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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的主体性缺失:以传播学为视角

2016-03-23柯,李

重庆开放大学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龙门石窟传播学译者

谢 柯,李 艺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的主体性缺失:以传播学为视角

谢柯,李艺

(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永川402160)

传播主体是传播活动的实施者,在传播致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重要的“守门人”,其把关行为是保证译文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译者应该充分发挥主体性,在尊重原文信息的前提下,将自己视为与原文作者地位等同的信息传播者。译者应在遵循传播规律的前提下打破原文的束缚,采用必要手段创作出目标读者认同的译文,消除译文与原文僵化对应、文化专有项翻译不当等影响译文最终传播效果的因素。

传播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英译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渐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传播的同时,我们也应促进其进行国际传播,尤其要重视通过翻译的方式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到世界各地,以帮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世界各国公众的视野[1]。

不同的传播学研究者对传播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认可传播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为,是一个信息交流、交换和互动的过程。不少学者还指出,传播活动是一个系统、动态的有机整体[2],一切存在信息传递和交换的活动都可以视为传播[3]1。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翻译的本质是传播,它只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特殊传播而已[4]。要做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的英译,必须高度重视译文的接受效果即传播效果,充分发挥传播主体的关键作用[5]。传播主体是传播活动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要素,若传播主体的主体性不能充分、合理地体现,就会严重影响最终的传播效果。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工作中存在着一个较显著的问题——传播主体(译者)主体性的缺失,大大影响了译文的传播效果。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探讨作为核心传播主体的译者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中的角色和作用。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者及其主体性

1.传播学视阈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者

传播学认为,任何传播活动都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要素,其中,传播效果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要素,其余四个要素会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其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要素是传播主体。传播主体是传播活动的实施者,在传播致效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传播主体自身形象的好坏、专业能力和传播技能的高低、传播思想是否先进科学等都能对最终的传播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传播主体与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等要素关系紧密,它直接决定着其余三个要素发挥作用。传播主体的主体性关系到最终传播效果的好坏,只有传播主体充分而合理地发挥其主体性,才能保证传播内容合乎信息传播规律,才能正确选择恰当的传播媒介并将其优势发挥到极致,才能正确调查和分析传播受众的特定信息接收偏好和喜闻乐见的文本样式,并以此为据对传播内容作出适当调整。

传播主体是指在传播过程中担负信息的收集、加工任务,借助或不借助媒介工具,主动地向对象发出符号信息的一方。传播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3]41。传播的一般程序是信息来源→编码→讯息→解码→目的地[6]104。在这一传播流程中,担任编码工作的就是传播主体。从传播学视角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的传播主体包括文本撰写者、中文编辑、译者、英文编辑、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出版社等,译者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传播主体。译者是信息传播致效的关键因素,在译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时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传统翻译思想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应严格传递原文信息,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得有任何变动,否则就是对原作者和原文的背叛。但随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准则受到了挑战,在不少翻译实践中也遭到了失败。从传播学角度看,作为核心传播主体的译者不应被动地传递原文信息——译者的主体性对提升传播效果至关重要,力求文字或信息的一一对应往往是传播主体没有发挥主体性的表现,传播效果往往令人失望。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人”的活动,“人”主体性的显现是传播致效的重要条件,在翻译和传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时应充分体现出“人”的因素。译者应分析所翻译文本的类型,对特定文本类型的翻译实施不同的策略和方法;译者应基于目标读者的立场,考虑他们的特殊需求,在翻译中体现信息传播的共享和交流本质。如果译者未充分考虑到译文读者的信息接收偏好及特定文本的阅读期待和习惯,仍僵化地力求忠实于原文,不对原文作合理调整,则译文必定难以获得受众的认同,传播效果必定不会理想。

