,我们看到,家族文化在当代如何演进、变异。正如洪永铿先生在《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的:“自古到今,查氏家族的成员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从文的,有从医的,也有从事法律、军事等方面工作的……查氏家族的成员,始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好的综合素质。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以文为体、以商宦等为用的家风,仍值得我们借鉴。

(摘自《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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