“守门人”的概念是由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最先提出的。“守门人”又称把关人,是指在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有权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影响着对信息的理解,决定让哪些信息通过以及如何通过的人或机构。“守门人”在传播过程中起着过滤、筛选的作用,决定信息传递的内容和方式[3]46。只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递,都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守门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活动的传播媒介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多以书籍和网络为载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守门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中华文化,此外还有吸引外国受众来华旅游和购买相关产品的目的。因此,作为外宣翻译一部分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有很强的目的性,必须要考虑目标受众的兴趣和文化背景等因素,译者不能毫无变通地固守着忠实于原文的原则[7]。实际上,英译文本的产生不仅仅涉及译者,还关涉到其他很多人和机构,他们都会对译本进行把关。例如,一本关于某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本的出版就涉及众多的“守门人”。首先,原文作者会考虑哪些内容应该予以介绍,或对翻译提出建议。译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及对目标受众的了解对原文进行局部调整甚至改写后再译出,目的是为了使译本更符合目标读者的思维习惯,以求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除了这两者以外,图书策划人、中英文编辑人员、出版社、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等都会对译本进行把关。图书策划人会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和主题的意义选定特定主题,会对内容有一个大致的限定,对原文作者和译者都会提出一定的要求。中英文编辑人员会对文本进行编辑,使文本更加符合源语言和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出版社可根据作者的影响、作品的价值、出版社的风格及编辑的设计意图,分别选用单行本、丛书、选集等多种模式进行出版,出版社还可以对译本的装帧、封面封底、纸张等细节进行设计。实际上,此中最重要的“守门人”就是译者,译者是英语语言文化方面的专家,是目标读者最重要的对话者,虽然英译文本可能会被其他“守门人”如英文编辑修饰或改动,但总的来说译者是最终英译文本的最主要创作者和责任者,其他“守门人”只是对译文作局部调整。从“守门人”理论来看,受众接收到的信息和传递出去的信息并不是对等的,译者的把关行为是保证译文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译者就如原文作者的“仆人”,不得背叛“主人”[8],就算译者要有所创造也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翻译就像“戴着脚镣跳舞”。在以往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多是隐形的,只能亦步亦趋地按照原文老老实实翻译,未能体现出自己的作用。这一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改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翻译界开始广泛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并逐渐认识到译者在翻译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和合理度能影响翻译的质量和译文的接受效果。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译者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强化,往往是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译者的主体性就是在尊重原文信息的前提下,为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将自己看作是与原文作者地位等同的信息传播者,将原文翻译成目的语传播到目的语国家。在此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自主性,可以在遵循传播规律的前提下打破原文的束缚,采用必要手段创造出目标读者认同的译文;可以对任何影响译文最终传播效果的因素予以消除,从而在翻译传播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人”的因素。当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赖于译者自身的素养,如果译者的翻译思想陈旧,双语水平低下,跨文化意识薄弱,就难以发挥其主体性。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者主体性缺失的表现

1.译文与原文僵化对应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实践中,有不少译文是按照原文直接翻译而成的,作为核心传播主体的译者完全没有考虑目标读者的兴趣和特殊需求,没有考虑到译文的接受效果,忽视译文的传播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完全是亦步亦趋地力求字字对应,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几乎得不到彰显,译者是完全隐形的。下面,我们以洛阳龙门石窟有关文本的英译为例进行分析。

汉语原文 (限于篇幅仅列出原文每段第一句)如下: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6公里处的伊阙峡谷间。……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00余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

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

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像龛群雕最为著名。……

清代武亿曾说:“龙门不仅为石镌佛场,亦古碑林也”。……

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优美,更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

龙门东山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香山寺,是武周时代封建王朝为安置印度高僧地婆诃罗的遗身而建立的一座佛教寺院。……

龙门石窟这些洋溢着信仰情感的文化遗存,其极具异域格调的外在形态和充斥着人文意识的内在涵养,是古代社会广大人民对现实世界充满诉求意愿的物质折射。……

上例是龙门石窟的中文简介,字数达1410字,共有八段。第一段介绍龙门石窟的地理位置、得名缘起和特点等;第二段简要介绍其开凿历史及窟龛、石像、碑刻题记的数量;第三段介绍了龙门石窟的开凿背景;第四段介绍了最为著名的大卢舍那像龛群雕;第五段介绍了魏碑体的地位及武亿和康有为对此的评价;第六段介绍了龙门石窟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的地位;第七段介绍了香山寺以及白居易与它的渊源;最后一段简述了龙门石窟的历史意义。中文原文篇幅较长,包含的信息比较繁杂,原文撰写者力求全面地介绍龙门石窟各个方面的情况。英译文(限于篇幅不再列出)是按照中文原文直译而成,译文与原文的内容要点大致对应,单词数达727词。译者在翻译时未体现出主体性,没有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偏好和外宣翻译的特点,故难以得到目标读者的认同。在对外推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其缘起、与众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等应该是重点介绍的内容[9],目标读者不感兴趣和难以理解的内容可以考虑删除或压缩。笔者曾就“你们对异域文化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等话题与域外人士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西方人士最感兴趣和最想知道的是特定文化的来源、内涵、特点和历史文化价值等,如果特定文化与旅游相关,那么西方人士往往还想知道此旅游目的地最具特色之处和他们能看到或学到什么。在传播学中,著名的“使用与满足”论认为,传播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传播主体传递来的信息,而是会对信息进行甄别,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特定需求,他们就会对接收到的信息采取“抵抗”的态度[6]27。传播活动应体现出共享、交流和互动的特质,传播应是双向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具有主观能动性,为了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传播主体也应该根据传播受众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相应变动,体现出主观能动性。译者在翻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时应该体现出主体性,提供能满足目标受众需求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使传播收到良好的效果。龙门石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既注重文本信息的合理性,体现文本的呼唤功能,唤起目标受众对所介绍内容的兴趣。在此例中,中文原文的信息量较大,译者须以目标受众的兴趣和需求为依归,对原文进行整合,介绍的信息应主要集中在龙门石窟的起源、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等方面。此外,译者还需在修辞上下功夫,以激起目标读者继续了解相关信息甚至到实地旅游的欲望。基于这些目的,笔者对原文进行了改译,改译后的译文如下。

改译文如下:

Longmen Grottoes—Treasure House of Ancient Buddhist Cave Art

Are you a fan of cave art?Do you feel like appreciating one of the most mysterious and magnificent ancient Buddhist cave art in the world?If the answers are“yes”,come to Longmen Grottoes—one of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s and discover it with 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its feature

Longmen Grottoes are located on both banks of the Yihe River,6 kilometers south of Luoyang,central China’s Henan province.They are famous for the numerous and various subjects and delicate carvings which embody amazing human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profound history.

Origin of the name

“Longmen”means“Dragon Gate”(“Dragon”has positive meaning and symbolizes power,dignity,success and luck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mountains where the grottoes are carved look like a gate,and when the Sui Dynasty emperor built his palace in Luoyang,it faced the mountain “gates”.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emperors are considered as the incarnation of“dragon”.This is why the grottoes got the name.

The reason of creating these grottoes

The carving work started in 493,when Emper-or Xiaowen(467-499)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386-557)moved his capital to Luoyang from Datong.At that time,Buddhism was spreading east into China and was venera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The Buddhists adopted the practice of carving rock temples dedicated to the Buddha.Therefore,the site includes about 1,350 caves,750 niches and 40 pagodas,which are filled with thousands of Buddhist statues.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of creating Longmen Grottoes was the impact of Buddhist culture at that time and the deep faith of the emperor in Buddhism.

What to appreciate?

Caves of the Longmen Grottoes are carved on the West and East Hills on both banks of the Yihe River.There are more than 50 large and mediumsized caves cut on the West Hill cliffs in the Northern Sui and Tang Dynasties(316-907);the caves on the East Hill cliffs are exclusively from the Tang Dynasty(618-907),particularly carved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devoted Buddhist Empress Wu Zetian(624-705).

The oldest and largest Longmen cave is Guyang Cave.This magnificent work was created because of Emperor Xiaowen.Many of his nobles,officials and religious dignitaries sponsored this project.On the main wall,there are three over-life-sized statues erected by the emperor.The Buddhist patriarch Sakyamuni is in the center,flanked by two bodhisattvas.

Huangfu is one of the best preserved of the major caves at Longmen.It was probably completed in 527.In front of the cave,a roof has been carved imitating wooden construction,with seven Buddhas inside the lintel.The main wall is decorated with seven larger than life-size statues.

Li Zhi(an emperor,628-683)of the Tang Dynasty cut Fengxian Cave on the southern floor of the West Hill.It is completed in 675 and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typical example of Tang Dynasty stone sculpture at Longmen.

Apart from some famous caves that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bove,there are so many other ones that can amaze you by the outstanding human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deep history.Why don’t you join in the fantastic journey of exploration with us?A cultural feast is waiting for you!

改译后的译文有538个单词,只有原文的三分之一多,译者删除了与龙门石窟主题相关性不大,西方受众可能不太感兴趣的魏碑体介绍、东山寺介绍、主观性评价等内容。重组后的译文信息量恰当,重点突出,逻辑清晰,可读性强,添加的小标题使译文脉络分明,展现了译者以目标读者的兴趣、需求和阅读习惯等为依归的思想,使其能更有效率地获取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此外,改译文在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增加了呼唤式的表述,运用设问和祈使句等使译文具有了感染力和号召力,体现了译文应有的呼唤功能。总之,改译文能体现译者的主体性,“人”的作用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得到彰显。

2.文化专有项英译不当

艾克西拉指出,在翻译蕴含历史文化信息的文化专有项时,译者常常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项[10]。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其灵魂所在,在翻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时,译者经常会遇到文化专有项。目前,文化专有项英译不当的现象比较普遍,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如有可能是译者对文化专有项理解有误,或是译者正确理解了文化专有项但是没有翻译正确,甚至是作者粗心大意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译者未充分发挥主体性,导致文化专有项英译不当。请看以下例子:

例1:花儿

译文:Hua’er

例2:九天玄女

译文:Jiu Tian Xuan Nü

例3:姊妹节

译文:Sister’s Day

文化专有项英译不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滥用音译法翻译专有名词,在翻译节庆、民俗活动、历史朝代和人物等蕴含历史文化信息的项目时未添加利于目标读者理解的解释等。如例1,“花儿”是少数民族民歌,流传于中国的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四省区,由于歌词中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例1采取了音译法来翻译此项目,未将其内涵译出,就算是中国人看到此译名都很难理解“花儿”到底为何,更不用说是外国人士了。建议采用意译法,将其改译为“Folk song that is popular in Gansu,Qinghai,Ningxia and Xinjiang provinces in China”,或者也可采用音译法加解释将其改译为“Folk song Hua’er”或“Hua’er—Folk song that prevails in Gansu,Qinghai,Ningxia and Xinjiang provinces in China”。例2也和例1类似,未将“九天玄女”的内涵译出,可采用音译法加解释将其改译为“Jiu Tian Xuan Nü—a legendary goddess in ancient times of China”。像例1、例2这样过度音译的做法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中十分普遍,这表明译者未体现出主体性,没有为目标读者考虑,不能让外国读者很好理解传递的文化信息,没有发挥文化桥梁的作用。例3中的“姊妹节”是中国苗族女性的重要节日,节日这天苗族青年男女会盛装出席,女性们都会吃用五颜六色糯米做成的“姊妹饭”,还会有斗牛、苗歌大赛、“游方”、跳芦笙等活动,此节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苗族未婚女子借此机会结识未来的恋人,有“东方情人节”之誉。译者采用直译法只将其表层意思译出,未体现出苗族此节日的特色和内涵。可将其改译为“Sister’s Day—a festival celebrated by the unmarried female youth who pursue love”。又如《龙门石窟》原译文中的几个中国历史朝代都没有添加利于目标读者理解的起止时间,而且将“龙门”直译为“Dragon Gate”而未对“dragon”作出说明,导致目标读者无法在“龙门”和“富贵吉祥”之间建立合理联系,甚至会让其产生误解。在翻译实践中,还有不少译者因不理解文化专有项的内涵而想当然地进行翻译,导致文化专有项翻译不当,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在遇到不理解的文化信息时,译者应发挥其主体性,在翻译前查询相关资料,咨询相关专家或原文作者,避免此类错误的发生。在传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时,译者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在尊重源语言文化的前提下,以目标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将文化信息传递给他们,以帮助其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译者须以提高译文的接受效果为最高原则,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应有的主体性,消除任何有可能影响译文最终传播效果的因素。

[1]贺艳,殷丽娜.“翻译”:将消逝的遗产带回当代——以圆明园为例 [J].中国文化遗产,2014 (4):70.

[2]杨雪莲.传播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以《今日中国》的英译为个案[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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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ilss,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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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德超,王克非.平行文本比较模式与旅游文本的英译[J].中国翻译,200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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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ixelá,Javier Franco.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A].Román'varez,M.Carmen-frica Vidal eds.Translation,Power,Subversion[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6:52.

(责任编辑安然)

H315.9

A

1008-6382(2016)01-0065-06

10.3969/j.issn.1008-6382.2016.01.011

2015-12-26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14年度研究项目“传播学视阈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英译研究”(Jy2014-007)。

谢柯(1980—),男,四川成都人,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李艺,重庆文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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